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概述及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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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牟鍾鑒孔子公開課第一講：孔子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導師》

孔子集五帝三代之大成，在整理闡釋五經的基礎上，創立仁禮之學，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確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義精神方向，為社會人生提出普世道德價值標準，形成民族的文化血脈、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故其在百家中脫穎而出，成為顯學，而後成為中華文化主導思想，形成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即中國人所說的「道」：

用兩個字表述，是「仁和」；

用三個詞表述，是「仁義、民本、貴和」；

用四句話表述，是「天人一體，仁愛忠恕，和而不同，禮義誠信」；

用五個字表述，是「仁義禮智信」；

用六短句表述，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

孔子儒學鑄造了中華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健中正。

孔子被譽為「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大成」是孟子的評價，「至聖」是司馬遷的評價，「先師」是元明清的封號。

孟子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司馬遷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這個定位比較準確：孔子不是神（緯書之說），也不是「王」（唐代封號），而是「大成至聖先師」，即繼往開來的思想導師。他使中華民族成為禮義之邦，成為高度文明的國家。

孔子儒家不是普通一個學派，也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團體，它沒有嚴密的組織制度，不重視自身有形力量的拓展，沒有特殊的利益訴求，它是基於普遍人性的一種公共性的社會德教，致力於向社會和各領域提供基本道德規範和公共生活準則，使社會人生沿著向上向善有序的文明方向前行。

孔子把堯舜時代治國理政的優良傳統如「克明俊德」「協和萬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和夏商周三代尤其周代的好傳統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明德慎罰」等繼承下來，用仁和之學加以提高，又經過孟子、荀子和漢儒的加工，遂形成「五常」「八德」的基本道德體系。

五常：仁義禮智信，乃人生常道，人人須臾不能離。

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它是五常的擴展，而以忠孝為核心。

五常八德不同時期有不同解釋，但本質屬性是永恆的：

表現在人生態度上，就是修己以安人，以天下為己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表現在治國理政上，就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以德，民生為本，正己正人，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用賢納諫，廉潔奉公，政通人和，居安思危。

表現在經濟生活上，就是見利思義，誠信為本，富民均平，重農扶商，開源節流。

表現在國防軍事上，就是仁者無敵、義兵必勝，智勇雙全，足食足兵民信，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表現在國際外交上，就是協和萬邦，講信修睦，禮尚往來，近悅遠來，化干戈為玉帛。

表現在文化和文藝上，就是和而不同，文以載道，盡善盡美。

表現在民族宗教上，就是華夷一家，因俗而治，敬鬼神而遠之，神道設教。

表現在教育上，就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仁智勇兼修，學思並重，啟發式教學，教學相長。

表現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就是敬畏自然，天生人成，贊天地之化育，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表現在社會理想上，就是小康大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四海一家。

中國百姓的基礎性信仰是敬天法祖。

習近平同志把儒家「講仁愛」放在第一位，而仁愛的體現便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回答子貢「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的提問時說：「其恕乎！」這就是孔子的一貫之道，其最偉大的精神是能將心比心、關愛和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這正是當代社會最缺乏的精神。歷史在演化，社會在變遷，孔子儒家所闡明的上述種種規範則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精神追求。當然還有老子道家，儒道互補形成中華文化的底色。

不論朝代如何變動，不論制度如何改革，中華民族延續的基因血脈和凝聚的精神紐帶始終是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否則中華民族就離散了。

神化孔子是不對的，醜化孔子是罪過，敬重孔子應是常態。

在歷史上，凡是堅持孔子儒學確立的精神方向並能認真實施的時代，便是治世、盛世；凡是公然背離上述精神方向或者扭曲它架空它或者僵化保守不思進取的時代，便是亂世、衰世。兩千多年的社會歷史實踐，反覆地檢驗著儒學的真理性，鑒別著它的時代性與普遍性，考驗著它的創新能力，特別在近現代它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終於復甦，煥發出了新的生命。

秦始皇不實行孔子仁義之道，而以殘暴臨民，不懂得得天下和治天下要用不同的方略，這就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漢代的貢獻是建立了以儒家為主導的中華文化格局，確立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董仲舒在提倡五常的同時又提出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宗法等級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不是孔孟的仁和思想，又把三綱與五常嫁接在一起，帶來儒學的過度政治化弊病，減損了它的仁愛忠恕精神。漢代末年，政治腐敗，特權世襲，名教禮法成為教條，民不聊生，人心離散，遂有黃巾起義，三國鼎立，國家分裂，出現魏晉南北朝的亂世。

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不寧。佛教興盛，道教壯大，玄學流行，中華文化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儒家主導地位受到衝擊，新的格局在不斷調整中，儒學如何與佛老相處尚未釐清，儒道佛三教既衝突又融合，處於探索之中。國家不能統一，故亂世多於治世。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多民族關係趨向和睦。一方面儒學在吸收佛老中復興，建立科舉制度並編纂《五經正義》；另一方面佛老開始吸收儒學，出現中國化的禪宗，形成文化主體性與開放性的統一、和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三教鼎立與互補的新格局，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清代末年。中國文化走向東亞與西域，出現新的盛世。唐代的貢獻是展現了儒家開放包容的品格和宏大氣象。唐末政治腐敗，厚征巨斂，民生凋敝，外有藩鎮，內有黨爭，遂導致五代十國亂世五十餘年。

宋元明清時期，四書重於五經，形成十三經格局。三教合流達到理論層面，在融會佛道中出現新儒家即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成為主流思想，並且社會生活中禮法成為生活方式，使四朝保持禮義之邦，皆有繁榮時期。但禮強仁弱，天理強人情弱，內聖強外王弱，常常忽視民生之本，故不斷有離亂髮生。宋儒太重心性之學，於是出現反彈，興起實學思潮，強調經世致用、明體達用。成吉思汗未接觸中華文化時，憑藉游牧鐵騎西征列國，建立橫跨歐亞軍事大國，表現出擴張戰爭的殘酷性、野蠻性。高道丘處機西行雪山會見大汗，用儒家「敬天愛民」和道家「清心寡欲」勸誡之，減少了殺戮。元朝採用了儒家禮義教化，推崇四書，認同華夏正統，仍有國運近百年。明清之際，顧炎武敏銳察覺到儒學精髓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血肉聯繫，指出「亡國」與「亡天下」不同，「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整個民族文明的滅亡，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清中期則有戴震反對道學，批判「以理殺人」。但乾嘉以來，由於文字獄大興，學人遠離經世之學而把精力轉移到考據學上，致力於經典文獻整理和文字考訂、音韻、訓詁上，雖在學術史上有重要貢獻，但脫離現實關切，不能使儒學義理與時俱新，加上科舉考試落入八股，讀經成為利祿的敲門磚，儒學的精神生命日益萎縮。

清後期至辛亥革命。有禮乏仁，三綱壓倒五常，閉關鎖國，不僅抑制了社會的發展，也使儒學生命枯萎，萬馬齊喑，導致禮教吃人。

儒家革新派不滿意陳舊教條，在對外開放、中西融合形勢下努力探索使儒學再生創新的道路。

民國時期至新中國成立。社會處於大變動時期，文化的走向懸而未決，救危存亡成為當務之急。中華民族從沉睡中覺醒，發揚自強不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反抗不義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取得抗日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自民國以來文化界主流思潮掀起反孔狂飆，為歐風美雨所沖刷，迷失了大方向，孔子儒學被妖魔化，面臨著一場生死考驗。共產黨人主張批判地繼承，毛澤東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認真的總結，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事實上，在那些為民族獨立解放而奮鬥的反孔革命者身上，仍然流淌著儒家倡導的仁人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熱血，只是在理性上沒有自覺意識而已。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家批判當時妨礙個性解放的舊禮教有其歷史合理性，但有簡單、粗暴、偏激的弊病，他們分不清「三綱」與「五常」的差別。孔子沒有三綱之說而有「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更有民貴君輕之論，三綱是儒學被宗法等級政治扭曲而有的，已經過時了。我們要替孔孟辯誣。今日中國，三綱不能留，五常不能丟，八德都要有。我們要繼承「五四」，也要超越「五四」，進行否定之否定。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孔子儒學繼續遭到批判，地位每況愈下，精神文化日益背離孔子仁和之道和五常八德，蘇式鬥爭和對抗哲學在人民內部造成連續不斷的意識形態批判運動，社會主義日益脫離民族文化根基，向著偏左方向發展。一些社會主義者的思維仍停留在革命黨的狀態，沒有實現向執政黨的戰略轉型，沒有意識到不能用革命運動的方式搞建設事業，而治國理政離不開吸納孔子儒學的智慧。

歷史證明，孔子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導師，他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為他活在中國人的心裡，文明社會需要他，他的思想已經潤於肌膚，浸入骨髓，成為一種民族性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