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榮：失敗的語言——「勝利式話語」與蘇共意識形態的發展困境 （第2頁）

並因此而再現統治關係。因此，通過象徵符號的固定表達，能夠形成和固化組織成員穩定的思維習慣。「成見系統一旦完全固定下來，我們的注意力就會受到支持這一系統的事實的吸引，對於和它相抵觸的事實則會視而不見。」[3]（p89）獲取政權的政黨總是藉助於一些共有的或特殊的象徵符號來整合社會的分散意見，形成「共有意識」。同時，這些意識形態的符號本身又能夠成為被崇拜的對象。「符號結構不僅在組織成員中傳播信仰、準則和價值觀，它們本身也被視為是這些信仰、準則和價值觀的基本組成部分。」[1]（p106）蘇聯共產黨的「勝利式話語」正是通過各種具有不同政治意涵的象徵符號（領袖、紀念日、特殊辭彙，等等）來達成對社會意識的再造與重建。比如，關於領袖的象徵塑造，通過革命性的歷史敘事和形象刺激（比如列寧與哨兵的故事、蘇聯重要政治場所的列寧雕像、紅場的列寧墓等），在不斷凸顯列寧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具有的優秀品格的過程中，列寧被不斷地神聖化而受到蘇聯人民的頂禮膜拜，並以此象徵著蘇聯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正確性。關於十月革命紀念日的象徵塑造，通過每年11月7日的紅場大型群眾性集會遊行、蘇聯領導人發表紀念講話、反映十月革命的電影、文學創作等形式，賦予了十月革命極其豐富的政治內涵，以此象徵布爾什維克開闢的十月革命道路的歷史和政治意義在於它是人類歷史上的首創，是對資本主義道路否定後的人類發展道路的新選擇。

　　

　　 二、蘇共意識形態「勝利式話語」的歷史成因

　　

　　 任何一種話語體系的形成與確立都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因素。那麼，蘇共意識形態的「勝利式話語」是如何形成的？筆者以為，主要有五個方面的成因。

　　

　　 一是從理論淵源方面來講，偏執於社會進化的剛律。「勝利式話語」表明了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再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形態發展理論表明，人類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螺旋式上升，雖有曲折反覆，但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到共產主義則是歷史的客觀必然。這一規律性描述賦予了無產階級承擔的政治使命，啟發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指引了無產階級前進的歷史方向。不過，馬克思恩格斯也認識到，儘管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種歷史必然，但是它要從一種理論變成深刻的政治實踐，卻要面臨各種極為複雜的社會挑戰。應該說，這種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鼓舞了無產階級為理想而努力的階級鬥志，也極大地激發了布爾什維克的戰鬥意志，最終在俄國面臨國內外危機條件下取得了國家政權。但是，在經歷了短暫的軍事共產主義之後，列寧發現，在俄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並不像涅瓦大道那樣筆直通行，必須重新理解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作為一種戰略上的「退卻」，很快激發和調動了俄國社會的積極因素，促進了俄國社會的全面恢復。不過，新經濟政策畢竟只是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執政面臨內外交困環境下採取的暫時性措施，社會主義必然建成的神聖使命感仍然是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精神支柱。因此，當列寧去世後，斯大林贏得黨內鬥爭勝利，取消新經濟政策，宣布蘇聯能夠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時，斯大林的理論主張至少在政治心理層面滿足了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精神需求。此後，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下，蘇聯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集體化建設。儘管期間遭遇到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嚴峻挑戰，但是，「勝利式話語」作為蘇聯共產黨鼓舞蘇聯人民克服困難、犧牲奉獻的意識形態話語表達，仍然發揮了強大的宣傳鼓動、凝聚人心的積極作用。

　　

　　 二是從革命經驗方面來講，偏好於跳躍式發展道路。「勝利式話語」表明了俄國革命的獨特性以及由此而蘊含的政治優越性與使命神聖性。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由於無產階級的壯大及其政治上的日益成熟，西歐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意義。但是，落後的俄國能不能發生社會主義卻成為俄國革命者始終思考的問題。查蘇利奇的疑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當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宣告俄國能夠走社會主義道路時，查蘇利奇的疑問得到了政治實踐的肯定回應。布爾什維克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氣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推動和豐富了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為像俄國一樣落後的其他國家樹立了榜樣。但是，布爾什維克馬上又面臨一個新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與馬克思設想中社會主義首先發生在生產力發達的西歐的情況不同，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能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即跨越「卡夫丁峽谷」？列寧又以其卓絕的智慧、堅忍的毅力和靈活的策略，再一次向世人證明了俄國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可能。當斯大林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時，標誌著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歷史問題已經被蘇聯共產黨、蘇聯人民所解決。可以說，在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走向現實的社會實踐中，布爾什維克及其後的蘇聯共產黨以其付出的絕大犧牲不斷地突破和拓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在證明社會主義為人類社會一般道路發展鐵律的同時，又刻意地表現出蘇聯共產黨、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性。當這種特殊性與俄羅斯民族固有的民族心理融合在一起之時，其所發生的化合作用對「勝利式話語」的形成又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雄踞歐亞大陸的俄國，一頭在歐洲，一頭在亞洲，複雜而獨特的政治地理環境培育和養成了俄羅斯獨特的民族心理，即俄國的獨一無二性和救世主情結。這種民族心理的獨特性，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無產階級肩負的歷史使命、蘇聯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性的啟示下，又不斷得到強化和加持，進一步為其民族心理、政治心理披上了神聖的光環。於是，展現蘇聯黨和人民戰勝困難、勇於勝利的革命浪漫主義情結自然而然地瀰漫於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之中。「勝利式話語」自然而然就成為既是意識形態社會動員的功能需要，又是普通黨員和民眾堅信真理、堅持勝利的集體無意識的集中表現。

　　

　　 三是從內外環境方面來講，偏愛於壓迫式自我證明。蘇聯共產黨之所以長久堅持意識形態宣傳的「勝利式話語」，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就是：為了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敵視，需要強化蘇聯社會在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理上防禦能力。十月革命的勝利在兩個方面給予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致命打擊：一是宣告了在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壓榨下，全世界所有被壓迫者都擁有革命這一神聖權利。二是宣告了在資本主義道路之外的人類社會有了新的選擇，社會主義成為人類走向公正幸福的發展新路。可以說，十月革命的勝利，不僅代表了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成功，更為深遠的意義在於它所昭示的社會主義真理第一次在理論和實踐上對資本主義的精神世界產生了影響，即資本主義是作為落後腐朽的事物終將被社會主義新事物所取代。正是這種靈魂深處的恐慌，使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了全面扼殺的措施，不僅加緊對蘇聯的封鎖包圍，企圖以此摧垮蘇聯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更是通過精神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全方位的立體宣傳滲透，企圖摧毀蘇聯共產黨和社會大眾的共產主義信仰，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了抵制和對抗這種敵視而帶來的強烈壓迫感，蘇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的構築和宣傳上，不得不通過一系列對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的持續長久宣揚來證明蘇共領導的正確性與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真理性。在這場爭奪人心的「冷戰」中，敵我之間的角色定位、政治認同和陣營歸屬更加明晰確定、內在衝突更加張揚凸顯。得益於蘇聯社會的高度封閉和作為超級大國的民族情感，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宣傳經過各種組織渠道得以持續順利地強化著蘇聯社會的政治認同心理。簡單明了、朗朗上口的「勝利式」口號和標語就成為意識形態塑造的工具性選擇。

　　

　　 四是從政治結構方面來講，偏向於實踐性平衡。一定的話語體系總是一定社會精神和實踐的產物，是與特定的社會結構相適應的。可以說，社會結構通過制度性設計安排塑造了適應這一社會結構的話語體系。而作為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則通過其內在的邏輯結構及其日常話語表達的敘事內容、語彙重點、先後順序和語氣強弱等，不斷強化對社會大眾的心理規訓和語言服從，以使其適應並順從於社會的結構性強制安排。「勝利式話語」在本質上就反映了蘇聯共產黨對群眾型社會的管理理念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管理手段。高度板結而又易於組織的群眾型社會是蘇聯社會的總體狀態和基本特徵。形成並確立起群眾型社會的原因，既有國家政治結構上的根本性因素，也有執政的蘇聯共產黨這一關鍵性因素。蘇聯雖然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的聯盟國家存在，但是在實際的國家政治結構中奉行的則是莫斯科與各共和國之間的中央集權制。莫斯科是國家政治的權力中心和組織樞紐，通過莫斯科的指揮協調，各加盟共和國獲得來自莫斯科的直接指令以用於指導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也是通過莫斯科的統籌和協調，在經濟布局、資源分配、文化發展等方面與其他共和國發生橫向聯繫。在名義上，各加盟共和國雖然擁有可以通過民族自決來決定是否退出聯盟的法律權利，但是，這一自決權利的有效性不僅取決於通過法律程序產生的投票結果，更主要的決定因素取決於民族自決的意志是不是符合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根本意志。而這一判斷的解釋權則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蘇聯共產黨所擁有。作為統一組織存在的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得以在政治上存在發展的組織保證。即使在黨內人士對民族自決權提出疑問的時候，斯大林仍然懷有強烈的自信心。正是對黨的充分信任，斯大林認為只要蘇聯共產黨保持團結統一，蘇聯這個聯盟體就會保存。而要在憲法法律與階級革命之間維持這種政治平衡，就需要發揮意識形態這一社會「粘合劑」的作用。「勝利式話語」的作用就在於它通過不斷地渲染蘇聯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成就，以此證明蘇聯共產黨的政治正確性，藉以平衡和彌補革命與法律的縫隙，使國家政治制度在實踐中得以順暢運行。

　　

　　 五是從理論發展方面來講，習慣於黨的一元化認知。「勝利式話語」作為一種具有深刻歷史決定論內涵的革命語言，要求在話語風格上表現出極其強烈的真理的客觀性、必然性與蘇共理論認知的預見性、正確性。這種話語風格的產生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方面，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作為肩負著解放全人類使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蘇聯共產黨——是人類社會真理的掌握者和歷史任務的承擔者，只有蘇聯共產黨才能完成開闢人類新路的神聖使命。另一方面，從蘇聯的政治生態環境來看，「勝利式話語」又是與蘇聯共產黨一黨執政的現實政治高度適應、高度融合。十月革命特別是斯大林上台執政以後，不斷加強黨內和蘇聯社會的一元式高壓統治，對於不同的社會政治意見往往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組織化清理，最終釀成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殃及全黨全國的大清洗運動，對蘇聯社會的思想發展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作為蘇共意識形態表達的「勝利式話語」就以不斷的勝利宣告著蘇聯共產黨的真理性和唯一性。黨的意志逐漸成為社會的唯一意志，黨的聲音逐漸成了社會的唯一聲音。整個社會開始服從於習慣於黨的一個意志、一個聲音。正如列寧所言：「當有人責備我們是一黨專政、提出——象你們所聽到的那樣——建立社會主義統一戰線時，我們就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就是堅持一黨專政，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因為這是一個在幾十年內爭得了整個工廠無產階級即工業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地位的黨。……它一直和工人階級打成一片，因而只有這個黨才能領導工人階級去深刻地根本地改變舊社會。』」[4]（p125-126）

　　

　　 三、「勝利式話語」與蘇共意識形態的發展困境

　　

「勝利式話語」既是蘇共意識形態的重要特徵，同時又對蘇共意識形態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斯大林之後的蘇聯政治生活中，「勝利式話語」的剛性論斷及其對其他社會認知的排斥性，使蘇共的意識形態發展越來越演變成為一種違背常識的自說自話。在蘇共意識形態「勝利式話語」的描述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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