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的建築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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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說「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近年來通過陝西的「周老虎」事件和河南的「曹操墓」事件，人們對這一句話的理解和認識，應該是更加深刻、更加透徹了。通過對以下材料不斷地進行對比、分析、思考和研究，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過去在「華南虎」爭論中發生的一切，必將在當今「曹操墓」的爭論過程中繼續發生，「曹操墓」和「華南虎」一樣，只有依靠日新月異的網路技術的發展，才能不受任何的約束，而真正展現廣大網民的智慧和力量。

回想當初，一石激起千重浪，陝西鎮坪縣一位周姓的農民，在深山拍到了野生「華南虎」的最新照片，這個特大新聞被眾多媒體公布後，當地一些部門是何等的體面和風光，國家用於保護野生動物的一項專用經費，估計很快就能下撥到市縣，而發現「華南虎」的當事人，也可以領到可觀的獎金。中國的網民，確實很厲害，他們用放大鏡觀察照片的細節，任何一絲虎斑、任何一顆野草，都不肯輕易放過，就連國際著名刑偵專家李昌鈺，都加入到辨別真偽的行列中來。

幾乎就在一夜之間，對於「華南虎」照片真偽的質疑和抨擊之聲，就鋪天蓋地的席捲了整個中華大地。陝西的一些人著急了，於是就策划了一個個高級專家的鑒定會，會後宣布「華南虎」照片屬實，虎照的作者，拍拍胸部以自己的人格作擔保，省級主管部門的廳級領導，也信誓旦旦地發表講話，說華南虎在陝西出現，有眾多不可推翻的「證據」。看來，他們是鐵了心這麼乾的，外人想要使用過去常規的、過時的辦法和手段，都絕對不可能使他們低下自己高昂的頭。

「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現今是一個無所不能的網路時代，只要家裡有一台電腦，凡是網友關心的任何事情，拿起滑鼠輕輕地一點，千千萬萬條最新的動態信息，剎那間就能匯總到普通人的手中。陝西鎮坪的「華南虎」一出籠，幾乎沒有化多大力氣，就在西部邊遠的農村，發現印有「華南虎」的年畫，又在東部的義烏，找到印製年畫的工廠，年畫上的「華南虎」，和陝面照片上的「華南虎」，竟然是一模一樣的，陝西「華南老虎」的真相，也就大白天下了。

無獨有偶，在河南安陽發生一件怪事，一座並不特別顯眼的古墓，突然被宣布為「曹操墓」，幾乎在一夜之間，有關它的真偽問題，也立即受到廣大網民的質疑，其抗爭之勢，有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任何力量都摧毀不了它。河南的一些人著急了，也召開一個個專家鑒定會，會後宣布「曹操墓」定性沒錯，一位考古頂級權威出來發話：我們與不懂考古的人沒有共同語言，「曹操墓」論證鑒定，這是考古界自己的事情，敬請外人自尊、自愛，不要前來說些外行話。

看來，他們也是鐵了心這麼乾的，完全可以想像，外人如果仍然使用過去常規、過時的手段，去和他們爭、和他們斗，也根本不可能使他們低下自己高昂的頭。要問他們為什麼會如此的「牛」，為什麼把公眾的真知灼見，總是當成一種耳邊風？原來幾十年以來，在考古界內部，有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誰的地盤發現文物，誰就是文物最後的定性者，他們對考古泰斗徐蘋芳的否定意見都敢於熟視無睹，更不用說對倪方六以及廣大網民，要採取一律拒之門外的態度了。

看看過去，就知道將來，和對待「華南虎」的真偽問題上，要找到一張具有絕對殺傷力的義烏年畫一樣，在對待「曹操墓」的真偽問題上，也必須找到一種具有絕對殺傷力的可靠史料，以便徹底否定和推翻安陽的這座古墓，與漢魏時期真正的曹操墓，具有各種可能的聯繫。只有把真實的曹操墓背景材料一一釐清了，真正曹操墓的歷史面目，才會逐漸地浮出水面，才能堵住河南一些人的嘴巴，才能讓國內外不斷關注「曹操墓」真偽的廣大網民們，放下一顆懸著的心。

俗話說「蛇打七寸，牛要牽鼻子」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曹操墓」的要害和癥結在哪裡？原來，任何地下遺址、地下陵墓、地下工程，都屬於建築學的專業範疇，過去考古界卻把建築學的不同意見，一律排斥在外，本身就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歷代將作大匠和工部大臣，無一不是古代工程的總建築師，而當代考古學家對於古代建築設計、建築結構、建築施工等，卻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把「曹操墓」研究的主導權，奪回到建築學家手中，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所謂「隔行如隔山」，那些不懂建築，不會畫建築圖的考古學家，怎麼可能通曉建築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建築學家見到一座房子，只要數數它的梁架，點點它的面寬，看看它的彩畫，就知道它的主人，是屬於幾品官職，對於考古學家來說，所有這些就顯得完全的外行了。過去建築學家談論考古，經常被對方斥之為外行的一種胡鬧；難道考古學家，津津樂道地談論建築，也不應該被對方斥之為外行的一種胡鬧？考古學家在建築學家面前侈談建築，這才叫班門弄斧呢！

中國各種類型的建築，從原始社會開始，歷經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二十一世紀，都有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落後到先進、從簡單到複雜、從不完善到完善的漸進式演變過程，所以建築本身的一個特點就是，它具有強烈的時代性。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建築理念，有不同的建築材料，有不同的建築結構，有不同的施工方法，有不同的工程技術界線。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建築發展規律，有不同的建築技術發展史，這都是只有建築學家才能夠掌握的知識。

中國各種類型的建築，從原始社會開始，歷經唐宋元明清，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由於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種族、地域和人群之分，他們就有不同的權力、地位、身份和習俗，甚至還有一個非常嚴密的國家機器和社會集團，他們中的每個成員，是非常講究等級制度和禮儀制度的。可以說，建築本身，是政權、制度和財富的象徵，所以不論是地上建築、還是地下建築，也必然有嚴格的等級之分，這就是說任何時期的建築，都具有自己強烈的社會性。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潘偉斌先生，在第249期的《中國社會科學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的最新文章，他在文章中特彆強調一點：「墓葬等級主要表現在墓葬平面形狀和建造結構上的差別。安陽這一座墓葬的形制，完全符合漢魏帝王陵墓的特徵；曹操在去世之前，就已經取得了作為帝王的所有特權和禮制，他的墓中有出行儀仗，如鹵薄、輴車等。這就充分地證明了，曹操當時已經按照天子之禮儀進行安葬的。」

安陽這座古墓，為什麼一定要和曹操緊密聯繫在一起，他的基本觀點是：這座古墓有「四角攢尖」的墓室頂部，這種結構只是東漢中期以後才出現的，它具有東漢晚期的特徵。具體地說，東漢前期諸侯王的墓葬，是題湊石牆的迴廊多室墓，而到東漢晚期，諸侯王與魏晉時期高等級墓葬，則為單墓道、前後室及四側室、（或耳室）、穹隆頂磚室墓。用東漢晚期已經出現的這種墓室結構，前去判定安陽發現的這座墓，屬於東漢末年的曹操墓葬，是完全沒有一點疑問的。

潘偉斌將東漢前後期墓室結構進行對比後，得出安陽這座古墓就是曹操墓的結論。這是把東漢晚期才出現的各種磚結構墓葬，和漢魏時期的高等級的墓葬，聯繫在一起了，和當時天子的墓葬禮儀，捆綁在一起了，和當時帝王最高等級的墓葬制度，混淆在一起了。可惜，他所有這一番「考古學證明」，竟然百分之百是錯誤的，他不是一直責難「反曹派」，缺乏對漢魏時期墓葬特徵的了解嗎？這裡還要告訴人們：真正對漢魏時期墓葬特徵缺乏了解的，恰恰就是他自己。

難道潘偉斌敢說，這一種東漢晚期才出現的「四角攢尖」墓室，就是漢魏時期最高等級的墓葬嗎？難道潘偉斌敢斷言，這一種東漢晚期才出現的「四角攢尖」墓室，就是漢魏時期的帝王和王室成員，必然要採取的地宮建築結構嗎？潘偉斌憑什麼就一口咬定，東漢的前期帝王們的墓葬，仍然是題湊石牆和迴廊的多室墓，而一到東漢的晚期，帝王們的墓葬，就突然變成單墓道、有前後室及四側室、穹隆頂的磚結構墓了？請問：東漢的哪一位皇帝，是葬在磚結構墓中的？

其實，潘偉斌在《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的這篇文章中，已經將曹操生前的身份、地位和權力，都定格在「天子」兩個字上了。他說：曹操入朝去見漢獻帝，贊拜不名、劍履上殿，位在諸侯王之上，又被授金璽、赤紱；曹操進爵為魏王，有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王冠之上，更加有十二條玉旒；曹操在生前，就已經取得了作為帝王的所有特權和禮制；他的出行，可乘金根車，駕六馬，凡此種種，無一不與天子享有的最高規格等同。看這時的曹操，是多麼的威風！

如果，潘偉斌說曹操以天子禮儀安葬的話沒有錯，那麼按照「視死如生，視亡如存」的理念，在曹操去世之後，漢獻帝當然會以天子的規格和禮儀，為他舉行隆重的國葬，為他建造最高等級的陵墓，曹操生前六馬駕馭的金根車，象徵最高權力的金璽，以及他頭戴的金冠玉旒，一一都要放進陵墓，這才真正符合常理。但那座被潘偉斌指認的「曹操墓」中，所有這些與天子葬禮有關的器物，卻是毫無蹤影的。曹操天子地位不可否認，但都沒有落實到安陽的這座墓中來。

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於，這一座「曹操墓」，完全不具有漢魏時期天子墓葬的任何特徵，也根本不具有漢魏時期帝王墓葬，那種最高等級建築結構的基本特點。其實，潘偉斌宣稱的「東漢前期帝王、諸侯王墓葬是題湊石牆，東漢晚期帝王、諸侯王高等級墓葬，則為穹隆頂磚結構墓」的說法，本身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從東漢一直到曹魏時期，與天子最高等級墓葬制度相適應的，會有一種什麼樣的地宮建築結構形式，這在當時的眾多史料之中，是有具體明確記載的。

東漢末年曹操去世後，漢獻帝以最高等級的天子禮儀制度，隆重安葬了他，根據《晉書·禮志》可知，陵上還有最高等級的宏偉建築，過了九個月的時間，漢獻帝立即將自己的帝位，正式禪讓給曹操的兒子曹丕，曹丕即了天子位，也以禮相待，尊漢獻帝為山陽公，其身份和地位均在所有諸侯王之上，他上朝奏事，不必稱臣，受帝詔令，可以不拜，出行車服，郊祀天地，依然如故，天子待遇，悉數保存。漢獻帝遜位十四年後去世，魏明帝曹睿又以天子禮儀安葬了他。

東漢時期，漢獻帝先以最高等級的天子禮儀，安葬了曹操，後來曹丕之子漢明帝曹叡，又以最高等級的天子禮儀，隆重安葬了漢獻帝，這不都是漢魏時期，發生的事情嗎？有人問：在這個歷史時期之內的天子墓葬，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根據《後漢書·獻帝紀》的有關記載可知：「天子葬，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將作作黃腸、題湊，……紼長三十丈，圍七寸，大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三百人。執事下明器，司空將校復土。」

「擇土造穿」就是按天子陵墓的前期規劃的方案，到現場進行最後準確的定位，然後按照地宮的設計，進行豎穴土方大開挖，並建造黃腸題湊的地宮，等待靈柩由眾多執紼者，徐徐下放，進入主基座，執事再放入明器後，用整條方木，將墓頂嚴密覆蓋，其上加蓆，鋪上木炭和膏泥，經過將校的復土，整個地宮工程即告結束，要搞地面建築的，可以在後期進行。黃腸題湊的墓室，沒有攢尖頂、或者穹窿頂，否則執紼者牽引的天子靈柩，是放不到黃腸題湊底部去的。

《後漢書·禮儀志》裡面，有「大喪，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的記載。在《後漢書·禮儀志》的注中，又說「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內梓棺柏黃腸題湊，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由此可見，在東漢後期的天子陵墓，黃腸題湊的牆體，已經由原來的黃腸木，改為更堅硬的黃腸石，墓頂用長形條石料鋪蓋，頂部仍然是平的，其做法與廣州南越王墓室相似。

《後漢書·禮儀志》中「將作大匠營陵地」這句話，被歷來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經常被有意抹去其中的一個「地」字，結果就變成天子即位次年，立刻要去給自己建造陵墓的意思了。其實「營陵地」和「營陵」是完全不相同的兩回事。「營陵地」只是「營陵」工程中的一部分前期性工作，它主要是給帝王，提前尋找一個、或者幾個合適的陰宅用地，擬定未來建設的備用方案，對營陵地點的地形、地質、風向、日照、水文，進行摸底調查，這是一項無形的工作。

營陵地的前期工作，是漫長的、多變的，而真正「營陵」工程，工期是極其短暫的。《禮記·王制》記載「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禮器》說「天子崩，七月而葬。」《荀子·禮論》中稱「天子七月，諸侯五月。」這都是天子從去世到入葬，不得超越的「殯期」，也是豎穴開挖，壘砌黃腸題湊，內部整修，直到天子葬入過程中，必須遵守的總進度。黃腸題湊的工期，有七個月的時間就足夠了。它根本不需要，由帝王自己在即位後不久，就將它「預修」起來。

從春秋戰國開始，一直到漢魏，除少數人採用「依山鑿石」方式，去建造隱蔽性好、工期長的地宮外，其他的天子以及諸侯王的陵墓，都是採用黃腸題湊這種地宮結構的。「黃腸題湊」雖然是帝王特有的一種最高等級的墓葬，但是其他人去世之後，如果得到天子的特別恩准，也是能夠採用的。比如：《漢書·霍光傳》中，有「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賜黃腸題湊一具」的記載；《漢書·董賢傳》中，也有漢哀帝「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剛柏題湊」的記載。

黃腸題湊是帝王、諸侯王去世之後，按照禮儀都採用一種最高等級的地宮結構，那麼朝廷中的大臣和其他非王族成員的墓葬，又是什麼樣子的呢？一開始，他們只能採取建造木槨的方式，使它成為墓室的牆體，支撐來自墓頂及四周土體的壓力。小型磚被用來砌牆後，在磚牆上鋪設木材作為頂蓋，大型磚用來砌牆後，出現了小型磚室墓，漢魏時期甚至出現了王公貴族各種形式的磚結構墓，但正如潘偉斌自己文章中所說過的那樣，它們只是當時的一種高等級墓葬而已。

潘偉斌為什麼不敢說，磚結構墓就是當時最高等級的地宮結構呢？高等級墓葬和最高等級墓葬，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它們之間，卻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最高等級的、以黃腸題湊為主要標誌的地宮，只是帝王才有資格採用；而高等級的、以磚結構為主要標誌的地宮，只與「二等公民」聯繫在一起。有充分材料說明，屬於「一等公民」的皇帝老爺，不能屈尊於與自己身份不符的磚結構墓中；而「二等公民」，也不能僭越禮制，葬到高貴的黃腸題湊中。

黃腸題湊地宮，是什麼情況下退出歷史舞台的呢？黃腸題湊，一開始用上好木料，加工成大尺寸的方形砌塊，由下往上砌成牆體，等靈柩入墓之後，再進行封頂。它的特點是墓室空間大，密封性能好；缺點是木材消耗量大，大木採伐極其困難，所以黃腸木，逐漸被黃腸石所替代，隨著石材加工技術的進步，在黃腸石牆的基礎上，砌以券拱式的墓頂，就逐漸變成最高等級的帝王地宮結構了。但在漢魏時期，任何磚結構的地宮，從來都沒有取代過天子黃腸題湊的地位。

潘偉斌及其支持者，一方面說曹操以天子禮儀進行了安葬，另一方面又吹噓安陽「曹操墓」是個「高等級」的磚結構墓。其實，兩者是自相矛盾、不可調和的。潘偉斌及其支持者，如果拿不出可靠材料，證明漢魏時期帝王陵，確實已經不存在黃腸題湊這種最高等級地宮的話；如果拿不出可靠材料，證明漢魏時期的磚結構墓，就是當時天子最高等級墓葬的話，那麼廣大網民，就有充分理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潘偉斌等人提出的觀點，進行堅決、徹底地否定。

安陽墓的主人到底是誰，已經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和觀點，爭論的雙方，不管有多少的支持者，他們在學術爭鳴的講壇上，都應該是平等的。無論是質疑者和還是被質疑者，不得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真正的裁判員，應該是等雙方都把話說完之後，進而前來認真分辨、鑒定的廣大公眾，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學術道德問題。百家爭鳴是中央堅持的學術方針，然而被質疑者，至今仍然以各種借口，拒絕與對方進行平等的交流，而這正是他們理虧心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