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唐代鑄幣流通中的「私鑄」問題

[摘要]：唐代是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上的繁榮時期。統觀唐代貨幣的發展歷程，「私鑄」問題是唐王朝前期最主要的貨幣問題。高宗、中宗、睿宗、武后、肅宗期間私鑄錢幣之風一浪高過一浪，並造成了嚴重的惡錢泛濫和物價高漲，究其原因包括：貨幣流通量不足、貨幣的需求與供應日益矛盾；私鑄貨幣有利可圖等。針對私鑄盛行的問題，唐王朝制定了一系列對策，包括：收兌惡錢；制定嚴刑峻法禁斷私鑄；實行銅禁；懸掛標準樣錢於市場等。但唐王朝實行的這些政策造成了政府財力不足、物價高漲、人民生活不便的結果，收效甚微。

[關鍵詞]：唐代 私鑄 對策

唐代是我國古代貨幣發展史上的繁榮時期，貨幣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貨幣問題對整個社會也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統觀唐代貨幣的發展歷程，錢幣私鑄問題貫穿著唐王朝發展始終，是唐代最重要的貨幣流通問題之一。本文就唐代的「私鑄」問題進行探討。

唐王朝建立之初，戰亂仍未平息，百廢待興。高祖繼位後「仍用隋之五銖錢」 ^[1]。但隋末以來，私鑄惡錢充斥於市，錢幣極為混亂，甚至「剪鐵葉、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 ^[2]。因此，規範貨幣的鑄行，嚴禁私鑄錢幣，重建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貨幣制度，成為唐王朝首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武德四年，唐王朝「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 ^[3]，「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 ^[4]，扭轉了隋末以來貨幣流通極為混亂的局面，全國錢幣鑄行達到空前統一。

但貨幣穩定的時期持續不長，很快便「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 ^[5]。隨後歷朝私鑄之風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成為唐王朝最為棘手的問題。

（一）「私鑄」問題的出現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 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並、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爐鑄錢，右僕射裴寂賜一爐。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月五日，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貨幣混亂局面得到扭轉，但不久便「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6]

唐高宗年間，以改鑄新錢來防私鑄，不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使私鑄進一步惡化。乾封元年，唐王朝「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監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7]

武則天時期，私鑄錢幣現象進一步加重。於是「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敕非鐵錫、銅盪、穿穴者，並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但不久之後，「盜鑄蜂起，濫惡盈聚。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8]

唐玄宗開元五年，針對私鑄惡濫現象採取禁斷措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二銖四絫錢。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9] 於是「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栗豐賤。」但「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迥博，好惡通用。富商奸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10]

統觀唐代歷朝，受「私鑄」影響的時期很長。那麼，造成唐代貨幣流通中「私鑄」盛行的原因有哪些，下面進一步分析：

唐王朝私鑄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

1、唐前期私鑄問題十分嚴重與銅的私人佔有有很大關係。據《唐六典》記載，「凡天下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采，官收其稅。若白鑞，則官為市之。」^[11] 就是官府只對私采銅礦徵稅，對稅後的銅礦並不強行要求賣給政府，而是允許自由買賣。這項規定使得每年開採的銅礦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導致唐前期私鑄猖獗，惡錢泛濫。官府雖多次重申禁止私鑄錢幣、禁鑄惡錢，但均未能徹底執行，以致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提出「不禁鑄錢」。

2、鑄幣地位的逐漸提高使得私鑄貨幣有利可圖。在隋末戰爭中，布帛成為主要的流通手段。隨著唐朝的建立，重新確立了貨幣制度。但流通中有很多場合仍大量使用布帛。隨著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因而金屬貨幣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需求量不斷增加。到高宗、武后時期，全國的商業活動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對銅錢的需求也相應急劇的的增加，以至市肆交易「必須見錢」，而實物貨幣由於「幣帛益輕」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漸下降。貨幣地位的提高，使得民間私人鑄幣有利可圖，私鑄盛行起來。

3、貨幣需求與供應的矛盾日益尖銳是「私鑄」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隨著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貨幣徵稅的擴大，對錢幣提出了更大的需求，然而鑄幣供應有限，錢幣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銳。而為何鑄幣供應有限，我們可以從鑄幣成本方面分析。唐代鑄幣成本主要是由鑄幣的原料和人工費用兩部分構成。

首先，從鑄幣原料的費用看。唐代採礦業的狀況不利於降低鑄錢成本，據《新唐書》記載，唐代曾有銅冶九十六處，但高宗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十八」 ^[12]，宣宗時又「廢銅冶二十七」 ^[13]，銅冶大量廢罷，而很少增加新銅冶，這就導致銅產量大幅下降，使得政府必須增加銅的購買量，勢必導致鑄幣成本升高。

其次，從人工費用上看。《通典》記載，「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14]即超過應服役期十五日者免調，超過服役期三十天者免租和調，這無疑會增加官營手工業的生產成本。因為政府通常需要留役工匠，如天寶年間鑄錢，「約每爐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約每貫錢用銅鑞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15] 「十月作十番」即一番為一個月，每個工匠必須服役一個月，這就超出了每個工匠應服役二十天的規定，那麼超出應服役期的十天，官府必須支付工資，而且史料上也記載「丁匠在外」。這些都說明政府鑄幣所花費的人工費用不斷上升。

總之，唐代鑄幣原料和人工費用的升高使整個鑄幣成本升高。所以當鑄幣成本超過所得，鑄幣越賠越多的時候，鑄幣量自然會受到影響，因此導致鑄幣供應有限。有限的貨幣流通量和不斷增加的貨幣需求量之間矛盾日益尖銳，私鑄錢幣便開始盛行並進入流通領域。

「私鑄」問題一直是困擾唐王朝最頭疼的問題，對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影響貨幣的價值，使良幣受惡幣的驅逐。唐肅宗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徑久。如聞官爐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眾，禁奸未絕。」^[16]

二是私鑄錢幣進入流通領域使貨幣數量過多，幣值降低，物價上漲。據《舊唐書》記載，「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還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為鑄鐵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17]

唐王朝一代私鑄之風盛行，「私鑄」問題成為唐王朝最頭疼的問題。私鑄惡錢導致幣制紊亂，嚴重的破壞了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因此，唐王朝制定一系列政策應對私鑄惡錢，但取得的效果一般。歸納起來，其具體措施有以下幾點：

1、收兌惡錢。這是較為符合經濟原則的措施。在與私鑄現象的鬥爭中，政府經常採取收與禁相結合的辦法來減少流通中惡錢的數量。政府出絹布、米、官錢來收惡錢。

高宗顯慶五年，面對市場上日益增多的私鑄惡錢，下令以官鑄好錢收兌私鑄惡錢。「令所在官私為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馳。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18]

儀鳳四年四月，又「令東都出還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19]

唐玄宗開元初年，宰相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斗以收惡錢，少府毀之」。李林甫當政後，又「請出絹布三百萬匹，評估收錢」。天寶十一年，「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20]

但收兌惡錢有很大局限性。主要是國家財政無法長期承受，比價太高，政府財力不足；比價太低，又收不到效果。顯慶五年，唐高宗「令所在官私為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 ^[21]，百姓認為惡錢作價低，「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馳」 ^[22]，高宗只好改令一文換惡錢兩文，但「弊仍不息」 ^[23]。原因就在於當時惡錢雖輕，每貫一般也有三四斤重^[24]，官鑄好錢一貫重六斤四兩。1﹕2的比價，許多百姓要吃虧，因此收兌惡錢難以奏效。開元初，曾提高收兌惡錢的比價，但因財力問題，開元八年六月又下詔：「比來所市惡錢，略計數應未盡……....若博換尚多，則需抬帖估價，百姓情願出惡錢一千文，計秤滿六斤，即官以好錢三百文博取，無好錢處依時估折布絹雜物。」^[25]可見，政府財力不足，官鑄好錢也不多，只好提高比價。但按這個比價，每斤惡錢只換五十文好錢，效果可想而知。

2、改鑄錢幣，改行當十、當五十錢。通過提高官錢的價值來遏制惡錢。

高宗時期，「令所在官私為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26] 可見官鑄好錢來換私鑄惡錢的政策未能取得好的效果。於是乾封年間「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27]

肅宗時期，又下令改錢。乾元元年「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又收十倍之利，所謂與人不擾，後古有經。易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28]乾元二年三月，「琦入為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29]

高宗、肅宗時期鑄行的乾封泉寶和乾元重寶屬於唐王朝改鑄的大錢。其主要目的應是解決財政支出的不足，但在一定程度上對不足值的私鑄惡錢起了一定的遏製作用。^[30]

但是唐王朝鑄行的大錢又引起了物價的高漲。乾元二年鑄乾元重寶，「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滕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31] 在民間「乃抬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抬加價錢為虛錢。」^[32]

3、增加官鑄錢幣。高宗乾元以後，逐漸擴大官鑄，至儀鳳四年竟有人把「鑄錢漸多」當成是「米粟漸貴」的原因，「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33] 開元中，官鑄已具備相當大的規模，「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盈百萬」 ^[34] 大約從開元二十五年起，又專門設置了鑄錢使一職，由朝廷重臣兼任。^[35] 各地的鑄錢也頗多，運入京師，使「庫藏皆滿」 ^[36]。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商品經濟日益繁榮，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官鑄，唐政府接受了韋倫的建議「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為之」 ^[37]。這個方法產生了很大的經濟效益，史載「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爐九十九……..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天下歲鑄錢三十二萬七千緡」。 ^[38] 這是李唐一代最高的歲鑄額了，對緩和當時錢幣的供需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

4、允許惡錢流通。私鑄錢幣現象出現以後，唐王朝的統治者不斷企圖通過制定法令進行嚴厲打擊。但這些法令卻不能解決流通領域中對貨幣的需求，所以往往只能徒有其文。因此，唐王朝除收兌、增鑄外，不得不對私鑄給予一定的寬容政策。

高宗儀鳳年間，「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39] 武則天時期，長安中規定「非鐵錫、銅盪、穿穴者，並許行用」，「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40] 開元二十二年，甚至提出開放私鑄。玄宗也在張九齡的建議下下詔:「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 ^[41]，要求群臣討論開放私鑄的利弊。雖然這場辯論否定了開放私鑄的想法，但是它默認了對私鑄的寬容政策。因此，天寶年間，「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迥博，令好惡通用」 ^[42]。

5、制定嚴刑峻法以禁惡錢。唐王朝建國之初，對私鑄錢幣者制定了嚴峻的法律，「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43] 到了高宗年間，政策有所放寬，根據永徽四年頒行的《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私鑄錢》記載：「諸私鑄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備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杖一百。」 但很快便因私鑄泛濫成災，又重頒嚴典，「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44] 玄宗開元年間，因江淮錢尤惡濫，派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前往禁之。肅宗時，私鑄犯禁者愈眾，鄭叔清為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 ^[45]

用嚴刑峻法強制推行禁止私鑄錢的政策，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造成了社會動蕩。玄宗開元年間派蕭隱之到私鑄最嚴重的江淮地區禁錢，「捕責甚峻」，結果造成「市井不通，物價騰起。」^[46]蕭隱之罷官，宋璟罷相。

6、懸掛標準錢樣於市場。武則天長安年間，為了禁止私鑄惡錢在市場上流通，「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47] 但依樣用錢，因揀選困難，只得降低標準，除鐵錫、銅盪、穿穴以外，仍准許行用。

7、實行銅禁。銅禁是指禁止私自買賣銅料和鑄造銅器，主要是為了保證鑄幣材料的來源和防止私鑄。唐代多次下令禁銅。

玄宗開元十一年，「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 ^[48]，所有開採的銅、錫均只能由政府採購。開元二十二年劉秩在反對實行自由鑄錢的同時又提出了禁銅的主張。^[49] 貞觀十年又「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五六十，銅錢者以盜鑄論」。 ^[50] 元和七年韓愈又建議：「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鍾磐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51]

銅器是人們生活的必需資料，禁銅會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而且越是禁銅，銅價就會提高，私鑄銅器就會有利可圖。因此，銅禁難以長久的維持下去。

綜上所述，「私鑄」問題貫穿於整個唐代歷史，尤其是唐前期。銅的私人佔有、貨幣地位的提高以及貨幣的供需矛盾是「私鑄」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私鑄」的盛行造成了嚴重的物價上漲、幣值降低。針對「私鑄」盛行，唐王朝採取了一系列的對策，包括：收兌惡錢、改鑄錢幣、增加官鑄、制定嚴刑峻法、懸掛樣錢於市場、實行銅禁等措施。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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