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門外的孩子——蔣孝嚴自述（1）

自序：為父親而寫　　這本書得以問世，和美國兩大報的資深記者有關。一位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駐亞洲地區主任布瑞薛（Keith Bradsher），另一位是《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駐亞洲地區主任德密克（Barbara Demick），他們分別於二○○二年底及二○○叄年初來台，對我進行專訪。　　我和他們素昧平生，只因我從二○○二年下半年起，以「立法委員」身份推動「春節台商包機」，前往北京多次，幾經斡旋，終能協商成功，突破兩岸五十年的僵局，引起國際媒體關注，CNN駐亞洲資深記者齊邁可（Mike Chinoy）亦曾專程到台北進行訪問。《紐約時報》更對我在二○○○年八月及二○○一年四月，專程攜眷到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鎮和廣西桂林市，分別祭祖和掃墓的行蹤，有濃厚興趣，於是與我辦公室聯繫，要求面訪。德密克旋從香港來台兩趟，和我做了叄次深談，並派該報專業攝影師，極度審慎地由我陪同到桃園頭寮經國先生陵寢照了許多照片。　　該報於二○○叄年元月十一日，在A四版以極大篇幅做人物報道，標題很醒目：「TAIWAN LAWMAKERS SKILL MAY BE HEREDITARY」。當天台北時間清晨五點多，《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一見到該篇報道，就打電話來，把我從夢中驚醒，非常興奮地跟我說：「孝嚴兄，不得了，《紐約時報》以如此顯的版面和篇幅，並且以專題方式報道老兄，這是幾百萬都買不到的。台灣政治人物當中，你還是第一人！」　　一筆一划出於己手　　《洛杉磯時報》見到《紐約磯時報》的專訪後，至為重視，於是指派德密克來台。由於當時大陸SARS橫行，她只得自香港繞道漢城來台，和我做更深入的多次訪談。同年六月二十日她以「A Taiwanese Scions Story Is Full Of Twists」為題，在該報頭版新聞版面，長篇報道了我奇特的身世。在採訪過程中，她跟我說，美國人對我這類活生生、傳奇性的遭遇，不僅會同情而且會著迷；她還和洛杉磯好萊塢幾位有名的導演好友，提過我的故事，都認為是非常好的電影素材。她建議我多花些時間自己來寫書，她說：「這比從政做到總統都還重要！」德密克女士的一番話，讓我陷入沉思。看到她的報道之後，我便認真而嚴肅地擬定了親自撰稿出書的計劃。　　花了叄年多的時間，我慎重地把這本書寫好。它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手。我是利用公餘之暇和「立法院」休會期間來執筆。二○○二年二月進到「立法院」後，我發覺「立法委員」的作息時間相當有彈性，和以前在「外交部」擔任部次長時，那種壓得透不過氣的日程相較，截然不同，好像突然多出不少屬於自己可以掌握的時間。從前就有寫書的凳想，一直苦於無暇，現在像是一顆種子，見到一片肥沃的土壤，只要放在裡面，一定會萌芽而結出果實來。美倫也鼓勵我把自己不一樣的成長過程做成記錄。我理出好多本日記和重要的剪報與書籍，逐一翻閱之後，初步勾勒出了一個大綱；但真正投入撰寫工作，是在二○○二年底和二○○叄年初，接受前面兩位美國記者訪問之後的事。　　走過認祖歸宗之路　　在寫作過程中，我也想到過，這本書對蔣家會不會有什麽負面影響？這當然不是我所願見，但忠於事實的陳述，又是我寫書的最低要求和原則，我只能要求自己忠實，不能要求所有人客觀，就像畫家嘔心瀝血地畫出一幅美極了的旭日東升圖，但看畫的人，由於主觀意念，可以很合理地把它當作夕陽西下來欣賞。《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的兩篇報道，對蔣家沒有一個字批評，是我最欣慰的地方，也讓我相信，這本書在整體上，對蔣家會是好的。　　在寫到和孝慈一起走過的艱困歲月及母親遇害的片段時，曾無法止住淚水而數度停筆。我原本考慮過省略掉母親非自然死亡的篇章，但整件事情追到後來，我發現它和父親經國先生無涉，也與祖父「老總統」無關，我反而覺得更應當據實地把它公開出來，才能使父、祖不再因為這件懸案被毫無根據地臆測污名化。也許會有人不同意我所做的論斷，但只要有人拿得出直接的反證，我會虛心地接受，並且以感激的心交由社會公評。　　我確信母親是為了守住一份屬於她生命全部的崇高愛情而喪生，且前因後果的輪廓在我心中早已有數，但我已無復仇的怒火。事隔六十個寒暑，當年時空背景迥然不同，加以當時政治、社會價值觀的錯亂，我早已學會用寬恕之心來看待。　　社會上對我和父親經國先生、祖父母以及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之間的關係和來往，有各自認定的版本和談論，但缺少完整真實的全貌。我從當事人的角度，把我所經過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做誠實的記錄，對外界想要知道實情的，會有幫助。只是在寫作過程當中，如何下筆切入，用單獨個別的敘述？或合併式的綜論？我的確花了不少時間，才整理出現在的篇章架凳，讓人能夠一目了然，並且容易翻閱。　　一個人要走過「認祖、歸宗」的道路，才能確立自己的身份，已屬極度不幸；在路途當中，還要飽受歧視和打壓，才真正激發人們的不平和同情。前面提到的美國兩位記者相信，這是為什麽讀者會對此故事產生強烈反響的緣故。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從母姓時，確有強烈被羞辱感；要爭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夢裡求。當我決心要讓此夢成真，我知道，付出大的代價是必須的，而整個過程的崎嶇和波折，便成了我這本書的軸線之一。在這一部分，我設法把心路歷程和內心世界做一解析，對我的動機、堅持和周延的設想也做了說明。　　許多人對孝慈和我都能從卑微的出身 「私生子」是夠卑微的了，最後卻也勉能晉身所謂「功成名就」之列，均投以奇異眼光，並竊竊私語，「蔣家餘蔭」是否是他們成功的關鍵？關於這一點，我也做了反省。　　獻給父親經國先生　　從提筆寫下這本書的第一個字開始，到點下最後一頁的標點符號，一路上，父親經國先生的影子一直在我腦中、在我眼前、在我身旁。多處我提到他，他是給我生命的父親，也是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慾的人，我不會因為他不是神，而減弱了我對他的愛和崇拜。許許多多的事情，就只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我才奮力而為。在我內心最最深處，我知道，也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我才會寫這本書。　　爸爸，我愛您！　　二○○六年五月　　目 錄　　連戰先生序　　錢復先生序　　王金平先生序　　錢復先生序　　自序：為父親而寫　　蔣家門外　　第一章 遙遙歸宗路·哀哀赤子心 1　　第二章 凄涼身世淚·澆灌上進心 30　　第三章 女婿是經國·岳母苦一生 37　　第四章 母親的悲苦·堅貞的愛情 52　　遺孤遣懷　　第五章 苦命同林鳥·孝慈折磨深 69　　第六章 同父異母緣·手足情意深 85　　第七章 祖父崩逝後·我奔喪兼程 111　　第八章 親切蔣夫人·早悉桂林城 121　　第九章 夢裡喚父親·夢醒淚涔涔 137　　逆流向上　　第十章 父親猝然逝·榻邊冷清清 151　　第十一章 棲台北「政壇」·嘆冷暖假真 155　　第十二章 轉戰「立法院」·橋接兩岸情 180　　附錄　　蔣孝嚴詩選　　章孝慈文存　　書評：一本為父親而寫的書　　他的祖父是蔣介石，父親是蔣經國，而母親章亞若卻死於非命，他和孿生兄弟章孝慈駐足在蔣家門外達半個世紀之久……蔣孝嚴奇特的身世曾引起了世人的好奇和各種猜測，美國兩大著名報紙《紐約時報 》、《洛杉磯時報》 都曾以顯著篇幅進行了長篇報道。加以國內外其他媒體對他父母戀情、他母親離奇死亡、他和章孝慈這對孿生兄弟生活經歷的各種版本的敘述，使得他及他母親似乎始終被一層神秘的面紗所籠罩，而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不少穿鑿附會的書籍和文章大量湧現，使事情的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今天，蔣孝嚴先生歷時三年，用流暢的筆觸、細膩的情感，寫成了《蔣家門外的孩子 》一書。在書中，他親筆一字一句地將他饒富傳奇的大半生，作了一個真實、完整的陳述，這是目前能讀到的最權威的版本。蔣孝嚴表示，他要以虔敬的心用這本書告慰父母的在天之靈。　　在書中，作者深情地回憶了他和章孝慈早年充滿艱辛的成長歲月、追憶了父親蔣經國先生和母親章亞若女士的深沉而熾烈的情感、記錄了他充滿崎嶇和波折的認祖歸宗之路以及獨力打拚的從政經歷。　　他還披露了他與蔣家的恩怨糾葛及與同父異母兄弟孝武、孝章等人的手足情深等內容。書中許多內幕首次由當事人自己披露，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史料價值。　　「是父親手下的親信殺害了母親！」　　對於其母章亞若在桂林神秘猝死的真相，蔣孝嚴在書中有相當具歷史價值的陳述：「我確定母親是被謀害的，主謀就在贛州『專員公署』，父親身邊的人，且深受經國先生器重和絕對的信任。」蔣孝嚴形容自己，道出這句話時沒有怨恨，彷彿內心長期受禁錮的枷鎖突然鬆脫，更能帶著寬容與原諒的心情看待這件事。蔣孝嚴表示，為了了解母親如謎一般的死因，他長期以來做了認真仔細的搜尋與訪查，大舅媽紀琛、外婆周錦華，以及諸多親戚和相關當事人都曾透露給他許多線索，經他不斷查證當事人的說法，結果幾乎全部吻合，「案發後蔣經國在贛州身邊的親信黃中美、高理文、桂昌德等均被調離，擔任閑職。」 他懷疑當年母親的密友桂輝（桂昌德）曾參與殺害母親的陰謀，並堅信此事和他的父親蔣經國、祖父蔣介石無關。他確信母親是為了守住一份屬於她生命全部的愛情而喪生，但事隔六十年，他心中復仇的怒火已經熄滅。　　走過崎嶇歸宗路　　蔣孝嚴在書中還講述了自己從「章孝嚴」到「蔣孝嚴」、從「蔣家門外的孩子」到認祖歸宗的坎坷經歷。蔣孝嚴認為此書取名為《蔣家門外的孩子》實在非常貼切，因為一個孩子在家門外駐足，無法進門，是很悲哀的事，而他卻在蔣家門外一站就是60多年，光敲門就花了46年。　　蔣孝嚴兄弟倆在外祖母的撫養下艱辛成長，體驗過饑寒交迫的坎坷人生，但最讓他受折磨的是無法認祖歸宗。他說，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從母姓時，確有強烈的被羞辱感，要爭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夢裡追求。一個人要走過「認祖、歸宗」的道路才能確立自己的身份，已屬極度不幸，在路途當中，還要飽受歧視和打壓，內心更備受煎熬。　　但經過65年的等待、折磨、苦澀和沉默，蔣孝嚴終於憑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跨入了蔣家大門。那一刻，蔣孝嚴想必是完成了母親最大的心愿，撫平了父親最大的心痛。　　正如蔣孝嚴先生自己所說的：「每一頁都有血，每一字都是淚！」作者在書中傾注了很多情感。從章孝嚴到蔣孝嚴，這個「蔣家門外的孩子」有太多話要說：「一個感人的故事，未必是真實的，但一個真實的故事，當事人在書桌前自述時，必會受到感動。」蔣孝嚴花了3年時間 ，寫下了屬於他自己的故事。他說，在寫作過程中，他經常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沉思許久，直到妻子呼喚他，他才從回憶中回到現實。他內心的掙扎與煎熬，其實已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正因為作者是用淚水、用真情在寫作，相信每一位閱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為書中的點點滴滴而動容甚或落淚！　　蔣孝嚴在書中還提到了2000年他擔任國民黨秘書長，李登輝和宋楚瑜不和，前者低估對手，後者誤判情勢，導致國民黨內鬥及「連宋配」破局等內幕。　　第一章 遙遙歸宗路·哀哀赤子心　　江西南昌的章家和浙江奉化的蔣家，原先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不會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　　從小到大，心中的蔣家就是那麽高不可攀，怎麽樣都和它沾不上邊。它主宰過全中國的命運，在國際上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章家書香門第，卻是尋常人家，每天掙活求溫飽，從未奢求聞達；數代以還均與國事無涉，幾與世事無爭，只想在恬靜中過活。日軍侵華的戰亂，章家開始東躲西藏、四處逃難。一九叄九年為避戰禍，從南昌老家輾轉南遷，到了相距五百公里之遙的贛州。　　從未想到，章家一位纖弱的女子，會和蔣家第二代中的翹楚，不期而遇。他從蘇聯回國不久，雄心萬丈地選定贛州作為培植政治勢力和班底的根據地，既練兵又組訓，勵精圖治，並打出響亮口號，要把它建設成全國的楷模 ；一夕之間，風起雲湧，成了各地青年崇拜的偶像，各省前來投靠的精英絡繹於途。　　就在這個歷史的偶然里，先母隨家人遷徙到完全陌生的小城，意外地與一位英雄似的人物，編織起凄迷的愛情故事。蔣家和章家日後千絲萬縷的糾葛，於焉開始。　　從贛州到桂林，先父母共度兩年多的美好時光，和其他年輕戀人一樣，有對愛情的憧憬，也遇到現實生活中的難題和挫折，有歡笑有淚水，也有互訴衷情、私訂終生的山盟海誓。　　蔣章之戀覓結局　　當身世不再是秘密，相關資料也逐漸散見兩岸報道時，我決定設法去了解更多，尤其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間先父母的交往情況，就算是偶爾風聞到一些蛛絲馬跡，或是有人轉述的傳聞，我都側耳傾聽記錄下來。　　經國先生一九八八年過世後，我搜集到類似以「蔣經國與章亞若」為名的書刊甚多， 及數十篇的記述文章，但是，有關贛州部分的描述，則多屬重複轉載或抄襲居多。雖然有價值的「新資料」有限，但仍有助於以抽絲剝繭和去蕪存菁、相互對比的方式，清理出若干問題的脈絡和細節。　　整個贛州故事的過程和內容，知道最清楚的只有一個人 王升。他曾以長輩身份代替父親照顧過我們，對於六十年前的往事，他是分次向我們斷斷續續地敘述，在若干關鍵點上，卻又刻意保持模糊。在他一九九叄年出版，由別人代筆的回憶錄《王升與國民黨》中，強調他如何受到經國先生的感召，從贛南鄉下趕往贛州去投靠，並深受器重而不次拔擢，有知遇之恩等等。他追憶了無數在贛州的工作細節，但令我不解的是，卻隻字未提及先母，他們不僅是青干班的同班同學，且頗有私誼，坊間甚至盛傳，先父和先母相識，他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一次王升很誠懇地向我和孝慈描述他所認識的先母，他說先母「美麗大方，氣質不凡，工作積極，熱心助人，毛筆字瀟洒有力，抗日愛國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傷患工作；領導力強，頗有男子氣概，學習能力高，記憶力出眾，平劇只要聽過幾遍，即可上口清唱。當時是班上的靈魂人物，同學們均以『大姐』稱之。」有一天他還特彆強調，先父母是「真心相愛」，約定要「永相守」。既然王升對先母認識甚深並有私交，在回憶錄里卻隻字不提，顯得極不自然。　　先母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遺言。四十六個年頭之後，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叄日下午，經國先生也是在一種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大量吐血後宣告不治，也未及交代後事。我在想，他們臨終彌留那一刻，是不是都還同樣惦念著那個相互約定但未能遂的心愿負責任地要兩個孩子早日歸宗？　　「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　　「孝嚴、孝慈要不要回到蔣家？」「孝嚴、孝慈能不能回到蔣家？」過去幾十年在台灣社會裡，確實引起了許多人的關心和好奇。不少人是發自內心的關切，也有的只是抱持看戲的心態。　　「能不能回到蔣家？」我很早就認定，若無主動作為，這個問題將永遠不會有結果！經國先生過世後，蔣家裡面就更不會有人為這件事採取行動了！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數十年來，章家大小有多數的時間，過的是一種「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從來不敢張揚自己的身世。還記得在念初中時，聽到二舅和外婆多次當面否認別人好奇的詢問：「這對雙胞胎是不是蔣家的骨肉？」他們回以極不自然的笑容，卻明確地說：「不是，不是，……不要亂講。」我不懂這些對話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掛在他們臉上那種尷尬的表情。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們實情之後，還要我們把它藏在心裡，不要對外走漏，她真的擔心會進一步惹來殺身之禍。連自己的父親是誰都不敢承認，對血氣方剛的青年來說，是何等的痛苦；這種內心長期的煎熬，絕不是蔣家其他成員所能體會於萬一的。　　章家在新竹之所以過得那麽困頓，當然是有人為了要保誘經國先生及蔣家的聲譽，使得章家大小無辜地做出了犧牲。經國先生一定交代過王升要妥善照顧遠在新竹的章家，最初幾年，王升確實盡了力，也辦到了，但後來由於王升和二舅舅沒相處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難以置信的窘境。王升不會也不敢向經國先生報告那種窮困的實情，經國先生還以為他兩個在新竹的孩子一直過著無憂無缺的生活；他更可能誤以為，孝嚴、孝慈從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誰，所以也從未影響到心靈的平靜。有許多事，他確實被部屬隱瞞住了。　　新竹的苦日子只是其中之一。當我和孝慈成年後，王升告訴我們，他叄不五時都會將近況向父親報告。但王升一定未曾告訴父親，我們念中學時就曉得自己身世，以及因它而帶來心理上難調適的痛苦。設若父親早就知道，我們十六七歲就揭開了這個 密，而渴切盼望著父愛，他應當不忍心在我們各自成家之後還不安排會面。　　為母親討回公道　　在我們考慮「要不要回到蔣家」時，多少有些情緒和意氣的成分。一九九二年，孝勇可能因為健康惡化，也可能因為經國先生過世對他打擊太大，突然發覺自己置身在一個全然不同的政治環境，不再有一呼百諾的能耐，在心理上不易調整，加上我和孝慈不僅未受影響，反而各有長進，所以對我們「認祖歸宗」之事，一反幾年前的正面態度，竟向媒體說叄道四，令我和孝慈有無比的難堪和委屈，也激發了內心的反彈與不滿，更讓我們不能接受關於「回蔣家」這件事，可以由某一個特定的人或少數人不以事實為根據，而只依情緒來論斷。受到這種外來的刺激，「回蔣家」反而成為我和孝慈生命中必須的堅持。尤其想到先母在蔣家的身份未明，為了討回一點起碼的公道，成了為母親盡孝的一份責任和使命。　　針對蔣家少數人排斥性的談話，我和孝慈去看過王升，並且抱怨說：「我們向來沒有求過蔣家什麽，今天經由各自的努力，一個是大學校長，一個是『內閣』閣員，在任何家庭裡面，都算得上是爭氣的孩子，為什麽只是為了母親，想要還原本姓，卻要受這麽多的屈辱？」　　王升只有委婉安慰我們：「不必去理會這些，你們還是要在已經打好的基礎上，繼續走自己的路。你們是蔣家之後，任何人都改變不了它，也阻擋不了。」隔了兩天，我也為這件事去看過《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董事長，他直截了當地說：「你去和蔣家少數幾個人計較什麽？只有蔣家欠你們，你們又沒有辜負蔣家，老天會還給你們一個公道的。」　　對於要不要「歸宗」，社會上儘管因思考角度不同，會有些微差異的看法，但是，對章孝嚴和章孝慈是經國先生之後的認定與接受，則無二致，毫不懷疑。當我和孝慈體察到這層障礙居然來自蔣家本身，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做過掙扎，尤其體認到其中許多能否成事的因素不在我們掌控之中時，只能無奈地說：「對歸宗的事，我們不急，一切順其自然。」事實上，不是不急，只因為我們一點把握都沒有。只要想到先母未能如願地在生前走進蔣家門就含冤九泉，為人子的卻還要對外說出不急著歸宗，我們的心就在滴血。　　對子孫的交代　　隨著經國先生的過世，蔣夫人隱居美國，蔣氏家族在台灣政壇上的影響日益式微。蔣家第叄代的壯丁，也在十年里急速凋零。在蔣家當權之時，我和孝慈都必須隱藏在暗處，從未與至高的權力和榮華富貴沾過邊。　　蔣家不再當權後，我們反而覺得應當是回到蔣家的時候，不是去問蔣家還能給我們什麽，而是問我們能繼續給蔣家什麽。其他的暫且不說，就只要平順地處理好上一代留下來的難題，應當就是為先人做了一樁重要的事。　　就如外界所說，發生在蔣家叄代當中的各種故事多到不可勝書，其中更有不少的羅生門，一直以訛傳訛地流傳著。如果我對「蔣章之戀」，都不設法將它一層層不必要的神 外紗揭開，或者畏首畏尾而不去面對現實、還原真相，先父母的故事就會隨著時光的流逝和相關當事人的一一作古，加上好事之徒的繪聲繪影或刻意扭曲，註定又會成為掉進黑洞里的另一件「羅生門」，有關實情將永難重見天日。　　這個不幸的故事是由上一代起的頭，在我還有能力影響到它後續發展的情節時，怎可逃避而不儘力讓它能有相對圓滿的收尾和結局！不要讓它的破壞性，偏差地再延續到後代子孫。我們已經十分無辜地忍受了一輩子，我的下一代，沒有任何理由，還要承接這種無比的殘害；還有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也有責任讓他們所面對的，將不再是前人恩怨所污染的一個環境。當我的子女被問到自己家族問題時，會很自然且不再有糾纏我一生的畏縮，能很驕傲地說：「我們是浙江奉化蔣家的後代。是父親把我們帶回到蔣家的！」　　不論站在母親的角度、父親的立場，還是出於對子孫的交代，我別無選擇，只有承擔一切，排除萬難，去走完這條十分崎嶇的道路。　　祭拜祠堂先認祖　　台灣的蔣家，從來沒有對我和孝慈開啟過回家的大門，但是，在大陸家鄉奉化溪口的蔣氏族長，卻為我們敞開了一扇窗。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經國先生過世九年之後，我時任「外交部長」，意外接到浙江奉化溪口叄位蔣家族長蔣中偉、蔣寶祥及蔣嘉富的聯名信函，誠摯邀請我帶妻小去蔣家祠堂祭祖。信中強調，要認祖歸宗便要先來祭祖。以當時我擔任「部長」職務，要前往大陸，幾不可能，因為台灣有不準政務官進入大陸的規定，而且嚴格執行。所以，那封信便被我鎖進抽屜，不僅沒有復函，連美倫我都未曾提及。　　二○○○年叄月十八日台灣「大選」，民進黨獲勝。五月二十日國民黨交出「政權」，對在台灣「執政」五十年之久的國民黨而言，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後，我和許多所謂「前朝要員」一樣，將離開「政府」，回到民間。　　自從一九六八年二十六歲通過「外交領事人員特考」進入「外交部」服務，到二○○○年五月二十日離開「政府」崗位，出任公職轉眼共叄十二個寒暑。在這叄十二年的歲月，回頭細數所經歷的黨政職務，項數之多，在島內鮮有人能超過，依照派令先後次序包括了：「外交部」薦任科員、「駐美大使館」叄等秘書、二等秘書、「外交部北美司」科長、「外交部」專門委員、「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副秘書長、秘書長、「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長、司長、「外交部」常務次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主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外交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總統府」 秘書長、「總統府」資政等，多達十九項，若加上「民選國大代表」，一共有二十項之多，其中確有屬「黨政高層要職」在內。　　二○○○年我辦理退職時才五十八歲，以這個年齡若就「告老返鄉」、「安享餘年」，未免太早了！我不會允許自己這麽做，面對新的未來，我勇敢而堅毅地做出了第二個生涯規劃。　　老和尚的預言　　我回憶起一件很詭異的往事。在省立中壢中學讀初中二年級時，也就是一九五叄年的四、五月間，那時我和孝慈每天在新竹和中壢之間乘火車通勤。　　有天放學，從中壢坐火車回到新竹，在步行回家途中，經過東門市場旁邊的「東寧宮」，在這間香火鼎盛的廟門口，有一位看起來真是仙風道骨的老和尚，擺了一張算命看相的小攤子，我們無聊又好奇地走近攤位，想看看到底在搞什麽。那位老和尚，我記得是河北籍的，對他，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穿著一身白色道袍，腳上踏著一雙黑色布鞋，個頭和長相都很神似現在頗有名氣的星雲法師；他滿面紅光，神采奕奕，還蓄著一把銀白鬍須，看來多了一份神氣。老和尚對我們兩兄弟端詳了一下，很熱絡地笑著說：「你們相貌不凡，要不要看看？」孝慈說：「我們沒帶錢。」老和尚說：「不要緊，讓我替你們看看，我正好閑著沒事，不收你們錢。來，把手伸過來。」　　他先握住我的左手翻來覆去，看了幾眼，然後，要我把手伸直，用一根竹尺量了兩下，再細看手紋還念念有詞。他聲音宏亮地對我說了幾句話：「你的命很好，你會做很大的官，但是要防小人。你年少時很坎坷，你的夫妻、子女緣都很厚。你做了官以後，還會參加選舉……你的父母、兄弟緣很薄，你一生中會遇到很多貴人……」孝慈則不肯把手伸出去讓他看，所以也沒對他說什麽。他看出我們是學生，還鼓勵我們說：「好好念書，你們一定會出頭的。」他那中氣十足的聲音和那白鬍須，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像是昨天才發生似的。　　他所說「你會先做官，然後還會參加競選」這句話，當時我完全不懂，現在想起來倒真令人訝異。一九五○年代初期，台灣才剛開始實施「地方自治」，基層選舉也才萌芽，一個和尚怎麽會對一個剛念初中的孩子說出有一天他會參加選舉的話來？很難理解。老和尚還進一步說是在當官之後，才要去選舉，叫我百思不解。他又怎麽知道台灣以後會有很多選舉？幾十年後台灣的民主又會是什麽樣？五十個年頭之後，一九九五年我被國民黨指派到新竹市參選「國大」代表時，才悟出他當時何所指。二○○一年和二○○四年我又分別在台北市南、北兩區參選「立法委員」，均高票當選，更豁然領會到那位老和尚的玄機和功力，「看相」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在。　　直接接受民意挑戰　　一九九四年我從「外交部」政務次長，調升為「僑委會」委員長的第二年，遇到一九九五年「國民代表大會」改選。國民黨大肆鼓吹提名政務官參選，一方面想提升國民黨和「國大」的整體形象，另一方面要讓政務官有選舉的歷練，同時去多搶下幾席「國代」的席次，所以在文宣上，把政務官的參選做為主打重點。根據規定，「國大」代表可以同時出任官員，「內閣」閣員若選上「國代」還可以續留原職。於是中央黨部極力勸進年輕、形象好的政務官出馬，但是到最後，卻只有我和胡志強跳出來，我在新竹市，他在台中市；其他好幾位頗為叫好的政務官，包括趙守博、王志剛、張昌邦等，都沒有被黨部說服去參選。就如外界預期一樣，我和胡志強均輕易獲勝。　　新竹老和尚所說的話沒錯，我真的在「入閣」之後，身不由己地參加了選舉。　　一九九六年叄月二十叄日「國代選舉」開票當天，在新竹市有實力的五位候選人當中，我拔得頭籌；在十七萬多張有效選票中我獲得近七萬票，比第二名民進黨當選人蔡仁堅的叄萬多票，快要多出一倍，較第叄名呂學樟的兩萬票多出叄倍多，得票率高達百分之叄十八點九七，為多席次「選舉」所罕見，為全省各縣市當選人之冠。當夜開票後，無數的群眾擁進競選總部道賀，擠得水 不通。　　這是我第一次體嘗到擁抱群眾的快樂。這是首次不需取決於長官的好惡或取捨，經由自己實力的展現和選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實，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個公職的布達，是截然不同的。經過這項激烈選戰，我對民主的體認格外深刻。　　第二次參加「民意代表」的選舉，是在七年之後，二○○一年的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　　拒當綠朝新貴　　二○○○年「叄一八總統大選」國民黨失敗後，我內心很清楚，即將離開公職。該如何在往後的歲月里繼續奮鬥，讓我跌入了深思和長考。四月中旬接連幾天在書房整理資料時，不經意翻出已塵封數年的那封來自奉化溪口蔣家祠堂族長們的邀請函，再次細讀，耳邊像是聽到了一個聲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職務後，身份變得單純，就可以前往大陸祭祖了，這是一個宿願得償的好時機！」　　很少人知道二○○○年大選後，我曾有機會進到「新政府」任職，卻被我婉謝了。那是在「五二○」李登輝卸任前，他辦公室的主任蘇志誠來電詢問我有無意願到海外出任「大使」或「代表」？當時有幾個大國的人選均未派定，我可以挑選一個，決定後告訴他並由「新政府」派任等語。當時李登輝和阿扁關係至佳，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我立即謝絕了他的傳話和建議。因為我無法說服自己跳到民進黨「政府」內擔任「特任官」，我反對該黨追求「台灣獨立」的思維和它以創建「台灣共和國」為目標的黨綱。「駐外使節」就是代表「元首」，等於是他的分身，理念相左，怎麽可能去執行任務？　　參選「立委」繼續打拚　　由於參選過「國大」代表，又擔任過黨 書長，操盤過無數次的大小選舉，對於選舉我不僅有心得，也一直有濃厚的興趣。二○○一年底就有「立法委員」與各省轄縣市長的選舉，我的政治直覺告訴自己，在國民黨不再「執政」的新環境中，要在政壇上繼續有所作為，唯有參選一途。　　我和新竹市的淵源很深，不僅從小在那裡長大，連外婆的骨灰也供奉在市郊青草湖的靈隱寺。我和孝慈在台北有了自己家庭後，每年清明節都會帶妻小前去燒香祭拜。在參選新竹市「國大」代表過程中，更與當地政商領袖建立起堅實、良好的關係。二○○○年四月初，我和美倫像往年一樣，前往青草湖掃墓，順道和幾位當地頗具分量的熟朋友敘舊，其中曾在「國代」選舉時大力支持我的好友呂柏鏞，就建議我隔年到新竹市來選市長，舉出許多理由，認為一定勝選。事後我和美倫商量，可以作為規劃的選項。由於我客家話講得很地道，那段時間也有居住在湖口和新埔的客家鄉親，當面要我參選新竹縣長。新竹縣議會主 周清志，有次在他家餐敘時，還邀了幾位新竹政界人士到場，也都直接勸我選縣長，我只笑笑謝謝他們的好意。　　「五二○」後，參選公職之心已定，只剩下「選項」問題。我是極端的審慎，不僅曾向王升、錢復、丁懋時、秦孝儀等前輩討教，甚至星雲和聖嚴兩位大師我也去拜訪請教過。他們各有看法，但鼓勵我參加選舉則頗一致。最後，讓我選擇參選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還是幾位媒體界的老友在餐會上給我的分析膘祜。　　那年七月，我邀了幾位熟識且有交情的新聞界老朋友，包括江春男、王健壯、徐璐、陳浩、廖福順等人餐敘，在請教他們意見時，眾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建議我選「立委」，而不要選縣長或市長，若是直轄市長則另當別論云云。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以我過去的經歷，擔任過部長及 書長，應當投入全國性層級的議題，來監督「政府」和影響政策，不必投身在瑣碎的地方政治里。王健壯和陳浩特彆強調，未來幾年，「兩岸關係」一定是台灣必須面對處理的重要課題，在政治議題的優先順序上必定是居於首位，而這正是我可以根據過去的歷練好好發揮的地方。他們還說，要選，就挑難的選，台北市南區，是全台灣「立委」選戰中最激烈的選區，相較之下，若選新竹縣市長，對我來說，太輕鬆了，要嘗試能在困境中勝出，才有意義。我被他們說服了。　　就在那年「五二○」，我很快速做了一「公」、一「私」的兩個決定：一、參選台北市「立法委員」；二、前往浙江奉化祭祖，啟動認祖歸宗之旅。　　踏上認祖之路　　每當夜深人靜，回首過往，心中時有一股化不開的感傷。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親爹親娘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來得不圓滿和孤單得多，更不能去和蔣家其他幾位同父異母兄弟相較。母親早逝，又見不到父親，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帶大，幾十年來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難處。除了要掙扎圖存，更要去扭轉起跑點上的劣勢，還要有決心去把人生中許多不可能的變得可能。從小就自覺和同齡的孩子有許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惡劣境遇反而激發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絕不允許自己庸庸碌碌過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會有鄰居相信，那個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會當上「部長」，還會出任中國國民黨的 書長。鄰居到家裡來串門子，向外婆當面誇獎我和孝慈說「您這兩個外孫長得好聰明，氣質很不一樣」，外婆就顯得十分開心。她多麽希望這兩個孩子有一天能夠有出息，讓蔣家人看重。然而，在她過世時，我們大學都還沒畢業，她沒來得及看到我們日後的成長和成就。幾十年前，根本不會有人相信，我在重重難關當中真能獨力完成歸宗。外婆和先母生前只敢有此期盼，心中有數，是件十分困難的事。　　二○○○年八月二十叄日，我踏上認祖之路。妻子美倫、子女蕙蘭、蕙筠和萬安，一家五口，加上孝慈遺孀趙申德及子女勁松和友菊，一行共八人，由好友程家瑞夫婦、李慶平等陪同，搭華航班機首途香港轉飛上海，再驅車前往奉化溪口。　　在決定前往前，我和美倫曾拜訪了多位親友長輩，聽聽他們的意見，還專程到大理街去探望過身體已不是很好的《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　　二○○○年八月中，我和美倫一道去看紀老。紀老的書房不大，先走過一個簡 的客廳，旁邊是間小小的餐廳，其陳設遠沒有想像中報業巨子應有的豪華或氣派。幾張舊沙發，一張辦公桌，上面堆滿了新書。房間採光充分，顯得十分明亮，頗有生氣，可以說窗明几淨，簡單 素而書香四溢，讓我覺得紀老在家居生活上，頗有經國先生的儉 。　　那天，他精神很不錯，話鋒也很健。當我請教他對我計划到溪口蔣家祠堂祭祖的看法時，他毫不猶豫地說：「這當然是應該做的！」還補充說了一句話：「我十分敬佩經國先生，但是對他唯一不諒解的地方，就是沒有把你和孝慈的事情處理好！」我忘不了他說這句話時的嚴肅表情。他不僅贊成我前往，還特地指派資深記者尹乃菁全程採訪。抵達溪口祭祖的現場報道，《中國時報》在八月二十五日是以頭版頭條的方式處理。紀老對這件事的支持和重視，不言可諭。　　行前看了方智怡　　動身前往奉化之前，為求周延，我還說服了美倫，特地陪我去看了方智怡，她住在中山北路她姐姐家。我告訴方智怡我們動身的日期和大致的行程，包括到蔣家祠堂去祭祖，並且說明了這件事的緣由，以及幾年前蔣家族長來函邀請我們前去的經過。　　我和美倫用了最大的耐心和應有的禮貌，試圖和她溝通，希望經過這種格外的努力，她能有所體諒，接納我們表達的善意。然而，我們的誠意和力氣，事後證明是白費了。雖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但蔣家家務事不斷在媒體上被炒作，只會令親者痛而仇者快，這都是我想避免的。我從不怪她，我知道這些都是由於過去和孝勇之間的誤會所致，我會以非常包容的心去設身地處地想，從不和她計較。但是她以蔣家媳婦的身份， 蔣家並無血緣關係，卻常在我和孝慈在認祖歸宗的路上說叄道四，令外界有強烈的反感，但她自己卻渾然不知。　　同行的東吳法學院院長程家瑞，原本就和孝慈與我有數十年的交情，尤其和孝慈相交至深。孝慈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前往大陸，都是由家瑞陪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孝慈在北京因腦溢血昏迷在友誼賓館的房間，第二天清晨就是他召飯店管理員破門而入的。我決定前往大陸，當然需要有人協助前置的安排，家瑞是不二人選。二○○○年四月，我就和家瑞多次談到返鄉祭祖的凳想，他十分贊同，願為我先去探探路。我把奉化族長們寫給我的信，影印了一份，請他帶去溪口和北京，與相關的人當面商談，尤其是關於進行祭祖的一些細節，要先商量好。　　家瑞行前，曾來家裡數趟，很快便確定了走訪的路線：初步排定從台北經香港飛寧波，隨即開車直奔奉化溪口，祭祖之後，返回寧波稍事停留，接著到上海，參加上百位台商朋友的祝賀餐會後，再轉飛廣西桂林，專程到先母墳前祭告後返台。　　踏上先人出生地　　八月二十叄日上午十時二十分，當我們搭華航六○叄班機飛香港轉東方航空往寧波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當天台北遇到「碧麗絲」颱風來襲，華航起飛時間延誤了近兩小時，一定來不及到香港接上東方航空飛桂林；但是，當東方航空總經理接到台北電話，我們所搭華航班機已起飛，他硬是將東航班機在香港機坪上等了兩個多小時，待我們抵港登機後才起飛。顯然北京方面對這趟返鄉祭祖之旅也給予關注，避免有任何差錯。　　一路上我心情非常平靜，雖然思緒頗有起伏。一想到過去蔣章兩家不為人知的情緣聚散，以及後來發生在章家叄代生活上的壓抑和干擾，其辛酸實難言宣。我更必須讓整件事儘早落幕，不再延續性地造成遺憾。孝慈過後，我已形單影隻，那份責任便落在我一個人的肩頭，唯有挺直腰 扛下來。儘管我可以選擇以逃避的心態不去碰觸它，或繼續用「順其自然」四個字自我解嘲似地去搪塞、去躲閃，但這只是一種懦弱卸責的態度。我也可以自欺欺人地去夢想，有一天，總有一天，蔣家會主動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回家，但這畢竟是脫離現實的想法。見到孩子們一個個快要長大成人，要是仍然拖延不決，一旦年邁體衰無能為力時，我將永遠愧對他們。若我在有生之年未能讓子女得以昂首闊步地說自己是蔣家人，我會對不起外婆、對不起母親，對不起先父經國先生，更對不起子孫後代。　　當我們一行抵達寧波機場，即受到當地政府非常禮遇的接待，用過午餐後，搭乘由市台辦備妥的專車直奔奉化溪口，並由公安警察開道，所經高速路的交流道也做了交通管制，另外有好幾位便衣公安隨行保護。　　當天下午叄點四十分抵達溪口，直接住進緊挨著剡溪旁邊的武嶺賓館。賓館周圍景色宜人，青山綠水，盡入眼底。晚宴前，雨勢稍歇，即與家人從賓館漫步到剡溪邊賞景，蔣家故厝「豐鎬房」和經國先生住過的「小洋房」等建 ，就在剡溪另一旁。雨後初晴，空氣清新，遠近美景一覽無遺，極似一幅山水畫，令人心曠神怡。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先人出生地，睹物思人，撫今懷昔，感觸何其良深。奉化溪口，山青水秀，氣勢不凡，予人超世脫俗之感，所謂地靈人傑，良有以也。只要親臨溪口，不管你相不相信風水，對於蔣家座落的地理景觀，均會留下深刻印象。　　當地政府特別安排我在晚宴前，和專程前來代表蔣家族人表示歡迎的五位族長晤面，一位年長的是祖父「周」字輩（「先總統」蔣公依家譜取名「蔣周泰」），有兩位則是父親「國」字輩的代表，另外兩位是同輩「孝」字輩的代表。這五位蔣家人，都是農民和小百姓，穿著言談都很 實，文化水平不高，望著他們曬得黝黑和飽經風霜的面龐，我至為感慨，歷史無情與世事無常，全寫在他們布滿皺紋的臉上。　　蔣氏族人夾道歡迎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偕美倫、子女及申德的子女兩家人，同往溪口蔣公故居「報本堂」拜祭，併到先人墓前掃墓，受到蔣氏族人和一般民眾夾道歡迎，熱鬧之程度，可謂空前。根據《中國時報》隨行記者尹乃菁二十五日報道：「雖然從昨天章孝嚴抵達開始，大雨持續下著，可是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守在蔣氏故居前，等著章孝嚴祭祖。有一位自稱蔣家族人的老先生，清晨六點就來了，大批人圍在蔣氏祠堂前，議論紛紛。他們對蔣經國和章亞若的故事都挺熟悉，談到章孝嚴回鄉祭祖，好幾個人都操著寧波口音說『早該回來了！』……近百位聚在蔣氏故居外的民眾把道路都佔滿了，過往車輛必須猛按喇叭才能開出一條路來，……好不容易等到章孝嚴抵達，大家擠著湊上前來和章孝嚴握手，搶著對章孝嚴說：『經國先生是我堂舅』、『我也是孝字輩的』，人太多，還有人抱怨公安把章孝嚴包圍得太緊，章孝嚴只能匆匆招呼；每到一站，總有人指指點點說他長得很像蔣經國。」　　從尹乃菁現場生動的敘述，可以看出那天早上人群的沸騰，也更清楚反映，溪口老家眾多族長及族人們熱烈歡迎我回到蔣家的真情。「蔣家」是所有蔣氏家族的統稱，得到他們的肯定才十分重要。　　當天清晨七點叄十分，我們就從武嶺賓館出發前往「豐鎬房」。隨行公安說，那邊早就擠滿包括蔣家族人在內的數百位民眾，天不亮就守候在大門口兩邊，爭相一睹遠從台灣回來的蔣經國的兒子。當地居民在幾天前已把這消息傳得火熱。抵達大門後，我們好不容易才擠出層層人群，待進到「報本堂」正式祭祀儀式開始時，已八點多。原本以為大陸經過「文革」，有關傳統祭祀儀式已付之闕如，令人意外的，相關祭品準備得很完備，祭禮也一板一眼，絲毫不 。我代表家人向列祖列宗靈位上香行禮之外，並宣讀親自撰寫的祭文。　　隨後率家人行叄跪九叩禮，情緒頗為激動，全家在淚水中完成認祖祭禮。祭祖之後，冒著風雨前往祖母毛太夫人、曾祖母王太夫人、曾祖父肅庵公及伯祖父介卿公等先人墓前叩拜。隨後抽空到經國先生住過的「小洋房」參觀，那塊因毛太夫人慘遭日機炸死，由經國先生親筆手書的「以血洗血」四個大字的石碑，就立放在客廳，任何人都會直接感受到經國先生當時的悲憤。　　走回武嶺賓館的路上，就有不少純 的民眾聚在一起很親切向我揮手，並大聲地喊：「蔣先生你好！」　　媽，我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我想到先母，應當儘快去向她祭告。　　直飛桂林要到上海搭機，於是安排在上海停留一晚，並接受一百多位頗有份量的台商朋友在波特曼飯店的賀宴。這是一場充滿情感、十分溫馨的餐會，讓我和家人深深體會到有那麽多原本沉默的大眾，會適時站出來，對我歸宗的決定以行動表示支持。那晚許多在場朋友直呼我為「蔣孝嚴」。我在致謝詞時，受到現場氣氛影響，曾數度哽咽而熱淚盈眶，難以自已。當說到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叫自己的爸爸、爺爺，我卻要等到快六十歲，才能在公開場合說自己的父親是誰、祖父是誰，眼淚就流了出來，這種苦楚，只有孝慈可以體會，而他今天卻已不在世，終其一生，心愿未了，這是何其殘忍的事。　　我告訴在場的朋友，我這麽做，不期盼什麽，也沒有什麽要求，更不會寄望未來從蔣家分享到什麽，只是想單純地完成父母親的遺願，也幫助過世的孝慈和他的子女做一些事。說到這裡，我早已抽泣難言，站在台上停頓良久……　　第一次到桂林掃墓，是一九九四年孝慈在北京重病，我專程南下祈求先母保佑孝慈的時候，既焦慮又悲傷。此次攜妻小從溪口前來，內心更是無比悲愴。我帶著妻小跪在親母墓前叩首，告訴母親我已前往蔣家祠堂祭拜祖先，要母親在天之靈安息。我落著淚跟先母說：「媽，我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方良過後才歸宗　　二○○○年九月五日結束奉化溪口「認祖歸宗」實質層面之旅，返回台北後，即著手另一法律層面的工作 身份證「父母欄」之更正。　　一九四四年五月，外婆帶著我和孝慈，從江西萬安到貴州銅仁縣，去投靠當縣長的兒子章浩若和長媳紀琛，一住就是兩年。在銅仁期間，外婆和舅舅靈機一動，想出掩護我和孝慈身份的一個萬全妙法（事先並獲得經國先生的同意），就是對外宣稱：這對雙胞胎是剛從外地前來履新的縣長章浩若和夫人紀琛的兩個兒子。真是天衣無縫、無人懷疑。從此，原來的蔣姓便以章姓取代，學名從蔣孝嚴改成了章孝嚴。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在新竹市報戶口時，父親欄填的便是「章浩若」，母親欄寫的是「紀琛」，這一錯就是一甲子。　　一九五七年從外婆那裡知道自己本姓蔣的時候，已在高中念書，立即聯想到自己身份證上很重要的欄別，卻是不實的登載，但也只能隨它去。有好多年，別人問到有關「章浩若」的事，我還要編造一些有的沒的故事敷衍一番，甚至念到了大學，我還都不敢去想哪一天我一定有本事去把它更正過來，儘管一直存有這個念頭。　　八十年代初期，由於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媒體有所報道，我的動向也逐漸開始引起外界注意，對我奇特的身世更是好奇，而私下有了議論；當我聽到這些談論，只能裝傻從不做直接回應。　　有次《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刻意當面問我是哪一省人，說是浙江人不妥，說是江西人也不宜，我只有答覆：「我出生在廣西桂林。」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長」後，我和經國先生有血緣關係這樁事，慢慢在台北傳開，幾乎成了半公開的 密。曾有人冒失問到「為什麽姓章？」「為什麽父親欄寫成章浩若？」等很難叄言兩語說得清楚的問題，我只能幽對方一默，跟他講：「你最好不要問，你所問的只是身份證上的兩個欄位，我老實告訴你，我身份證上所載的內容，除了『性別』寫對以外，其他沒有一欄是正確的，你要我從哪裡說起？」　　身份證的「父母欄」，的確困擾我很久，明知記載有誤，但要改正，因牽涉 圍太廣，手續又繁雜，實在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孝慈念法律，他曾說這是一個難度極高的問題，就是經過生父認領，還需事先提出原載「章浩若」並非自己父親的反證，欄位空出後，才能再將生父姓名填入。這是很難想像的大工程。　　「正名」按部就班　　我決定於二○○○年八月二十叄日攜全家大小進入溪口蔣家祠堂祭祖，就是啟動整個程序重要的第一步，也想藉此行動讓兩岸民眾看到，自該日起，我已成為「蔣家人」。就如外交領域中國際法部分，談到「承認」就有「事實承認」（De Facto）和「法律承認」（De Jury）兩種。我到溪口祭拜祖宗和祭掃祖墳，已經完成蔣家祖先的「事實承認」，對日後邁進到「法律承認」，至為重要。我很清楚，儘早「正名」是投入二○○一年年底「立法委員」選舉時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選舉過程中，非但不能迴避蔣家背景，更應做正面發揮。儘管有幕僚擔心，若干選民對「老總統」有些保留，但被我一口否決。我強調，蔣家是整體的，不能有所切割，蔣家的一切我必須概括承受。既然沒有理由迴避蔣家，我的蔣家身份當然一定要有法律的支撐。　　二○○一年一整年，除了勤走基層，在跑完台北市南區兩百二十五個里和四十多個公有市場的同時，我更抽出時間認真進行「更改身份證」的起步準備，包括搜集文件等等。我知道這件事相當複雜，不是一蹴而就。春節過後，我就和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長林正修聯繫，想聽取他專業的建議。他很客氣，親自到我辦公室把申辦步驟做了完整的說明。依照「戶籍法」的規定，分兩部分辦理：一、先舉證原身份證上父母欄之登載內容不實，並證明「章浩若」與「紀琛」，僅系我親舅舅和舅媽；二、同時舉證「蔣經國」與「章亞若」系親生父母，且生父在生前對我和孝慈有撫養的事實。看得出來，手續相當繁複，但既然勢在必行，還是要抽絲剝繭、按部就班地進行。　　關於「蔣經國是我生父」一事，儘管在台北早已不是 密，而我適時在二○○○年底到溪口老家專程祭祖，透過媒體大肆報道後，對此點之認定更有具體強化作用，使之能化暗為明，成為屬於眾所皆知的事實，日後若一定要循司法程序解決，也必定有助於審理單位採證。　　二○○二年我進到「立法院」，曾遇到一位法學出身擔任「院長」職務的朋友，他注意到我在這件事情上的堅持，特地對我說，我採取的方式極為正確，一旦我的「蔣家關係」成為像「太陽是從東方升起」大家共同認定的事實，以後法律上根本不會要求什麽事證，驗DNA都是多餘的了。　　王升出具證明書　　我到奉化祭祖之前，去看已高齡八十有五的王升，他就全力支持我這麽做，且再叄提醒我，應當照著經國先生的願望，早日認祖歸宗。當我祭祖回來，告訴他我計劃先行更正身份證，他更表贊成，說事實就是事實，不做是不對的。他並在四月七日出具「證明書」，證明：　　一、章孝嚴先生確為經國先生之親生子，母親為章亞若女士。　　二、出生後，章孝嚴及其雙生兄弟章孝慈之有關生活費用，均系由經國先生所提供；其中若干部分，曾由本人親自轉交予章孝嚴的外婆及舅舅。經國先生對其親生子女章孝嚴及章孝慈確有扶養之事實。　　王升的證明是不能或缺的。當時我曾想，幸好他命長，若是我再猶豫幾年，這張親筆的證明書，可能很難拿到了。　　二○○一年八月十二日，透過表弟章修綱由他母親書面具結證實：　　一、其夫章浩若乃章亞若女士之弟，一九四九年章孝嚴自大陸遷居台灣新竹，由章 若代為申報戶口時，誤將章浩若、紀琛登記為章孝嚴之父母。　　二、章孝嚴出生後，蔣經國先生不但承認其為己出，並將其託付章孝嚴外婆章周景華女士及二舅章 若養育，且由親信王升按時給付扶養費用。　　我於二○○二年五月十日，向台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正式提出更正身份證父母姓氏不實及生父認領事宜之申請。七月十二日與桂林市第二人民醫院（原廣東省立醫院）聯繫，由該院於八月一日出具出生證明：　　章亞若於公元一九四二年叄月一日在我院分娩一對雙胞胎（當時乳名大毛、小毛，又稱麗兒、獅兒），即章孝嚴、章孝慈。特此證明。　　二○○二年我攜美倫首次返回南昌訪問時，設法和數十年未曾謀面的大舅舅章浩若的兩個兒子章修純和章修維會晤並促膝長談。同年八月需要他們證明「章浩若」和我只是甥舅關係時，兩人即於八月九日以書面聯名聲明：　　一、我們的父親是章浩若。　　二、章亞若是我們叄姑，生前育有一對雙胞胎，即章孝嚴、章孝慈。他們出生半年後，叄姑即在桂林市暴病身亡。　　搜齊以上各項文件，旨在明確證明：一、蔣經國為章孝嚴兄弟生父；二、章亞若為章孝嚴兄弟生母；叄、蔣經國有扶養章孝嚴兄弟之事實；四、章浩若並非章孝嚴兄弟生父。唯獨「紀琛並非章氏兄弟生母」一事，需要更明確之證明。　　大舅媽毛髮DNA比對　　二○○二年八月下旬，我在「立法院」組成「 泛藍立委訪美團」，由我任「團長」，行程涵蓋紐約、華盛頓、舊金山、洛杉磯等城。九月叄日最後一站抵達洛杉磯。參加僑界歡迎晚宴後，我於十時十分驅車探望睽別五十叄年之久的大舅媽紀琛，她已高齡八十有叄，身體尚健朗。當晚是由「駐洛杉磯辦事處」的萬組長和張組長陪同前往，事先也是透過他們安排，才聯繫上大舅媽。見面時，我已完全不認得她，但她說一眼就認出我和美倫，因為常常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報道。她說了許多陳年往事，到離開時已深夜十一點多。　　離開前，我跟大舅媽說明，我正在台北辦理身份證更正手續，必須證明「紀琛不是章孝嚴生母」，把母親欄位空出來後，方可再填入「生母章亞若」的名字。最能被採信的證明，就是將大舅媽和我的DNA做比對，所以需要她幾根帶有發囊的頭髮回台北化驗。紀琛一口答應，由美倫現拔兩、叄根頭髮，交由在場「駐洛杉磯辦事處」的兩位組長放入事先備妥的小信封袋並加封，然後用公文送台北「內政部」處理。當晚美倫忘了戴眼鏡，她有深度近視，在拔大舅媽一兩根頭髮時，一不小心拔了一小撮，大舅媽還忍痛只輕輕「喲」了一聲，美倫連聲說抱歉，真過意不去。　　「內政部」接獲「洛杉磯辦事處」函轉數根大舅媽的毛髮後，並派員到我辦公室拔了幾根頭髮，立即交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DNA比對，九月叄十日報告出爐：「經DNA-STR 驗，確認紀琛女士非章孝嚴之生母。」　　提出經由冗長過程始獲致上述必要文件後，再與台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和「內政部」多次公文往返，由「內政部」約集「法務部」及台北市政府等相關單位會商，復經「司法院」專案研議等慎重程序，方於二○○二年十月獲得通知，同意為身份證之更正，全案才算確定。　　台北市戶政事務所原通知十一月初即可換髮新身份證，但我刻意延遲一個多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去申領，因為那天是我和美倫的結婚紀念日。　　叄十年前，我和美倫交往一段時日，論及婚嫁時，她才知悉我的身世。我一直對婚後未能讓她成為名副其實的蔣家媳婦而耿耿於懷。當今天終能把身份證依法更正為「父親：蔣經國」、「母親：章亞若」時，這份喜悅當然要和美倫分享，以彌補幾十年來的缺憾。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由「立法院」王院長出面辦了茶會，既是結婚紀念，更與友好慶賀歸宗的實質完成 根據身份證之更正，我可以大聲說：「蔣經國是我父親！」　　堅守對孝武孝勇的承諾　　很少有人知道在領取新身份證之前，我曾要求戶政事務所同意我暫時保有母姓。戶政事務所在通知我換領新身份證時，原依有關規定，要求我同時改從父姓「蔣」，我基於特殊考量，並提交一份「從母姓決定書」，陳明「本人辦理戶籍資料父母欄更正登記申請手續，志願仍從母姓，不改從父姓。特此聲明為證」。我才得以維持「章」姓。我之所以這麽做，有我的苦衷和思考。　　一九八八年父親經國先生過世後，我和孝勇和孝武兩位同父異母兄弟才開始有了較多的接觸。我和孝武走得更近，他不只一次主動和我談到，並問我有關「認祖歸宗」的事，我只能說：「這是多年的願望，但不急。」他說：「這本來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可不可以等到我母親百年以後再處理，我還可以協助。」我說：「當然！我很了解也非常謝謝。」孝勇和我談到這件事時，持同樣的說法，我也表示同意。我把他們的意見當面轉告了孝慈，他沒說什麽，只淡淡回應一句話：「都等了五十多年，還有什麽好計較的了。」　　千萬沒料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叄十日孝武突然過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孝勇又病逝，而且都比他們母親蔣方良女士走得還早。孝慈也在和孝勇同一年的二月十四過世。蔣家第叄代凋零之速，令人無限感慨。我面臨的環境，和幾年前又完全不同了。在「歸宗」這條路上有直接關係和能幫上忙的人，都一一不在了；有時深夜沉思，我真不能確定上天會特別厚愛我幾年？連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孝慈都猝而病逝，凡我能掌握的生命，都是上天特別的恩賜，我要自己一天當兩天用，活出它的意義來。一種責任呼喚，讓我在二○○○年啟動「認祖」的第一步，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到底辦不辦得成？更不知道這條路到底要走多少年？但是我會堅守對孝武和孝勇的承諾，「歸宗」的完成，一定要等到他們母親百年之後。　　這是為什麽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取得新身份證上的「父親」欄已改正為「蔣經國」時，但我仍要求保留母姓的原因。　　蔣方良女士於二○○叄年十二月病逝榮總，她出殯當日，為示尊重，我攜美倫刻意離台，避免出席或不出席的尷尬，以及媒體的議論，而造成對她的不敬。在她老人家過世之後，我才再次與台北大安區戶政事務所蘇素珍主任聯絡，提出改從父姓「蔣」之申請。俟蔣方良女士過世滿「七七」四十九天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始換領真正象徵「認祖歸宗」圓滿落幕的那張新身份證，除本人依法改名「蔣孝嚴」外，配偶及子女亦均得辦理姓名變更登記。　　我把改從父姓「蔣」的時程刻意延緩，是對蔣夫人方良女士應有的尊重，也是遵守對同父異母兄弟孝武、孝勇生前的允諾，更是對父親經國先生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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