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價值觀：重視鄉土敘事意義

從已經獲獎的作家中，我發現諾貝爾文學獎往往堅持四點價值觀，當然，諾獎的評獎標準還有很多，我說的四點，可能是比較明顯的，至少中國作家要獲獎，沒有批判精神，不用現代手法，就幾乎沒有可能——這兩點尤為重要。by－謝有順

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觀之二：重視鄉土敘事的意義

文 / 謝有順

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觀中，除了要有批判現實的精神，還要重視鄉土敘事的意義。

鄉土代表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基本經驗，尤其是在中國，離開了鄉土，你就無從辨識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中國都市的發展，更多是重複、模仿發達國家所走過的路程，並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因此，二十世紀來比較有成就的中國小說家，幾乎都有鄉鎮生活的背景，最令人難忘的作品，也多半是寫鄉土的。諾獎所關注的別國的作家，很多也是從鄉土背景出發進行寫作的。在給莫言的頒獎詞里所提到的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寫的也是鄉土記憶——他們可能是影響莫言最深的兩個外國作家。莫言自己回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的一個下午，下大雪，他從同學那裡借到了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讀了之後，就大著膽子寫下了「高密東北鄉」這幾個字。福克納說自己一生都在寫那個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莫言顯然受此啟發，也想在中國文學版圖上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學故鄉。他一九八五年發表的《白狗鞦韆架》和《秋水》，最早使用高密東北鄉這個地名。儘管後來莫言說自己並不喜歡《喧嘩與騷動》這書，而只喜歡福克納這個人，但這並不影響福克納對他的文學地理學的建構所起的決定性的作用。莫言似乎更喜歡《百年孤獨》，他說自己「讀了一頁便激動得站起來像只野獸一樣在房子里轉來轉去，心裡滿是遺憾，恨不得早生二十年」，他沒想到那些在農村到處都是的東西也能寫成小說，「這徹底粉碎了我舊有的文學觀念」。馬爾克斯本人也有這樣的經歷，他說自己第一次讀到卡夫卡的《變形記》時，才知道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

我相信對高密東北鄉的發現，包括因福克納、馬爾克斯的影響而對傳統的線性敘事時間的突圍，徹底解放了莫言的想像力。莫言找到了自己和故鄉之間的精神通道，那個儲藏著他青少年時期全部記憶和經驗的故鄉，他終於知道該如何回去，又該如何走近它、表現它了。莫言曾把自己的故鄉用了一個非常重的詞來形容，叫「血地」，這是母親養育自己並為此流過血的地方，任何人，都無法擺脫故鄉對他的影響、感召和塑造。「故鄉留給我的印象，是我小說的魂魄，故鄉的土地與河流、莊稼與樹木、飛禽與走獸、神話與傳說、妖魔和鬼怪、恩人與仇人，都是我小說的內容。」（莫言：《故鄉往事》）

要想在文學史上留下印記，作家就必須創造出屬於他的文學王國，要找到他自己的寫作根據地。莫言是比較早有這種寫作自覺的人。沒有地方性記憶，也就談不上有自己的寫作風格。魯迅的未庄、魯鎮，沈從文的邊城，賈平凹的商州，張承志的西海固，韓少功的馬橋，蘇童的香椿樹街，史鐵生的地壇，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既和地理意義上的故鄉有關，也是源於虛構和想像的精神故鄉。在這樣的文學王國里，作家就像國王，想叫誰哭就叫誰哭，想叫誰餓就叫誰餓，想叫誰死就叫誰死，甚至連一根紅蘿蔔、一片紅高粱，都可以被他寫進文學史，這就是文學的權力。

這種寫作根據地的建立，我相信是莫言寫作風格化的重要路標。他要把自己的故鄉寫成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應該說，他的努力今天已見成效。哲學家牟宗三說，「真正的人才從鄉間出」（《周易哲學演講錄》），這個說法意味深長，至少它對於文學寫作而言，還是有道理的。鄉土是中國文化的土壤，內里也藏著中國的倫理，以及中國人如何堅韌地活著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往往最為諾獎評委們所關注和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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