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享「皇父」尊榮的多爾袞人生結局:拋骨揚灰
核心提示:對於多爾袞本人,世祖不僅撤去其帝號,而且據外國傳教士記載,世祖還命人毀掉位於今北京東直門外多爾袞之陵,掘墓、鞭屍、削首示眾。但其時依滿俗應為火葬,故多爾袞被拋骨揚灰的可能性更大。無論怎樣,生前聲名赫赫的多爾袞死後之際遇實在令人不忍卒讀,曾有的無尚榮光都已煙消雲散,只留下一丘蓬蒿凄涼地,長寂寥……憑心而論,面對多爾袞的一生功過,也許農民起義軍這樣對待他,人們還可找出求得心理平衡的理由,而對於入主中原的大清國來說,就這樣將多爾袞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之腳,顯然有失公道。但這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所致,自古皆然。只是人騙不了自己,最先覺得不安的就是清世祖福臨。
記錄多爾袞攝政言行的《多爾袞攝政日記》書影(來源:資料圖)
紫綬縱榮,一丘蓬蒿
清入關後,多爾袞以統軍入關,定鼎中原之首功,開始了長達7年的攝政生涯,一路走來,逐漸位高權重,勢焰莫當。
順治元年(1644)十月,當世祖福臨於太和門(時稱皇極門)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的同時,即令為多爾袞建碑紀功,「永垂功名於萬世」。從此,在待遇上,多爾袞開始凌駕於諸王之上。體現在諸多方面:
關於俸祿,多爾袞為30000兩,而輔政王濟爾哈朗是其一半即15000兩,諸親王則為10000兩。
關於冠服,多爾袞所戴之冠,「帽頂用東珠十三顆,金佛前嵌東珠七顆,後金花嵌東珠六顆」。多爾袞所佩玉帶,「每板嵌東珠六顆,貓睛石一顆」,為淺黃色。多爾袞逢朝賀則穿八團龍服。比較之下,與皇帝非常接近,如其冠只是東珠數少1顆,其朝服亦僅比皇帝龍袍少一龍而已。
關於府第,多爾袞府第的「房基高十四尺,樓三層,覆以綠瓦,脊及四邊俱用金黃瓦」,時人都知多爾袞的「府第之制高廣比於皇居」,相差無幾。
順治二年(1645),多爾袞晉為皇叔父攝政王后,一切大禮諸如圍獵、出師等時,王公貴族俱要聚集一處待候傳旨,還要「列班跪送」多爾袞。若其回王府,則需送至府門。如遇元旦、慶賀禮時,文武大臣在朝賀順治帝後,即去朝賀多爾袞。上朝時,多爾袞於午門內從便下轎,而諸王需於午門外下轎等等。上述所有儀注都表明一點,即多爾袞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順治三年(1646)五月,多爾袞以為皇帝信符收貯於皇宮之中,每次調兵遣將都要奏請鈴印,十分不便。於是,即遣人將皇帝璽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備用。從是年起,多爾袞所用儀仗的種類與皇帝等同,均為20種,只是在每一種類的具體數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輔政王的儀仗則只有15種,明顯遜於多爾袞——多爾袞與皇帝的差距越來越小。
順治四年(1647)以後,如果官員奏書中將「皇叔父攝政王」還稱作「九王爺」,或是不用全稱而丟字漏字的話,都會受到革職處分。而且「以後凡行禮處,跪拜永遠停止」——多爾袞再不用向順治帝行禮了。
順治五年(1648)末,多爾袞又向前進了一步,變成了皇父攝政王。其後,多爾袞「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即是說多爾袞不僅實權在握,而且在禮儀排場上也開始向皇帝看齊。凡一切政務,多爾袞不再有謙恭請示之舉,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詔下旨,儼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親,任意罷免和提陞官員。特別是「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於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隨著多爾袞的勢焰莫當,其貪慾也日益膨脹。還記得順治二年(1645)的時候,因李自成撤出北京後即一把火燒了紫禁城,故其時正在營修宮室。時為叔父攝政王的多爾袞曾問,聽說明朝修皇極殿(即清朝之太和殿)一座宮殿的費用就達6百萬,是真的嗎?大學士答道,不錯,而且恐怕還不止。多爾袞當即嘆息道,一殿之工就花費6百萬,太奢侈了!大凡天下事都應適中,太過與不及都不好。可是到了順治七年(1650)七月,多爾袞卻說京城地污水咸,夏季濕熱無法居住,所以需修一城避暑,並向國內直隸、山西、浙江等九省加派白銀250萬兩徵用。曾幾何時,因國家財政一直入不敷出,多爾袞為此絞盡腦汁地想辦法,可此時卻為了一己之私而置天下人於不顧,竟行明末弊政而加派賦稅。人變得真快啊!
同年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古北口外,同時也是為了實地勘察地形,為其於喀喇城(今承德市郊)營建避暑之城。行獵時,多爾袞因素患「風疾」(即今之心腦血管病),不幸墜馬跌傷了膝蓋,由於醫治不得要領,竟於十二月初九日客死喀喇城,年僅39歲。
消息傳到京城,舉國服喪。當多爾袞的靈柩運回時,世祖親臨東直門外5里相迎。其連跪3次,親自舉爵祭奠而痛哭失聲,並在多爾袞死後的第十七天,追尊其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葬禮亦完全依照皇帝的規格辦理。順治八年(1651)正月,多爾袞夫婦又以義皇帝、義皇后的身份享太廟——多爾袞死後終於得到了皇帝的名號,但這已是多爾袞最後的榮耀……
同年二月,原多爾袞寵信的正白旗大臣蘇克薩哈等站出來揭發多爾袞生前私藏御用龍袍等欲置於棺槨之中做隨葬品之罪,遂引出多爾袞諸多罪過。除了前文提及過的,如所用儀仗、音樂、侍衛及府第等形同皇帝,肆意揮霍國家財物;凡政事不奉帝命,自己處理,憑己意願升降官員以及以朝廷自居,令諸王大臣日候其王府處,還有如下之罪:
一是多爾袞任攝政王時,不讓濟爾哈朗參預朝政,卻讓胞弟多鐸為輔政叔王,背叛其忠心輔佐幼帝的誓言,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繼位盡為己功」;二是將諸王大臣征戰沙場,殺敵剿寇之功全歸於己;三是將原屬黃旗的附己之臣如伊爾登、剛林等收入白旗;四是口出「太宗之位,原系奪立」的狂妄之語;五是逼死豪格,奪其妻子、牛錄屬人及財產歸己;六是拉攏皇帝侍臣額爾克戴青(太祖撫女巴約特格格之長子)等附己等等。
由是,世祖認為多爾袞謀逆屬實,「神人共憤」,不僅悉奪其母親及妻子的封典,籍沒多爾袞家產人口入官,其女兒東莪撥給多羅信郡王多尼(多鐸之子)為奴,而且將多爾袞的養子多爾博(原為多鐸之子,後過繼給多爾袞)先罰為奴,後令其歸宗仍為多鐸之子。世祖此招甚高,如此一來,多爾袞絕了後嗣不說,其所掌之正白旗就不再由多爾博承繼,而是理所當然的歸屬了世祖,加上皇帝原有的兩黃旗,此即清入關後之「上三旗」的由來。
對於多爾袞本人,世祖不僅撤去其帝號,而且據外國傳教士記載,世祖還命人毀掉位於今北京東直門外多爾袞之陵,掘墓、鞭屍、削首示眾。但其時依滿俗應為火葬,故多爾袞被拋骨揚灰的可能性更大。無論怎樣,生前聲名赫赫的多爾袞死後之際遇實在令人不忍卒讀,曾有的無尚榮光都已煙消雲散,只留下一丘蓬蒿凄涼地,長寂寥。對多爾袞實施清算的順治帝(來源:資料圖)
英雄淚,魂兮歸來
憑心而論,面對多爾袞的一生功過,也許農民起義軍這樣對待他,人們還可找出求得心理平衡的理由,而對於入主中原的大清國來說,就這樣將多爾袞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之腳,顯然有失公道。但這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所致,自古皆然。只是人騙不了自己,最先覺得不安的就是清世祖福臨。
順治十年(1653)三月,世祖諭工部,說「睿王墳園」因伊罪惡而被毀壞,「似屬不忍」,其墳園房屋門牆都應進行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撥人看守」。如果恨之入骨,問心無愧,順治帝何須過問多爾袞墳墓之事,任其毀壞即可,為什麼要進行修葺,又為什麼要派人看守?此時的世祖,恐怕也覺得在對待多爾袞的問題上做得有些太過。
無獨有偶,順治十二(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分別上書為多爾袞鳴不平,認為諸王之中,論功應以多爾袞為冠。多爾袞不僅首倡扶立皇上,而且還曾立斬私謀擁戴他的阿達禮和碩托。而且多爾袞大權在握入燕京後,並未自立,而是迎皇帝遷都。多爾袞屈死豪格並娶其王妃確實有錯,但功多罪少,請求為多爾袞平反,復其爵,修其墓——「乞賜昭雪」。此事遭到當政之濟爾哈朗的強烈反對,上疏不僅將多爾袞罵了個狗血噴頭,而且建議將彭長庚和許爾安論死,沒收家產,妻子為奴。從這件事的處理結果看,世祖心中雖曾不安,但其並不想這麼快就給自己扣上反覆無常且忘恩負義的帽子,既不想平反,又不想從重處理要求平反的人。因此,其特意下詔從寬處罰彭、許二人,將其流放至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縣)之地。許爾安的一等子世爵則由其子承襲。
100多年過去,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弘曆即乾隆帝下詔,稱多爾袞「攝政有年」,因威福自專,以致獲罪。但念其當初「統眾入關」,「檄定中原」,曾有的功績不應泯滅,而今其墳塋雜草叢生,荒蕪不堪,令人惻然。故著內務府派員查看,修繕其牆屋,種植松樹、楸樹,並准許多爾袞之近支王公等定時祭祀——多爾袞的冤案開始有了轉機。
9年後,高宗得閑而翻閱《實錄》(清代官修記錄清代歷朝皇帝生平事迹的史書),有感於祖宗創業之艱難、功臣輔佐之勛勞,思及後來有些人因事降職削爵,或更改了封號,大不以為然,遂決定追復其封爵。而其首先為之翻案的就是多爾袞。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高宗頒詔,稱多爾袞如有謀逆之心,完全不必於以其死後僭用「明黃龍袞」這一帝王御用之物來作為證據,因為多爾袞生前完全可以自立為皇帝,並舉出宋太宗趙匡義謀篡太祖之子趙德芳之位而自立的實例。而且,高宗還指出,多爾袞在攝政期間,「辦理政務秉公持正」,只是由於其「威福不無專擅」,故「宵小」即小人才在其死後「誣以謀逆」,構成冤獄,這一切並不是出自於「世祖聖裁」,否則作為後世子孫的他是不敢翻案的。此外,高宗還充滿感情地說,每當其讀史看到多爾袞感太宗待其最厚而深明君臣大義,忠心輔佐幼帝的事迹時,都忍不住「為之墜淚」。因此,令「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謚曰忠,補入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並為之樹碑立傳。同時,令仍將多爾博子孫承多爾袞之嗣,故多爾博的曾孫淳穎蒙特恩復為睿親王。高宗此舉,很有些英雄淚,以安多爾袞之魂的況味。
為多爾袞平反,高宗確實辦了件公正的事,但其同時又為尊者諱,令「將從前關於此事之上諭,均不得載入國史」。是故有關多爾袞的檔案被概行銷毀,以致於多爾袞傳記及其死後被清算等史料寥寥,很難弄清多爾袞死後遭到清算的真實情況。在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這是無可奈何的,且高宗行事作風一貫如此,其後來令修《四庫全書》時,也是將記錄清朝壞話的史書盡行燒毀,或進行刪節篡改,犯下了不能還歷史本來面目之惡行。
那麼,多爾袞到底想不想當皇帝呢?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誰不想當皇帝呢?評價多爾袞之功,最可貴之處應是其無奈之下顧全大局的聰睿。
早有史家指出,其擁立福臨登基是兩黃旗與兩白旗勢均力敵所致,這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而高宗為其翻案的重要證據則是當攝政王統兵入關之時,世祖年幼尚未親政,「夫睿王(指多爾袞)果盟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
其時,多爾袞確有自立的可能,當時只知有攝政王,沒有人知道遼東關外還有幼帝,而且多爾袞首次入京於武英殿,即被前朝官員士紳當成皇帝而朝拜。但此時多爾袞如自立,其結果與當日在大政殿會議皇位繼承人的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引起大清國的內訌而導致各旗間兵戎相向。如此這般,中國古代歷史上還會有「清」這個確定了中國近現代疆域版圖的朝代嗎?由是,已足見多爾袞對於大清王朝的意義所在。
因此,時至今日,論及多爾袞,對其個人而言,實乃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對大清王朝而言,卻是飛雲過盡,誰與爭功?
作者系瀋陽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為傳遞新聞價值之必要,鳳凰網歷史頻道特補發《時代商報》2010年5月25日A08版文章:飛雲過盡,誰與爭功?(下)——清太祖第十四子多爾袞,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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