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原初視域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原初視域 胡大平 · 2016-12-19 · 來源：實踐與文本 0 收藏（0） 評論（0） 字體： 大 / 中 / 小 儘管《資本論》並沒有使用意識形態概念，但它恰恰提出了一種大寫的意識形態批判。簡言之，在馬克思那裡，真正的意識形態工作，不是通過推動無產階級解放的具體科學和政治實踐來實現的嗎?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來說，這不是最重要的任務嗎?

　　意識形態是今天馬克思主義理論面對的重大理論和實踐難題之一，困難歸根結底源自社會歷史變遷造成的該問題的複雜性。不過，回溯性地審理馬克思、恩格斯在相關問題上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把握社會歷史給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提出的新課題，作為必要的雙重任務並不能分開進行。在新的社會歷史需要和基本理論之間的協調，已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基本動力和內容。當處在這樣的情境——不僅意識形態，而且意識形態理論，都構成重要的思想戰場——之中時，我們更需要追問一個基本問題：為什麼意識形態問題是現代歷史科學和政治理論無法迴避的?正是在這個問題背後隱含著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來說至關重要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意識形態問題，究竟開啟了何種視界?本文的基本目標便是闡明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原初視域。

一

　　我們知道，儘管「意識形態」這個術語有著獨特的起源，但卻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而成為一種知識分析的流行工具和一種政治常識。從這一事實出發，追溯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意識形態」概念史是沒有價值的。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沒有歷史，沒有發展，那麼，我們就不能簡單地由概念史來推斷出這個術語得以流行的秘密。正確的方法應該反其道而行之，追問被馬克思、恩格斯命名為「意識形態」的事件，何以最終轉化為一條知識學真理：必須穿越意識形態才能洞悉歷史真相(理)。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多少遇到一些麻煩：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按照我們預期的方式(我們總是習慣於本著「種加屬差」這種邏輯學規則向一個概念提問)定義「意識形態」概念，亦沒有在自己的全部研究中堅持單一的用法。甚至從表面上看，他們首次把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的時候，多少具有理論遊戲的性質。因為，在以「德意志意識形態」來命名自己的論戰對象之前，他們也曾把同一批人比喻為「神聖家族」。

　　我們有理由提出這種懷疑。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這個事實：馬克思、恩格斯把「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的時候①，正是他們得到「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的時候。那個「總的結果」，無論是稱之為「唯物主義歷史觀」還是「歷史唯物主義」，它的基本前提都是：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P32)②這一前提，是存在—意識這個對立中軸的一面。馬克思把從這一前提下誕生的科學稱為「實證科學」(實際的科學)，與之相對的便是「意識形態」。這一次，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認真的。他們強調：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裡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2](P73-74)

　　這不是一個任意的段落。當馬克思對照新的科學視界與一般意識形態的時候，他是把黑格爾作為代表的。只要把這段文字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序言加以對照，我們就明白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選擇這種表述方式。在那個序言中，黑格爾把「知識和研究開始的地方，似乎正就是哲學終止的地方」[3](P54)這種觀點，視為一種流行的淺見，而主張代表真理的哲學之優越性。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黑格爾體系這個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基地不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最終顛覆的對象嗎?

　　有趣的是，黑格爾在為德意志意識形態創建基地的過程中，正是以《精神現象學》為起點的，他通過意識的經驗史的思辨分析確立的真理自我運動的邏輯，提供了一種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無論是馬克思關於「意識形態」的分析，還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涉及的都是科學認識問題。黑格爾在發展精神現象學的時候，試圖通過意識諸形式的歷史演化來闡明理性自我運動的本質，而馬克思指認那種在意識中虛構的、從低級走向高級形式的「歷史」運動假象，就是意識形態。從知識學角度看，正是由於這個背景，「意識形態」這個術語在馬克思那裡也就直接具有貶義性質，它表明的是意識普遍性之自我虛構。這一原始事件也給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帶來一個難以消化的問題：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及意識形態時總是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總是帶著嗤之以鼻的神情，我們又何以能夠正面來捍衛自己的意識形態呢?

　　其實，這是一個並不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在這個原始的事件里，還發生了一些事情。意識形態作為一個知識學問題，恰恰與階級統治聯繫在一起。因此，它同時亦是一個政治學問題。換句話說，意識形態同時指涉與真理有關的認識問題(即意識問題)，以及與權力有關的社會結構問題(即社會存在問題)，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它們始終是統一在一起的。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必須充分尊重的前提。在此，我們首先闡明往往被一般研究當作前提而忽視的問題：在知識學上，不僅歷史科學的誕生與意識形態批判是同體過程，而且打開了新的哲學實踐，而這一實踐與全新的政治實踐——以改造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為目標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又是密不可分的，並且構成解決作為政治的意識形態問題的前提。

　　在哲學實踐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者眾口一詞地強調它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場革命，而它的敵人也都承認馬克思本人的研究讓自己「驚嘆不已」，儘管在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問題上存在著幾乎無法協調的爭論。在此，我們並不試圖回答後一個問題，而是由那個令人驚嘆的事實出發來把握其基本取向，從而準確地定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的消極用法。我們應該注意，在意見與真理的對立中，每當一種新的真理意識產生，在其觀照下，其他的意見便成為假象。這種循環反覆的運動構成知識史的普遍特點，與之相對應的便是另一種或許被稱之幻象的衝動，即絕對真理渴望。以懷疑論為開端的近代西方哲學，儘管改變了探尋的道路，但實際上並沒有取消絕對真理，而是轉向對絕對真理條件的探尋。這一變化導致科學與哲學的分野，哲學在拒斥形而上學後轉向批判，但它仍然承載著為科學提供依據的任務。從笛卡爾、培根到康德，幾乎完成了那種批判，如果不是其基本概念之中仍然包含了一條意識小蟲，建立在其上的科學大廈真的可獲得自然本身的那種莊嚴性。③確實，那種莊嚴性已經呈現了，正是這一點使得孔德預言實證精神的絕對統治地位。把孔德作為馬克思的參照，我們將有新的發現。因為，馬克思主張一種新知識時，也用了「真正的、實證的科學」這種措辭。

　　馬克思與孔德在形式上的一致性說明了一個問題：時代要求一種全新的科學標準(範式)，一種建立在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的前提之上的科學。當然，他們是從不同角度來識別這種科學本身的性質和內容的。受法國大革命激發，孔德相信人類思想的進步，相信人類有能力根據科學知識來重建社會的那種取向，因此基於人類思想的進化而擬定了一種與新的社會秩序要求相符合的歷史圖式，這是一個絕對的圖式：神學—形而上學—實證哲學。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式假定了歷史規律不變性，並主張「建立一門足適當解釋整個人類歷史的社會學理論」[4](P43)。

　　值得注意的是，孔德在法國懷著宗教般的激情來宣傳其實證哲學，與費爾巴哈在德國不遺餘力地推動哲學改革，兩者的目標都是與歷史進步一致的人類學。這亦是馬克思早期的理想。不過，馬克思最終完成了對全部近代哲學前提的批判，從而不再以假想的人類的名義而是以歷史法則的名義來主張社會革命。思想上的革命使馬克思不僅拒斥了費爾巴哈熱愛的宗教，也使他與表面上主張歷史規律的孔德及其先驅孔多塞等人在根本上不同，在他們那裡，歷史演化仍然一種目的論圖式，一種不能在經驗上證實的虛構。

　　歷史唯物主義與既往全部歷史哲學一樣相信歷史法則的存在，不同的是，它並不通過理性或認識能力的確定性(批判哲學或作為邏輯學的辯證法)保證能虛構它，而是試圖從物質生產的確定過程揭示它。如恩格斯後來所言，馬克思主義並不發明規律，而是發現規律。因此，對於它來說，歷史法則僅僅表示推動既往歷史變遷的那種客觀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意識形態之所以為意識形態，原因便在於對這種運動的無思，將自身理解為獨立於現實生活過程的必然性力量。新的知識學實踐與新的革命實踐之間的必然聯繫也正是在這裡：既然真理不過是人類物質實踐之後果的意識再現，那麼追求真理的過程無非也就是推動物質條件本身的不斷革命化。這便是實踐的共產主義之基本含義：一方面，共產黨人堅決地以「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並且拿黨自己的宣言來反駁」舊有的全部神話，從而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霸權，而他們的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而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係的一般表述」;另一方面，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並通過消滅階級最終消滅意識形態。[2](P72)

二

　　新的知識學實踐之前提是：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Life is not determined by consciousness, but consciousness by life)。從這個方法論出發，必須拒斥普遍概念的誘惑(這是理論家們最難以抗拒的誘惑之一)。在理論上，正如後來有學者把意識形態分析與培根的偶象或假象批判並列所暗示的那樣，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從這裡揭示歷史認識論的謬誤原理——照相機制，他們強調：

　　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係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麼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2](P72)

　　當馬克思、恩格斯用照相原理來比較意識形態的產生機制時，他們就指認了全部意識形態的顛倒性質。當然，作為一種客觀機制，無所謂貶義或褒義。因此，馬克思，特別是後期恩格斯，在談到意識形態的顛倒和虛假的性質時，並不只是在價值上否定它，更是指認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照相機制這個比喻非常重要，因為它同時也為阻止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學實踐向近代機械反映論倒退提供了重要依據。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中，一種圖省事的方法便是從上述前提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視為純粹客觀地反映(reflex and echo)了物質生活的意識。這種旁觀式反映論，正是歐洲近代哲學的基本特點。當馬克思強調生活「決定」(determine)意識的時候，他絕不是要求這一點。上文引用的照相比喻清晰地說明了純粹客觀的反映得到的只是「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

　　為什麼?要理解說明這一點，就需要超出意識形態之意識性質而轉向其形成機理，這個機理正是唯物主義歷史觀本身需要再現的歷史客觀形式及其變遷機制。當然，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全部的細節，他們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如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評價，一方面闡述了歷史科學的基本方法論(即歷史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一般機制的揭示。從「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這個不需要意識虛構而「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的前提出發，新歷史觀的基本要求便是：

　　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2](P92)

　　就意識形態問題來說，它之所以是一種「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或者更準確地說，之所以是一種自我虛構，乃是因為它屈從於到目前為止的階級統治造成的思想統治這個神話。

　　遺憾的是，我們仍然處在這個神話中。我們注意到，實際上，意識形態一直是整個西方知識史展開的中心議題之一。從馬克思向後看，莫斯卡的「政治手段」或「偉大迷信」，索雷爾的「統治神話」，阿諾德的「民俗」，韋伯的「合法性」，塗爾士的「集體表象」，拉斯維爾的「權威符號」，曼海姆的「意識形態」都與他的「占統治地位的觀念」一致，這些術語證明支配符號在社會分析中居於中心位置。[5](P38)而從馬克思向前看，洛克的「主權原則」、盧梭的「公意」、斯賓塞的「公共情感」則承擔著相似的功能。

　　當然，在流行的研究中，人們提及最多的仍然是特拉西的「意識形態」概念，只是由於特拉西的概念與上述各個概念相比要含糊許多，反而使我們難以確證馬克思與他的關係。所有這些概念都表明，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著需要測度的一個基本事實：特定的統治結構總是尋求特定的觀念支持。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要多，從而正確地闡明了意識形態原理。他證明：「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2](P285-286)也就是說，統治本身並非源自觀念，相反，占統治地位的觀念總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生產出來的，他戳穿的正是「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在這裡，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意識形態的分析就埋下了一個伏筆。之所以是伏筆，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一直未能在抽象層次上分析意識形態的一般功能，當他們形成上述認識之後便轉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具體分析。

　　需要我們確認的是，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意識形態不純粹是觀念現象，而且是通過觀念表現出來的社會結構，這也是他們將意識形態同時歸結為上層建築問題的原因。正是從整個社會結構——特別是統治結構——出發，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識形態的倒立機制和顛倒性質。今天的學術偏愛用來自精神分析的「無意識」概念描述它，而實際上，恩格斯早就這麼做了。例如，在談到法的原則時，恩格斯指出：

　　經濟關係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以前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6](P702)

　　在這裡，恩格斯清晰地說明，意識形態之所以是意識形態，原因在於它是一種「沒有被認識」的顛倒。沒有被認識意味著「不知不覺」、意味著「無意識」，這些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地方談到過的。恩格斯還作過一個總結：

　　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6](P726)

　　恩格斯說得再清晰不過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爾派驚天動地的「詞句」以及他們的老師黑格爾的體系稱為意識形態，不就是因為這一原因嗎?在此，我們亦可以明白，為什麼馬克思、恩格斯借用的特拉西的「意識形態」概念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構成概念反諷性的對比了。這種借用，就如《神聖家族》的標題一樣，與原來的作者無關!這也意味著，為了理解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每一次都去追溯特拉西這個神聖的「起源」，這種做法恰恰是意識形態的。與這種做法相比，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無父的孩子」這個比喻，儘管過激，但要正確許多。

　　至此，我們理解了意識形態的「顛倒」性質及其原因，由之觀之，意識形態本身並非純粹的觀念現象，而是社會結構問題。這意味著，戳穿意識形態假象的工作，並非如人們想當然的那樣，對那些已經獲得普遍性外觀的特殊利益大喝一聲「皇帝並沒有穿衣服」;消滅階級統治也不是僅僅尋找一種更普遍的觀念，至少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每一個新階級賴以實現自己統治的基礎，總比它以前的統治階級所依賴的基礎要寬廣一些。」[2](P100)然而，再寬廣的基礎仍然是階級統治，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才果斷地提出消滅階級統治的口號。從這一角度來說，解決意識形態問題的方法恰恰並不在於意識內部，毋寧說，在意識內部尋求解決意識形態問題方案的做法恰恰是最深刻的意識形態。今天發生的乾脆把當代稱為「後意識形態時代」的做法更是一種別有用心的險惡。

　　為什麼說新的知識學實踐必然打開的新的革命實踐?從這裡出發，我們不難理解原因所在。然而，理解原因，這不是問題的重心。真正的重點在於，這個事實要求，只有從新的革命實踐出發才能理解新的知識學實踐，才能解決下面這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何以保證馬克思、恩格斯的新知識學實踐不會重新陷入意識形態的窠臼，或者說，在實際上承擔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這個意識形態功能時，歷史唯物主義如何通過自己的知識學實踐始終保證科學性質，而不會倒退為先驗原理或對生活的「顛倒的」(無意識的)反映。

　　在進一步展開討論之前，需要做一個插曲，簡單地回顧一下定義「意識形態」問題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突出強調意識形態批判與新的知識學和革命實踐何以始終是一個一體的過程。

　　如馬克思所言，寫作這個文本的動機是，他與恩格斯共同闡明自己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之間的對立，實際上是把「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由於這一原因，它的第一章，同樣以十分清晰的邏輯結構表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之初對意識形態問題的獨特理解。

　　《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留下來的是一個手稿殘篇，按照現行的手稿編排來說，第一手稿是總論，闡明了總的批判原則。在其結束部分，馬克思、恩格斯補充說明：「這裡我們只舉出幾個我們用來與意識形態相對照的抽象，並用歷史的例子來加以說明。」[2](P74)第二手稿的中心內容是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而首次正面闡發他們的科學發現，即唯物主義歷史觀。第三手稿的焦點內容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可視為基於新歷史觀而做的政治深化。馬克思、恩格斯在這份手稿中證明，統治並非源自觀念，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只不過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思想。第四手稿關於私有制的歷史變遷，核心是圍繞生產工具和生產力進行的，而重點是資產階級所有制的歷史發展。這裡的討論類似於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關於兩大社會形態(即史前史與真正的人類史)的討論，只是在結構和邏輯上應該是後面討論的基礎，即分析從原始的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轉換。當然，從這種轉換的必然性(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出發，馬克思、恩格斯得出資產階級私有制必然滅亡的結論。

　　在關於這個文本的一般理解中，「一切歷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這個結論始終處於中心地位。這種理解是正確的。因為，為完整地說明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必然滅亡，並站在新的基礎上重新定位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將面臨許多更具體的論證，例如，從宏觀方面分析不同私有制的歷史過渡，研究與這種過渡過程相關的國家和法的關係，以及最終的探討資產階級社會(市民社會)問題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實際提出了這些問題，但顯然在留下的手稿中看不到具體的展開。這些工作，實際上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後來一步步地完成的，特別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從這一結構看，儘管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計劃是在這一章中批判費爾巴哈的，但最終顯然變成了恩格斯後來所加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這個標題表示的內容。作為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首先正面闡發(儘管沒有公開發表)，它表明，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在意識形態批判的過程中確立，也由此，它的發展始終與意識形態相對立。

三

　　在批判意識形態的過程中，馬克思確立了新的知識學實踐和革命實踐，這兩種實踐也反過來改變了意識形態問題的結構。因此，當我們處於這兩種實踐的歷史效果之中的時候，我們在理論上就不得不超出那個原始事件的框架，否則恰恰違背它的基本精神。這不是哲學解釋學所能理解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歷史中，考茨基提出「灌輸」問題，列寧果斷地把超越「工會意識」的無產階級文化作為工作的重心，毛澤東定義出新民主主義文化來整合中國革命的全部力量，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該問題上提供一種解釋的典範。

　　簡單地說，在今天，我們遭遇的意識形態難題，與馬克思最初定義的意識形態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層次的問題了。新的雙重實踐改變了世界，使得社會主義在全球成為一種現實的制度，在這種創造新文明的實踐中，我們可能面臨基本意識形態難題本身即是這種實踐的歷史效應：一方面，在理論上，為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就必須拒斥它的意識形態化(觀念問題);另一方面，在實踐上，只有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權，才能夠推動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實踐問題)。對這個難題的協調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踐的中心問題。而對難題本身的回答恰恰又需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科學性質和價值。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喊出「改造世界」這一驚天動地口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在其之前試圖為科學立法的康德、黑格爾哲學，抑或其後的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尼采哲學——所有這些「哲學」，在改變人類思想和物質實踐的同時，亦改變了其自身成立的條件。這使得，只有在多重的和矛盾的歷史效果中才能準確地理解這些哲學的基本意義。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便輕言哲學解釋學，思想史研究就難以跳出意識形態的循環。

　　正是在這意義上，英國思想史家伯林在馬克思研究中直接提出了問題，他在《馬克思傳》中指出：

　　馬克思主義始於對這樣一個命題的駁斥，即思想觀念明確地決定了歷史的過程，然而它本身影響人類事務的程度已經削弱了它的理論力量。因為，在改變迄至那時以來關於個人和環境的關係以及人和人的關係的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時，它已經明顯地改變了這種關係本身，因此在今天正持久地改變著人們的行動和思維方式的諸多精神力量中，它仍然是最強有力的。[7](P263)

　　伯林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矛盾。

　　然而，伯林本人沒有理解的是，實際上，這種矛盾的歷史效果並不意味著對理論本身的證偽，而是提出兩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一，一種從純粹知識體系角度且表面看來包含許多矛盾的馬克思主義，何以成功地干預了世界歷史?其二，在馬克思、恩格斯身後的事實反駁了馬克思主義其中一些理論的條件下，它何以仍然是「最強有力的」理論力量?④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圍繞同一中軸運轉的，這便是馬克思、恩格斯將之作為自己理論核心前提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關係。前一個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後一個問題對於非馬克思主義者，同樣地至關重要。如果認真回答它們，都可以達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那個前提，從而打開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而不是重新陷入馬克思、恩格斯反對的意識形態的封閉循環之中。

　　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問題是理論與實踐之間這種原始而永恆的裂隙——由於它的存在，科學才必須是開放的，而意識形態才因其封閉性而成為虛幻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指認了這個裂隙，並把調停這個裂隙兩邊對立著的主客體作為己任。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中，開篇指控青年黑格爾派種種理論的罪行之後，馬克思、恩格斯便做出了如下論斷：

　　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於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繫問題，關於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繫問題。[2](P66)

　　這一論斷不同樣是歷史科學的首要原則嗎?不是新的知識學實踐和革命實踐的核心要求嗎?正是這一點使得馬克思主義較之其他學說具有更顯著的時間敏感性。[8]也就是說，它既不想做一個事先終結真理的先知，也不準備做一個事後諸葛亮。正是這一原因，它不斷召喚出反駁自身成立條件的社會歷史實踐。甚至，它正是在被實踐的不斷反駁過程中才越來越成為「最強有力的」理論力量的。

　　必須牢記的是，當馬克思、恩格斯識別出意識形態問題時，他們既不試圖通過意識形態來保障自己的科學地位(特定的科學標準，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也不試圖假借既往科學的名義來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地位，毋寧說，因為開啟了通往真正科學的視界，它最終成為全部可能科學的絕對界限。在這一意義上，它必然成為其後全部科學聲稱對話的對象。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姿態面臨著自身的獨特難題：它不可能跳出科學—意識形態這種認識論的循環，因此只要它被作為科學的標準，它同時就陷入意識形態。對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充分的防範，從而在理論上始終保持著挑釁性的戰鬥精神。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序言中對《共產黨宣言》的自我評估以外，馬克思還在《給「社國紀事」的信》中對《資本論》科學價值進行自我定位，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還需要強調一個仍然沒有得到充分闡明的問題：既然意識形態是對自身存在條件的無思，那麼馬克思、恩格斯將自己的學說與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的時候，他們就必然提出消滅自身得以成立的條件問題。這是一個令人費解但卻無比真實的事實：馬克思主義要求實現自身的時候，不是恰恰提出消滅自身得以成立的條件?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儘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2](P292)當他們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不亦強調：「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2](P294)這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嗎?再想一想《資本論》，它的科學性不正是由資本主義向更高級階段轉化這種歷史趨勢所維持的嗎?這一點，不正是構成了它與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經濟學之間的嚴格對立嗎?後者的「科學性」是由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現實制度的存在所維持的，從而將之假定為永恆而自然的事實。

　　作為一種理論，馬克思主義變成現實的時候，它恰恰同時消滅了自身存在的條件。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質恰恰是通過不斷消滅自身存在的條件，也即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強調的「使現存世界革命化」，來維繫的。這正是其與一般意識形態的根本差別，因為後者正是通過維持自身存在條件來維持自己的「科學性」的。如果這是令人費解的，那是因為它恰恰超越了既定的由意識形態支配的科學視界，在理論上打破了決定科學與意識形態分裂的那種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能夠準確地把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制度實踐面臨的意識形態難題，並在理論上正確地理解伯林提出的那種現象：在階級對立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必須成為意識形態才能實現自身;馬克思主義越是實現自身，它就同時反駁自己針對特定條件做出的既有結論。

　　這種獨特性，並非馬克思主義才有。如果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對現代社會的診斷，而把精神分析視為對現代個人的診斷，那麼，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們類似的遭遇。就精神分析來說，對個人的治療只有在不可能成功的條件下才成為一種需要，而在不需要它的條件下才能夠成功。⑤這正是為什麼徹底的精神分析必然會主張社會革命的原因。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同樣如此嗎?從這一點出發，意識形態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四

　　為了在實踐上解決意識形態難題，我們仍然需要某種理論立場。這決定了，儘管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直接提出專門的意識形態理論，但意識形態分析在歷史唯物主義學說中卻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是其基本的組成部分。

　　馬克思、恩格斯對此具有明確的意識，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便這樣強調過：

　　「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係，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其次，還要根據它們的不同發展階段，清除實體、主體、自我意識和純批判等無稽之談，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學的無稽之談一樣，而且在它們有了更充分的發展以後再次清除這些無稽之談。[2](P74-75)

　　儘管馬克思、恩格斯將意識形態批判視為是一種「次要的」和「具有地域意義的鬥爭」，但它們仍然是鬥爭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不是已經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在與各種資產階級學說以及工人運動中的各種錯誤思潮的鬥爭中不斷發展的嗎?

　　在馬克思、恩格斯對1875年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實現合併的《哥達綱領》(草案)的批判中，這個問題達到高潮。這表面看來是工人運動的團結和國際化的好事，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斷然強調自己與其綱領「毫不相干，同它沒有任何關係」，原因是作為綱領理論基礎的拉薩爾經濟學屈從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遠遠低於現代科學的水平。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通過之前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自己也完成了《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這一事件見證了意識形態批判的複雜性：批判不只是清除思想上的「無稽之談」，而且更重要的是清除無產階級運動中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馬克思主義開始在實踐層面上真正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運動指導思想的第二國際時期，意識形態問題也成為恩格斯與第二國際早期理論家們討論的重要問題。由於同樣的原因，考茨基、列寧在工人運動的發展中重新定位意識形態問題，把階級意識形態的灌輸提高到無產階級戰略的高度，葛蘭西在理論上提出霸權問題，都只是從教訓的角度對此做出的政治總結。

　　我們必須在此背景中來分析意識形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可以借用列寧的一段話來說明：

　　雖然他(指馬克思——引者注)完全用生產關係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但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使骨骼有血有肉。《資本論》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於「德國經濟學家」的這部書使讀者看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個活生生的形態：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有它的生產關係所固有的階級對抗的實際社會表現，有維護資本家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築，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之類的思想，有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9](P111)

　　這段話清晰地表明，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不是源自其關於抽象規律的揭示，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活生生的形態」的分析，通過這種分析，我們不僅把握現實的總體關係，而且理解了它的具體細節，這對致力於改造世界的歷史科學來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必須在理論上成為包羅萬象的科學，更不意味著，在全部實踐展開之前，馬克思主義就應該事先把它的條件和策略全部描述出來，而是說，對意識形態問題的現實分析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的基本要求。

　　對此，卡爾·曼海姆曾經做出一個十分中肯的判斷：「馬克思主義的首要任務是對所有那些影響局勢特徵的傾向進行分析並使之理性化。」[10](P132)這包括三個基本方面的內容——經濟結構、階級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這三種結構不被相互孤立地考慮。正是由於它們的相互關係它們才被組成一組問題。意識形態結構並不獨立於階級結構而變化，而階級結構又不會獨立於經濟結構而變化。正是對問題的這三個方面——經濟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闡述的相互關聯和相互交織，使馬克思主義思想獲得了特有的洞察力。只有這種綜合的力量才能使它不斷重新闡述社會結構整體的問題，不僅能闡述過去的，也能闡述未來的」[10](P132)。

五

　　現在，我們似乎必須討論這個問題了：馬克思、恩格斯為我們進行意識形態分析提供了哪些有用的概念工具?

　　然而，這不是一個具有現成答案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晚年恩格斯反覆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構造體系的方法，我們稱其為歷史科學，但這一科學性質僅僅是指核心方法論而言的，而不是說它在細節上已經很完備。它的不完備性的重要表現之一便是關鍵的概念缺乏精確的定義。因此，在我們描述和運用這一科學的核心方法的時候，面臨的重大難題之一便是概念的精確性，而在這一點上，意識形態則又是最顯著和典型的。

　　由於這一點，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訴諸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或在理論上「正本清源」，絕不意味著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表述，而是澄清他們分析意識形態的基本方法論要求和基於這種要求對今天的意識形態進行理論干預。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夠正確處理兩類問題：首先是19世紀末以來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基本經驗和當代的複雜局勢;其次是在這種歷史經驗中意識形態理論的發展。這兩類問題，既是馬克思主義干預世界歷史而產生的，又是它自己必須加以分析的。分析它們的語境與馬克思、恩格斯最初提出意識形態這個問題的語境是極不相同的。

　　本文提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原初視域，便是試圖在馬克思的原初語境中澄清意識形態理論回應的基本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回應這些問題的基本方向。毋庸強調，這正是我們今天建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言說的基礎。因此，在這裡，我們進一步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實踐從三個方面簡要地展開他們在為我們回應上述意識形態問題打開的基本方向。

(一)

　　新的知識學實踐和革命實踐，必然包含著需要持續的意識形態清算，而這取決於對不同階級和派別具體政治表現的歷史分析

　　馬克思、恩格斯把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問題加以討論，前文已述，是在新的歷史觀形成之初。這具有雙重的意味：一是基於新的歷史觀闡明歷史變遷的客觀邏輯和實際推動歷史進步的道路;二是確立自身科學地位的需要。在這兩個方面，意識形態問題都顯著地存在，但它們又並非完全一致。在前一個方面，馬克思、恩格斯指出：

　　歷史不是作為「產生於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告終的，而是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係，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儘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2](P92)

　　人類「解放」不是思想活動而是由歷史關係決定的歷史活動，而馬克思、恩格斯自己主張的共產主義，「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而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旨在推動的共產主義運動亦包括對既有意識形態的清算，這便是上文所言的實踐難題。不過，在新的歷史觀誕生之際，儘管馬克思、恩格斯把他們自己曾經分享過的黑格爾歷史觀作為意識形態來清算，但他們並沒有把意識形態清算作為直接的任務。在他們看來，要「真正地、實際地消滅這些詞句，從人們的意識中消除這些觀念，就要靠改變了的環境而不是靠理論上的演繹來實現」[2](P95)。在這一點上，我們甚至可以聽到某種經濟決定論的回聲，恩格斯後來檢討類似的問題，其目標便在於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誤解。

　　在另一方面，如科學史上的普遍經驗一樣，新的歷史觀一經誕生便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的糾纏，不僅是矇騙無產階級的民主派、自由派、波拿巴派等各種資產階級的空談，而且在工人運動中產生的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空想，這些都構成無產階級運動的意識形態障礙，在馬克思主義最終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綱領之前，馬克思、恩格斯必須完成清算它們的債務。我們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確實同蒲魯東派、巴枯寧派、拉薩爾派等許多工人運動中的宗派進行過艱苦的鬥爭，也正是在這些鬥爭中，馬克思主義才作為一面旗幟出現的，並最終成為第二國際時代的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這種鬥爭實際上是在工人階級內部清除統治意識形態的鬥爭，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走向成熟的必要手段。因此，從政治學角度來說，這些鬥爭亦給馬克思主義自身提出一個理論問題：如何在階級理論和國家理論上說清意識形態問題。遺憾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留下完整而成熟的見解，這就為後來的無產階級鬥爭留下了一個政治學課題。我們看到，十月革命成功與第二國際破產之後，盧卡奇和葛蘭西在做歷史回顧時，一個把階級問題作為重點發展了階級意識理論，另一個則把國家作為突破口發展出霸權理論，兩者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

　　當然，馬克思、恩格斯並非在政治學上完全輕視意識形態問題，實際上在其著名政治評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基於歷史實際上非常明晰地做過這樣的強調：

　　在不同的佔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2](P611)

　　在談到社會民主派小資產階級性質與其立場時，馬克思指出：

　　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2](P614)

　　在全部論述中，馬克思對不同階級和派別的細緻分析是令人驚嘆的，他所有的分析不僅充分體現了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闡發的簡明原則，而且為後來的相關分析提供了一種難以逾越的範本。

(二)

　　作為觀念的意識形態，在實質上乃是源自對自身「獨立性」誤認的思辨，通過實證科學的發展來替代它，是克服這種思辨的唯一道路

　　無論如何，馬克思並沒有從細節上清晰地勾勒出一種階級意識分析框架和制訂出一套意識形態鬥爭的策略。正是這一原因，在許多研究者看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意識形態問題，似乎只是佔據了由特拉西開闢的一個理論戰場。然而，這卻是一個嚴重的誤解。誠然，從ideology這個詞的基本含義來說，作為一種分析策略，意識形態批評無疑是對思想體系的批判性分析。但是，必須注意到，馬克思非常堅決地把青年黑格爾派的學說以及他們依賴的黑格爾哲學稱為意識形態，正如前文所述，是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顛倒和戲仿，這種顛倒表現在拒斥了內容分析而把意識形態說成是純形式的，並以此打開意識形態的生成機制和功能分析。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後來的知識社會學(曼海姆)、精神分析(拉康、齊澤克)、結構主義(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等才能夠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直接追溯至馬克思。這種顛倒集中在如下論斷上：

　　意識形態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2](P73)

　　這並非說意識形態的內容沒有變化，而是說，雖然意識總是對特定物質生活的反映，即意識在任何時候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但其恰恰可以脫離社會歷史進程而成為先驗的或超驗的非歷史形式，意識形態便是將自身絕對化、普遍化的意識。

　　黑格爾哲學體現了這個特徵，所以它是意識形態的。不過，這個問題，並非首先由馬克思揭示出來的。在他之前，費爾巴哈在《黑格爾哲學批判》一文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對《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的唯物主義批判其實已經十分深刻。他指出，黑格爾的體系缺少生命，他所主張的差異只不過是絕對時間的環節，因為在黑格爾的體系中，「過程誠然是一個有根據的、必然過程，不過它的基礎仍然只是呈現的、顯示出來的思想與思想本身亦即內在思想的關係」[11](P53)。當費爾巴哈強調「人們就是這樣表象這個過程的」[11](P53)時，他實際上指出了意識形態的秘密，儘管他沒有用意識形態這個詞。我們今天常說，黑格爾的封閉體系，是其絕對理念的展開，在其中，一切都表現為與絕對理念(即意識)之間的關係，這種認識實際上並沒有超出費爾巴哈。

　　費爾巴哈指出了問題所在，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找到正確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或道路。在他看來，黑格爾哲學的前提錯了，似乎通過置換一個前提便能夠解決問題。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顛倒說，即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前提顛倒為唯物主義前提。但是，他沒有意識到，問題並不在於採納何種前提，而是對前提本身的意識。因此，當費爾巴哈抬出一個自然主義的「人」出來時，他沒有意識到，這個「人」甚至比黑格爾更唯心主義。因為他在拒斥黑格爾體系的同時，也把蘊含在這個體系之中但與體系本身並不相容的「過程」給拋棄了，而一旦離開真正的過程，把人強加於歷史，「一開始就撇開了現實條件，所以就可能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的發展過程了」[2](P130)。所以，費爾巴哈仍然沒有逃脫意識形態的窠臼。

　　費爾巴哈止步的地方，正是馬克思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起步的地方，這是為什麼在新的歷史觀誕生前夜馬克思以費爾巴哈作為批判靶子的原因。應該說，費爾巴哈對哲學前提的批判最終觸動了馬克思，並使馬克思沿著他對同一哲學之思維與存在關係的顛倒進行再顛倒，驅逐了作為費爾巴哈新哲學前提的「思維的人」，而代之以對象性活動。正是在這一前提下，馬克思，把那種將理論的活動視為真正的人的活動的做法視為意識形態的，即意識對自身的「獨立性」的誤認。正是因為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斷然地強調：「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2](P73)

(三)

　　作為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態，其性質在於統治功能，因此其問題核心並非在意識上的顛倒或誤認，而在於以觀念革命替代改造世界實踐的幻覺，在這一層次上，真正的意識形態工作乃在於改造世界實踐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階級統治在觀念上是依賴於超歷史的普遍性的，統治階級往往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思想描述成普遍性形式。[2](P100)在這裡，意識形態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毋寧說，在特定時代，對錯本身就是由意識形態來定義的。馬克思說，意識形態是一種顛倒或幻象，焦點正是在這裡：對錯不應該由意識形態來判定，而是應該由人類的對象性活動(即實踐)來判定，這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已有清晰的說明。意識形態之所以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意識的某種形式，原因也在於它是統治階級的權力在國家形式中的「實踐的觀念的表現」。同樣，由於這一點，藝術、哲學甚至「科學技術」，當它們成為統治階級權力的「實踐的觀念的表現」時，亦與法律、政治、道德和宗教一樣，是意識形態的形式。

　　當我們說意識形態不是社會意識而是社會存在的一個部分時，確實需要進一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展開的問題，例如，它的具體機制和作用方式，等等。就此，像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樣的研究是有必要的，它有助於澄清，「意識形態不是單純的幻覺(謬誤)，而是在社會機構和社會實踐中存在的表象群;它們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並在階級鬥爭中確立其地位」[12](P262-263)。

　　但必須同時指出的，迷戀阿爾都塞那種「關於意識形態一般的理論」的訴求又是錯誤的。這是因為，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真正的理論任務不是在學理上創造某種關於意識形態的科學體系，而是推動克服意識形態幻覺的革命實踐。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強調類似的觀點：

　　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P92)

　　在根本上，馬克思、恩格斯並不是在一般意義上來談論意識形態在邏輯上的虛假性，而是強調,它通過觀念革命就能夠實現政治和社會革命目標這個主張是虛幻的。在這一意義上，意識形態並非某種意識形式，相反，它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聯繫的中介。西方馬克思主義圍繞這個中軸來揭示文化的意義和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其思路是正確的，也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啟示。不過，必須意識到意識形態批判在社會改造過程中帶有自身的有限性。

　　或許在這裡，我們能更加準確地理解一個事實：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去發展什麼一般的意識形態理論，他們的最後工作落實在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科學分析和無產階級實際解放鬥爭上。這也涉及一個有趣的理論問題，在晚年馬克思的工作中，似乎「意識形態」這個術語消失了。如果注意到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意識，而拜物教則是商品生產造成的社會客觀顛倒，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儘管《資本論》並沒有使用意識形態概念，但它恰恰提出了一種大寫的意識形態批判?簡言之，在馬克思那裡，真正的意識形態工作，不是通過推動無產階級解放的具體科學和政治實踐來實現的嗎?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來說，這不是最重要的任務嗎?

　　注釋

　　①儘管馬克思在《博士論文》等早期文獻中就使用過ideologie一詞，但並沒有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專門問題來對待，本文不主張把概念普查作為思想研究的優越工具。

　　②需要指出的是，這裡引用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表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採取的是這樣的表述：「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頁)。本文將兩者視為在邏輯上沒有差別的表述。

　　③培根非常明確地把科學本身視為建立在概念這個基礎上的上層建築。參照這個比喻，或許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中關於實證科學的斷言。

　　④關於這個問題的回應，參見拙文《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馬克思思想的學術評估》，載《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⑤關於該問題的詳細分析，參閱(斯洛維尼亞)斯·齊澤克《快感大轉移》，胡大平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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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德)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M].榮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12](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文章來源：《江西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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