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益瑤：我的父親傅抱石（節選）-

我的父親傅抱石 之

傅家的故事（節選）

父親的青少年時代

我的爺爺叫傅得貴（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補傘謀生，是南昌的一戶赤貧人家。在父親八九歲的時候，爺爺就去世了。

爺爺在鄉下時，跟地主的兒子吵架，結果被地主的兒子用釘耙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謀生治病。在城裡，爺爺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補傘為生，收了爺爺做徒弟。

爺爺很能幹，會做絨花、耳環，還學會了修理洋傘。當時的土傘是紙傘，洋傘是進口的布面傘。何立堂死後，把攤子留給了爺爺，爺爺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傘鋪」。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縣人氏，原是一戶人家的丫頭，據說因為被老爺看上了，太太大動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說是不要財禮，只要找個窮的，這樣就找到了我爺爺。

傅抱石母親

其時，我爺爺已經三十多歲，比奶奶大十多歲。奶奶是個能幹的女人，性格開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氣概，在所住的那條街上有相當的權威，街坊鄰居出了什麼事情，都來找她說事、評理。

爺爺祖輩單傳，因此為父親取名長生。父親小時候出麻疹，把爺爺嚇壞了，怕父親的手亂抓，如果抓到臉上就會破相無疑。這時出嫁的姐姐回來，姐夫問他想要什麼才能不抓臉，父親說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買了一本滿足了父親。父親把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著，一動不動，終於熬了過來。父親的臉長得還是很清秀的，梅蘭芳後來曾經開玩笑地對父親說：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父親祖籍江西新喻，這地方位於袁水中游，老家羅坊鎮章塘村是個窮鄉僻壤，母親在抗戰期間曾隨父親從南昌逃難回過老家，幾十年後回憶起這段往事，印象還是那麼清晰，說得活靈活現，把我們笑壞了。

母親是第一次到父親的老家，老家到底有多窮，父親不敢先對母親說。那時他們是坐船去的，船在行進中，前面出現了一個村莊，有一片房屋，母親就問是不是到了？父親回答說，沒有這麼好。過了一會，看到不少茅屋，媽媽又問是不是到了？父親說，也沒有這麼好。

傅抱石青年時代

過了好久，總算到了，果真是最窮的地方，那時候雨過天晴已經三天，父親老家門口還是一片泥濘；那裡只有一座祠堂還有點樣子，除此別無長物；父親和村裡人就坐在長板凳上喝山芋酒；晚上睡覺時，蚊子多得人不敢脫衣服……

爺爺家在南昌「臬台後牆」的貧民棚戶區內，剃頭的，修腳的，擺攤的……各色人等雜住在一起，艱難生存。「傅得泰修傘鋪」的左邊是家刻字店，右邊是家裱畫鋪。裱畫鋪的牆上掛了許多字畫，父親常去串門，久而久之，竟對這些字畫產生了濃厚興趣。

七八歲的時候，父親在私塾旁聽，識了不少字，後來奶奶讓他去瓷器店當學徒。學徒三年，不僅要給老闆娘抱孩子，每天還要上門板下門板。門板是江西特產樟木製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塊，每天一裝一卸，舉重四十八次，父親人小無力就拱著背使勁，時間一長，就落下輕微的駝背，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母親和父親結婚時，有客人還問，你們新姑爺怎麼是賣布的呀？當時賣布的小販，就是整天扛著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親駝著背站在畫桌邊畫畫，我就覺得父親一生的艱辛都在裡邊了。

因為超強度幹活，父親小小年紀就開始吐血，老闆娘害怕了，便把父親退了回來。我現在為什麼要到景德鎮去畫瓷器，這也是一個原因。

父親十三歲時進江西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讀書，學校老師為他取了個學名叫傅瑞麟。父親十七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高小畢業，被保送進第一師範學校讀書。但入學讀書需要交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萬般無奈之下，想到了鄉下還有祖傳下來的幾分薄田。

於是父親就從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錢，結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讓父親進門，說窮人家的孩子還讀什麼書，連頓飯也不給吃，最後還是嬸嬸包了兩個山芋給父親……

父親後來在一位張姓老師的資助下解決了保證金問題，到學校一看，卻發現榜上沒有自己的名字。門房問他，你是不是姓孫呀？用「名落孫山」的故事來譏諷他，讓父親傷心欲絕。正在這時，恰好校長路過，告訴父親是被保送的，所以榜上無名，父親這才破涕為笑。

父親除了上學，課餘就在家幫助大人做絨花、耳勺子。父親很聰明，手很巧，有時候爺爺敲耳勺敲不正，父親放學歸來幫忙敲，鐵絲放在窩塘里，一鎚子下去，敲得又准又圓又深，就是一個成品。每逢這時，奶奶就會哭著感慨說：我是不是要死了？我的兒子已經這麼成人了。

父親有個姐姐，比父親大好幾歲，嫁給了當地人稱「頭把刀」的一位廚子。廚子在店裡做完菜之後，就會把魚架子帶回來煮湯給家人喝。後來我們家裡吃魚丸、魚片，父親往往就會不由自主地問：魚架子呢？母親有時候和父親開玩笑，也會說，你不就是個吃魚架子的嗎？父親一直喜歡吃江西的腌肉，而不喜歡吃魚，也許就是因為小時候吃了太多的魚架子的緣故。

父親小時候真的很苦，上了學也沒有什麼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媽媽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裡邊，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後來我到日本留學，知道日本皇族有一個傳統，就是天皇嫁女兒或是娶新娘的時候，要穿最豪華的衣服，從裡到外必須有十二層。這時我就想，父親當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單」嗎？因此，父親常常對我們說，如果不知道「饑寒」二字，是不會成人的。

同時，他還告訴我們要發奮有為，他不止一次對我們講過小時候的一個經歷—那還是父親在上小學的時候，一次隨祖母去她的乾姊妹家吃生日喜酒，同桌的一位婦人，聽祖母講父親認真讀書的事，一臉的鄙夷不屑，說：「老鼠爬上秤鉤鉤了……」（南昌土話，意思是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祖母臉色發青，站在一旁端著飯碗的父親氣得雙手發抖，覺得這是奇恥大辱，心裡發誓一定好好讀書，發奮有為……

父親從小就喜歡刻圖章，把石頭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跡斑斑。不少人提到父親的名字傅抱石，都說是父親喜歡石濤以及屈原「抱石懷沙」的緣故。我的理解，父親取名「抱石」兩個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懷抱石頭，喜歡刻圖章而已。

父親早年寫過一本書，叫作《摹印學》，是親筆繕寫的小楷，漂亮極了，父親的校長當年就帶著父親和這本書去見的徐悲鴻。徐悲鴻當時已是社會名流，他看過之後，讚嘆不已，對父親另眼相待。

一九四三年攝於重慶（左起：傅抱石、徐悲鴻、黃顯之、陳之佛）

其時法國在南昌辦了一個博覽會，父親在那兒幫忙做點事，他幹事認真，連打包裹之類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覽會的負責人很欣賞父親，就說可以幫助父親去法國留學。

但是徐悲鴻對父親說，你到法國去，你的這身本領非但得不到進步，你還會丟掉它；還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延伸。徐悲鴻就寫信給當時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

熊式輝開始說，現在國難當頭，學什麼藝術？熊式輝的秘書是父親校長的朋友，他後來告訴父親，徐悲鴻很了不起，不斷寫信給熊式輝，並且說如果有困難，經濟上他來資助。這個秘書就把徐悲鴻的信夾到熊式輝的備忘錄中遞交上去。後來熊式輝終於批准了父親的出國留學，說江西景德鎮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學工藝吧。所以，父親去日本，最初是學陶瓷圖案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日本的傅抱石

母親的家庭

父親、母親成長於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環境。

母親叫羅時慧，因為出生在奉天（今瀋陽），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親是大戶人家的女兒，她的父親叫羅鴻賓，字秋阜，是前清監生，捐資得官，歷任江西稅務局長、法院院長等職。母親從小就有個同年丫頭陪著。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親雖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沒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寵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專門培養她讀書。

我的外婆叫李維屏，四歲便被賣到羅家做丫頭。那個時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後嫁一個上等人家，就必須裹小腳，我的外婆七歲時還是一雙天足，已經不能裹腳了，但她自己一個人還是硬把小腳裹起來了；十一二歲時，外婆在灶間邊燒火邊開始學認字，再後就可以讀經讀報了。我小時候，外婆還教我念《波羅蜜多心經》和二十四孝。

外婆在十六歲的時候，成了羅家的第四房太太。二太太生了一個兒子，沒有生養的大太太是地主家的女兒，擔心這個男孩長大以後不認自己這個大媽，就不準二太太活，逼她喝下泡了火柴頭的花露水，但沒有成功；最後二太太是吞金自殺的。

我的這個大舅舅，每逢過年燒香祭祖時，看到親生母親的牌位，就會不停地掉眼淚，和大太太始終也不親。他非常聰明，學習成績優秀，物理總是考第一名，英文也很好。可惜的是，他考取了大學，卻因病不能就讀，不久死去。

三太太看到外婆跟外公去了奉天，就向大太太打小報告，說外婆做了紅色的裙子。而當時紅色只有正房才可以穿，側房只能穿水紅的。我在日本做報告，對聽眾說，在中國，顏色在很長時間裡都象徵著權力和地位。

母親長大之後，因為家庭聲望很高，很多人都來求婚，內中還有一名後來逃到台灣的「部長」，外公因為不清楚他的底細，沒有答應。

關於婚姻，我的外婆對母親講，絕對不要嫁到豪門，說：「寧到窮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湯。」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種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湯雖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母親讀中學的時候，就參加了「CY」—共產主義青年團，被推舉為江西省學聯幹事，剪了頭髮，跟方誌敏一起鬧革命。北伐軍到南昌，母親牽著婦女協會主席蔡暢的女兒四處活動演戲，宣傳革命，比父親還早地認識了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母親被動員回南昌女中讀書，秘密搞地下宣傳工作。當時按照羅家的族規，女孩子不守閨訓，私奔外逃，一旦抓獲要活埋處置。母親時年十六，雖非私奔，但離家出走，「混跡」於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過。但由於外婆的懇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歲得女，平時嬌寵慣了，又是時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裝責罵一通了事，讓母親裝上一根假辮子繼續上學。

傅抱石與夫人羅時慧（約攝於二十世紀30年代初）

恩愛夫妻

母親是父親的學生。母親在學校非常調皮，父親可能很喜歡母親的這種性格，就追求她。母親開始並不想結婚，喜歡看《娜拉》之類的小說，並受小說的影響很大。

父親常常到母親家裡去給我舅舅講故事，補功課，討好母親。父親家境困難，娶母親的阻力很大，特別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難對付，父親就買了許多衣料送給她，後來這個姨婆一直跟著我們住。

另外，父親又去借了一張存摺，上面有一千個大洋，給外公看。外公其實對父親的印象一直很好，但還是擔心他太窮，看到父親的存摺，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親的求婚。外公對父親特別關照說：我的這個女兒除了是個人以外，什麼也不會，你要一生照顧她。

父親沒有食言，一直在照顧母親；如果不是抗戰時到了重慶，母親可能連飯也不會做。後來家裡的事情雖然是母親管，但有兩件事一直是父親幫母親做的，一個是疊被子，一個就是幫母親捶背。

母親總說父親捶得好，像小鎚子一樣，力量恰到好處。母親生病總是頭疼吃藥，父親怕她亂吃，就定時定量拿葯給她吃。母親原來一點不會做飯，但後來父親的飯菜全是母親張羅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親也會親自下廚為父親做飯做菜。

父親吃菜的口味簡單，但要求很高，最喜歡吃母親做的炒大腸和三杯雞。父親說母親做的炒大腸簡直跟紅棗一樣，又紅又亮，緊緊的，圓圓的。三杯雞則是我們江西的老菜，雞里放一杯酒、一杯醬油、一杯麻油。

上世紀40年代，父母在重慶的那段日子非常艱難，母親為料理家中的一切，費盡心思。

1945年母親過生日時，父親給她畫了一張畫，在畫上題寫下了對母親的感激之情：「今日為時慧三十晉五生日，入蜀六載余，實未嘗重視之也。憶與時慧結褵十有五年，大兒益鈞十四歲，二兒益鉅十歲，長女益珊六歲，次女益璇方九月，從俗稱亦兩歲。余以艱苦之身，避地東川，岳母李太夫人俱來，戰時一切，均極激蕩，而我輩仍不廢筆墨丹青，所居僅足蔽風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遺，真如大痴家無擔石之儲也。幸時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哺育之苦，時慧任之，余之感紉為荷也……倘將來得有所傳，皆非余所應有，蓋莫非余母之所訓，暨時慧之所助成也。乙酉五月十七日。重慶金剛坡下寄寓，並記敬意。時慧賞之，傅抱石。」

1947年傅抱石夫婦合影於南京寓中

母親雖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愛，特別是她的幽默詼諧，為大家所喜歡。母親的鼻子很大，用我們江西話說，就是「鼻子大，心不壞」。有個算命先生給母親算過命，說母親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禿子會長頭髮，嫁了窮人會發財。大凡以後她跟父親吵嘴時，就會一邊打自己的鼻子，一邊說：「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讓父親有好運氣。母親的樂天，主要是由於小時候外公的寵愛。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鴻到南昌小住，父親在朋友的引薦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訪了他。隔日徐悲鴻到父母住處回拜，當場畫了幅《鵝嬉圖》見贈，畫面上是只大白鵝，頭頂一抹硃砂，引頸向天，紅掌下幾莖青草。父親用別針把它別在中堂畫上，然後送徐先生回旅社。

母親在等父親回來的間隙，鋪紙磨墨照畫臨摹了一幅，興猶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隻大鵝蛋……次日清晨，記者湧進家裡，昨日他們沒帶相機，今日趕來拍畫。母親把自己臨的畫拿出來，一位記者驚叫起來：「昨天未見有鵝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親抿嘴一笑：「張僧繇畫龍點睛，破壁而去；大師神手畫鵝，昨日肚裡就有了，一夜過來，自然生下了。」記者們為母親的亂真之作和幽默風趣，大為傾倒。

這類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親回到家裡，幫傭的人告訴他，有個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親過去一看，只見這個人戴著瓜皮帽，留著小鬍子。父親就問，您是哪位？這位先生說：「我認識你好久了，你怎麼不認識我呢？」父親愣在那裡，怎麼也想不起來。結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來這是母親裝扮的。母親的幽默名聲在外，以至許多畫商、古董商都說，畫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們看到母親往往比看到父親還要高興。

母親雖然後來一直在家料理家務，但她心靈深處的願望，就是獨立。我的獨立，受母親的影響很大。

他們婚後不久，父親便去日本留學，留洋經費一千五百大洋，父親留了一部分給家裡作安置費，就把家丟給了母親。母親留在南昌教書，她對自己的能力特別有信心，也特別喜歡工作。

因為母親完全是樂觀的性格，因此她無論到哪個環境，與周圍的關係都特別好。有時我和母親一起去買東西，遇到來自各個地方的售貨員，母親除了廣東話，四川、湖南、上海、蘇州等地的方言都聽得懂，也會說，所以對方講什麼話，她就能回什麼話，跟售貨員的關係一下子搞得很融洽，售貨員就會把最好的東西推薦給她；這時我就特別佩服母親。

1960年，傅抱石創作《韶山叢翠》完成後與夫人羅時慧合影

傅抱石全家攝於傅厚崗6號（約攝於1961年）

母親還說過相聲，用各種各樣的方言說相聲。侯寶林等老先生非常喜歡我母親。我和母親到北京去的時候，侯寶林還來看過我們，跟母親聊天，聊著聊著，忽然就笑翻了天。

母親一輩子最喜歡的就是幽默、有趣，因此母親對人的評價就是：這個人幽默，那個人有趣。從前客人上門，不是先打電話預約，而是直接闖門。客人闖過來了，一看到父親在家，有的來客就不敢進來；要是我父親不在家，客人來得反而多，因為他們跟我母親聊天聊得特別快活。

反過來，我父親在樓上畫畫，除了要緊的人，他實在不太願意放下手中的筆。有時母親讓父親下來，說誰要見他一下，父親就會非常懊喪地放下筆，嘆一口氣。到了吃飯的時候，父親就會說，今天的事沒做完，對不起這杯酒啊。由此可見父親對工作的執著。而一旦母親跟客人聊得高興起來的時候，就意味著父親有空畫畫了，這如同救了父親一命。

母親的性格就是這樣。他們夫妻之間的關係，不是放在嘴上說我愛你，你愛我的，而是一種真正的溝通的關係。父親和母親也吵架，偶爾也吵得很厲害，這種情況大都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

父親喝酒是越喝越認真，越喝越嚴肅，母親一般不喝，偶爾也抿一口。一旦這樣的情況出現，他們之間十有八九就會發生口舌，這時母親就拎著皮包出門，說我要學娜拉出走……說歸說，吵歸吵，兩人之間絕沒有猜忌、怨恨，始終有語言溝通，所以母親不止一次跟我舅舅說，你們夫妻倆是破壞性的安靜，我們是建設性的吵架，越吵越好，越吵越有深度。

父母的婚姻中，「恩」的因素很大。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全家在外逃難，炸彈的彈片把外婆的一隻眼睛炸瞎了，另一隻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到影子。父親就背著外婆，帶著孩子，往老家新喻輾轉。後來我外公告訴父親，郭沫若在報上登文章找你，於是全家又從新喻轉往重慶。

到重慶後，父親在中央大學教書，住在重慶郊外金剛坡一家地主堆放雜物的偏屋裡。父親原來並不喝酒，但房東家埋了很多酒罈子，常邀父親拿個小勺，調一些酒喝，喝著喝著，父親的酒量就越來越大了。

那個房東是有一些文化的人，跟我父親邊談話邊喝酒，眼見英國大使還特意趕到金剛坡來看我父親的畫，更覺得父親了不起，因此跟父親的關係也就不錯。父親在金剛坡一住八年，我的大姐、二姐也出生在那裡。

抗戰勝利後，全家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學的平房裡。父親隨後在上海開了一個很大規模的畫展，全為巨制，賣出去很多，得了一筆錢，就想擇地蓋房。他選址的第一考慮，是南京城南的慧園，因為契合母親「時慧」的名字。但終因那裡沒有空地，也沒有空房，只得作罷，最後才聽從徐悲鴻的意見，選在傅厚崗與徐悲鴻為鄰。

父親從來沒有讓母親窮得沒飯吃，甚至對母親的情緒變化、高興與否都很關心。母親是父親心裡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門，就開始給母親寫信。

在日本留學時，父親差不多隔天寫封信，不論什麼細節，比如新居里傢具的位置，比如與朋友相聚時各人的座次，等等，都會寫信告訴母親。後來，在與江蘇畫家作兩萬三千里旅行寫生時，也是日日或隔日寫信。

當時同去的年輕畫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寫了十來封，而父親卻寫了三四十封，讓同行者們唏噓不已。父親不論是出差還是出國，總是精心為母親挑選衣物，而且只為母親一個人買。在羅馬尼亞商場里，父親為母親挑大衣，竟找了身材與母親相仿的女售貨員左試右試，才買下來。

母親的文章也寫得很好，對此我記憶猶新。我現在手上有很多母親的信，這些信的內容多為家常，但感情非常細膩，而給父親學生沈左堯的信則涉及一些文化。

母親在父親留學期間一度到武昌上美術專科學校，也畫過畫，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還收藏著母親的一張畫，是當年母親寄給父親的，後來被父親保存在老師金原省吾處了。

傅抱石夫婦在南京漢口西路132號寓中

媽媽寫過《傅抱石愛書如命》一文，憶念父親的細節很感人：

抱石一生的時間不算長，但他沒有浪費一天光陰，哪怕是在抗戰逃難的途中，他也能抓住空隙時間讀書或寫點短文，甚至躲警報時，在防空洞中的微弱燈光下，還孜孜不倦地看書。偶然有一天因故沒有做他想做的事，到晚上便會感嘆著說：「今天算是白吃飯了！」

他最怕過年過節日，說，這都是浪費時間的日子，尤其是春節，耽誤的時間拖得長。童年時，他母親叫他到外祖母家拜年，他卻躲到書店裡，半天才回家，哪知外婆已坐在他家了，後被母親打了一頓。他對春節拜年這個習俗非常不滿，一生不拜年，不串門子，只串書店，每天晚飯後，一定要到外面走一二個小時，朋友們以為他是去逛馬路，稱他為「馬路巡閱使」，其實，他只是到舊書攤集中的地方，東翻翻，西找找，經常在舊書攤發現書店裡買不到的書。

到他五十歲以後，舊書攤沒有了，便去古舊書店，有時在小縣城中倒可買到一些很有價值的書，甚至有善本、孤本書，被他發現，即高價買來，視若拱璧。

直至他去世前十八天，齊燕銘先生因受他之託，找到了一套（十本）書寄來（書名我忘記了，價格是五百元），我認為太貴，他卻抱著書爬上樓，連呼「好得很！好得很！」高興的勁頭，如同孩提。因此，他一人睡一個偌大的床鋪，還感到不夠使用，原因是床上的大部分空間被書佔滿了。

那些線裝的古舊書，是蠹蟲生長發源地，是以不斷地發現蠹蟲在床上爬行著，如果我不去天天打掃，他也滿不在乎，甘與蠹蟲共處。

父親的作品，母親是第一位觀眾和評判者。1961年秋天，父親從東北寫生回來，畫了一張很大的畫，母親進門一看，脫口而出：這不是林海雪原嗎。

於是父親就為此作命名為《林海雪原》，並寫下題識：「今夏薄游東北，端午前一日得陟長白山巔，真可謂『茲游奇絕冠平生』者也。迨後數數為圖，均不易得其雄渾闊大氣象。此幀經始於長春（時正寫《天池林海》長卷），落墨於青島，而完成於歸寧之後。時慧見而曰：此林海雪原也。遂題之。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傅抱石，南京並記。」

父親還畫過一幅柳蔭仕女，母親看到人物臉上的神情，即為之點題，深得父親之意，立刻把母親的意思題在畫上，篆書「春光」二字，小款：「余寫此幅未竟，時慧曰：此春光也，即題之。乙酉清明前一日，傅抱石。」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父親畫大畫用墨特多，有時來不及磨墨，母親就上前助力，戲稱自己為「磨墨婦」。父親在杭州休養作畫時，有一幅畫上要有輛小汽車，因為對現代交通工具不熟悉，畫了幾次都不理想，最後母親上街買了輛玩具小汽車給父親做參照，父親的畫一下子就畫好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們之間好像有說不完的話。我記得父親住在樓上，母親住在樓下，常常晚上，母親總要端一杯茶送父親上樓睡覺，過一會兒，父親送母親下樓來，可他們說著話，不知不覺地，母親又把父親送上去了，他們常常這樣樓上樓下送來送去，我們看在眼裡，在旁邊笑個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憶父母生活細節的文章中寫道，南京夏天特別悶熱，我們全家在院子里乘涼，母親常常穿一套半新不舊的黑綢衫褲，睡在小竹床上，父親就坐在母親身邊，手裡拍著扇子，兩人一邊說話，父親一邊幫母親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親睡熟。母親的腰病是生二姐時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親就幫母親捶了多少年……

母親在父親逝世二十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聲情並茂的文章，談到父親的家庭責任感。母親這樣說：「在家庭，他上對老母，下對兒女全都關心到無微不至，有時甚至使我感到有些過分。他哪怕是離家只有三天，必定有兩封信回來。有時人都到了家，他進門便問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說沒有。他卻有把握地說：『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著看，郵遞員馬上便會送來的。』真教我好氣又好笑。他一生離家的時間，加起來也不滿五年，家信卻有一大皮箱。」

父親有個自定的規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給母親做壽，買東西，然後給母親畫張畫，而他自己則從來不做壽。

父親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當時血壓已高得不得了，跟隨父親一起去的學生寫信告訴我母親，說晚飯時傅公喝了很多酒，儘管很晚了，但仍說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為這一天是母親生日，他要給母親畫張畫，是一張很漂亮的扇面……

父親去世得很突然，頂樑柱一倒，母親就覺得天崩地陷，一個月內完全不知所措。她從前不是個能獨立處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後，母親忽然具備了這種能力。「文革」開始，我們兄弟姐妹全倒霉，用母親的話說是「全軍覆沒」。我大哥因「反革命」言論判了十年，二哥也被抓回山東。為了大哥、二哥，母親跑山東，跑北京，千方百計救孩子，背著包袱去上告，真是咬心嚼肺。

傅抱石夫婦與三女兒益瑤在南京玄武湖（約攝於1960年）

我跟母親的關係特別好。母親從小就喜歡我，如果有人在母親面前說我不好，母親就會不喜歡這個人。

我記得有次從日本回來，見母親戴著眼鏡在看電視片《四世同堂》，那個樣子真是很美，她的笑容我到現在也忘不掉。

她老人家也一直護佑著我。我畫《祖道傳東》的時候，日本NHK電視台全程採訪拍攝，那時母親正生病住在醫院裡，我在母親身邊呆了沒多久就趕回日本去畫畫。母親在病床上躺了十一個月，到我畫完全部三十六幅作品後，便接到她病危的電話。回到家，母親的心臟還在跳動，一個小時後就辭世了。

NHK拍攝的這個節目叫「人的特寫」，播放了好幾次，每次看到這個節目，我就想到這是母親的保佑所致，如果我在畫畫的期間母親有個三長兩短，我一定會中斷手上的工作回家，但她老人家就是一直等到我完成全部工作才撒手而去，每念及此，我都忍不住熱淚盈眶。

——選自傅益瑤《我的父親傅抱石》

繼續深讀

《傅家記事》

作者: 傅益璇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今夏，三聯又出版了這本《傅家記事》，作者為傅抱石先生二女兒，她以一個女兒和畫家的雙重視角，回憶父親的藝術生涯、生活軼事、創作細節，還原了一個真實可信、有血有肉的藝術家形象。

一個家族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作者記述了傅家幾十年的生活點滴，配有珍貴的影像照片，再現了兩代人的跌宕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