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郭美美」一起去挖挖國際紅十字會的「祖墳」——讓你認識真正的「慈善事業」

本帖毫無任何其他意圖，只是希望人們不要將眼光僅僅停留在「國內」的範圍，而是需要站在世界的格局上「兼聽則明」一下，有助於客觀看待事物。網路上流傳著許多關於「國際紅十字會」的「正面宣傳」，但這種信息來源發端於歐美主流媒體，片面性較強，需要客觀的歷史來補充！重點索引：——據曾在美國紅十字會做過會計的華人反映，紅十字會內部的帳務一塌糊塗，根本弄不清款項去向——如911發生後美國紅十字會接受了大量捐贈，款項也並未如人們所願分發給遇難者家屬，而是被紅十字會據為己有。印尼海嘯過後，加拿大社會各界向本國紅十字會捐贈了大筆金錢物資，可是最後這些財物因與印尼政府的政治關係等原因並未送抵印尼。——人們向它捐錢是自願的，它如何花錢也是自願的。而捐贈者是無權過問所捐款項如何花費，因為捐贈完成後，財產所有權已發生轉移，成為紅十字會的私有財產，如何使用它是無需向他人解釋或負責的，即便用於投資領域進行資產增值也並不違法。實際上很多慈善機構法律上享有免稅優惠，在進行投資時具有極高的回報。——作為一個打著私人組織旗號的政府部門，這裡是法律上的黑洞，成為滋生貪污和腐敗的天堂。——據紅十字運動聲稱，紅十字會是非營利組織，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存在法律概念，不存在道德概念，利潤是一切行為的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那麼為什麼不產生利潤的非營利組織領域還存在如此激烈的競爭呢？——包括紅十字會組織在內的各種慈善組織，也是洗錢和逃稅的重要平台。——紅十字聯盟的五個成員全部來自協約國Triple Entente集團，根據聯盟條約，五國成員享有特權地位，並且禁止戰敗的同盟國成員以及俄羅斯紅十字會加入，這也違背了紅十字運動的普遍和平等原則。而這一切都與其發起者亨利·戴維森有關。亨利·戴維森出生於銀行世家，是銀行信託公司Bankers Trust Company(美國信孚銀行）的創始人之一，摩根銀行JP Morgan & Company高級合伙人，1910年他參加了少數大銀行家、政客在喬治亞州哲基爾島俱樂部Jekyll Island Club舉行的長達一周的秘密會議，著名的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便是這次會議的產物。——一戰後，美國開始趁歐洲的削弱在全世界擴張勢力範圍，而此時組建新的國際紅十字會組織不能不說其中隱藏著某種戰略意圖。 正文部份：================================================呵呵，看過這篇文章，我真是又踏踏實實地上了一課，我的「常識」又被顛覆了，又是我們「可愛」的「銀行家」（世界上最富有的群體，比爾蓋茨的世界首富相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台前的小角色而已），看來，我以後都不會再簡單的相信這個世界「說」的什麼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紅十字會是著名的慈善組織，人們在捐款時首先就會想到它，可是卻沒有多少人了解它的來歷和構成，也沒多少人知道還有紅新月會，更沒有人知道實際上有兩個所謂的國際紅十字會組織，兩者各不相屬，在歷史上還曾是競爭關係，直到1997年才相互妥協言歸於好。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發源於19世紀中期，當時瑞士銀行家、商人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在法屬阿爾及利亞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然而未取得當地殖民政府的土地授權。為此1859年他前往義大利倫巴第晉見正在幫助薩丁王國與奧匈帝國軍隊作戰的法皇拿破崙三世。此時，在法軍駐地蘇法利諾(Solferino)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戰役，由於那時歐洲還沒有戰場救護體系，他發現戰場上傷兵無人照顧，情況凄慘，於是組織當地婦女參與救援。1862年返回日內瓦後，他自費出版了《蘇法利諾之回憶》（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一書，希望喚起社會的注意，並且號召群眾成立一個中立的民間傷兵救援組織。亨利·杜南，出生於瑞士日內瓦加爾文教徒家中。國際紅十字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1863年2月17日，杜南與日內瓦最有影響力的四個家族首領一同成立了「國際傷兵救助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Relief of the Wounded)，這一天被作為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CRC(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的誕生日。五人委員會中包括日內瓦市福利會Geneva Society for Public Welfare主席古斯塔夫·邁尼爾Gustave Moynier。一開始，杜南的中立主義立場就與邁尼爾背道而馳，杜南希望授予傷兵和救援人員中立身份以取得保護，而邁尼爾認為這過於理想化，為此杜南在委員會中的地位也遭到排擠。然而杜南在各國政府的活動逐漸取得成功，到1864年紅十字運動已經伸延至歐洲12個國家，並於日內瓦首度簽署了《改善戰地陸軍傷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in Armies in the Field，即第一條日內瓦公約。同年邁尼爾也取得委員會主席職務。1867年杜南在阿爾及爾的貿易公司破產，很多在公司擁有股份的日內瓦家庭也因此遭殃，迫於壓力他被逐出傷兵委員會，甚至被逐出日內瓦市，並且終生再未返回。國際傷兵救助委員於1875年改名為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CRC(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這也是最早成立的紅十字會組織，開始使用紅十字作為官方標誌。此後各國的紅十字會組織紛紛建立，紅十字標誌也逐漸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並且在戰場上受到尊重。邁尼爾一直擔任會長直至1910年去世，是在任時間最長的會長。在紅十字會發展壯大的同時，亨利·杜南卻生活在債務和貧困中，他在各國顛沛流離，逐漸被人淡忘。邁尼爾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不但攫取了本應屬於杜南的各種獎勵，還阻止社會各界對他生活的資助（天清流：對於這樣一個慈善組織來說，這樣的行為可真有「愛心」啊！哈哈）。1895年由於一篇新聞報道，亨利·杜南才再次為世人所知。1901年他與法國經濟學家Frédéric Passy一同分享了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由於有人認為紅十字會的出現使各國不再有傷兵顧慮而更容易發動戰爭，因此獎項被拆開同時授予兩人。亨利·杜南還是著名的錫安主義者Zionist，支持猶太人重返以色列建國。1864年他成立了重返東方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Revival of the Orient，目的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歐洲殖民地，以組織東歐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敘利亞與巴勒斯坦殖民協會Syrian and Palestine Colonization Society則負責經濟資助，這也是導致他商業破產的重要原因。然而他的計劃由於1876年奧斯曼帝國和沙皇俄國爆發戰爭而受阻，未能獲得土耳其蘇丹的土地授權。他執意對猶太人建國的支持也使他的家人和朋友離開他，並被逐出原有社交圈。1897年他受邀參加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一屆錫安主義者代表大會First Zionist Congress，是少數幾個出席的基督徒之一。「基督徒錫安主義者」Christian Zionist一詞最早便是來自錫安運動的發起人Theodor Herzl對他的稱呼。亨利·杜南終生未娶，於1910年邁尼爾死後兩個月去世，他將遺產大部分捐給挪威、瑞典的慈善組織，沒有償還他的債務。亨利·杜南也是共濟會的著名會員，http://freemasonry.bcy.ca/biography/dunant_j/dunant_j.html然而國際紅十字會卻不承認這一點。http://www.redcross.int/EN/mag/magazine399/31999_10.asp對採用基督教十字架作為紅十字會標誌，官方解釋是為對瑞士表示敬意，白底紅十字之旗樣，是將瑞士國旗顏色翻轉而形成。然而這並不能掩蓋其起源的宗教性質，在歐洲慈善事業向來是基督教的傳統領域，最早參加紅十字會的志願者也主要是教會的教徒。因此採用基督教的標誌作為象徵並不奇怪。紅十字標誌最早在1864年丹麥的杜波戰役Battle of Dybboslash;l中使用，之後逐漸普及開，經過第一次日內瓦公約的認可，成為紅十字運動和紅十字會的官方標誌。然而在紅十字會發展到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區時就發生了問題。1876年土俄戰爭期間，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認為紅十字是對穆斯林士兵的褻瀆，於是採用紅新月來標明自己的救援人員。國際紅十字委員會暫時接受了這個標誌，但聲明戰爭結束後即終止使用。然而紅新月標誌並未從此消失，而逐漸成為伊斯蘭國家紅十字會共用的標誌。1922年伊朗開始採用傳統的紅獅日標誌作為本國紅十字會標誌。直到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上，這兩個標誌標誌才得到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官方承認。此後，以色列也要求使用大衛六芒星作為本國紅十字會標誌，直到2006年才被認可。可見，一向標榜中立的紅十字運動，在推行基督教普世觀的積極和在宗教寬容的消極上形成鮮明對比。這樣，各國紅十字會便按照各自宗教區域採用不同的標誌，從名稱到標誌上，都體現了紅十字運動強烈的宗教性特徵。為避免標誌的進一步繁雜，2007年1月14日，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正式啟用紅水晶標誌。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一戰結束後，一個新的國際紅十字會組織在美國領導下成立了。1919年5月15日在美國紅十字會會長亨利·戴維森Henry P.Davison的倡議下，美、英、法、意、日五國紅十字會在巴黎集會，成立紅十字會聯盟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將任務限定在非戰爭狀態下的人道主義援助，如人為災難或自然災害等，以與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CRC傳統的戰場人道主義援助相區別。紅十字會聯盟建立之初便遭到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CRC的反對，因為兩者從性質到結構幾乎完全一致，不可避免陷入競爭，而紅十字聯盟的建立更有削弱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在各國影響力的嫌疑。此外，紅十字聯盟的五個成員全部來自協約國Triple Entente集團，根據聯盟條約，五國成員享有特權地位，並且禁止戰敗的同盟國成員以及俄羅斯紅十字會加入，這也違背了紅十字運動的普遍和平等原則。而這一切都與其發起者亨利·戴維森有關。亨利·戴維森Henry Pomeroy Davison(1867.6.12-1922.5.6)，美國銀行家，美國紅十字會、紅十字會聯盟主席。亨利·戴維森出生於銀行世家，是銀行信託公司Bankers Trust Company(美國信孚銀行）的創始人之一，摩根銀行JP Morgan Company高級合伙人，1910年他參加了少數大銀行家、政客在喬治亞州哲基爾島俱樂部Jekyll Island Club舉行的長達一周的秘密會議，著名的美聯儲Federal Reserve System便是這次會議的產物。1917年美國參加一戰後，戴維森被成為美國紅十字會主席，利用他的銀行關係迅速集起四百萬美元建立紅十字會急救系統，戰後他召集協約國紅十字會成立了紅十字會聯盟，並迅速擴大勢力，將世界大多數成員國紅十字會納入旗下，極大壓縮了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活動空間。他出任紅十字會聯盟會長之職直至1922去世。他有兩個兒子，Frederick Trubee Davison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人事部主任，CIA早期領導者之一。Henry P. Davison Jr.則是摩根擔保信託銀行Morgan Guaranty Trust高級合伙人，兩人都是耶魯大學骷髏會Skull & Bones成員。戴維森家族屬於美國上層銀行家核心利益階層，對美國的政治經濟領域國策的形成和制定有著根本性影響。一戰後，美國開始趁歐洲的削弱在全世界擴張勢力範圍，而此時組建新的國際紅十字會組織不能不說其中隱藏著某種戰略意圖。紅十字聯盟發展很快，不久就擁有了二十幾個成員國，其中包括中國紅十字會。聯盟積极參与了持續幾年的俄國內戰中的人道救援，而與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矛盾也在此時達到高潮。1928年成立了一個「國際議會」International Council以調節兩者矛盾，最終形成書面文件規定了兩者各自職責範圍。而此後的衣索比亞戰爭和西班牙內戰中，兩個國際紅十字會都參與了救援行動。1939年二戰爆發，紅十字聯盟總部從巴黎遷往日內瓦，以尋求中立保護。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獨立運動的興起，各國紅十字會的數量也極大增長，這也激化了紅十字聯盟和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爭奪勢力範圍上的鬥爭，1963年兩者分享了諾貝爾和平獎。1983年紅十字聯盟改名為紅十字與紅新月聯盟League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以響應大量出現的伊斯蘭教國家紅十字會。1991年聯盟又改名為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1997年，紅十字聯合會Federation與紅十字協會ICRC簽署塞維利亞協定Seville Agreement，進一步明確兩者職責範圍。協議規定，紅十字委員會ICRC負責軍事衝突以及由軍事衝突所直接造成的難民與自然災害的人道主義救助，而紅十字聯合會Federation則負責戰後重建和修復過程中的人道主義救援，以及非戰爭狀態下的難民救助。這被視作為終止兩者曠日持久的地盤大戰所達成的又一「和約」。據紅十字運動聲稱，紅十字會是非營利組織，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存在法律概念，不存在道德概念，利潤是一切行為的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那麼為什麼不產生利潤的非營利組織領域還存在如此激烈的競爭呢？根據日內瓦公約規定，國際紅十字與新紅月運動的基本原則如下，人道 Humanity 目的在於保護生命與健康；確保對人類的尊重。公正 Impartiality 不因國籍、種族、宗教信仰、階級或政治意見而有所歧視。中立 Neutrality 不得在任何時候涉入具有政治、種族、宗教或意識型態本質之爭端。獨立 Independence 遵守各該國之法律，惟仍應永遠保有自主性。志願服務 Voluntary Service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乃志願救援之運動，並不企求任何利益。統一 Unity 每一國家只能有一個紅十字會。普遍 Universality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遍及全世界，各紅十字會地位相等，也共負彼此互助之相同責任與義務。依照紅十字運動精神，國際紅十字會和各國紅十字會組織都屬於私人性質的民間組織，它雖接受政府監督，但並非政府部門，不接受政府領導，也不向政府或社會負責，這是它所謂的獨立性。而實際上各國的紅十字會組織幾乎都是受政府直接控制，成為一個半獨立的特權部門。紅十字會的私有性決定了它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貪污，因為如何處置財產是由它本身的私有權保障的，即便把所有捐款據為己有最多也只是違法而已，並不構成犯罪。作為一個打著私人組織旗號的政府部門，這裡是法律上的黑洞，成為滋生貪污和腐敗的天堂。而它的一切活動又遵循所謂志願原則，即接受人們的志願捐贈，成員提供志願服務，雖不乞求任何利益，也不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人們向它捐錢是自願的，它如何花錢也是自願的。而捐贈者是無權過問所捐款項如何花費，因為捐贈完成後，財產所有權已發生轉移，成為紅十字會的私有財產，如何使用它是無需向他人解釋或負責的，即便用於投資領域進行資產增值也並不違法。實際上很多慈善機構法律上享有免稅優惠，在進行投資時具有極高的回報。如911發生後美國紅十字會接受了大量捐贈，款項也並未如人們所願分發給遇難者家屬，而是被紅十字會據為己有。印尼海嘯過後，加拿大社會各界向本國紅十字會捐贈了大筆金錢物資，可是最後這些財物因與印尼政府的政治關係等原因並未送抵印尼。雖然後來人們進行了抗議，可是卻無可奈何。據估計，國外紅十字會的運行成本要佔到總資產的20%左右，這也只是保守估計。對於不承擔任何責任的志願者來說，紅十字會提供的工資確實非常誘人。而據曾在美國紅十字會做過會計的華人反映，紅十字會內部的帳務一塌糊塗，根本弄不清款項去向。包括紅十字會組織在內的各種慈善組織，也是洗錢和逃稅的重要平台。由於捐款免稅以及缺乏法律監管，私人性質的民間慈善機構是各種犯罪組織理想的洗錢渠道。而在美國慈善捐款者會有享很高的減稅優惠，也可規避極高的遺產稅，這也是為什麼大資本家熱衷於慈善事業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為托兒們宣稱的清教徒道德，而是因為這實在是筆很好的買賣。而彙集了巨資的慈善組織，必然將錢委託銀行代管，這筆享有免稅特權的巨額資本所能產生的利潤率也高得驚人，這也是銀行家對之趨之若鶩的原因。國際紅十字會和各國紅十字會組織的中立身份，也為各國情報部門進行間諜活動提供了絕佳的掩護。正是因為以上種種利益，使得這個高舉著在反資本價值觀道德大旗下的運動籠罩在重重陰影之中。雖然各國都有專門的紅十字會法對本國紅十字會進行約束，然而它只規定了紅十字會應當怎麼做，並沒有強制的約束力和懲罰性。實際上人道主義是紅十字運動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而紅十字會的運作更多依靠的是道德約束而非法律約束。然而這種道德來源於西方宗教文明中的宗教道德，無論基督教各個教派還是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都有類似的宗教情感，雖然它們有著共同起源，可是在分道揚鑣後也開始了彼此對立，因此這種源於宗教情感的人道主義不可避免帶有傳教性和排他性，這與紅十字運動的所謂中立和公正原則是永遠背道而馳的。例如根據基督教教義，信上帝者上天堂，不信者下地獄，很難想像將要上天堂的高等人會多麼在乎終究要下地獄的低等人。西方宗教文化的狹隘本質決定了紅十字運動永遠擺脫不了文化差異造成的隔閡。而在中國，由於傳統儒家文化被閹割，而中國又非宗教國家，因此中國人的道德成了無本之源，沒有可遵照的標準。雖然民間殘存著儒家道德中的樸素情感，如同在這次四川大地震中表現出來的愛他人更勝於自愛的犧牲精神、愛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博愛精神，雖然都是儒家仁愛精神的本質，然而這些是草根的、不自覺的，也無法升華到更高層次得到廣泛認同，這使得社會上多數的道德旗號無非是對詐騙行為的掩護。宗教道德的狹隘和傳統道德的缺失使紅十字運動幾乎永遠無法走上它規定的基本軌道。要想真正使紅十字會發揮應有作用，就必須令其全程公開財務狀況，包括人員工資待遇明細，並接受全社會監督，並且制定相關懲罰性法律條文；或取消其私有性和獨立性，將其完全納入政府部門框架，進行財政監管，受到相關法律約束。宋鴻兵《貨幣戰爭2》關於「基金會（所謂的慈善組織）」內幕的文章節選：基金會：財富的隱身大法財富的實際控制權和支配權，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們的掌心。非但沒有離開，他們對財富的控制力反而被放大了。這一完美的新型財富遊戲規則，就是目前歐美實際操縱社會運作的龐大的基金會體系。基金會避免了富豪們最痛恨的高達50%的遺產稅、收入所得稅、贈與稅、更妙的是基金會的投資增值還逃避了資本利得稅。由於基金會的存在，美國每年高達2/3的總收入是免稅的。基金會僅需要每年「貢獻」5%來進行慈善事業，而國際銀行家賺錢的手段豈止獲得區區5%的回報？更何況，這5%的慈善投資，還可以用來實現社會影響力和學術研究控制力，為自己贏得更好的社會輿論環境和法律政策傾斜，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這就是洛氏「科學捐獻原理」：獻出越多，控制越多。洛氏設立的第一個基金會成立於1910年，這就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基金會的章程中，只要加上家族的後代，就將繼續為基金會世世代代地「服務」下去，並且具有關鍵的一票否決權，剩下的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好處。洛氏財團以財產的所有權置換控制權，不僅實現了避稅功能，還實現了財富大幅增值的奇效。洛氏財團一方面是財產的真正控制人，另一方面免交投資收入稅，這令其財富增長速度更快。經過家族兩代人精心經營，洛克菲勒財團財產的絕大部分轉由不同層次和級別的基金會，以及它們衍生出的下屬、分支、直接間接控制的公司擁有，從而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基金會網路體系。蓋茨和巴菲特的財富捐獻遊戲不過是20世紀初老洛家族做法的延續而已。經過六七十年經營，洛氏家族控制著多達幾百甚至上千基金會和下屬機構，而這張網路是沒有人能夠梳理清晰的。槓桿效應和財富控制銀行信託部門對股票的擁有權和投票權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眾多大投資者將股票託管到銀行的信託部，同時將相應的投票權也一併委託，等於委託銀行的信託部代表自己行使對企業的決策權。將各條線索上的信息匯總，我們驚奇地發現：洛氏財團實際上控制著全美最大100家工業公司中的37家，最大20家交通運輸公司中的9家，最大電力、供水、燃氣公司的全部，最大4家保險公司中的3家，以及無數家中小型投資、貸款、零售企業。各主要基金會之間也進行著管理層互鎖和相互控制，著名大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都是如此。國會的調查洛克菲勒家族如此強大的財富控制力和政治影響力，當然很早就引起了美國國會的注意。1950年，眾議員派特曼發起了一場針對基金會資產的調查案，旨在調查基金會是否在利用各種資產組合變相操縱市場。此項報告提交後如泥牛入海，毫無下文，也沒有任何實際行動被採用，最後無疾而終。1952年，愛德華.考克斯議員(Eugene E.cox)領導了美國國會第二次對免稅基金會的調查，試圖徹底搞清楚此類基金會是否利用其資源達到有違美國國家利益和傳統的目的。考克斯議員在重重挫折和困難中舉步維艱堅持數月後，終於熬不過對手的層層阻礙，在調查過程中，積勞成疾，最好一命嗚呼。此後，眾議員里斯(Carroll Reece)第三次提起調查案，意圖進一步推進並長期持續調查。此舉立即激起洛氏財團激烈反擊。由於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和阻擾，以及時間、資金、人員等方面的種種限制，最終不了了之。自此，政府和國會針對基金會有組織的抵抗再沒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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