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胡適|冰川人文
對於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來說,談到胡適的意義和影響時,並不是誇大了,而是怎麼誇大都不為過。
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張生
前幾天,我到北京出差,臨回上海的那天上午,我和幾個在時髦的App公司里工作的年輕朋友坐在一起聊了聊中國現代文學。他們都大學畢業不久,有學經濟的,有學政治的,也有學中文的。
當我談到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特別是他在白話文革命中的巨大的開創性的貢獻時,這幾個朋友都表示有點困惑,他們覺得胡適的影響是不是被後人誇大了,因為他當年的貢獻現在看來好像並沒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比如,他也就是1917年在《新青年》上寫了篇《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章,呼籲大家不要再寫文言文,用白話寫作罷了。他的那些主張,如要人寫文章「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並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
此外,他還寫了幾首像大白話一樣的白話詩,像《希望》的「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開花好」之類的句子,似乎並沒什麼詩意,但他又怎麼可能被搞現代文學的人如此推崇呢?
甚至,有一個青年朋友還突然問我,如果沒有胡適,中國現代文學是不是也可以存在?或者直白點說,中國現代文學是不是少了他就不行?
我愣了一下,對他的這個大開的腦洞感到驚訝不已。因為對於中文系的人來說,或者對於我這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讀中文系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對於中文系的人來說,胡適作為開創白話文運動的「急先鋒」,他的開拓性的影響彷彿是天經地義的,也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我來說,當年讀到胡適的文章時所受到的震撼至今仍不可忘懷,因為他的很多觀點都和我之前所受的教育截然相反,所以他這麼多年來一直像個影子一樣緊緊地伴隨著我,我還從沒有想過如果沒有他又會怎麼樣的情景。
但是,對於我面前這些年輕的朋友們來說,「如果沒有胡適會怎麼樣」的這個問題卻又是真實的,也是不可迴避的。由於要趕下午三點的飛機回上海,所以我簡單解釋了一下後就與他們分手了。
正是五月下旬,北京中午的天氣還不是很熱,我坐在計程車上,匆匆往機場趕去。看到車窗外明亮的已經明顯有點熱度的陽光,寬闊筆直的街道,路邊高大的成排的楊樹,還有後面更高的高樓和北京特有的疏朗的藍天,我感覺自己的思想似乎也變得開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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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就按照那個年輕朋友的問題想一想,如果沒有胡適, 中國現代文學到底會發生些什麼呢?
如果沒有胡適,我想,首先就是中國現代文學不會發生。不說他是第一個在思想上意識到現代的文學需要廢棄半死的文言改用活的白話寫作的人,他本人就是第一個嘗試用現代的白話寫作詩歌的詩人,而這也是現代文學的真正的開端。
「胡適之體」的白話詩也並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們想的那樣沒有詩意,他的白話詩言辭清淺卻含義雋永,富有頑強的生命力,就如他的那首似乎不起眼的小詩《希望》曾被譜上曲改名為《蘭花草》,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後因為台灣歌星劉文正的演唱在大陸風靡一時。
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校園歌曲,就為了這首歌我輾轉託朋友翻錄了劉文正這盤磁帶。因為當年曾無數次地用錄音機反覆播放這首歌,以至於我每次聽的時候都擔心這一節磁帶是否會被磨薄而絞帶,所以總是在錄音機邊放著一支鉛筆以備隨時搶救被絞住的磁帶。
▲胡適的詩《希望》被譜上曲改名為劉文正的專輯《蘭花草》
也許是因為胡適在1949年後離開了大陸,後來又去了台灣,當時還是個不能多說的人,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這首歌曲譜時,詞的作者的名字寫的是「佚名」。
直到幾年後我讀了大學,在現代文學作品選里看到胡適的這首詩,我才知道這個「佚名」的人竟然是胡適。而這首歌的「佚名」似乎也是胡適命運的寫照,因為直到現在,他在很多場合很多文章里還是「佚名」的,所以,他的被人誤解或不被人看重應該是不意外的。
如果沒有胡適,當然不是少了一首流行歌曲這麼簡單。如果沒有胡適,大家最熟悉的魯迅就還只是那個名叫周樹人的教育部的公務員,他十有八九不會成為作家。因為沒有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他即使想寫小說,也不會用白話寫。
1909年,他在東京留學時曾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用文言翻譯出版過兩本國外的小說集,即《域外小說集》,可半年時間裡在東京和上海都每集只賣了二十多本,之後就再也無人問津。但是,他1918年用白話寫出中國現代文學裡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後,卻一夜成名,變成了魯迅。
同樣,他的弟弟周作人如果不是像他一樣在胡適的號召下嘗試著用白話寫出了「美文」,可能也不會成為著名的「知堂」老人。
而如果少了周氏兄弟,中國現代文學又何從談起呢?
▲周作人與魯迅
此外,還有一個現代文學的大家與胡適密切相關,那就是沈從文。如果不是1929年胡適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力聘只有小學學歷的沈從文到大學裡任教,他可能永遠也不會到大學裡去教書,並因此過上穩定的生活,進而可以從容不迫地寫出《從文自傳》和《邊城》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了。
而且,也可以說,如果不是他後來在西南聯大任教授,一個名叫汪曾祺的聯大國文系學生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作家。
如果沒有胡適,不僅中國現代文學不會產生,就是現代的中小學語文教育估計也不會發生。
正是在白話文運動中,胡適和朋友們力促當時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於1920年初頒布法令,從當年秋天起,所有的國民小學的國文教科書由文言文改為白話的國語。不然,我們現在的語文課本上還是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向孩子們所傳遞的思想也還是忠孝仁義那一套封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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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胡適,對我個人來說,又會發生什麼呢?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的那個初夏,我當時還是華中師大中文系的一個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大學生,雖然我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但卻對未來的人生感到忐忑不安,一片茫然。
或許學中文的學生在畢業時都有這種茫然失措的感覺,因為和學法律和會計之類的同學相比,自己似乎並無一技之長以傍身。有人說中文系的學生是「萬金油」,其實真實的意思是打醬油的,可有可無。
一天下午,在武漢特有的沉悶而溽熱的天氣里,我在校門口的利群書社偶爾看到書架上有一本胡適談人生的書,隨手打開後,看到一篇名為《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文章,頓覺無比親切。
我就站在書架前讀了下去,在這篇文章里,胡適不無讚賞地引用了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話,易卜生說有時他覺得這個世界就像是大海里翻了船,這個時候對一個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救出自己,所以,一個人關鍵就是要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然後才能考慮別的問題。
在頭頂掛著的一個吊扇呼呼啦啦吹來的熱風裡,看到胡適所引述的易卜生的這段話,我忽然感到一片清涼。因為此前沒有誰對我說過如此清晰且如此「有用」的有關人生的話,我毫不猶豫地把本來準備和同學一起喝「行吟閣」啤酒的錢買了這本書。
我覺得胡適平易近人,所說的話也不是什麼高頭講章,很容易讓人明白,但卻又耐人尋味。就在那一刻,我覺得胡適忽然也變成了「我的朋友」,而不僅僅是那個掀起白話文運動的巨浪,寫下了《蘭花草》這首校園歌曲的歌詞的人。
我準備接受「我的朋友」胡適的建議,去學習寫小說,努力把自己琢磨成器,在人生的大海里從已經翻了船的中文系把自己救出來,以成為一個作家。
3
如果沒有胡適,還會發生什麼?
當年九月份,我到南京大學去讀研究生,在中文系的資料室里驚喜地發現了一套台灣遠流出版社出版的繁體字的《胡適作品集》。可能是因為這套書在當時過於珍貴的緣故,還鎖在資料室的一個玻璃書櫥里,不能借回去看,要看的話,只能請資料室的老師用鑰匙打開書櫥拿出來在資料室里看。
我沒有猶豫,只要沒有課,我就會一個人到資料室里借一本《胡適作品集》來看,就這麼不知不覺,到學期期末,居然把37本書都讀了一遍。
▲遠流出版社出版的《胡適作品集》
而這時感動我的,已經不是胡適的那些明晰的「人生格言」了,而是他的實驗的思想,懷疑的精神,不盲從一切未經「實驗」的各種「真理」和「主義」,所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謂「寬容比自由更重要」了。
為了更好地了解胡適,我還借了一本《胡適傳》來看。有一天,我在寢室看這本書時,一個高年級的師兄對我說,這本書是葉子銘先生剛剛畢業的博士沈衛威寫的。這讓我又驚又喜,我沒想到,這個研究胡適的人居然是南大的,我突然感覺有了這層關係似乎我離胡適也近了很多。更巧的是,沈衛威和我還是河南老鄉,他畢業後就從南大回到河南大學任教了。
我立即決定,在寒假回鄉時順便在開封下火車去見見沈衛威。而且,我真的就在這年寒假回家時在開封下了火車,在晚上七八點鐘一路打聽找到了衛威兄在河大附近的家。儘管之前衛威兄對我一無所知,我也沒有找任何他認識的南大朋友從中介紹,那時還很年輕的我想也沒想就直接敲響了他的家門。
門打開了,一個個子高高的似乎比我還年輕的小夥子走了出來,我立即明白他就是沈衛威。在暗黑的樓道里,我借著門裡透過來的電燈光自我介紹我是他南大的不知名的師弟,因為看了他的《胡適傳》所以想來見他一面。他聽了我的話沒有絲毫猶豫就讓我這個不速之客進了自己的家。當他知道我還沒有吃晚飯時,又立即讓嫂子給我下了一碗雞蛋面吃。
▲《胡適傳》,沈衛威 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10月
我邊吃邊聊起了我是怎麼對胡適著迷的,在我談到在南大中文系資料室里看到的那套遠流的《胡適作品集》時,他忍不住也特地讓我看了他放在客廳的一個玻璃書櫃里最外面的那一長排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
看到這套書,我忽然有了一種不虛此行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尋找的並不是衛威兄這個人,而是這個人和我所共享的一種活生生的思想和文學,共享的對人生、社會乃至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
之後,衛威兄又陪著穿著軍大衣的我,在深夜布滿積雪的校園裡逛了一下河大的校園。而我們的友誼也從那天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屈指一算,竟然也有二十多年了。
我要說的是,如果沒有胡適,衛威兄可能會驚訝於我的唐突和冒昧,而我和衛威兄也不可能成為這麼久的朋友。因為我總覺得, 一個喜歡胡適的人總不會太壞,他不能不受到胡適的影響,不能不儘可能像胡適那樣溫和、謙遜、理性、寬容,不口出狂言和惡言,不走極端,讓人可以信任。我相信,當我那天晚上對衛威兄說,我是因為看了胡適的書來找他時,他也一定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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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胡適,還會發生什麼?
我想了想,沒有胡適,也許我永遠不會知道他對現代中國深刻的洞察和對自由的真義的闡釋了。他曾經說過,自由主義並不神秘,它是漸次擴充的,從十七八世紀的貴族爭取自由到二十世紀的全民族每個人爭取自由,這是自由逐漸發展的過程,我們不能硬把自由主義送給資本主義;他還說過一句關於和中國的自由有關的意味深長的話,那就是,自由不是不讓你有說話的自由,而是不讓有你不說話的自由。我總感覺,他說的這些,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失去意義。
如果沒有胡適,還會發生什麼?
我想,一定還會發生很多很多之前我沒有想到的事情。但其實,我最想說的是,如果沒有胡適,那就不會有今天的我。現在我終於成了個不起眼的作家,也算是個研究文學和哲學的教授,可對照胡適,我最多只是個得過且過的教書匠而已。我有時面對學生深感慚愧,我覺得自己的這個教授名號有些名不符實。這麼多年,只有一個學期,當我偶爾為我所任教的同濟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開設了「胡適研究」這門課時,我才覺得自己多少像個教授了。
如果沒有胡適,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絕不會在北京產生關於他的這些片段的感想。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無論是中國現代文學,還是我自己,都不能沒有胡適。我相信,中國現代還有更多的人文學科,比如哲學、歷史、教育、政治、思想等,還有更多的人,也都不能沒有胡適。因此,我要說,對於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來說,談到胡適的意義和影響時,並不是誇大了,而是怎麼誇大都不為過。
寫到這裡,我想補充一下,今年,即2018年,是生於1891年的胡適誕辰126周年,同時也是1962年去世的他逝世56周年。一個人的思想,一個人的文學,半個世紀後仍讓人難忘,又說明了什麼呢?
為此,我要感謝那幾個北京的青年朋友,是他們讓我想到了沒有胡適會發生什麼,又讓我在回到上海後不假思索地寫了這篇本來是「沒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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