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社會

1.

所謂"冷戰史研究"興起於冷戰結束後的美國。[1]大量的研究在美蘇爭霸這一基本框架下，意圖為蘇聯解體和美國世界霸權形成提供戰略史式的討論。也有史家希望通過陸續解密的英文及俄文檔案，還原在冷戰背景下的諸多"事件"的"歷史事實"。在這種理論眼光的影響下，在20世紀後半葉佔據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則被放在了冷戰史研究的附屬位置。"傳統"冷戰史學者對於中東及海灣地區問題的關心，很大程度上集中於巴以問題、埃及民族主義運動、伊朗革命、兩伊戰爭、及幾次中東戰爭這些重大"事件"中。並意圖用諸如"代理人戰爭"（Proxy war）之類的概念，在這些重大事件中梳理出一條美蘇爭霸的歷史線索。同樣的，這種歷史觀也深入到了對於諸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蘇分裂等重大事件的討論里。在這條線索之外的諸如蘇聯入侵阿富汗等事件，在後冷戰時期的歷史敘述中，被看作與匈牙利事件等事件一樣，是共產主義世界霸權擴張，及蘇聯沙文主義的表現。

不可否認，在史料挖掘與戰略研究方面，這種研究走向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但是，這種歷史敘述模式卻忽略了一個籠罩在自身的歷史問題。即冷戰史研究作為一個後冷戰時代意識形態產物的事實。在這一模式下，我們無法看到中國與蘇聯之間在針對"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立場上的差異，也更無法看到在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中，所產生的那種不同於蘇聯及美國霸權主義模式的國際主義政治。事件史式的冷戰研究還面臨另一種窘境，即一手材料的局限。上世紀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而興起的冷戰史研究，其研究者多來自於國際關係與政治科學背景。而其研究方法及問題意識也更多產生於國際關係理論內部。同時，冷戰史研究與美國外交政策分析關係密切，因此，其"古為今用"的目的意識從一開始便縈繞著冷戰史研究的學術機制。除了幾個重要的美國冷戰史研究中心及智囊機構之外，歐洲各個大學及智囊機構所進行的冷戰史研究，也具有明確的目的意識，從本國本地區外交史及外交戰略發展眼光出發，以期為當代國家或國家聯盟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見和理論基礎。然而，在冷戰史研究起步較晚的中國，這一以本國本地區為中心，對於外交政策進行研究討論的問題意識似乎還不甚明確。在為數不多的討論中國冷戰時期與周邊國家關係的研究作品中，對於新中國外交政策，特別是毛澤東時期外交思想的研究，還多停留在"冷戰在亞洲"這樣的視野之中。[2]而對於中國在20世紀中葉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獨立運動及反霸權主義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其獨特的戰略思想的考察，卻略顯欠缺。

相反，一些阿拉伯與非洲裔學者，出版於冷戰時期的英文研究著作，卻顯示出了對於中國1950-70年代，針對第三世界國家外交的獨特性問題的關注。[3]在這些研究中，毛澤東所提出的包括"人民戰爭"、反對"霸權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辯證關係問題、以及"第三世界"觀念的問題等等，均在中國針對非洲及阿拉伯國家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得以相對理論化的展開。這些研究出現在冷戰結束之前，且大量為今天一些冷戰史研究者推崇的"解密檔案"也不能隨意供研究者取用。而這類研究明確的問題意識，卻得以讓他們的討論呈現出獨特的價值。從而避免陷入如霍布斯鮑姆所批評的歷史學家對於"渺小"（trivial）事件的偏執中去。

實際上，以美蘇爭霸為軸心的冷戰史敘述模式一方面充滿著後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色彩，另一方面，也無法真正在理論上為90年代之後世界格局的變遷提供一個連續的歷史脈絡。更無法真正讓冷戰史、20世紀民族獨立及革命史、以及19世紀殖民史為理解今天的問題提供思想基礎。從今天世界各個角落中廣泛興起的民族甚至是民粹主義傾向，肆意蔓延的恐怖主義，日益加大的地區及貧富差異，再到具體的諸如阿拉伯世界的動蕩及軍事化、巴以衝突的僵局、中國崛起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朝鮮核武器問題等，都無法在傳統的冷戰史及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結構的理論敘述中得到很好的解答。

2.

1956年7月，政變上台的埃及民族主義政權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兩個月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開幕詞中，便明確表示對這一運動的支持。在他的講話中，發生在埃及的這一民族主義運動，可以被放在一個更廣大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去理解。[4]而這一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雖然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問題"，但卻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性政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5]毛澤東對於埃及蘇伊士運河時間的堅決支持，在當時列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其他59個國家代表中，引起了非常熱烈的正面反應。會議結束不久，圍繞蘇伊士運河問題，爆發了第二次中東戰爭。埃及軍隊在西奈半島的作戰中損失嚴重。埃及駐華大使12月向中國提出給予援助。此時距離中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僅僅半年。

然而，中國對於亞非拉國家反殖民主義以及民族獨立的政治支持，實際上並不能完全被放在一個共產主義全球革命理想的話語框架中去理解，更不能簡單的被看做是一種斯大林式的建立在絕對的國家利益基礎上的沙文主義擴張。實際上，納賽爾時期的埃及是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由於其對於共產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這類具有強烈國際主義傾向的意識形態的敵視態度，納賽爾時期埃及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幾乎銷聲匿跡。1958年末，針對敘利亞埃及聯盟問題，共產黨對納賽爾提出強烈批評。作為反擊，納賽爾開始大肆逮捕國內共產黨份子，並同時對具有共產党參與的伊拉克革命及革命後的卡西姆政府進行批評。此舉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強烈反應，並在1959年3月至4月間，開始對納賽爾展開了理論論戰。作為理論鬥爭的一部分，在1959年9月底舉行的建國十年慶典上，中國邀請了敘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哈立德·巴格達什（Khalid Bakdash）。由於1958年納賽爾領導下聯合阿拉伯共和國的成立，敘利亞國內的共產黨活動已在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下被宣布為非法。邀請巴格達什來京，並邀請其在建國十周年慶典上發表講話，無疑是針對納賽爾政策的理論鬥爭形式之一。巴格達什阿拉伯語的講話後來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上連續播放了三次。

巴格達什的講話引起了聯合阿拉伯共和國的強烈反應。其駐北京臨時代理大使當場退出慶典表示抗議。這次風波之後的10月7日，納賽爾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聯合阿拉伯共和國認為，中國政府邀請巴格達什的行為是對聯合阿拉伯共和國的侮辱。但是，他同時也表示，中國政府在這事件之後並未有任何繼續的敵對舉動。而他也並不後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 納賽爾由於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的表現，被阿拉伯世界普遍認做為英雄一般的人物。在他的政治理想中，阿拉伯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應當在一面旗幟下獨立建國。在這一世俗的政治理想中，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是一個很重要的認同基礎。在納賽爾看來，帝國主義並不僅僅指傳統意義上的英美帝國主義，還應當包括蘇聯在內新興的共產主義帝國。同萬隆會議上伊拉克指責共產主義蘇聯為"新殖民主義"的聲音相同，納賽爾對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國際主義精神是持相當的警惕甚至是敵對態度的。這種態度很大程度上回應了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所推行的沙文主義國際策略。同時也影響到了對於共產主義中國的看法。而中國在萬隆會議上"求同存異"的外交話語，充分肯定了反帝反殖民運動的進步意義以及內部意識形態差異。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到了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內的亞非拉國家對於共產主義革命建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

在納賽爾對中國的批評中，他格外提到了"萬隆精神"，並認為中國邀請巴格達什講話的行為干涉了聯合阿拉伯共和國的內政。然而，雖然納賽爾不懈地反對沙文主義與殖民主義對於阿拉伯事物的干涉，然而其本身所推崇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卻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形成了一種明顯的以埃及為中心的干涉主義勢力。納賽爾主義的政治理念是希望成立一個統一的以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礎的阿拉伯共和國。在這種政治理念影響下，埃及與敘利亞在1958年初合併，成立了聯合阿拉伯共和國。其合併的直接原因，來自於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Eastern Treaty Organisation）對敘利亞的軍事影響。

中部公約組織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利益的重要代理人，在納賽爾主義看來，恰恰代表著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對於阿拉伯世界的壓迫，同時也代表著阿拉伯世界內部長久以來在伊斯蘭與王室影響下所形成的落後保守勢力。正因如此，納賽爾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政治反抗目標，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時期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標相重合。在這個基礎上，納賽爾的政治目標才可以被看做是"民族解放運動"。其進步意義是必須被放在全球範圍內的民族獨立與反帝國主義目標內去理解的。

與泛阿拉伯主義發生衝突的另一種力量的，來自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同為旨在反帝反殖民獨立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強調樹立一種普遍的、廣泛的"阿拉伯人"認同。而實際上，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其民族與社會差異性巨大，這種單一的"泛阿拉伯"身份很難真正在各個情況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中產生具有實際政治意義的認同。聯合阿拉伯共和國成立之後不久，中部公約組織成員國伊拉克也爆發了由民族主義者阿卜杜勒·卡塞姆（Abdel al-Karim Qasim）領導的7月革命。 革命領導人卡塞姆來自於"自由軍官組織"。這一組織的成立，直接受納賽爾革命的影響，然而，革命後的伊拉克面臨一個重要的政治選擇。即直接加入聯合阿拉伯共和國，或者是以國內穩定為前提，著重以伊拉克為核心，進行國家建設。民族主義者卡塞姆選擇了後者。此舉引起了納賽爾的不滿，並藉此開始支持伊拉克革命中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針對卡塞姆政權發動政變。而也正是為了穩定民族政權的需要，卡塞姆臨時倒向了共產黨人。在基本消除了國內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威脅之後，卡塞姆又開始著手清除共產主義的影響。這種執政黨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對於政治左右派的清洗，實際上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東國家中屢見不鮮。

在了解了這一政治背景後，重新回到納賽爾對於中國的批評問題上。納賽爾當時針對中國"違反萬隆會議精神"的言論實際上並未得到其他阿拉伯國家的認同。其中對此反對聲音最大的便是約旦、伊拉克和突尼西亞。在這些國家看來，納賽爾的泛阿拉伯主義意識形態本身便是一種干涉主義政策。納賽爾對於中國展開的理論批判與其在阿拉伯地區實行的沙文主義政策似乎南轅北轍。另外，隨著1955年萬隆會議上的外交勝利，新中國與阿拉伯多個國家也建立起了外交與經貿關係。1959年納賽爾主義在北非阿拉伯地區大行其道的時候，中國也以支持亞非拉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為指導政策，向包括埃及、伊拉克、黎巴嫩、蘇丹、敘利亞、突尼西亞、以及葉門共和國在內的阿拉伯國家，以貿易協議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無償經濟及技術援助。這一方面有效地支持了各個國家內部世俗民族主義政治勢力的建國運動，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抑制了泛阿拉伯主義及帝國主義在該地區的擴張。納賽爾對中國"干涉內政"問題的批判並未很好地得到周邊國家的呼應。很快，在10月25日，聯合阿拉伯共和國宣布，這一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並回派了之前召回的駐北京臨時代理大使。此次事件也並未對中埃兩國關係產生特殊的影響。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時，也正是納賽爾的埃及在兩國中間扮演調停角色。

埃及針對中國態度的批評與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的行動，從納賽爾主義的政治眼光看來，都是一種具有民族主義特性的鬥爭。然而，兩者的後果卻截然不同。前者在短時間內得到政治解決，而後者則迅速演變成為一場局域戰爭。當然，兩者還有很重要的現實政治及國家利益因素差異，因此不能簡單地進行事件史的比較。但是，在這兩個事件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卻能讓我們更好的去理解"第三世界"國家政治，在二戰之後國際格局形成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聯合國成立的基礎之一，是將戰爭行為的權利從國家轉移到了國際社會監管之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戰爭不再是國家的自然權利。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第51條認為，只有針對侵略行為而進行的"單獨或集體自衛"行為，才可被看作一種"自然權利"（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不受禁止（impair）。而這種戰爭行為的唯一目的，只可能是"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maintain or restor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這一規定，形成了現代國際法中對於"正義戰爭"（Jus Bellum iustum）定義的基礎。從拿破崙戰爭時期開始，在歐洲戰爭法體系中發展出來的"正義戰爭"理論，便隨著國際秩序變遷，而經歷了多次演變。從法理上講，《聯合國憲章》中這一條款，將除自衛之外的一切戰爭行為劃為非法。此外，《憲章》規定，所有成員國在行使"自衛權"後，有責任向安理會通報。然而，這一對於戰爭行為合法性的模糊定義，並未能很好地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間，特別是在前殖民地國家中的和平局面。從1945年的中國解放戰爭和印尼獨立戰爭，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再到1950年的朝鮮戰爭，1955年開始的越南戰爭，以及1956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短短十年間數次大規模局部戰爭的出現，便直接向所謂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提出了挑戰。而經由二次世界大戰形成的國際格局，也正是在這一系列的"熱戰"中形成的。《聯合國憲章》中所界定的"正義戰爭"無法真正解釋這一系列戰爭衝突的歷史與政治意義。

與《聯合國憲章中》對於戰爭問題的曖昧態度相比，共產主義革命後的中國提出了所謂"解放戰爭"的概念。與《憲章》中對於戰爭行為的自然法式判斷不同，中國在使用"解放戰爭"這一觀念的時候，更注重其在實踐中的實證主義判斷。事實上，以最近熱烈討論的朝鮮戰爭為例，《憲章》中對於戰爭行為的限制實際上並未發生任何效力。1950年6月25日朝鮮時間凌晨4點40分，朝鮮人民軍開始向大韓民國發起全面進攻，朝鮮戰爭爆發。戰爭爆發約8小時左右，美國駐韓國大使約翰·穆喬向美國國內發回電報，通報戰爭爆發。由於美國東部與朝鮮半島有14小時時差，因此，電報送達美國時間為東部標準時間晚上10點26分。此消息由時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通報了杜魯門總統與聯合國。6月25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2點，聯合國安理會召開473次會議，並通過著名的82號決議，要求北朝鮮軍隊撤回北緯38度線以北。[6]此決議並未表示需要向聯合國成員國尋求軍事協助，以幫助朝鮮半島恢復和平。同日，根據解密後的美軍華盛頓國防部陸軍部與駐日美軍的電話討論記錄，6月25日早晨國防部的內部討論中，便已經開始討論針對朝鮮軍事行動的具體操作步驟。電話記錄中表示，授權美國遠東司令部（CINCFE）向韓國提供軍事裝備援助，並緊急將美軍在韓的所有軍事活動劃歸遠東司令部管轄。記錄中明確表示，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要求成員國干涉朝鮮戰爭之前，就要做好一切軍事干預的準備工作，並立刻將韓國納入遠東司令部海空保護範疇之內。[7]在這份記錄中透露的另外一個重要信息，是美國駐韓大使穆奇向駐日美軍發電要求提供F-51戰鬥機以及炮兵援助。根據駐日美軍的回復，戰爭開始時他們便派第八軍向韓國提供了一批榴彈炮及迫擊炮彈。這批軍火可維持十日，而後續的軍火援助則會在這批彈藥消耗完之前運抵。駐日美軍在會談結束前向華盛頓表示：歡迎加入這場戰爭（Come over and join the fight）。

1950年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全國發表講話，講話中認定，"遠東的情形"是對大韓民國"無緣無故的侵略"（unprovoked aggression）。他同時表示，美國會不遺餘力地幫助韓國，在《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下，維護世界和平。[8]26日晚，杜魯門在布萊爾宮（Blair House）參加了由國務卿、國防部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組成的討論會。會議做出四項重要軍事決定：1、美國空軍與海軍力量全面介入協助韓國軍隊；2、命令第七艦隊戒備，防止中國武力收復台灣；3、向菲律賓增兵；4、援助印度支那。[9]而事實上，聯合國直到美國東部時間6月27日才通過83號決議，"建議聯合國成員國援助韓國，抵抗武裝侵略，重塑國際和平"（Recommends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urnish such assistance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10]而杜魯門政府針對韓國的軍事行動，則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當天便開始了。這一系列軍事行動，不僅未在聯合國安理會法律框架之內，同時也未得到美國國會授權。[11]針對朝鮮問題的軍事干預直到1956年7月7日，才由聯合國第84號決議正式授權美國。[12]因此，如果按照當時聯合國憲章對戰爭行為合法性的規定來看，美軍在朝鮮的軍事行動並不具有國際法基礎。此舉同時也對新成立不久的聯合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法秩序提出了挑戰。

在朝鮮戰爭問題上，除了美國明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之外，還顯露出了一些其它重要情況。解放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聯合國的成員，聯合國針對朝鮮戰爭作出的各項決議中，作為後來的重要參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缺席，對其決議所依據的法理基礎造成了挑戰。同時，在對朝鮮戰爭做出決議的時候，重要成員國蘇聯也並未參加表決。聯合國成立初期所面對的這種尷尬情況，恰恰表明了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冷戰初期，新的國際秩序形成中的不確定性動態。簡單地以《憲章》中規定的"正義戰爭"原則，無法真正解釋包括朝鮮戰爭在內的一系列冷戰時期的區域戰爭對當下國際秩序形成所造成的重要影響。

中國針對朝鮮戰爭的軍事行動，則是建立在對於"解放戰爭"的合法性論證基礎上的。毛澤東在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報》上刊發的《堅決站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上》一文中強調，參與朝鮮戰爭的根本意義是"愛國"。能夠將一場境外戰爭與愛國相聯繫，得益於中國革命政治話語中對於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論述。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意義在於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毛澤東不斷強調，這三種力量形成的政治壓迫，都不能單純在民族國家範疇內理解。與斯大林式的沙文主義立場不同，毛澤東建立在其實踐哲學基礎上對於矛盾關係的分析，是理解中國革命"世界性"的基礎。當代針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出現了一種新傾向，即希望通過各類解密材料去討論中國參與戰爭是出於主動還是被蘇聯拖入。然而，這類討論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在參戰之後，立刻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話語，明確將朝鮮戰爭表述為"抗美援朝"，並將其同中國革命歷史敘述及國內社會建設密切結合。在毛澤東看來，朝鮮戰場是中國革命中反對帝國主義因素的延伸，而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則是世界性的。因此，志願軍在朝鮮的行動，尤其是對"朝鮮人民"的態度，應當與"我們在國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樣"。這一群眾路線，實際上是"勝利的政治基礎"。[13]

4.

在"第三世界"這一政治範疇里，針對帝國主義霸權壓迫的鬥爭模式多種多樣。同時，霸權主義的表現形式也有不同。而在傳統的以美蘇爭霸為重心的冷戰敘述中，第三世界反霸權鬥爭的政治意義無法得到展開。同時，中國革命意義與20世紀後半葉第三世界國家反霸權鬥爭的關係也並未得到深入討論。事實上，二戰之後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的形成，伴隨著歐洲殖民主義世界秩序的消退，以及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民族獨立運動興起。在這個過程中，革命建國之後的中國逐漸探索出了一套對第三世界國家反抗運動的政治敘述。

20世紀50年代國際格局中一個基本態勢是此起彼伏的前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以及與此互為背景的美蘇對立。二次世界大戰留給短20世紀的重要遺產之一是殖民主義世界體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以民族國家法理意義上的平等為基礎的現代普遍國際法體系的形成。在這一框架下，幾個重要的矛盾關係實際上構成了短20世紀末期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革命後的中國在政治理想上，試圖打破傳統的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理論話語。在其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針對朝鮮戰爭問題發表的講話中，毛澤東便明確表示，"中國革命是帶有世界性質的"。而"朝鮮戰爭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4]一個是發生在中國境內的社會主義革命與解放戰爭，另一個是跨出國境援助他國的解放戰爭。究竟如何去理解這一政治判斷，理解所謂中國革命以及朝鮮戰爭的教育意義，實際上是理解所謂中國"革命傳統"在20世紀政治現場中意義的關鍵。

自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以來，朝鮮戰爭便一直在反帝的背景下，被看作是與中國革命建國政治敘述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以戰爭的手段與世界帝國主義壓迫的現狀進行鬥爭，以謀求和平為結果。這一觀點，在五十年代的外交話語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在同尼赫魯討論中印關係的談話中，毛澤東強調，兩次世界大戰一方面造就了美國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也使得一批亞洲及非洲國家脫離殖民主義影響，成就了一批以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政黨領導的國家革命。[15]在毛澤東看來，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全球性的，因此，針對這種壓迫的反抗鬥爭也是全球性的。戰爭本身僅僅是鬥爭的手段之一。脫離了這個背景去談論戰爭的正義性並無意義。朝鮮戰爭時，美國干涉行為雖然在其法理上違反了《憲章》規定的武裝干涉原則。然而，其干涉行為卻很快獲得了聯合國決議的背書。這便對《憲章》中，對於戰爭正義性問題的抽象判定提出了挑戰。杜魯門的講話中強調，美國干涉的基礎是由於朝鮮軍隊的行為是一種"aggression"。因此，援助韓國則是"基於聯合國框架下的警察行動"（a police ac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16]針對這種干涉主義傾向，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際上便很快被用來當作一種在世界範疇內與帝國主義干涉政策相對抗的鬥爭話語。[17]

20世紀50年代中國所提出的"獨立自主"原則需要被放在兩個互相關聯的背景中去考察。首先，是中國革命的歷史與政治經驗。即所謂中國"革命傳統"的世界史與政治史意義問題。在這其中，包含了對於所謂"人民戰爭"及社會矛盾關係的認識。其次，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全球秩序變遷中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關係的背景。在這個框架下，牽涉到對於"反帝"及"反殖民"話語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差異性政治表現的歷史梳理。藉此，我們才能深入理解20世紀，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政治話語中的"霸權主義"、"帝國主義"、"民族獨立"、"解放"、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關鍵概念在現代國際政治中的意義。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發言中強調亞非拉國家的共同政治基礎，主要是這些國家近代以來"曾經受過、並且正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在20世紀50年代美蘇對抗的政治語境中，中國格外強調對於社會制度差異性的認同。而這種認同的基礎是一個矛盾關係的判斷。這一判斷強調，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政權均是各個國家在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壓迫過程中產生的不同政治回應方式。

除了戰爭之外，鬥爭還包括一切謀求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和平運動"以及"正義鬥爭"。[18]在這個標準下，不單單是朝鮮戰爭，包括中國對1956年對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公司行動的支持，都可以被放在這個鬥爭矛盾關係中去理解。這一系列鬥爭形式均不以意識形態陣營為標準，而是一個以反帝為目標的包含了"世界勞動人民"的統一戰線。[19]這一點，在中國針對阿拉伯及非洲國家民族獨立運動的立場上有明確表現。在毛澤東1959年會見喀麥隆人民聯盟代表的講話中，他明確表示"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在毛澤東看來，發生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運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應當被看做是"民族解放運動"而非"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力量被看做是能夠支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力量。[20]這種民族解放運動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並同時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在這一點上，也能找到中國革命鬥爭經驗中，對於統一戰線問題認識的影子。

在毛澤東的政治話語中，"歷史環境"是一個討論政治關係的重要基礎。而存在於不同"歷史環境"中不斷變化的事物矛盾關係，則直接影響現實政治決斷。理解"歷史環境"及"矛盾關係"，並在此基礎上理解"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則是政治活動的根本觀念。毛澤東認為，這種政治活動中存在兩種根本性的矛盾，及"對抗性的矛盾"與"非對抗性的矛盾"。前者發生於"敵我之間"，後者則發生在"人民內部"。兩種矛盾關係也能互相轉換。同時，對於矛盾關係的分析不僅僅局限於國家內部，也應當延伸到對於國際問題的理解上。人民這一政治範疇也應當延伸至世界範圍內，作為反對霸權主義的政治話語，並用以進行對敵我關係的政治分析。這一政治活動的理想化根基，則在於對"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之關心。[21]

在這一政治理想基礎上所展開的反霸權主義的鬥爭不能簡單地被劃分到冷戰時期意識形態陣營的範疇內。"陣營"（bloc）一詞的使用，在冷戰時期的政治話語中是具有其戰略意義的。一方面，在美國戰略情報分析文件中，這一詞語指代現實政治的共同體。連接這一共同體的基礎可以是意識形態，但更重要的是在軍事強權防禦傘下所覆蓋的權力範疇。近年來，頗受一些國內冷戰史研究者推崇的是一批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04年解密的一批分析報告。在這批電子化並在網上公開的材料中，辟有專門的NIC中國問題分析報告（NIC China Collection: http://www.foia.cia.gov/collection/china-collection）。報告涵蓋時間跨度從1948年至1976年。這部分材料得到中國冷戰史研究者關注最多，並也有學者組織中文翻譯。以這部分材料為基礎的研究，多集中於對中美關係史的討論。其中，早在檔案解密之前的2003年，曾任柯林頓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過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局主任的蘇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便以NIC的材料為基礎，出版了一本討論1989年至2000年間中美關係的著作。出版機構是華府著名保守派智囊布魯金斯學院（Brookings Institution）。

中央情報局公布的檔案材料中，另一部分與中國問題相關的材料是"冷戰時期關鍵目標分析：蘇聯與中國政策與決策研究，1953-1973"（Cold War Era Hard Target Analysis of Soviet and Chinese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1953-1973）。這部分材料包括長篇的研究報告草稿及非正式的情報參考資料。其檔案索引代號為CAESAR, POLO, ESAU。冷戰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下屬當代情報研究室（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在1952年便專門立項，研究蘇聯共產主義世界領導結構。項目代號CAESAR。1956年，在當代情報研究室主任雷·克林奈（Ray Cline）的治下，OCI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中蘇關係的情報小組（Sino-Soviet Studies Group）。這一小組延續了CAESAR項目的工作，並進一步成立兩個專門研究項目：專門研究中共領導結構及政策（POLO，1956年成立）以及中蘇關係（ESAU，1959年成立）。現存最早的POLO計劃研究成果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央機構的演變1921-1958（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Orga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58）"以及"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這兩份材料並未在中央情報局網上公開的檔案之列。POLO計劃中現在所公布最早的材料為1961年關於毛澤東與歷史唯物主義的4份研究。[22]

在本文討論的範疇內，這批材料反應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早在冷戰開始時期，即被通常看作是中蘇關係蜜月時期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情報機構針對中蘇關係及共產黨中國政治狀況的分析報告中，便很清楚地將中國與蘇聯視為兩個獨立的力量體，而非是同一"陣營"中的兩個成員。而1956年POLO項目的建立，則更是體現了在美國情報體系中，從現實主義出發，對於中國作為獨立政治力量的實際認可。在一份1951年1月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顯然在與蘇聯協調政策"（plainly are coordinating policy）並且"密切合作"（acting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報告認為，中國與蘇聯在此刻的合作是出於"共同利益"（mutual interest），其目的是"共同保衛兩個政權的安全"，同時也希望"合作清除西方在亞洲的影響"。[23]朝鮮戰爭結束之後，另一份報告更加強調，中蘇合作的基礎是經濟與軍事協作。報告指出，如果蘇聯"干涉中國內政"（interven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或者"試圖控制"（attempt to establish control）中國共產黨、警察及武裝力量，則這種合作關係則會削弱（diminish）。報告認為，中國國家利益（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與蘇聯徹底的帝國主義政策與戰略（over-imperialistic Soviet policy and tactics）之間存在著多種潛在危機。從長遠看來，兩者衝突不可避免。因此兩者之間也不大可能聯合起來，針對所謂的共同敵人進行任何軍事行動（unlikely to emerge in the course of taking active military measures against what both regimes consider a common enemy）。[24]中國一直在美國情報報告中被看作是一支會對西方在亞洲影響產生挑戰的力量，特別是會對受西方支持的印度和日本作為亞洲領袖力量（the Asian leadership aspirations of India and Japan）的野心提出挑戰。[25]

1957年，毛澤東在斯大林去世後又一次訪問蘇聯，期間發表了幾次公開講話，其中提到與蘇聯的密切友誼關係。毛澤東將這一關係描述為"我們同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共命運，同呼吸"。同時，他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看作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神聖的國際義務。"[26]在這次訪問之後，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中，便出現了將中國放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分析的傾向。但是，這時期的報告同樣繼續強調存在於中蘇之間的較量。只是這種較量開始被看作是一種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領導地位的爭奪。1958年的一份報告稱，共產主義中國會同蘇聯緊密站在一起（firmly aligned with the USSR）。也會承認蘇聯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但是，隨著其力量與地位的崛起，中國也許會在這一陣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it will probabl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general Bloc policy）。[27] 1958年5月這份報告稱，中蘇之間的聯繫，基於共同的目標，以及中國對於蘇聯軍事和經濟力量的依賴。這與幾年前的同類報告觀點並無太大差異。但是此外，這份報告還提到，兩者的結盟，還基於"共同的意識形態"，以及認同"陣營團結是迎擊共同敵人的根本條件"。報告幾乎是轉述了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講話，使用了"團結"（unity）一詞，並稱，"團結是清除西方，特別是美國在亞洲和非洲影響的關鍵"（unity is crucial to the expulsion of Western, particularly US, influence from Asia and Africa）。[28]

中央情報局上世紀50年代對華情報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來自台灣國民黨情報官員提供的材料。因此，其情報分析工作的局限也較大。諸如毛澤東在莫斯科的公開講話等，是少數美國情報官員可以直接獲得的一手材料。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毛澤東與莫斯科的複雜關係，特別是與斯大林之間的"恩恩怨怨"，則是一個不需在此贅述的問題。1956年毛澤東對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的講話里，他便明確提到，對斯大林"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麼樣"，認為他"站在別人的頭上發號施令"。而在其第一次訪蘇時發表的文章，"不是出於內心意願，而是出於需要"。[29]對蘇聯的態度，代表了中國當時一種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認同，但並不代表在這一認同中，可以完全忽略國家個體的能動作用。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便能最直接的體現這一關係。中國對於陣營的態度來自於所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一戰略思想。但是，在陣營內部之間的關係，仍舊是受到矛盾關係和歷史背景制約的。任何一種形式的霸權主義，無論是來自於帝國主義還是來自於蘇聯式的大國沙文主義，均是要鬥爭的對象。毛澤東在70年代成型的"三個世界"理論，將美國與蘇聯同劃歸為第一世界。便是這種對於霸權主義政治問題認識的體現。這一態度，很大程度上基於中國對於世界革命及國際權利關係結構變化的戰略性判斷。其政治基礎是中國革命中誕生的對於民族革命與國際主義關係的總結。

5.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民族獨立運動及其戰爭將美國"釘在樁子上"。[30]發生在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能夠得到中國的積極支持，並非是在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理論基礎上，而恰是這種反對霸權主義鬥爭策略的反應。同時，反對霸權主義也為發生在全球"解放戰爭"，提供了合法性的政治話語。直至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上正式以1514號決議，從當代國際法的角度，正式給予了殖民地人民獨立運動鬥爭以合法地位。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承認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行動，為一項"基本人權"。這一在普遍人權話語內部，當代國際法秩序形成過程中的鬥爭，其歷史過程則發生在被當代冷戰史敘述所忽略的第三世界國家與中國關係這條線索中。

與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化與國際化的政治話語相比，後冷戰時期的政治話語呈現出一種去政治及內卷化的傾向。我在這裡借用了"內卷化"（involution）。這個概念是杜贊奇借用來描述清代末期國家權力發展特性的一個概念。而我認為，後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主的國際霸權結構實際上也呈現出了這種內卷的傾向。並因此消解了結構性變革所需要的政治話語動力。當代國際政治話語最明顯的兩種表現形式體現在一方面以普遍人權為基礎的對於包括氣候環境政治在內的討論，意圖取代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政治並嘗試成為新的全球性政治話語。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以最直接的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帝國主義、民粹主義政治的蔓延。

冷戰結束之後，又接連在"第三世界"內出現了多次戰爭。然而，政治家與學者們似乎都缺少必要的政治話語對它們做出評價。直至最近，從2011年1月末開始的敘利亞內戰，至今為止已經延續了將近3年。與短暫的20世紀中發生的幾場主要戰爭相比，擺在21世紀當下的這場影響了數百萬人的戰爭，雖然是一場被各種媒體細緻觀察的戰爭，卻也是一場最被漠視、面目最為模糊的戰爭。拋開二戰之後《聯合國憲章》對於"正義戰爭"的國際法判定不談，對於最為普通的讀者與觀眾們來說，面對一場發生在別處的戰爭，最為直觀的印象，無非是一個簡單的對於戰爭雙方的對錯判斷。而時至今日，越來越多對於敘利亞內戰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們會發現，在內戰初期國際媒體中迅速形成的正邪分界，隨著戰爭的進程，越發顯得模糊。同樣面目模糊的，還有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境內進行的"反恐戰爭"。

這種面目模糊的戰爭是盤旋在二十一世紀里的烏雲。後冷戰時期建立起的普遍主義政治話語在遇到民粹主義、恐怖主義的現實政治時便顯得不堪一擊。而對於"非暴力不合作"這種反抗模式的大肆頌揚，同樣也體現了在這種普遍主義人權話語政治中對於暴力的無奈。正如霸權是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一樣，對霸權的反抗也同樣無法避免。二戰結束之後，伊朗曾一度以泛伊斯蘭主義思想作為對抗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解毒劑。泛伊斯蘭主義也是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期反抗者們的精神力量之一。二戰時期的日本，反西方的話語成為其殖民主義擴張的借口。在這一語境下，泛伊斯蘭主義內部的瓦哈比派運動、賽努西運動、阿富汗尼運動、阿赫邁底亞運動，則被看作是"回教圈今天正在多災多難中逐漸重生"，是所謂"回教徒的覺醒"。短二十世紀及其之後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義，可以生成殖民主義，但也可以生成對抗霸權主義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權及其反抗，也許是連接短二十世紀與冷戰之後政治未來的方向。

注1：本文中引用的所有歷史檔案均能夠在各類美國政府及智囊機構網站上找到原版影印電子版。索引網址也一一附在腳註中。之所以採用這種"非常規"的史料收集方法，也是為了說明，歷史研究除了找材料、講故事之外，更需要有明確的目的意識。電子化時代的歷史材料，不再像從前那樣，是屬於少數研究者及檔案館的專屬材料。歷史學家賴以為生的檔案終會越來越趨向電子化，並普及大眾。"歷史學家的技藝"不能僅僅停留在收集整理材料，更應當是從龐雜的材料中，呈現出負責任的敘事及關懷。

注2：本文引用的《毛澤東文集》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之編，人民出版社1993-1999年出版的八卷本《毛澤東文集》，文中不加詳註，特此說明。

[1] 沈志華：《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冷戰國際史"海外研究狀況簡介》。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241.html

[2] 此類作品例如：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3] 例如：Ogunsanwo, Alaba.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 - 71. Cambridge [u.a.: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0. 本書初版於1974年，2010年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著名的冷戰研究中心"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重新整理出版。另外還有：Behbehani, Hashim S. H.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1955-75: Three Case Studies. London; Bost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1.

[4]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5]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

[6]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82 (1950) of 25 June 1950, 25 June 1950,S/RES/82 (1950),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15960.html決議原件影印本可以參見：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 ... pdfs/ki-17-4.pdf#zoom=100

[7] 解密文檔參見：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 ... dfs/ki-21-12.pdf#zoom=100

[8] Harry S. Truman: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Violation of the 38th Parallel in Korea.," June 26, 195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537.

[9] 會議討論記錄稿原件參見：http://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 ... /pdfs/ki-2-2.pdf#zoom=100

[10] 決議原文見：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 ... solution%2083&coi=KOR

[11] Louis Fisher. "The Korean War: On What Legal Basis did Truman Act?,"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9:21, 21-39. January, 1995.

[12]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84 (1950) of 7 July 1950, 7 July 1950,S/RES/84 (1950),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b00f1e85c.html

[13]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志願軍要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14]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

[15]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

[16] Harry S. Truma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une 29, 195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544.

[17]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上的講話》

[18]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19]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

[20]《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非洲當前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資本主義》。

[2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22] 上述所提到的所有解密檔案電子掃描版，均可以在中央情報局網站上獲取：http://www.foia.cia.gov/special_collections

[23] NIE-10, January 17, 1952, p. 2.

[24] NIE 13-54, 3 June, 1954, p. 2.

[25] NIE 13-54, 3 June, 1954, p. 7.

[2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上的講話》。

[27] NIE 13-58, May 13, 1958, p. 3.

[28] NIE 13-58, May 13, 1958, p. 27.

[29]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

[30]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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