地下工作者 猶憶暗戰時潛伏在順德

小檔案

李株園（1917年-1993年），梅縣人。1931年回國，1946年由組織部派來到順德工作

盧志明，順德桂洲人，生於1926年

張晴，東莞人，生於1921年12月

胡慶昌(1910年-2011年)，桂洲人

胡寶新，桂洲人，胡慶昌兒子，生於1935年

今日是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日子。

我們翻開一本描述順德地下黨的書籍，這本小書，記錄了順德共產黨人的地下工作經歷。

盧志明，女，1926年出生，順德桂洲人。從13歲起，她就跟著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為了重溫那一段光輝歲月里，她和丈夫李株園，以及一起在順德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為這本書的出版奔走近一年。6月18日，家住廣州中山二路的她終於拿到了《李株園和順德的戰友們》這本不到60頁的小書。它，記錄著她和戰友們的紅色歲月。

南都記者走近依然健在的地下工作者，聽他們講述那段潛伏的歲月。這是一個潛伏在校園、鄉政府、縣政府的地下工作小分隊，為黨在順德開展工作傳遞信息、保駕護航。

「我的命都是共產黨給的，所以我要把過去珍貴的資料留下來，整理出來，留給下一代。我爭取活到看到共產黨一百歲的時候，這是我現在最大的願望。」

——— 現年85歲的盧志明

1 潛伏

盧志明：她和她的校園革命伴侶

從13歲跟著共產黨走，直到今天，盧志明從來沒有後悔過。她和丈夫李株園，可以用紅色革命伴侶來形容。作為地下工作者，他倆都有個體面的身份———盧志明在順德容桂一所小學做音樂老師，李株園依然是她的領導，任學校教導主任。

「共產黨大我5歲」，85歲的盧志明笑盈盈地說，從1938年-1940年，在順德桂洲藝宣隊貼大字報的盧志明被大家親切地喊做「細路女」。李株園當時是藝宣隊支部書記，年輕，留學回到祖國，有文化有人品，細路女不知不覺就放心暗許。朝夕相處幾年後，1944年18歲的盧志明嫁給李株園做新娘，從此相伴一生一世。

由於做的是地下工作，雖為夫妻，但是很多信息是彼此之間「不能說的秘密」。「黨組織是有規定的，要你知道的你才可以知道，不讓你知道的，你就不能知道」，盧志明說，當時就是憑藉這股信念，所以李株園在做什麼工作，從事哪些事情她從不過問太多。

相對於丈夫李株園，盧志明的工作簡單點，一般都是貼宣傳單張，白天夜裡都上街貼那些宣傳字報，有時候也送情報，「情報藏在頭髮的髮髻里，衛生紙里，包袱里，神台里……」「危險嗎？」南都記者問。「危險，但那個時候命都是共產黨給的，這點危險根本就不害怕。」盧志明回答。

2 織網

張晴：將大良地下黨人緊緊相連

如果說盧志明夫婦以校園掩飾革命身份做地下工作，那麼張晴成為大良鎮支部書記後，則是將大良的幾位地下工作者緊緊連在一起，組織起一張結實的地下網路。

6月26日下午，午休過後的張晴由小女兒張衛芳扶著，拄著拐杖端坐在客廳竹椅上，不說話，喝喝茶，時間長了就在客廳走動幾下，如今近90歲的他，與黨同歲，同時也是李株園在順德地下工作單線聯繫的重要聯繫人。

「我原名叫張旭明」，1947年，26歲的張旭明畢業於廣東法商學院，在校期間參加民主同盟學生運動，大學時候稱為「地下學聯」。畢業時張旭明成績排名學校第一，而國民黨要委派學校前三名學生去上海公司工作。「我當然不會去的」，從此，張旭明更名為張晴繼續做革命工作。

當時，張旭明大學好友鄧少民在中山三角鄉擔任地下黨支部書記，在鄧少民介紹下，1948年張晴前往其所在地中山藏身，並開始地下工作，掩護的身份是一名教師。

上大學之前，張晴已經結婚生子。他的妻子一直帶著孩子在東莞家鄉生活。談及此事，小女兒張衛芳為自己的母親打抱不平，「母親在世的時候總會對我們說，父親那時一點家庭觀念都沒有，全家在東莞，而父親也不知道在哪裡，幾年也見不到一次人。」

到順德後，張晴才給家人寫出第一封信：我身在澳門，具體地址我也不知道，以後有什麼事情再聯繫。寥寥數語，相當於給家人報告一聲，此人尚在，張晴說，寫這種信也是出於怕連累家人的考慮。

張晴到達順德容桂後表面上是當時容桂第一小學教務主任，私下做著黨接頭人工作，而這個時候每個月會有400斤米作為酬薪。2個月之後，根據組織安排，張晴脫產離開學校專門從事地下工作。

據《李株園和順德的戰友們》記載，1946年，順德武工隊全部奉命北上，本地黨員僅有一個何秋如，雙目失明，還被國名黨嚴密監視。張晴在彼時成為大良鎮支部書記。其時順德縣下分屬4個分區，除了大良鎮，還有南區(容奇、桂洲兩鎮)、西區(勒流、杏壇、龍江等地)、中區(大門、龍眼番村區、眾涌等地)。

3 借槍

胡慶昌：白皮紅心的鄉長

張晴第一次和胡慶昌接觸就是向這個鄉長借武器。當時張晴不知道胡慶昌已經為地下黨工作，而這種暴露身份地前去試探，「其實我後來想也是組織對我的一次考驗，有沒有這個膽量和白皮的人打交道。」

說起當時順德的地下工作，不得不提一個白皮紅心的鄉長。他就是胡慶昌，時任外村鄉(轄細滘、海尾、善坦三個村)的鄉長。雖然是國民黨政府的鄉長，但是他早在1947年秋便和其兄胡善祥(黨員)進行著保護外村鄉地下黨員活動，被稱為「白皮紅心的政權和武裝」。

張晴第一次和胡慶昌接觸就是向這個鄉長借武器。雙方當時均沒見過面，對對方底細一無所知，僅靠著組織說，去同某某聯繫。

「當時前面一個聯絡人跟我相隔有5米左右距離，我就跟著他後面走」，張晴回憶當時第一次去見胡慶昌，在一路跟著一邊提防周圍眼線的情況下，忽然這個聯絡員來到一扇大門前，用手朝裡面指了指，然後立刻消失不見，張晴知道，此次要聯繫的人就住在這裡。

張晴直接拍門進去，看見門口一個巨大的庭院中豎著一塊屏風，在屏風兩側各站著兩個人，其中有兩個背著卡賓槍，另外兩個背著快速機關槍，「當時那架勢還是很威武的」。

那次胡慶昌的兒子胡寶新也在場，胡寶新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見到張晴時，這個清瘦的俊朗青年拿著一把雨傘，穿著當時極為普通的大褂，「當時第一次見，他就說讓我去(中山)五貴山當游擊隊」，胡寶新笑稱。胡寶新說，那個時候家裡所有東西都拿去給地下黨，而父親當時每晚都要出去巡城。

「我就是去找胡慶昌借槍的」，張晴拿著組織的介紹信給胡慶昌看，胡慶昌很客氣，「好商量，坐坐，中午在這裡吃飯」。那頓午飯，張晴稱很豐盛，是當時吃得最好的一頓飯，在吃飯期間，張晴一邊吃一邊給胡慶昌講國民黨失敗的形勢，「你信上講的內容我已清楚，過幾天我會親自把你說的東西交給五貴山」，胡慶昌表態讓張晴安心回去。

回到家裡的張晴回憶白天跟胡慶昌見面的一幕，「這次去就像是在做戲一樣」，而到底胡慶昌會不會提供物資，張晴還是有些不確定。當時張晴不知道胡慶昌已經為地下黨工作，而這種暴露身份地前去試探，「其實我後來想也是組織對我的一次考驗，有沒有這個膽量和白皮的人打交道。」

光陰的故事

當年 他建起單線聯絡網

聯絡上胡慶昌之後，張晴在大良的工作開展得越來越順利，最後他順利建起了一個單線聯絡網。除了與李株園、胡慶昌聯絡，他還與地下工作者譚繼行聯絡，接收他提供的情報。

譚繼行當時在大良的國民黨政府做秘書，他也要通過張晴將信息轉給縣委。而每次充當張同譚聯繫的「使者」是譚8歲的兒子，「每次譚有什麼信息要帶給我，就讓他兒子送來，這個孩子也不知道自己送的東西是什麼」。

國民黨的縣政府在大良，「這個地方形勢很複雜，很難搞」，張晴說，當時有兩個交通員送情報，需要送給縣裡，縣裡交通員都不認識，而他需要和一個叫「七姑」的同志聯繫上。「七姑丈夫被日本人打死了，七姑要為自己丈夫報仇」，張晴說，王毅是當時在順德大良地下工作的另一個聯絡人，在他的帶領下，張晴來到縣城認識了在某處給人補衣服的七姑。

「我有一件衣服讓你補」，王毅對七姑說，七姑看著眼前兩個人，點點頭。王毅壓低聲音跟七姑說，「張晴是大良黨支部書記，以後他負責單線跟你聯繫」，從此，跟七姑這條線張晴接上，他開始負責把順德情況交給七姑，再由七姑交給聯絡員。

「做這個工作，明知道是危險的，畢竟如果讓國民黨抓到了是要殺頭的」，張晴說，當時在順德地下活動之初，大良除了他、王毅、王毅妻子、譚繼行，還有原順德縣委書記王近生及妻子梁笑君，雙目失明的何秋如。

現在　她要收集逝去的回憶

1993年，丈夫李株園因病去世，加上子女成年離家，獨居廣州的盧志明騰出一個小房間，把老伴李株園所有照片、書籍、材料、報道收集起來，分門別類歸納成冊，是她這幾年主要做的事情。

李株園手寫的文字，盧志明都親自用正楷重抄一遍，「我怕他的字潦草了，後面的孩子們看不清了」。其中有一段李株園閱讀順德黨史後寫下的讀後感：「順德黨史是順德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他們自己的實踐鬥爭，用他們的鮮血寫出來的，我們只不過是當年在他們當中的普通一員罷了，我們的責任就是擺正自己在過去歷史中的位置，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啊那個，如實反映出來，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寫的，這個觀點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好辦了。」

和盧志明交流時，她不停地重複，我現在過得很幸福，「我的命都是共產黨給的，所以我要把過去珍貴的資料留下來，整理出來，留給下一代，教育下一代，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我從13歲在宣傳隊寫標語，給老鄉宣傳黨的工作，直到今天依舊如此。我爭取活到看到共產黨一百歲的時候，」85歲的盧志明說，這是她現在最大的願望。

新中國成立前順德地下工作者參加第一屆黨代會人員名單

楊麗、黃雲耀、呂子良、盧志明、程淑英、梁筱君、甄碧瑞、黃毅、黎朝華、余民生、黃展平、梁子俊、廖季培、陳燕山、胡榮波、莫光甫、杜啟芝、鄭迪年、李思明、鄭明、李株園、黃靜生、何秋如，梁侶塘、黃桂殿、李洛文、黃健、林福(邵經倜)、陳勝、李程、梁棉、張晴、胡均、呂根、李株鏡、黃哲君、馮錫桓、譚繼行、李嘉

註：此文章有部分資料參照《李株園和順德的戰友們》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