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馮至詩歌的評價 - 茶飲人生的日誌 - 網易博客

對於馮至詩歌的評價，「獨特」兩字是必不可少的。正因其「獨特」，他的詩歌沒有被劃歸於中國現代詩歌的任何一個流派之中。多年以來，對於馮至詩歌的研究，總是處於一種邊緣的位置,這種「邊緣」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馮至的地位雖然得到極高的評價，但總的說來是學者的光芒超過了詩人的光芒；二是指對其詩歌的評價，多重在詩藝的創新方面。卻少有對其詩歌厚重的文化內涵的發掘。正如鄭敏先生在一次訪談中所說：「我認為馮先生的十四行詩至今沒有得到它應有的評價。他的十四行詩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樸素，但是其中蘊含的深層的文化積澱，融合了西方的哲學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詩是深厚的文化產物，達到了中國新詩的最高層次。」 這裡談馮至的標誌性，主要是指《十四行集》的標誌性。特別肯定這部詩集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上光芒四射的中心位置。《十四行集》標誌著詩與哲學的結合，標誌著現實和藝術的結合，標誌著中西文化觀的結合，標誌著中西詩藝的結合，標誌著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成熟。

（一）詩與哲學的結合

　　《十四行集》是一部詩集，卻真真切切地體現了一種生命哲學。在這部由27首十四行詩組成的詩集中，我們可以很深刻地領悟詩人對於生命的形而上的整體性的哲學思考。他在對於生命、生存、生死問題的認識上都達到了一種哲學的高度。但它們又的的確確是真正的詩，真正的好詩。讓我們來仔細讀讀其中的第三首《有加利樹》：

「你秋風裡蕭蕭的玉樹——

是一片音樂在我耳旁

築起一座嚴肅的廟堂，

讓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的面前高高聳起，

有如一個聖者的身體，

升華了全城市的喧嘩。

你無時不脫你的軀殼，

凋零里只看著你生長；

在阡陌縱橫的田野上

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導：

祝你永生，我願一步步

化身為你根下的泥土。」

在這裡，「有加利樹」成為生命永恆的象徵，詩人以此肯定人的生命的自覺有為，肯定生命的堅韌充實，表現了正視生命、超越生命的哲學態度。但全詩以「樹」的形象展開，用樸素而帖切的語言形象化地描繪生命的莊重和永恆，沒有任何一個抽象的哲學術語，卻給人以深刻的哲學啟迪。

馮至把感覺與智力、詩情與哲理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有機地融合起來。這種詩與哲理的結合是既有悖於中國詩歌傳統，也是有悖於西方詩歌傳統的。中國詩歌一向以「主情」為主，論詩必重其情感；雖宋詩以理入詩，但多為後世詩論家詬病，不算作詩之正道。在西方詩歌傳統中，詩與理性思維也是相互對立的。義大利哲學家維柯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詩人可以看作人類的感官，哲學家可以看作人類的理智。哲學的功能是把心靈從感官那裡拖走，而詩的功能卻把全部心靈沉浸在感官里。 因此，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既是詩人，又是哲人。但西方詩歌發展到20世紀，詩與理性的傳統對立開始打破，這就是以艾略特、瓦雷里、里爾克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詩人開創的現代詩歌新時代。在中國新詩史上，較早把感性和智性、詩與哲理融合起來的詩人是卞之琳，但他的創作試驗的成分較重。真正能與西方現代主義詩人一樣開創新時代的當是馮至，他是一個「從敏銳的感覺出發，在日常的境界里體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詩人，」 他寫出了中國新詩史上以前未有的「沉思的詩」。

（二）現實和藝術的結合

馮至是一個比較純粹的詩人，無論是從他本人的氣質，還是從他的詩來看；但他從未忽視關注現實，特別在他創作《十四行集》的時代。他在回憶《十四行集》的創作經歷時說：「在抗日戰爭時期，整個中華民族經受嚴峻的考驗，光榮與屈辱、崇高與卑污、英勇犧牲與荒淫無恥……等等對立的事迹呈現在人們面前，使人感到興奮而又沮喪，歡欣鼓舞而又前途渺茫。我那時進入中年，過著艱苦窮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躍，精神旺盛，緬懷我崇敬的人物，觀察草木的成長、鳥獸的活動，從書本里接受智慧，從現實中體會人生，致使往日的經驗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錯在自己的頭腦里。這種融合先是模糊不清，後來通過適當的語言安排，漸漸呈現為看得見、摸得到的形體。把這些形體略加修整，就成為一首又一首的十四行詩」。 由此可見，馮至並非是為了寫詩而寫詩，他正是因關注社會才有感而發。

由此可以聯想到他在西南聯大七年的生活和工作歷程：他與聯大有進步思想的文藝社團冬青社聯繫密切，他經常參加聯大師生舉行的各種為抗戰和民主而作的講演，他在危險關頭保護受到反動政府迫害的進步學生；他在戰爭最艱苦的年代，開始研究杜甫——「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艱難中得到鼓舞」 的愛國詩人杜甫，我們更能理解他在詩中表現的入世關懷精神。他在《杜甫和我們的時代》（1945年）一文中說得更為明白：「我們所處的時代也許比杜甫的時代更艱難，對待艱難，敷衍矇混固然沒有用，超然與洒脫也是一樣沒有用，只有執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這種精神，正是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的。」 在《十四行集》中第六首《原野的哭聲》、第七首《我們來到郊外》、第九首《給一個戰士》都是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的。而寫蔡元培、魯迅、杜甫、歌德和梵訶的5首十四行詩，也都比較含蓄地表達了對現實的關注。馮至還寫了有加利樹、鼠麴草、馱馬、初生的小狗，這些極平常的事物，在馮至的詩中卻都有它們的超乎平凡的，永遠而又普遍的含意。正如李廣田的評價：「詩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現象中，卻不一定是在血與火里，淚與海里，或是愛與死亡里。那在平凡中發見了最深的東西的，是最好的詩人。」

（三）中西文化觀的結合

　　文化對人的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而言，有兩種文化的影響是非常強大的。一種是中國古典文化，這些作家如蜜餞似的在其中熏陶、浸泡；另一種是西方文化，大部分作家直接而系統地學習了西方的文學、藝術和哲學，並受到了西方文化深刻的影響。馮至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是把中西文化結合得較好的一個。他的特色在於：第一，他突破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權威，引進了一部分現代西方文化，並引領中國現代詩歌向世界開放。第二，他堅持在與傳統結合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因而他的創新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民族性，並因此給傳統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三，他以此種文化結合的視野抒寫了具有獨創性的詩集《十四行集》，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構成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上至今無法企及的高峰，為中國新詩開拓了一條道路，指明了一個方向。

關於馮至和西方存在主義哲學的關係是有很多精闢論述的。周棉在《馮至傳》中具體分析了馮至在德國接受克爾凱郭爾和雅斯貝爾斯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影響，並探討了《十四行集》與存在主義哲學的關係。解志熙在《生命的沉思與存在的決斷》的長篇論文中，從生死觀、相互關情和存在的決斷等方面集中論述了馮至的創作與存在主義的關係。馮至接受歌德和里爾克等人的影響也是有很多重要的分析的，因為在本書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節中對這些問題有比較具體的闡釋，而關於傳統文化的影響和對傳統文化的發展也在第四章第二節中有專節論述，在此不做具體分析。因而這裡只想指出關鍵的一點：馮至以獨到的眼光發現了西方文化中具有現代性和生命力的部分，並以之與中國傳統文化溝通、交流，從而達到一種融合發展，這種融合就象一個聚焦鏡，聚合了中西兩種文化「射線」，折射出的卻是一種新的光線。就《十四行集》而言，從傳統文化上主要表現為明顯的道家思想及儒者之風，對精神生命的重視和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從西方文化來看，主要從個體生命體驗出發，思索人類命運與宇宙的關係，表現為對個體存在的極大關注。更重要的是他以《十四行集》詮釋了這種「新的光線」，影響了整整一代詩人的文化選擇，20世紀40年代的一大批現代主義詩人們，特別是西南聯大的一群學子們是深深得益於這種「新的光線」的，這不僅僅是文學層面的貢獻，而且是文化層面上的貢獻。

（四）中西詩藝的結合

　　馮至的《十四行集》一方面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一，另一方面也達到了中西詩藝的完美結合。朱自清在《新詩雜話》中評價說：「這集子（指《十四行集》）可以說建立了中國十四行的基礎，使得向來懷疑這詩體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國詩里活下去。」 馮至的十四行詩成熟的標誌有三個方面：第一，這是中國新詩史上唯一一部全由十四行詩組成的具有整體性意義的現代主義詩集。第二，這是中國十四行詩由模仿吸收而至創新發展成功的標誌。中國早期的十四行詩，是模仿大於創作．二、三十年代聞一多模仿其結構，孫大雨模仿其音組，戴望舒模仿其段式，總的說來是頗有些幼稚和生硬的。到了三、四十年代梁宗岱、卞之琳等人的十四行詩，雖然已脫離了模仿階段，但卻沒有使之真正地中國化，象梁宗岱十四行詩中大量的歐化式語言，卞之琳詩中過於朦朧的意象等等都影響了對他們的十四行詩的接受。馮至的《十四行集》由模仿吸收到創新發展，在自由和限制中尋求統一，從而使十四行詩具有中國化的特色，為中國新詩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新路。第三，這是中國古典律詩與西方格律體詩融合發展的標誌。中國古典律詩與十四行詩在結構和用意上有較多的相似之處，律詩，十分講究構思布局，它的首頷頸尾四聯，構成一個起承轉合的統一體，這使得中國古典詩歌顯得層次分明，委婉曲折，回味無窮。十四行詩，「它的結構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張有弛，有期待有回答，有前題有後果」， 這種體式也有著類似的起承轉合的結構；但相比較中國律詩而言，十四行體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它沒有平仄對仗的講究，音數和音步都可根據內容需要自由掌握，用韻也比較靈活，比較適宜表達現代複雜的生活內容。因而，馮至承認：「我用這形式，只因為這形式幫助了我。」 相比較新詩史上其他詩人的十四行詩，他比較好地調和了西方體式和中國語言的關係。在他的《十四行集》中，抒情方式是中國式的，沒有特別突兀的跨句跨段；語言也都是現代口語，沒有過於歐化的語言；並且融匯了中國古典詩詞的意象和境界。

在中國現代主義詩歌走向成熟的過程中，馮至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詩人。他的重要性正可以通過以下一段評價來體現：「在近一個世紀的歲月里，先生以巨大的耐力和勇氣，對人類和我們民族的內在生活領域，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先生對於時代「介入」而超越的沉思，對宇宙、自然充滿神啟的感悟，對人類存在本質的探尋，使他成為中國現代詩歌傳統蓽路藍縷的開創者，成為真正的詩歌和思想的巨擘。先生對於詩歌藝術的嚴謹態度，對於苦難人生的關注，以及對於宇宙大真理和萬物之美的嚮往，鑄就了一種真正的尺度，這一尺度對於當代詩歌藝術的發展，對於我們面對未來的新世紀，都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