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官的智慧值得借鑒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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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紙堆里還原出陳廷敬作家王躍文說做官先做人——他為官的智慧值得借鑒

本報首席記者 王湛 通訊員 李黎

　　近一段時間，作家王躍文的長篇小說《大清相國》「洛陽紙貴」。一部描寫清朝官場的小說，何以被稱為「公務員必讀書」？

　　隔著300多年的歷史長河，它又能給今人以怎樣的啟示？

　　「不管時代和社會如何流變演進，做人、做事、做官的基本道理都是亘古不變的。做官最終是做人。」王躍文說。而陳廷敬身上一直保有的書生本色，讓他即使身居高位，也在進退中，固守著一個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本分。而這一人物形象，本身就寄託著作者王躍文的政治理想和濟世情懷。

　　一個被遺忘的陳廷敬

　　因為王岐山的推薦，王躍文的歷史小說《大清相國》，目前在書店和網路上已經賣脫銷。

　　不過，《大清相國》出版於2007年。王躍文說，其實在被推薦之前，這本書已銷售40多萬冊，持續長銷。

　　王躍文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現代題材，《大清相國》是個例外。「我寫《大清相國》，只是非常偶然的機緣。」

　　有一年，王躍文去山西陽城陳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參觀遊覽，聽了當地人對這位先賢的介紹，頓生敬仰之心。隨後，王躍文查閱了陳廷敬相關的歷史資料，讀了大量同時期的清代正史和野史、筆記，積累了寫作素材。越讀史料，寫作的衝動越強烈。

　　王躍文認為，陳廷敬被今人遺忘，同他當年平穩致仕有極大關係，也就是說同他做人做官的方式有關。「與他同朝的很多名臣重臣如明珠、索額圖、李光地等人物形象，都在近些年的電視劇中很顯眼，他們當年都曾大起大落，人生經歷起伏跌宕。相比之下，陳廷敬能讓後人記起的好像只有他同張玉書一起編《康熙字典》，他的平生功業得從大量故紙堆里去尋找。」

　　陳廷敬為官50餘年，也就是說，王躍文寫了清代50年的歷史，有些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實的。

　　「我不是專門從事清史研究的專家，不從學術門徑去讀史書。我買了一套《清史編年》，從清順治開始每天發生什麼事情，大臣們是怎麼奏報的，皇帝是怎麼批示的，下面是怎麼執行的，一天天記載下來。」王躍文把康熙朝的兩大本全部讀完。

　　當然，寫歷史小說並不是事事有出處，事事有考據，歷史小說同史書是有區別的。小說需要虛構，歷史小說也不例外。

　　「我說的尊重歷史，就是對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要有所研究，寫出來的故事、人物行為方式、生活場景等，都應有歷史現場感。這些都是創作歷史小說起碼的要求。」王躍文說，我們常在有些電視劇里看見古人住店或吃飯結賬時，拿出一個銀元寶往櫃檯上一放，這是違背常識的。古人在日常流通中都用銅錢，吃頓飯犯不著掏個銀元寶出來，除非吃了一頓好比現在花費幾十萬元的豪餐。

　　「官場」是個貶義詞

　　這些年，王躍文的小說，始終熱度不減。

　　「一定還有非文學的原因，這個原因，可能就是人們關注官場。」在王躍文看來，「官場」是個貶義詞。

　　他說，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官場」詞條的原文我背得出來：「舊時指官吏階層及其活動範圍，貶義，強調其中的虛偽、欺詐、逢迎、傾軋等特點。」第六版中，在「貶義」前面加了「多含」兩個字，又把前面的「舊時指」三個字去掉了。詞義的微妙變化，說明我們已經慢慢用習慣了這個貶義詞。

　　既然是個貶義詞，古今「官場」在壞的方面，就沒什麼區別。

　　「其實有一段時間，是不叫官的。1949年以後，我們曾用具有革命意義和進步意義『幹部』取代了『官』這個稱呼。可是後來，慢慢又用到了「官」這個詞。並且，官員的稱謂還在不斷變化。」王躍文說。

　　作為親歷者和觀察者，王躍文覺得這些變化傳遞出某種微妙的訊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仕途中某些人的人身依附關係很重，江湖氣很濃，還有不少「一言堂」的專製作風。

　　一提到「官場病」，人們習慣於把責任歸咎到體制問題上。

　　「體制當然是根本的原因，官員的個人修養也很重要。」王躍文說，即使在清朝這樣污濁的官場中，陳廷敬也照樣能成為一位大有作為的好官。

　　在很多讀者看來，《大清相國》是王躍文眾多「官場小說」中的一部，王躍文也因一系列的創作，被稱為中國「官場文學第一人」。

　　但王躍文「非常不同意所謂官場小說的說法，從來也不承認自己是什麼『官場小說第一人』。」，他更願意將《大清相國》歸於正宗的歷史小說，「不過是寫了清代的官場而已」。

　　陳廷敬始終保有書生本色

　　陳廷敬作為文學形象，必定帶有理想主義色彩。

　　「但從陳廷敬個體來說，他是飽讀聖賢書的『理學名臣』，身上確實有不少為官的智慧值得今人借鑒。」王躍文說，他在複雜的官場環境中，有時候不得不迂迴，不得不隱忍，不得不遷就；但他始終想把事情做好，始終堅持自己的是非底線。

　　王躍文舉例說，陳廷敬去山東查富倫弄虛作假、盜賣義糧、貪污腐敗的案件，知道富倫是康熙皇帝奶媽的兒子，且同皇帝是自小的玩伴，便想，直接參他是參不倒的；但山東該處理的事情必須儘快處理，才能救民於水火。於是，他先不參富倫，而是先抓了同樣有罪的幕僚，讓富倫自己把做錯的事彌補過來。這是在特殊環境下的政治智慧，而絕不是姑息養奸、明哲保身。

　　「首先是陳廷敬自身修養好，他是真正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情懷的讀書人，堪稱典型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典範。當然，他能做到清廉自守，同他家境殷實也有關係。陳家在前明就是百年舊家，既開煤礦，又做鐵鍋和犁鏵生意。他家的鐵鍋和犁鏵遠銷日本和東南亞，算是最早做國際貿易的商家。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他始終保持著書生本色，因為生活中錢再多貪婪者也大有人在。」王躍文說。

　　作為文學形象的陳廷敬，在王躍文所講述的故事中，「等」「忍」「穩」「狠」「隱」。「試想，他剛進入官場只是一個二十歲的小翰林，而朝堂上下都是鬚髮如針的官場老手，他不等待時機行嗎？書中寫到的『狠』絕不是心狠手辣的意思，而是關鍵時候需有決斷，下得了硬手段。」

　　「做官最終是做人，官場的病同人性的病是相關聯的。好的制度可以抑制壞的人性，不好的制度則會誘發壞的人性。」

　　王躍文說，人性之壞就像癌細胞，它在健康的肌體上作亂的空間不大，在虛弱的肌體上就會大肆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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