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振臂一呼的角色不適合我

陳平原1954年生於廣東潮州。2008年至2012年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大學十講》《學者的人間情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等。妻子夏曉虹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今年將滿六十。在採訪中，「從某一角度上說」之類的用語，他頻頻拋出。面對我的提問：北大近兩年話題頻出，為什麼不見你發言？他也是將最初的回答全然改過，然後字斟句酌——「有的不值得說，有的說了也沒用，有的則非我所能說。另外，還有好些我其實是說了，只不過沒有在媒體上體現。尤其涉及北大內部人事，從教授到校長，我完全可以採用另外的表達方式，不必隨媒體的節奏起舞。我當然知道，在媒體上發言影響很大，以北大教授的姿態批評北大，那樣很有衝擊力，也很有戲劇性。可這種戲劇性不是我所追求的。」他的校友、作家查建英說，他一向出言審慎。許子東曾邀他上鳳凰衛視做節目，他婉拒了，「他覺得更習慣待在教室里。後來我們上《鏘鏘三人行》，他談教育談得很好。」查說。除了謹慎，他對媒體還有過「心結」。若干年前，央視某編導請他策劃，向公眾介紹世界上的著名學府。待他興緻勃勃，認真投入，對方反而爽約，草草了事……可即使氣憤，他還是保持理性與平衡感。如查建英所說，他溫潤兼有原則。「有的人如果不說話，別人不會關注，故必須隨時表態，有的則相反。人處在一個比較好的精神狀態時，就能擁有比較強大的自信。該說不該說，自己知道。」3月，北大人文學苑，送走一批學生後，陳平原在討論一個嚴肅的話題：自省——知識分子應省自己的能力，省自己的立場，也省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所發揮與應該發揮的作用。「我的妻子一不希望我從政，二不希望我當領導，三不希望我從商。她讓我就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他的普通話夾著潮州鄉音。

1997年1月13日，北京，陳平原在北大教職員宿舍內有才華是好的，橫溢就可惜了1988年，陳平原發表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序言里，他提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小題大作。不過，「並非每個『小題』都值得『大作』，這要靠對重點文學現象的理解和把握。」錢理群對此印象深刻。1984年，還是北大中文系教師的他，兼任著名文學史家王瑤的助手。有一天，做當代文學批評的黃子平轉給他一篇題為《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的論文。作者是中山大學文學碩士生陳平原，正來京找工作。他當晚讀完，與黃商量，讓其來北大教書，「論文已顯示其治學上視野開闊，將晚清與現代打通，又涉及對宗教等學科的了解。」文章轉到王瑤手中，他看過後說，「才華橫溢。」不過又添一句：有才華是好的，橫溢就可惜了。當時校方表示，可以讓陳平原來讀博。如果真的不錯，畢業後再留校。王瑤得知後拍板：那麼今年我來招生。「於是，我與溫儒敏成為北大中文系第一屆博士生。」陳平原說。他是1977年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在潮安，8年回鄉知青與民辦教師的經歷，讓他與同齡學人一樣，有過「文革」教育在思想上種下的「鹽鹼地」亟需清洗、學術訓練匱乏的緊迫焦慮。「突然間的開竅」是在大四那年。憑著對舊日體制的深刻反思，對國際學術潮流湧入的敏感，在闡釋社會主義制度及發展道路時，他引入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人合寫《論西方異化文學》。這篇論文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中，被學校勒令檢查。但是，「薩特的存在主義、羅曼?羅蘭的小說、馬克思的傳記與手稿等攪和在一起，構成了我的思想啟蒙。」80年代末，陳平原思索並試述歷代文人對學術與政治、學術法語與學人定位的關係的困惑。有一天，王瑤先生突然將他找去說，對他最近發表的幾篇文章很滿意。隨後題字，「詎關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錘百鍊功。」這組隨筆收入《學者的人間情懷》一書。文中，陳平原彰顯學人角色的自覺，發出「政學分途」的心聲——「我常想的是，選擇『述學』的知識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間情懷，又發揮其專業特長。我的想法說來很簡單，首先是為學術而學術，其次是保持人間情懷——前者是學者風範，後者是學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本色。兩者並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改革不易1992年，陳平原出版《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上海交大文學研究所所長夏中義指出，他在標舉遊俠精神對千百年來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崇高而「不切實際」的人生境界的感召時，明顯地折射出他要高揚學術的志向，以及不憚在頗感困境的學界充當「獨行俠」的願望。彼時，相較80年代的「文化熱」，社會科學迅速崛起。錢理群注意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前後，陳平原寫了《老北大的故事》系列文章，這是他從文學史跨越至大學史及教育史研究的開端。陳平原沒有否認，他研究北大，背後的思路是教育史與學術史。在《大學三問》里，他針對時下大學存在的弊端、誤區追問——「人文有無用處」、「管理是否萬能」、「榜樣如何獲得」；「我們為什麼要辦大學？大學只是生產合格的產品——學有所長的學士、碩士、博士，還是必須融入並影響當代中國人的文化理想與精神生活」——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我的大學觀》里，他給出自己的答案：大學需要國際視野，同樣需要本土情懷。2003年5月，北大兩次出台《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陞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校內圍繞改革制度，「本土派」人文學者與具有海歸背景的社會科學學者形成對峙。查建英採訪了爭論中的雙方，撰文《北大，北大》。她說到陳平原——當「他的中文系同事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改革反案」時，他卻是「為數不多的對改革既持批評態度又抱有同情的人」。「我承認改革的大方向及立足點是對的——中國大學的人事制度確實積弊叢生，必須改。這一點，我跟很多人文學者的觀點不同，跟社會科學家的立場也不一樣。不少人其實是站在維護自身利益及尊嚴的角度，掂量的是這一改革對自己有利還是有害，而不太考慮中國大學到底往哪一個方向走。」陳平原說。查建英寫道，多年前某次會議上，陳對校方行政管理層頗有微辭，斥責其權力過大。會後，那個副校長把他拉到一旁對他說：北大校園裡到處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右派和左派，管理層必須在各派之間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現更大的麻煩。從那以後，陳學會了去體諒做這種平衡工作有多麼難。「陳平原的思考角度與眾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政治環境的複雜與無常。」 查建英告訴我，她惋惜當年，北大校方沒有讓他參與設計改革團隊。在西方學府比較成熟的管理體系，尚且需要協調各種因素，更何況中國大學像一個難以突圍的城堡。「陳平原對大學有充分研究。他對各方意見抱有理解，懂得磨合妥協。至少，他能將改革推至更遠。」2008年，陳平原在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前，曾詢問錢理群。「他是為實踐他的教育理想。我卻不看好。」錢說。「他後來又說，做不見得能做好，但做比不做好。」陳平原微笑著補充。在任期間所遇的糾葛，他只是略有透露：中文系歷來是北大的標杆，但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很努力，更不要說「成績斐然」了。有些教授長期寫不出專業論文，有些則只能在很差的報刊上發文章。他不敢強行規定，但號召大家在大陸以及日本、港台的優秀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至於英文論文，學校自有獎勵，不用他提倡。「有人因此寫匿名信，抗議妨礙學術自由。什麼是學問，即便無法形成共識，總該有點底線吧？」他親歷管理後，才體會到管理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管理卻是萬萬不能的。可他又不願執行官方要求，對教授們實行「以課題為中心，以數量為標誌」的管理。錢理群說他是「兩頭不討好」。2012年，他辭職前再次問錢。錢當即表態：你早該辭掉了。那時，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表示可惜，聲稱未來十幾年，起更大影響的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學術力量。他答道，這是必須直面的難題，也是我所要挑戰的。「這背後有一句潛台詞：與其當一個說話繞彎子、幹不成什麼像樣的事的小領導，不如回歸教授角色，寫我的文章，說我想說且能說的話。至於聽不聽，接不接受，那是別人的事情。」

2009年，陳平原與妻子夏曉虹在海口五公祠振臂一呼的角色不適合我人物周刊：現在，學術研究與教育改革在您心中持何比重？陳平原：重心當然是學術研究。對於當下中國的教育改革，我會做帶學術性的批評，但這最多也只是影響社會輿論及某些決策者的思考。不在其位亂出主意，那是不合適的。80年代末，就有老先生說我應該出來競選當校長。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若你還站在校長的立場來思考與表達，就很容易錯位。90年代初，我們創辦《學人》，日本朋友的最初設想，也是支持我們辦大學。我說做不到，除了經費來源，還有很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在中國，當大學校長必須是共產黨員，或是哪個民主黨派的骨幹。而我無黨無派，總不能為了過把校長癮，在自己家辦一個補習班。我承認教育改革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的能力與機會。可我不具備這些條件。所以，太技術性的問題我不談。我是以一個教授的眼光看中國大學，不是以大學校長的眼光看中國大學。人物周刊：10年過去，怎樣回看2003年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陳平原：去年我本想寫一篇《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十年祭》，後來忙別的去了。總結那場改革的得與失，看有什麼遺憾，最後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很有意思的。我的基本判斷是，北大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是好事，但沒做好。當初改革方案公布，校內當即出現嚴重分裂，我跟校長談了幾點意見，其中包括：第一，要明白大學裡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條心，起碼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立場是不一樣的。如果只聽憑某一方一意孤行，必定出問題。制定改革方案的委員會裡，沒有教授代表，也不事先徵求普通教授的意見，這是決策上的一大失誤。不是說政策的制定者不是教授，而是他們早已從教授轉變成管理者。大學管理者與普通教授思考問題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改革措施的制定，一定要有教授參與，作為代表一方利益者，能表達他們的關切與顧慮。第二個失誤是，沒有人文學者參與改革方案的制定，委員們全都是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90年代以後，社會科學在中國迅速崛起，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與此相對應的，是人文學的退居邊緣。過去所說的「文科」，如今分裂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二者的命運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各自的立場產生很大分歧。如果制定改革政策時沒有人文學者參與，會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思路與判斷。再加上公布方案的時機，以及一些特彆強硬的表達方式，徒然添亂。比如要求所有老師能用外語開至少一門課。對於外語系這沒有問題，對數學系或管理學院大概也問題不大。但對於研究傳統中國學問的教授們來說，絕大部分人做不到。更要命的是，這麼規定沒有任何道理，純粹是為了「國際化」的虛名。北大的困境，很大程度在於管理不到位。不是應不應該管理，而是管理必須合情合理、有節有度。一旦措施不得體，解釋不到位，大家會對「管理」持完全排斥態度。所有的改革都會觸動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反彈是很正常的；但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那樣，引起那麼強烈的反彈，至今很多教師談起來都深惡痛絕，是值得當事人深刻反省的。回看那場轟轟烈烈但半途而廢的改革，我覺得很可惜。最終，它只有兩項具體措施保留下來。第一項是所有博士生畢業後，不能直接留校。第二項只保留了一半。原本規定教師申請提職，如果兩次不通過，就自動解聘。後演變成兩次評審沒通過，就不再提職了，但還可以留下來繼續教書。這裡有個問題，教師申請提職，國際上通行的是評審制，而我們卻是名額制。不是合格不合格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教授指標。這樣一來，你說他合不合格，很難說，因為是選拔賽，有名額限制。為什麼這麼規定，人事部門有他們的苦衷，最大的恐懼是「一放就亂」。人物周刊：有人看了作家查建英的《北大，北大》後，感慨北大改革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縮影。那麼，今天外界對改革的呼籲與推動，是否也會影響北大的改革？陳平原：從大的政治制度轉型，到小的北大人事制度變革，說起來簡單，具體實踐則有很長的路要走，我不相信馬上就能改過來。因為，這裡面有很多現實利益的考量與羈絆，牽一髮而動全身。比如大家談得很多的大學去行政化，單是一個校長要不要行政級別，就繞不過去。中大校長說了，我們同意不要行政級別，但整個社會就這麼官僚化，沒有級別的校長怎麼跟各級領導打交道？還有，很多領導進入大學前是有行政級別的，廳級或副部級，跑到大學當校長或黨委書記，從此變成一個沒有級別的人，他願不願意？這是整個社會風氣的問題，單靠哪一所大學都沒法做。而且，社會關注度越高，限制與約束也就越多。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很難進行真正的制度創新。人物周刊：《北大，北大》中寫道，在那場改革風波里，您是「溫和自由派」。陳平原：「溫和」可以是指性格，也可以說是立場。所謂立場，即在不同的旗幟鮮明的派別中間保持一種獨立性，而不急於站隊、表態。不管哪面旗幟叫什麼，也不管它聲音有多大，你都會用一種懷疑的眼光去審視。這是長期讀書、思考以及經歷各種政治風浪以後養成的習慣。我在《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里，寫過劉師培。1904年他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論激烈的好處》。大意是說，在現代社會裡，想要被大家關注和記得，必須把話說到頂點。大眾傳媒越來越發達，這個問題也就越來越嚴重。聲音必須被歸類、被簡約、被符號化，才能讓人記住。所有無法歸類的聲音，很快就會跌入深淵，不再被記憶或提起。但過於追求表達上的「激烈」，會使自己的立場跳來跳去。就好像劉師培在晚清，一會兒革命，一會兒告密，一會兒又變成無政府主義者，每回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這是我很不習慣、也很不喜歡的一種姿態。所以，不管採用哪一種政治立場或表達方式，我都警覺被歸類與被符號化的危險，拒絕變成某一派別的代表。胡適說過，在傳統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還要加上一句「時髦不能動」。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風波里，我寫過3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說理，而不是論戰，故讀起來「不夠解氣」。也是基於這一考慮。另外，北大在世界上不算特了不起，但在中國的地位很特殊。北大教授擁有某種「無形資產」，很容易引人矚目，因此立論一定要謹慎。為了博取掌聲而故意說一些過頭話，那樣不好。要說自己相信的話，說自己有把握的話，這是我的基本立場。另外，聰明人往往有當領袖的野心，我沒有這個慾望。「拉大旗作虎皮」，或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那樣的角色設計不適合我。一流學者不能自動轉化為一流管理者人物周刊：《大學三問》的結尾，您引用了蔡元培先生在1921年於伯克利大學演講的一段話。是否代表您理想的大學？陳平原：蔡元培很幸運，有一個恰當的舞台與時機，供他很好地揮灑才華。歷史上不是沒有比他更聰明或更有想法的人，但有學識者不見得有地位，有地位者不見得有時機。在伯克利大學的演講中，他闡述自己的「大學理想」——中國傳統的孔孟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專深研究、美之服務社會。在別的地方，他還講過一句話：我們對傳統中國教育不要估計過高，還是要努力向西方學習。今天，我希望把這話倒過來：我們對傳統中國教育不要估計過低，因為今天整個中國教育都在全面西化。我說的傳統包括兩個：一是從孔夫子以下的傳統；一是晚清以降開辦西式學堂以來形成的新傳統。我認為，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整個20世紀中國的教育理念與實踐，都是向國外學習，只不過有時學蘇聯，有時學日本，更多的時候學美國。我們似乎忘記了，中國是有長久的教育傳統的，至於這個傳統是否就叫「孔孟精神」，那另當別論。不管怎麼說，這條傳統的線不能完全扯斷。我曾寫文章感嘆20世紀以後，中國書院的傳統迅速隕落。也曾有若干人為之堅守和努力，但最後都是慘敗。人物周刊：您不主張一流的學者當校長，可您在2008年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既然當了校長，就不該以一流學者自命。一流學者可以做的事情，校長很可能不應該做。同樣道理，我當系主任那幾年，零零碎碎的短文寫了不少，但大書基本寫不了。要做好管理工作，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其實，一個一流學者，不能自動轉化為一流的管理者，必須經過一番認真學習。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很痛苦，主要不是時間安排，而是我的教育主張和現在的學界主流相衝突，說話有時言不由衷。比如我當教授，可以特立獨行，任意批評教育部的決策。但當了系主任，我的言論會被過度解讀。還有，教育部推行的政策，我執行不執行？作為個人，我經常批評目前如日中天的課題制不適合人文學；但成為系主任後，我要在全系大會上號召大家申請課題。某種意義上，教育作為「學問」與「事功」，是兩回事。作為事功的「教育」，必須有其時、有其勢才能進行。你想推行自己心目中的「大學之道」，有很多先決條件，包括位置與時機等。如果條件都不具備，那就轉過身來，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人物周刊：您寫過《千古文人俠客夢》，「俠」之境界，是否也傳達您的某種嚮往？陳平原：這首先是一個有趣的學術話題，為什麼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對「俠」有這樣的嚮往、想像與表達？我談論「遊俠」，從司馬遷一直講到金庸，兼及史學、詩詞、戲曲、小說以及電影等。而不同文類之談遊俠，有不同的立場與傳播途徑。比如小說里的「俠」與詩歌里的「俠」，就不太一樣。「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這裡的「劍」是不殺人的，很大程度是一種精神氣度的表現。文弱書生與理性才子，其內心深處很可能也都有其壁立千仞、慷慨悲歌的層面。就像龔自珍詠陶淵明：「陶潛酷似卧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如果這些都沒有，心如止水，毫無雜念，反而有點可惜。不同的是，有人喜歡將心情攤在紙面上，有人則是把心情壓在紙背下。我習慣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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