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卷 四 、梁啟超

《四、梁啟超》四、梁啟超〔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啟蒙】時務學堂是中國第一所以宣傳改良、民主、民權為中心的學校，它是維新運動的重要標誌之一。梁啟超在該校擔任總教習期間，培養了蔡鍔、秦力山等一批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間徘徊。變法的失敗，讓梁一直不停反省。「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虛歲滿三十的梁啟超元氣淋漓，能量驚人，《新民說》、《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史學》等著作更替橫空出世，在中國政界、道德界、學術界、文學界掀起巨大波瀾。梁啟超對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識到：「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政治制度變革的成功，其背後實際有一種更廣的文化支持，即為國民素質或曰「國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國民性」，造就「新民」，並以「中國之新民」作為自己的筆名，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民說》一文。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總結中國國民的落後性為：奴隸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愛國心薄弱、作旁觀者等，他提出了兩種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中國國民要具備有公德、國家思想、權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義務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現代精神，方可成為中國新民。梁啟超認為「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而國民素質則決定一國政體的優劣，正是由於中國民眾的落後性，使得中國只能由專制政府統治，陷入了暴政輪迴的深淵。鑒於此，梁啟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養中國新民的工作上來，他堅定的認為，「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梁啟超閱讀西方歷史，讀到哥白尼的地圓之說開闢了美國，培根、笛卡爾的哲學掃除了歐洲數千年學界的奴性，他認識到「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者皆其子孫也。」1902年，梁啟超寫下了《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著重闡述了學術改變世界的偉大力量。同年，梁啟超的《新史學》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為中國「新史學」的創始人。在《新史學》中，梁啟超將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樞、黃宗羲奉為中國史學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餘史家多碌碌無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的「家譜」，是「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梁啟超主張，史學應為國民而作，用來記錄國民事迹，宣揚國民精神。梁啟超認為，文言文過於阻礙新思想在民眾間的傳播，因此他開始主張改造語言文字的革命，以利於文化普及，這就是「文界革命」。針對當時中國上層社會和文人中間文言文流行的現狀，梁啟超提出「今宜用俚語，廣著群書」，以此開啟民眾思想智力。梁啟超在著文時，有意採用俗語寫作，一掃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風。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賞，文筆生動、活潑、新鮮，條理明晰，「縱筆所至不檢束」，筆鋒感情充溢，被當時人稱之為「新文體」。新文體的流行，為後來的白話文運動開啟了大局面。梁啟超發起的「小說界革命」，徹底改變了小說在歷史上所處的尷尬地位。1902年，梁啟超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專門刊登小說的雜誌《新小說》，他不僅完善小說理論和開闢小說陣地，而且還翻譯、創作了大量的優秀小說，如《佳人奇遇記》、《義大利十五豪傑傳》、《新中國未來記》等。1899年，梁啟超首次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他提出新詩要有新意境、新語句，注重「新意境」與「舊風格」的結合。在《飲冰室詩話》中，他進一步闡述了「詩界革命」的理論。梁啟超提出的「小說界革命」和「詩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學在社會中的地位，小說和詩歌也因此擁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力。梁啟超曾提出了一攬子的革命主張，比如戲劇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導婦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纏足、反對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種族革命等等。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被認為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亞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鳩、盧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學家、政治家的學術、思想、觀點都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和點評，大力宣傳人人平等、三權分立等近代憲政理論。他連續發表《各國立憲史論》，宣傳、剖析立憲政體，解釋國會、內閣等近代民主政治術語，「使一國中大多數人知立憲，希望立憲，且相率以求立憲」。梁啟超是第一個在著作中提到馬克思的中國人。1902年，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撰寫《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麥喀士」即馬克思。梁啟超向國人介紹宣傳了托爾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爾等諸多文化、科學領域的西方名人，使當時的國人得以初步系統的了解西方文化。梁啟超的文章影響了一代中國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藉助梁啟超的「啟蒙」，才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時，甚至大段大段地抄錄梁啟超的文章，比如鄒容的《革命軍》。少年毛澤東深受梁啟超的影響，16歲時，毛澤東開始讀到《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他就讀湖南第一師範初期，時常模仿梁啟超的新文體風格，並效仿梁自號任公，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歲的毛澤東將他所描繪的未來中國政治藍圖貼在湖南長沙一所學校的牆上，在毛的這張藍圖中，孫中山將成為新中國的總統，康有為擔任首相，梁啟超則是外交部長。後來，李大釗、毛澤東分別在北京、長沙建立學會，分別以「少年中國」、「新民」命名。梁啟超是周恩來青少年時期「久敬仰之人」，1918年1月23日，周恩來在日記中提到梁啟超的詩句：「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並在日記中記載：「晚讀《飲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來看，念道"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如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遼闊立多時』幾句詩，我的眼淚快下來。忽然又想到任公做這詩的時候，不過二十七八歲，我如今已痴長十九歲，一事無成，真正是有愧前輩了」。梁啟超赴南開演講，即將畢業的周恩來以學生記者的身份作了演講筆錄，並把這份筆錄作為作文交給老師批改，老師加批語道：「敘述周詳，而文筆之汪洋浩瀚，亦足以達任公先生之妙諦。此才豈可以斗量之。」此後，梁的演說詞和周的「記者識」，一起署名「周恩來筆錄」，登載於南開的《校風》報上。周恩來留學日本前所寫的「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脫胎於梁啟超的《去國行》。胡適12歲時第一次看到《新民叢報彙編》，一下子就被迷住了。28年後，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我們在那個年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不受他的震蕩感動的。……《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魯迅也受到梁啟超的巨大影響，他一生對國民性改造問題的孜孜不倦明顯受到梁的新民說的啟發。林長民的《山東亡矣！》一文，對於五四運動的爆發，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章，正是源於梁啟超從巴黎拍回的電報。梁的電報告知了當時巴黎和會的情況，並提出了爭取權益的方法。所以很多研究者認為梁啟超才是真正的五四運動導火索的點燃者。美國學者張灝認為：梁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進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由傳統向現代化轉化。蕭公權說：五四運動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不曾因讀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啟發。許紀霖評價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文說：「中國的啟蒙，非自五四起，實乃從《新民說》而始。五四的啟蒙思想家們，無論是胡適、魯迅，還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在青年時代都接受過《新民說》的思想洗禮……《新民說》可以說是中國啟蒙思想的處女地。」胡適高度評價梁啟超的啟蒙作用：「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之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唯梁氏可以當之無愧。」【椽筆】《新民叢報》是梁啟超一生中創辦的最為出色的報紙，1902年，《新民叢報》創辦始，梁啟超開始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在該報連載《新民說》系列文章。在連載的四年間，《新民叢報》發行量最高時達一萬四千份，且每期一刊印，內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據估計，每冊大概有20人閱讀。《少年中國說》堪稱「新文體」採用後的典範：「老年人如夕陽，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波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瀦之澤，少年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1905年，梁啟超撰寫《俄羅斯革命之影響》一文，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黃遵憲對梁啟超的文筆有一段電光火石般的評論：「《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有過之此者矣。羅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東遊而後，又變為《西遊記》之孫行者，七十二變，愈出愈奇。吾輩豬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吳其昌認為：「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他所創立的「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北洋軍閥史話》評價梁啟超文章：「梁啟超在當時，人們常說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樣可以殺人，梁的政治立場在歷史上評價是有問題的，可是他的文章確是蕩氣迴腸，令人百讀不厭，尤以《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籌安會和袁稱帝的打擊，不下於蔡鍔領導的護國之役。」梁啟超自陳：「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禪。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20世紀20年代以後，梁啟超言論的影響力日漸式微，時人認為梁退而保守，年輕一輩不再重視他的文字。黃炎培主持《申報》，一度擬請梁撰寫特約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發表。梁亦承認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動一樣，都是失敗的。陳書良高度讚揚梁啟超說：「梁啟超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鬥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學者，本世紀最大的悲劇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萬字，融匯中西，出入經史，顯示了"百科全書』的氣派。他的文章，挾雷生電，恣肆汪洋，當時"一紙負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嚴復語），慈禧太后讀後憤而痛哭，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擊節讚賞。」【憂國】1873年，梁啟超出生於廣東新會縣熊子鄉茶坑村。兒時，疼愛孫兒的祖父常給梁啟超講些歷史典故。在祖父所講的歷代豪傑、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啟超對陸秀夫身背幼帝趙昺在厓山跳海殉國的悲壯舉動印象尤為深刻。厓山位於新會縣南部，離茶坑村不遠，梁啟超多次去三忠祠憑弔緬懷，而「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界限華夷」這兩句詩也猶如刀刻斧砍般銘記在他心中。梁啟超在讀陸放翁集時寫下這樣的詩句：「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梁啟超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飲冰室」，「飲冰」語出《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興」，講一位叫沈諸梁的大臣，上朝時接受了皇帝交給的重任，事關國家安危，心中萬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飲用冰水來結心中煩躁。梁啟超以此為齋名，並用「飲冰子」作為筆名，意在表明自己憂國憂民之心。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逃亡日本，站在日本的軍艦上，他寫下了大氣磅礴的《去國行》一詩：「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聞古蹤。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身如轉蓬，披髮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保路運動發生後，梁啟超憂憤不已，在報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誤國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梁啟超曾為李鴻章作傳，在說到「甲午戰爭」一節時，梁這樣寫道：「在當時，全國的督撫沒有一人為李鴻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軍名將劉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著嘴，一邊喊著愛國，一邊看李一個人打仗。李作戰不利時，大臣都去參奏……」一次，梁啟超在東南大學看話劇時，頗為感慨地對黃伯易說：「拉丁美洲的紅種人遭遇比黑人更慘。據統計，在美洲移民時，紅種人的土著還有千萬人口，現已不足百萬了。據人種學家研究，紅種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經南極圈移到美洲大陸的，可想當時他們已經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臘、羅馬為例，中國算是世界上僅存的最大的一個古國，但何時才能富強？我們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梁啟超提倡改造中國的「國民性」，至死不渝。梁啟超因病入協和醫院治療，醫生診斷其為腎病，須行手術，切除一腎。手術後，梁的病仍不得愈，原來手術摘除的是好腎。一時「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但梁啟超卻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西方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榻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朋友們多勸梁起訴該醫生，梁答道：「中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經算不錯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後，梁啟超宣布在自己死後將腦部捐獻給協和醫院。梁啟超之弟梁啟勛在《病院筆記》中提及，手術中作主治醫生副手的是美國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未施手術之先，院中人有為余相慶者，謂此大夫兩月後即返美國，君家之機會佳哉」。但最後為梁啟超主刀的卻是中國大夫劉瑞恆。梁啟勛推測：「計劉之所以越俎而動者，乃徇任兄之請，任兄之所以請劉動手者，乃國際觀念，謂余之病療於中國學者之手，國之光也。一時感情衝動，遂不惜以身試法，亦奇矣。」【求索】17歲的時候，梁啟超結識了康有為，兩人第一次見面，梁便為康所折服，拜在康門下。梁啟超後來追憶他與康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受此當頭棒喝，梁一時不知所措，發現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於是，梁馬上退出學海堂，拜康有為為師。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棄訓詁之學，接受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與政治主張，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史稱「康梁」。1890年，梁啟超赴京趕考，名落孫山，回粵時途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戰敗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一時群情激忿。4月22日，時在北京趕考的梁啟超與老師康有為，寫成萬言「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一起相應，一千二百多名舉子聯合署名。5月2日，在康、梁的帶領下，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齊聚「都察院」門前，請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書中提出了「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此次上書史稱「公車上書」。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的主要思想皆來自於康有為，梁啟超用他那充滿感情的筆，闡發康有為雜亂、高深的思想，為康的「君主立憲」思想搖旗吶喊；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與革命黨人多有接觸，思想逐漸從改良轉向革命。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本「抱定一死的決心」，只因譚嗣同鄭重託命及日本公使林權助力勸，才逃離虎口。梁啟超早年受康有為的影響，主張「尊孔保教」，黃遵憲和嚴復常常對此予以反駁，認為「孔教不可保」。受其影響，梁啟超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並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原則，梁啟超公開發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從今以後，只有努力保國而已，表示自己「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被康有為嚴厲批評。隨著思想的轉變，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發生了變化。逃亡日本期間，梁啟超與同在日本的孫中山、陳少白等交往，關係極為密切，有時擁被長談至深夜。梁、孫曾計劃合作組黨。梁與部分康門弟子聯名致函老師康有為，勸其退休。康有為得知梁啟超思想的轉變後，異常生氣，對其進行了嚴厲指責，並馬上令梁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無奈，梁啟超只能謹遵師命，來到檀香山。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發祥地，孫中山在當地華僑中很有影響。於是臨行前，梁請孫寫介紹信，孫中山自然非常樂意。利用孫的關係，梁啟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筆資金，還將當地的革命團體變成了保皇會組織。孫中山得知後非常憤怒，自此，孫中山與梁啟超反目成仇。此時，梁啟超的政治立場又從激進轉變為保守，從革命轉變為改良。梁啟超反對革命、共和，而主張改良、立憲，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智低下的專制國家，革命的結果只會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專制國家。中國國內的革命浪潮越來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報紙《民報》發表文章，駁斥維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啟超在這場論爭中處於下風。從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轉入「開明專制」的研究和實踐中。武昌起義爆發後，梁啟超企圖讓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建立後，梁啟超轉而支持袁世凱，並按袁的意思，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組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相抗衡。1913年，進步黨組建「人才內閣」，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後，梁啟超始認清袁的面目，他毅然與袁決裂，與弟子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袁世凱死後，梁啟超與段祺瑞一起反對張勳復辟，後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1917年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梁啟超的政治迷夢最終破滅。梁啟超的弟子四川督軍戴戡被劉存厚的川軍擊斃後，梁在北京四處為戴討說法，一定要段祺瑞嚴懲劉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鍔病死後，戴戡統領的駐川黔軍，是梁啟超及進步黨僅存的政治資本。戴戡之死，標誌著梁啟超從此淡出政壇。1918年底，梁啟超到歐洲各國考察，了解了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後，梁啟超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五四」運動以後，梁啟超再次逆潮流而動，主張改良，在科學與玄學中尋找折衷主義，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第三黨」。早年，梁啟超將科學視為禍亂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國科學社講演《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時稱：「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科學精神），再放異彩！」梁啟超一度將墨子與馬克思相提並論，但他認為中國只可有社會主義的精神，不當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榮歸】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關鍵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奮筆疾書，聲援四川保路運動、聲討清廷「違法借債之罪」；一面參預謀劃宮廷政變及「國會請願」，逼清廷兌現承諾。梁的這些言論，使國人對滿清覆滅有了思想準備。1912年，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回國，京城轟動，歡迎盛況空前。1912年10月，梁啟超自日本回國。黃興迎至天津碼頭，頗有修好提攜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輪船因浪未能及時進港，黃空等一天後離去。黃興認為梁是有意避不見面，雙方又增加了一層誤會。此次梁啟超流亡回國，歡迎盛狀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說是他一生最極盡風光的時光。梁啟超在給長女的信中春風得意，興奮不已：「此十二日間，吾一身實為北京之中心，個人皆環繞吾旁，如眾星之拱北辰。」梁啟超回國前，袁世凱本欲準備前清軍警官所的官舍為其行館，但袁聽說梁對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即「飭人鋪設賢良寺」梁大嘆「此公之聯絡人，真無所不用其極也」。梁啟超抵京之日，袁世凱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長、參議院議員、各政黨代表一行數百人，在正陽門車站迎接，交通為之一滯。梁啟超曾自得的描述榮歸時的情形：「都人士之歡迎，幾於舉國若狂……吾除總統處，概不先施，國務員至趙總理以下至各總長，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談話為約，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無法也。每日必有演說，在民主黨演說時，喉幾為啞。此次歡迎，視孫、黃來京時過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傳云：謂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孫、黃來時，每演說皆被人嘲笑（此來最合時，孫黃到後，極惹人厭，吾乃一掃其穢氣），吾則每演說令人感動，其歡迎會之多，亦遠非孫、黃之所及。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國民黨，其他如同學會、同鄉會、直隸公民會、八旗會、報界、大學校工、商會、軍警俱樂部等，尤奇者則佛教會、及山西票莊、蒙古王公等都排隊等候。昨日吾自開一茶會於湖廣會館，答謝各團，此會無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鴻章雜碎』而已。每夜非兩點鐘客不散，每晨七點種客已麋集，在被窩中強拉起來，循例應酬，轉瞬又不能記其名姓，不知得罪幾許人矣。袁世凱月饋三千元，已受之。一則以安反側，免彼猜忌，二則費用亦實浩繁，非此不給也。」梁啟超發表了長文《中國立國大方針》，希望袁世凱「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為民族立豐碑，為萬世開太平」。袁世凱在總統府為梁啟超召開歡迎會，讓全體內閣成員作陪，袁在歡迎詞中說：「值用賢之際，高才駕臨，實乃國家之福！」梁答謝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當擯棄一切雜念，唯臨時大總統馬首是瞻，以諸位賢達作楷模，為了國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共和】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憲政後，苦於憲政知識知之甚少，只能求教於當時還是通緝犯身份的梁啟超。隨後二十多天里，梁隱藏於海上的一條輪船內，整日苦戰，撰寫了《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猶如得道高僧坐禪，精力完全集中於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曉身旁的海灣美景。其代擬奏摺、草案等，總計逾20萬言。一些學者稱：對於民國創立，「從某種意義上說，1906年的諭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決定意義」。民國建立後，梁啟超兩度入閣，先後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每任因政治集團傾軋，不過區區數月。在昏暗窘迫、百廢待興的政治條件下，他篳路藍縷、一板一眼，就民國大政方針及司法、財政、通貨、銀行等制度創新，留下了眾多議案和著述。梁啟超對財政學頗有研究。他就任財政總長時，希冀建立一套現代國家的財政體系，他試圖利用緩付的庚子賠款和幣值借款來徹底改革幣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徹底改革幣制，第二步再統一紙幣，從銀本位引入虛金本位。後來國民黨時期的法幣政策與梁啟超的財政主張基本一致。周善培認為梁啟超只有政治理論，沒有一點政治方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鎮江海關兼揚由常關監督，當時鎮江關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揚由關每年卻號稱月入十萬。周竺君到任後，查出揚由關的收入全是中飽私囊取得的，他一面嚴行拒絕，不私取一文；一面嚴禁中飽私囊。但靠中飽吃飯的揚由關官吏，與上下游的稅局勾結，禁不勝禁，防不勝防。周竺君便向財政部提出他只任鎮江海關監督，請財政部另派揚由關監督。時任財政總長的梁啟超，派人問周竺君何以辭十萬而就千，周竺君氣急，寫信責備梁道：「你當部長怎麼可以對部屬說這種話？你是公開勸部屬中飽嗎？」同時又擬就一篇改革全國常關的辦法，並擬訂幾十條嚴禁中飽的獎懲辦法，寄給梁，請他進行改革。周善培也幾次從旁激勵，梁卻左顧右盼，這件事也就一直擱置了。在袁世凱流露出要作皇帝的想法後，梁啟超曾與馮國璋一起進總統府勸諫，梁記載了這段精彩的故事：「二人聯翩至新華宮，項城聞我等至，喜動顏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陳述，項城先笑曰："二公此來，吾知之甚稔，乃欲諫我不做皇帝也。我反問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絕種乎？抑思做萬代皇帝而無窮乎？』余與馮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萬代天子！』乃喟然嘆曰："我有豚犬二十餘人，我將盡數呼出，立於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選擇一子，可以繼立為皇帝者，可以不敗我帝業，不致連累掘我祖墳者。任公，待君選出以後，我再決定稱帝。如是或可稱帝二代！』余與馮四目相對，嗒然如傷，懷中萬言書，竟一字不出。袁諸子環立侍宴，幼小者乳媼襁褓侍，袁忽變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許豚犬，無一克肖，無一非庸懦紈絝，然父之與子，孰不疼愛，我雖怒此輩不肖，然仍不願因我造孽，他日為別人作魚肉烹殺也。我百年後，敬托二公善護之。』余與馮迄辭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梁啟超發現袁世凱稱帝的野心後，毅然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猛烈的抨擊袁世凱的復辟企圖。袁世凱得知後，大為驚慌，派人送給梁啟超一張20萬元銀票（梁文中稱為10萬），說是給梁啟超的父親祝壽，要求梁不要將這篇文章發表。據說這個價格是僱人暗殺孫中山的賞金兩倍。梁啟超退回銀票，並將這篇文章抄錄了一份讓來人帶給袁世凱。袁世凱收買不成，便派人對梁啟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梁啟超與學生蔡鍔決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臨行前，二人約定：「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儕引退，決不在朝。」梁啟超離京時，與夫人作別，並說明原由，夫人說：「我早已看出來了，因為你不講，我當然也不問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勵梁。梁每次出門，夫人都不送，這日晚上三點，她送梁至大門口，很像有後會無期的感慨。護國戰爭中，梁啟超為了取得廣東軍閥龍濟光的支持，隻身赴龍濟光處。此前梁派去的湯覺頓、譚學夔等人被龍濟光部下槍殺，此行著實與赴鴻門宴無異。晚宴間，龍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詞，辱罵護國軍、蔡鍔等，並向梁啟超橫眉冷對。梁啟超意氣橫厲，痛斥對方，邊說邊大拍桌子，滿座的玻璃杯丁當作響。胡令萱被梁的氣勢嚇住，悄悄跑了，其餘眾人，頗受感動，散席後都來和梁握手道歉。護國戰爭勝利後，梁啟超開出一個禍首名單，包括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段芝貴、梁士詒等十三人，要求對他們明正典刑以謝天下。這道懲辦帝制禍首令頒發以後，由於當事人均已事先聞得風聲，躲進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個也沒有拿住。民國再造後的第一個國慶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國元年進行國慶大典，並對民國創建以來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國的功臣授以勛位獎章。大總統黎元洪下令：「特授孫文大勛位，黃興勛一位。蔡鍔、唐繼堯、梁啟超、岑春煊、陸榮廷，再造民國各授勛一位。」張君勱認為，中國現代政治，如果孫中山與梁啟超之間能變齟齬仇恨為精誠合作，必然會使中國現狀大有改觀。【周遊】1903年，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赴美。在美期間，梁啟超拜會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廣泛接觸了各界人士，參觀走訪了許多地方，他發現，美國的種族歧視、貧富懸殊等弊端很明顯，「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紐約，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紐約」。他將美國與日本、英國對比後，認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憲好。他認為美國式的三權分立「惟美國人能應用之，而他國人絕不能應用。我國若貿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於釀亂」。當梁啟超起身回國時，華人與美國人熱情相送，「爆聲巾影，綿亘一里余」。美國之行，反而使梁啟超堅定了擁護君主立憲的理念與決心。他在《新大陸遊記》中寫道：「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於我不適何！」他甚至說：「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共和。」一戰後，因梁啟超推動對德宣戰有功，北京政府讓梁組織「歐洲考察團」，赴歐考察，與各國重要人士聯絡，加強交流，進行巴黎和會會外活動。「歐洲考察團」的成員除梁啟超外，還有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國當時年輕一代的知識精英。梁啟超稱赴歐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怨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梁啟超遊歷歐洲多國，他目睹了科學萬能迷夢的破產，也接觸了大批的傑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學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爾加莎最令梁稱許，他稱二人是自己「十年來夢寐願見之人」。此次歐洲之行，梁啟超也看到了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他寫道：「但覺得四周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認為，科學的發展破壞了支撐人們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學的威力，使人們過分追求物質生活而導致精神空虛，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無情爭鬥。他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1919年8月，梁啟超應邀到荷蘭來丁大學藏書樓（今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參觀，他在該藏書樓發現了《天條書》、《太平條規》、《太平禮制》等5種太平天國印書。以一個政治家、史學家的敏感和責任心，梁啟超委託隨其參觀的中國駐荷蘭公使唐在復派人將5種印書繕錄歸國，以使其「不至長作來丁藏書樓之玩品」，而「補吾國歷史上之缺撼」。【立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受清廷通緝，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權助將梁長發剪掉，穿上和服，化裝成打獵的樣子，一路驚險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四年期間，梁也多賴日本政府與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對日本頗有好感，「覺日人之可愛可敬」。但到護國戰爭後，他驚訝的發現「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後始終強調要警惕日本。面對日本人忘恩負義的指責，梁啟超回答說：「凡以正義待我者，無論何國，吾皆友之；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時，曾撰有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書中描述了一個共和社會新中華民主國，第一任大總統為「羅在田」。「羅」即「愛新覺羅」，「在田」即載湉的諧音，「羅在田」即光緒帝（也有說法稱羅在田指愛新覺羅即將下野）。第二任總統為「黃克強」，（黃興，另說意指炎黃子孫人人自強）。梁啟超與革命黨人論戰時，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清政府預備立憲時，梁對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1908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的文章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楊度組織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他於是派蹇念益、湯學頓前去拉攏梁啟超，期望梁能為己所用。徐佛蘇、袁思亮和蔡鍔頗為擔憂，三人暗地裡商量道：「任公眼高於頂，恥為牛後。不如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可與楊皙子殊途同歸。」不料徐等計議未善，蹇、湯已懊喪而返。原來二人與梁見面後，尚未開口勸說，梁便拿出抨擊袁世凱復辟的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示之。蹇、湯二人無奈，只能力勸梁刪除一些太過激烈的詞句。梁致函楊度曰：「吾人雖見歧，私交彌篤。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康有為擁戴張勳復辟，梁啟超則與段祺瑞一起討伐張勳。有人問梁啟超：「吾子投筆從戎，壯則壯矣。昔庾公之斯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師長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復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不知令師作何感想。」梁啟超答道：「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孫中山逝世後，梁啟超對北京《晨報》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因而「無從判斷他的真正價值」。1925年「雙十節」，清華定於10月9日舉行紀念會，會議上安排梁啟超發言，但梁卻記錯了紀念會的召開時間。到會議舉行這日，他不在校內，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講。後他將原本為會議準備的演講稿發表在《清華周刊》上，講稿共一萬三千多字，他在講稿中將國民黨、孫中山、共產黨挨個罵了一遍，並痛貶中華民國為「不滿十四周歲的小祖宗」。1927年5月11日，梁啟超在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談及時局問題時，提到了對共產黨的恐懼：「北京局面現在當可苟安，但隱憂四伏，最多也不過保持年把命運罷了。……南方黨軍已到潮落的時候，其力不能侵北，卻是共產黨的毒菌在社會傳播已深，全國只有一天一天趨到混亂，舉國中無一可以戡定大難之人……再過兩禮拜，我便離開學校，仍到北戴河去，你們來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梁啟超在另一封信中也敘述了對時局的恐懼：「本擬從容到暑假時乃離校，這兩天北方局勢驟變，昨今兩日連接城裡電話，催促急行，乃倉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閱成績恰已完功，本年學課總算全始全終，良心上十分過得去。今日一面點檢行李，下午急急帶著老白鼻（梁思禮昵名）往墳上看一趟，整夜不睡，點著蠟結束校中功課及其他雜事，明日入城，後日早車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強可住，出去數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約不消如此。我本身無特別危險，只要地方安寧，便可匿跡銷聲，要住若干時日，北京卻險極，恐二叔也要逃難。」梁啟超曾對日本、英國文化讚不絕口，並且認定：「中國經一次外化，就有一次進步。」但當孟祿呼籲用美國學制來取代中國學制，梁啟超不以為然，他指著餐桌上的飯桶對學生黃伯易等人說：「這是一個飯桶，它只是一個裝飯的飯桶！憑你把這飯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會改變飯的質量。但中國之大，主張"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數，讓他們去欣賞他們的飯桶藝術吧！」【言論】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文中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啟超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梁啟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梁啟超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梁任公將「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改易二字，變成「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他常常用這句話自勉，學勉勵弟子們。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墨子領頭的「先秦諸子之復活，實為思想解放一大關鍵」。梁啟超評論科舉說：「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目不足致用也』。」梁啟超提倡國民性，他說：「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德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就是人民的個性被國家所吞沒的緣故。」梁啟超在《李鴻章傳》序言中寫道：「吾未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同時，梁啟超也批評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說，若想使一國的道德、宗教、政治、風俗，乃至人心煥然一新，必須多寫小說。因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啟超誇讚胡適的《嘗試集》說：「讀竟，歡喜讚歎得未曾有，吾為公成功祝矣。」梁啟超評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則說：「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現代漢語中有許多辭彙從日語轉譯而來，如「經濟」、「銀行」、「準備」等等。梁啟超以「經濟」為不妥，因為古代漢語中的「經濟」一詞，意為「經國濟世」，他因此提議以中國固有的「平準」來代替，並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廣，而通過日語翻譯而來的「經濟」一詞，卻成為現代最常用的漢語辭彙之一。梁啟超提倡「趣味主義人生觀」，他說「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但是他認為「賭錢、吃酒、做官都是沒有趣味的」。梁啟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並倡議成立「知恥學會」，提倡「自誦其恥」。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主義雖然全同，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宋教仁被刺殺，梁啟超寫了一文《暗殺之罪惡》以自辯，文中寫道：「有人以為，暗殺了這種對國家舉足輕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著大變化。其實不然。某名士之死，對政局轉變的好壞雖有所影響，但無法根本改變。況且政治現象是由全社會勢力所造成，其嶄露頭角的人物，不過是此種社會勢力所代表。若暗殺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則第二流的好人必繼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沒有第一流的好人賢明，這就會減緩或推遲社會的進步。若暗殺的是第一號的壞人，則第二號的壞人也會繼而代之，而第二號的壞人比第一號的壞人更差，則會使社會的惡分量增加，效果更壞。」梁啟超把經濟學說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學科，定為中國的「救亡之學」。【學術】梁啟超一生高文博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設專條介紹梁氏生平業績的，有《新聞出版》、《教育》、《中國歷史》、《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中國文學》等8卷。另有《宗教》、《社會學》、《地理學》、《農業》、《戲曲》、《體育》等十多卷，在敘述各該學科發展時，都講到他的貢獻。梁啟超博聞強記，讀書極雜，知者甚多。一次宴會上，胡適說：「中國古詩很多，詩人都吃肉，就是沒有人寫過豬。這個牲畜沒有人作過詩。」梁啟超馬上反駁：「不見得，清朝乾隆就寫過"夕陽芳草見游豬』的句子。」乾隆一生詩作無數，佳作甚少，少有人讀，由此可見梁讀書之雜。梁啟超因參加護國運動，被袁世凱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與同伴走失後，他寄居於一個小牧庄，大病一場，差點命喪於彼。病稍好，他便寫出了《國民淺訓》一書，他在自序中說：「病既起，念此閑暇之歲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負，乃奮興草此書，閱三日夜，得十三章。」1918年，梁啟超和蔣百里一起遊歷歐洲。回國後，蔣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請梁為之作序。不料梁一動筆便一發不可收拾，洋洋洒洒便是8萬字，比蔣的正文篇幅還大。蔣啼笑皆非，只好請梁單獨出版，並為梁的書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學術概論》。後來梁啟超又將此書補充至25萬字，是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為學生講解賈誼的《治安策》，全文七千餘字的，梁且講且背，並不看書。學生很是驚訝，梁笑著說：「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麼能上"萬言書』呢？」梁啟超曾在清華演講《情聖杜甫》，他說：杜甫在寫《石壕吏》時，「已化身做那位兒女死絕，衣食不給的老太婆，所以他說的話，完全和他們自己說的一樣。……這類詩的好處在真，事愈寫的詳細，真情愈發揮得透徹。我們熟讀他，可以理會得真即是美的道理。」梁啟超認為：「史學為國學最重要部分。」他的國學研究，始終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他先後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專著。在經歷了政治的失敗後，梁啟超認識到：「在中國政界活動，實難得興緻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透勸皆如擊空也。」從此，梁啟超專心問學，不再關注政治。梁啟超潛心研究學問，以西學的方法研究中學，「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他希望重新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批判地總結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從歐洲回國後，梁啟超就與胡適等人發起整理國故的運動，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梁啟超在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陳達曾在清華擔任《清華學報》總編輯，一天，他對學生梁思永說：「你跟老太爺說，讓他來篇稿子吧。」很快，梁啟超的稿子就送來了，陳達說：「出乎我意料之快，這篇文章是寫的中國學術的地理分布，只說了幾天，就送來了。我一看，可了得，裡面寫了中國有史以來各學派的地理分布，各學派的內容和比較，各學派的代表人，這些人的下面又有幾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稱，地理分布，如廣東是什麼派，浙江是什麼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觀。這篇東西，如果讓我來寫，起碼得半年。」梁啟超治學勤懇，生活極有規律，無論冬夏，五點起床，每天工作十個小時，連星期天也有日課（工作計劃），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滬日報》和一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還要摘錄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讀的日文和中文書籍縱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懶。他經常以「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來勉勵學生們。梁啟超規定工作時間不接待賓客，偶有人來訪，談話不超過一個小時。他在書齋上掛了一個木牌，上書：「除研究生外，無要事莫入。」東南大學學者雲集，一位學生問梁啟超：「現在南京延攬國內外名流學者公開講學，有人說只有諸子百家爭鳴才能與今天的盛況媲美。依先生看，這種提法是否合適？」梁頓時莊重地說：「非常不合適！主要是沒有新的東西。諸子百家各有獨到之處，2000年後的今天還值得重新估定它的價值。今天的自由講學幾乎找不出一種獨立見解，不過二三十年後，就被人們遺忘得一乾二淨了。」梁啟超「平昔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亦絕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僅一年就撰成《清代學術概論》、《老子哲學》、《孔子》、《墨經校釋》等著作，並有多篇佛教歷史論文。梁啟超學識淵博，但有時也會犯些小錯誤。他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時，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見原文，將「五朝」誤寫成「五代」，將「10世紀的中國」寫成了「9世紀」。王森然對此感慨道：「著書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梁啟超晚年熱心於文化傳播活動，他成立共學社和講學社，前者出版了大量書籍，包括介紹社會主義的譯作，後者則出面邀請了杜威、羅素、杜里舒、泰戈爾四位大師訪問中國，成為二十年代中國的重大文化事件。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不意卻引起地質學家丁文江的極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學與科學》予以批駁。張丁兩人往複辯難，由梁啟超帶頭參加、張東蓀、林宰平、胡適、王星拱、吳稚暉等名流紛紛發表文章，爭相參戰，掀起了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之爭。1928年9月，在梁啟超離開人世間的四個月前，他開始著手編寫《辛稼軒年譜》。在與病痛鬥爭中，梁啟超始終堅持寫作，直至最終無法提筆。梁啟超與辛棄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編寫《辛稼軒年譜》之舉。1929年初，梁啟超的病情漸趨惡化，身體越來越差，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堅持看書，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探望他，勸他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以老師在50多年前的話回答道：「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梁啟超學識博雜，藏書甚多。他的飲冰室藏書多達3470種，四萬多冊。他潛心研究圖書文獻學，支持圖書事業。梁啟超逝世後，家人遵其遺囑，將所有藏書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繁多，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萬字之多。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動之餘寫出來的，足見其勤奮。他的《飲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經產生「飲冰一集，萬本萬遍，傳誦國人」的社會影響。【教學】梁啟超的學生有：蔡鍔、蔣百里、張君勱、楊樹達、楊鴻烈、范源濂、吳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軍界、哲學、學術、文學、法律界等，各有建樹。梁啟超教學熱情洋溢。他用盡氣力去準備功課，每日兩個小時的講義，他窮一日之力編之，僅剛剛夠用。梁啟超熱愛講學著述，一次梁啟超因為醉酒傷風得病，被檢查出右心室偏大，脈跳稍快，被醫生強令停止可以一切演講著述。然而，梁啟超竟仍於晚上跑到法政學校授課。當張君勱從醫生處回來，聽說其師梁啟超又去講課了，倉皇跑到該校，把梁啟超從講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須停止演講一星期，並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啟超本周一切演講。梁啟超後到東南大學講課，發現教室空空如也，竟無一學生到場。經過與張君勱交涉，梁啟超才得以保持東南大學的講席，同時繼續聽講佛學課程。梁啟超稱，他在清華教學的目的，歸納起來，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二是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1914年11月初，梁啟超在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說，他在演說中引用《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清華學子們，希望他們能夠「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從此，「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便成為清華校訓，沿用至今。梁實秋曾回憶梁啟超演講：任公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梁實秋回憶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講演《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示的情感》時說：任公先生的這一篇講演稿，後來收在《飲冰室文集》里。他的講演是預先寫好的，整整齊齊的寫在寬大的宣紙制的稿紙上面，他的書法很是秀麗，用濃墨寫在宣紙上，十分美觀。但是讀他這篇文章和聽他這篇講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猶之乎讀劇本與看戲之迥乎不同。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任教，曾指導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試該生只得了五十分。該生於是前往導師處詢問，梁啟超隨口說：「您的考試卷我根本沒看，看考卷即浪費時間，對我也沒有幫助，放暑假你準備一下，開學來補考就是了。」開學後，梁啟超在該生補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說：「你的考卷我沒看，經過一個暑假複習，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梁實秋曾記錄梁啟超講課的情形：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乾淨。每次鐘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然後他於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的徐徐步出教室。聽眾守在座位上，沒有一個人敢先離席。梁啟超在清華開設「古書的真偽和辨真偽方法」課程，從多方面多角度對先秦古籍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講課中他從校勘、考證、訓詁以及學術系統來分析古籍的真偽及年代，隨時總結問題，並經常拿幾種書進行比較。梁啟超在清華任教時，每周三講授《儒家哲學》，講課時，他讓學生周傳儒負責記錄他講課的內容。一次，一位學生製作燈謎一則，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講哲學，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後這位學生揭開謎底，原來是「周傳儒」。眾人鬨笑。梁啟超認為《老子》一書可能為戰國時期作品，他在一次學術演講中說：「我今將《老子》一書提起訴訟，請各位審判。」幾天後，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張怡蓀的學生的來信，信中說：「梁任公所提出各節，實不能有絲毫證明《老子》一書中有戰國產品的嫌疑，原訴駁回，此判。」梁對張的觀點並不認同，但他欣然為此文作題識，對張的才華表示讚許。梁啟超曾在北京師範大學講中國文化史，每次他來授課，教室里都是擠得滿滿的，以致室無隙位，有的學生還站著聽。有些學生雖是學自然科學的，但寧可犧牲本門功課來聽他的講授。梁啟超在北師大授課時，一次來上課的學生極少，梁詢問得知，原來這日有重要的校際籃球比賽，很多學生都跑去看了。梁於是大發牢騷：「做學問不如打球好玩，你們也不是要跟我做學問，不過是要看看梁啟超罷了，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看一兩次就夠了。不過我並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時務學堂只有40多個學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楊樹達，一個頂一個！」梁啟超每次去學校上課，坐的都是自備馬車。他在車上總是手不釋卷的，進了校門，才把書裝進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書打開了。他講授時，對每一問題，都是上下古今，詳證博引，精闢透徹，引人入勝。在引證當中，同時提出自己的見解，來啟發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談到：「凡研究學問，既要能鑽進去，又要能走出來，才不致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說讀書就是攻書，這個"攻』字很有意義，要很好地體會。」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訪梁啟超，梁很熱情地招待他們，除了泡茶之外，還添上兩盤糖果。他為楚中元的詩稿題寫了封面，又為李仁夫寫了副對聯，聯云：「萬事禍為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他一再對李說：「這是我青年時代一首詩的錄句，可以想見我當年的豪氣。我今天特別寫給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奮鬥。」同時他又說：「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這兩句話。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樂現的，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也許就是得力於此，希望你們青年人要從古人這種哲語中去吸取力量。」黃伯易回憶在東南大學暑假的歡迎會上第一次見到梁啟超。當時，梁啟超在會上謙虛態度地說：「我梁啟超一定要學習孔子"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與同學們一起進行攻錯。」黃記得，梁先生廣額深目，精力充沛，語音清晰，態度誠懇。黃伯易回憶：「在當時"自由講學』的講壇上，如胡適、張君勱、江亢虎、張東蓀等，都大談政治，大談主義，而像梁（啟超）先生那樣在政治上幾度活躍的人物，卻對當時的政治絕口不談。」東南大學當時著名學者雲集，有杜威、胡適、張君勱、江亢虎、張東蓀等，學生們便就這些學者的論斷去向梁啟超和楊杏佛請教，楊有問必答，梁則三緘其口，學生們就此引發了爭論，有人認為應采楊的態度，有人則欣賞梁。梁啟超知道後，對學生們說：「講學的自由和批評的自由原本是雙生的。我並非反對自由批評，卻反對批評的不自由。我的態度同杏佛並無兩樣。例如我主張真理是可知的，在我的班上已經說過了。是否正確？我們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我也說過同大家一起進行攻錯。」梁啟超在南京曾作過題為《為學的興趣》的演講，演講時，聽眾擠滿了會場。他在講詞的結構上，直接採用了古文《七啟》、《七發》的謀篇布局——從批判一切生活煩瑣，最後表達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如，梁說：「有人說吃酒有興趣，醉了怎麼樣？又有人說睹錢有興趣，輸了怎麼樣？……把我梁啟超燒成灰來作化學分析——也只有一點為學的興趣。」梁啟超看了東南大學演的《碎簪記》後，非常不贊成，他對黃伯易說：「提倡這類悲劇，只給青年們帶來損害。你可建議侯曜，蘇曼殊從梵文翻譯印度抗英義民的筆記不少，如果綜合成一部歷史劇當更有意義。」梁啟超在《為學與做人》中講，做人必須具備智、仁、勇「三達德」，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因此，教育應分為智育、情育、意育三部分。智育是求知識，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情育就是養成普遍的人格，了悟宇宙和人生的大道，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憂」。意育是磨練人的意志，保持勇氣，目的是教人做到「勇者不懼」。情育和意育屬於德性的學問，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幾乎喪失殆盡，現在只剩下了智育了。梁啟超譏諷現代教育是「販賣智識」的「雜貨店」。他呼籲重視德性的學問，強調要用內省和躬行的方法去求得。【師徒】梁啟超17歲中舉，為主考官所賞識，將其妹許配給梁，可謂少年得志。梁啟超此時對訓詁詞章之學有所研究，心中沾沾自喜。18歲時，他遇到康有為，與康長談8個時辰，感覺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乃至夜不能寐。於是他盡棄原來所學，拜在康的門下，成為康的大弟子。康有為在長興里設萬木草堂，聚徒講學。梁啟超也到該學堂學習，他說自己「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啟超師從康有為，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開始，而且也是他進入學問殿堂的起點。他說：「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梁啟超的弟子周傳儒則認為梁在學問上並沒有追隨康，他在《回憶梁啟超先生》一文中說：「梁重墨學，不講六經，說明梁與康有為名義上是師生，而在學術上沒有追隨康氏。康有為講今文經學，重《公羊傳》；梁喜《左傳》，平時不大講三世說，也不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據此可見，梁任公與康有為思想有差異。」梁啟超師從康有為後，成為康有為維新變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筆，寫文章為康的主張搖旗吶喊。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的支持下，光緒皇帝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稱維新運動，又稱戊戌變法。但由於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對，9月21日，維新運動宣告失敗，前後僅僅歷時103天。「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流亡到日本。在日本，康有為手捧自稱是光緒皇帝縫在衣服里的「詔書」，繼續宣傳他的保皇保教主張。而梁啟超在對戊戌變法的失敗進行反省後，隨著與革命黨人的接觸和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的大量閱讀，他的政見發生了顯著變化，由原先的保守轉變為激進，與從前「若出兩人」。梁啟超與乃師康有為齟齬日多，梁對康的保皇保教思想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與孫中山等人交往後，梁啟超受其影響，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擬《上南海先生書》，聯合韓文舉、歐榘甲、唐才常等名人，勸康有為隱退，書中云：「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恩師。」此書呈康後，各地康門弟子嘩然，稱上書的十三人為逆徒，呼之為十三太保。康有為見書大怒，對梁嚴詞批評，並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雖不情願，但他一向視康為帝天，不敢有違，最終還是打點行裝而赴命。梁啟超與孫中山準備聯合組黨時，當時擬推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梁顧慮康有為，問孫道：「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孫曰：「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啟超才欣然同意。清政府倒台前，梁啟超認為康有為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已經不符合中國的未來走向，故勸康道：「藉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舍異路，愴悢何言」。康有為曾問周善培：「我真佩服你，言必稱趙先生（指趙熙，周善培的老師）。你為什麼那樣服從趙先生呢？」周知康恨梁啟超不服從他，便答覆說：「趙先生只同我講學問，學問的道理是方的，我無法違背他，只有服從他；你同任公變法以前也是講學問的，變法以後，就專講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圓的，你有你的辦法，他有他的辦法，自然他對你就有從有違。還有一個重點：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趙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趙先生從來未向我要過一個錢、薦過一個人。你對任公是否如此，請你反省一下。」康有為聽了很不滿意。隨著革命的發展，康梁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梁啟超在致康有為的信中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後只能在表面上答應，回到家後，頭痛目眩。「大抵與師論事，無論何人決不能自申其說……師平昔事無大小，舉措乖方之處，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悅誠服，無如何也。」此後，因對共和與帝制的政見不同，二人發生了很大的衝突，梁啟超甚至公開發表文章，批駁老師康有為的學說，師徒關係嚴重惡化。康有為性情偏執，脾氣暴躁，門人弟子誰若拂逆他的意願，他就火冒三丈。梁啟超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後，康有為一會兒要求梁給錢，一會兒又讓梁為他推薦的人安排職位，梁稍微做的不如其意，他就大動肝火。梁啟超只好跪下向他賠罪，但康有為卻毫不理會。康有為支持復辟，而梁啟超反對復辟，認為世界潮流不可阻擋，復辟不可能成功。梁啟超說：「我敢說，已經掛上的民國招牌，從今以後千千萬萬年再也不會卸下，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賢聖，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有人答應。」康在《上海周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一文，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立即發表《辟復辟論》進行駁斥，明確指出康是「黨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1917年，康有為再次逆歷史潮流而動，支持張勳，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討伐張勳。他不僅代段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康為「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據說通電寫好之後，有人擔心會破壞康、梁的師生情誼，梁啟超卻理直氣壯地回答道：「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梁啟超反對張勳復辟前，周善培規勸梁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辟只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周善培反覆勸說良久，但梁啟超卻執意討伐張勳。梁啟超和康有為從此決裂，康有為當著梁啟超學生的面痛罵梁啟超「梁賊啟超」，並且指斥梁曰：「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鴟梟」、「獍」為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康、梁公開交惡後，通過劉海粟等人從中斡旋，二人關係有所緩和。1922年，康有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啟超曾親往弔喪。1927年，康有為70歲生日，康門弟子齊集上海祝壽，梁啟超雖然因事不能親至，但卻託人送來壽聯和壽文。梁所撰的壽聯曰：「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奉觴豆於國叟，至歡忻於春酒，親受業者蓋三千焉！」在聯中，梁啟超投康有為所好，將康有為比做孔子。在壽文里，梁啟超深情地回憶起早年在萬木草堂學習的經歷，感謝先生的教誨之恩，並高度評價了康有為對當時及以後的影響。這年3月31日，康有為在青島逝世。梁啟超聞訊之後很是悲傷，匯去幾百塊錢，作為賻禮，並在法源寺開弔3日。每當來人行禮，他始終站在孝子位置，答禮不疲。弟子晚輩徐志摩、張君勱、胡適等人行磕頭禮，梁也如禮答之。梁啟超平時喜打麻將，但康有為去世後一個月他沒有再打牌。4月17日，梁啟超聯合康門弟子，在北京設靈公祭，含淚宣讀悼文。在悼文中，梁啟超肯定了康有為早年的歷史貢獻，但委婉地批評了他在復辟帝制上的錯誤。梁啟超挽康有為：「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國陸沉魚爛之慘；西狩獲麟，微言遽絕，正恐天之將喪，不僅動吾黨山頹木壞之悲。」「西狩獲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杜預註：「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世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惰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梁在下聯中引用此典，將老師康有為比作孔子。梁啟超評價其師康有為：「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諍友】梁啟超和周善培相識於1989年10月初，當時研甫督學約定在武昌會合，梁、周都乘坐買招商局的官艙由上海到武昌。當時梁已經名滿天下，而周善培自認是個無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談。過了九江，梁啟超主動來找周談天，周不願與他多談。此後，直到周的《力書》出來之後，梁寫了一封信給周，表示願意訂交之意，二人開始交往。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調查，與梁啟超在東京見面。見面欷歔感慨良久以後，周就提出梁啟超等人對政變應負責任的意見，梁誠懇地深自引咎。同時周善培就提出二人訂交的條件，彼此多規過，少獎善，梁啟超當即表示接受，以後往來三十二年，梁啟超便是周善培平生最能受直言的朋友，周善培亦用他的直言告誡過梁啟超無數次。一次，周、梁徹談三天三夜，周善培勸梁啟超少談保皇的空話，多研究第二次如有變法的機會，如何以前事為戒，訂出如何有次第的辦法；同時周還勸梁少講公羊學，多研究周禮，因為中國原有一套整個的政治制度和方法，都在周禮上。梁啟超聽從周的規勸，對於公羊他以後就少講了；但對於保皇的招牌仍然放不下來。1912年，周善培聽說袁世凱召梁啟超去北京，便與老師趙熙乘船去橫濱，勸梁啟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說：「對德宗（光緒皇帝）是不該去，對袁世凱是不能去。」梁啟超被勸不過，於是吐露真言：他並不想去北京，但康有為催促他儘快成行，他不能違拗恩師的意願。最終梁啟超還是當袁的司法總長。梁啟超當了司法總長，周善培認為，梁心裡還是贊成他的觀點，不過因為篤信南海康有為，才走錯這一步。周善培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創造一種理論才能轉移他。因康、梁是尊孔，周想來想去，決定從孔子書中找一種最廣泛的題目，提出若干合時的理論，對梁對症下藥，挽救梁啟超。於是，周善培用半年時間寫成《論語時義》一書，將論語四百廿一章丟開先儒的一切舊說，每章都借孔子的題目來發表他痛罵袁世凱和諷刺梁啟超的意見。周讓弟弟周竺君到京，將此書面交梁啟超，請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當著周竺君看了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劉歆來一面解釋學而不時習的毛病、諷刺任公）。看完後，他對周竺君說：「我已經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請你回去替我謝謝老兄，只說我知過了。請他容許我改過補過。」1913年，袁世凱既奪取廣東，請周善培擔任廣東將軍兼巡按使，周謝絕了。袁又找別人勸周，周再次謝絕。第三次，袁讓梁啟超派人來勸，周再謝絕：「任公不妨事袁，我卻認為我決不可見袁。」從此以後，周善培與梁啟超雖不通信，卻隨時看袁的舉動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準備隨時託人去提醒梁，請他預防，該抽身就早抽身，不要太陷深了拔不出。周善培在《論語時義》中曾預測袁世凱想黃袍加身，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梁啟超。於是梁啟超早有準備，當袁世凱的「籌安會」出現後，梁啟超立即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此文發表後，周、梁二人進一步合作，計劃討袁。袁世凱死後，周善培勸梁啟超說：「袁死了，民國的政治是革命黨的事，我們應當關起門來少談政治。談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熱鬧，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啟超當時認可周說的，但經過討袁，梁的社會地位又進一步提高，門庭若市，卻怎麼也無法冷靜下來。張勳復辟時，梁啟超來找周善培同去參加段祺瑞的馬廠誓師。周反對梁去討張，並說：「講交情，我同老段比較你還有點兒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認識我，他卻認識我不想作官，不想依靠他來分點贓。而他這人自己是沒有腦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壟斷權利、不願意別人分贓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從旁幫他勸駕，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麼拿一個毫無交情又不免分取他一份權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說：「老段反對洪憲，我們不該佩服他嗎？」周說：「我也是因為佩服他這一點，所以結束肇慶都司令部以後，我還同他做朋友。」任公說：「為什麼作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說：「當然是兩回事。作朋友誰也不侵佔別人權利；一共事，權利問題就來了。你連這種極淺顯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還談什麼政治呢？你既認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後長嘆一聲下台就是了。」周善培果然言中，張勳打垮後，梁啟超擔任了財政部長，但不久就下台了。周善培常對梁啟超說：「孔孟、蘇張都談政治，為什麼孔孟是政治家而蘇張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談政治沒有自己，只訂出許多原則性的理論，讓一般諸侯去聽。誰照他的理論去做，是他的幸福，與我無關；誰不聽他的話，是他該倒霉，也與我無關。蘇張就相反了，事事都為的自己。誰聽他的話，那個人有利，他自然有利；聽他的話作壞了，而他的官騙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講了一生政治，雖沒有得過意，一生是愉快的，結果是安全的。蘇張雖然得過幾天意，卻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結果。」梁啟超財政總長下台之後，周善培問他：「你講了一生政治，你有幾天是愉快的？」梁啟超只能用一聲長嘆來答覆周。袁世凱死後，周善培勸梁莫問政治，他冷靜不下來；下台後，不待周勸他，他就自然地冷靜下來，講起學來了。周善培對梁啟超說：「真講作事的政治家，勿論職權的大小，到一個地方，作一趟官，總得留下兩件事，使去後還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鑿離堆，時隔二千年還有人紀念他，這是第一等。如子產在鄭國前半期被人咒罵，後半期被人稱頌，也是好的。即使象王荊公作壞，到今天還有人佩服他作事的精神，也夠得上政治家。如果作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憶，這隻能叫作官，不能叫作事，更說不上政治家。」梁憤然答：「你難道不曉得今天不能辦事嗎？」周笑著說：「你難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辦事嗎？」周善培總結梁啟超的政治生涯：「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里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激賞】梁啟超17歲中舉，當時的主考官李端棻認為梁啟超「國士無雙」，便打破門第觀念，將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為妻。李端棻請副主考王仁堪做媒，將堂妹許配給梁啟超。梁啟超的父親梁蓮澗以寒素之家齊大非偶為詞拒絕，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差人轉告梁蓮澗：「我固知啟超寒士，但此子終非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顧間。我只管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義者，故敢為之主婚。毋卻也！」據說當時副主考王仁堪也有許婚之意，但因李端棻先開口，乃作罷。據梁啟勛在《曼殊室戊辰筆記》中記載：「光緒十五年己丑，十七歲，舉於鄉，榜列八名。當時典試之正座乃貴州李園，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發，李請王作媒，以妹字伯兄。同時王亦懷此意，蓋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發言，乃相視而笑。」戊戌變法失敗後，李端棻向梁啟超贈金二百兩，幫助梁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受到牽累，丟掉烏紗帽，被流放新疆。黃遵憲賞識梁啟超，不以梁為後輩，曾彙編詩、文各一集，請梁啟超為其審閱。梁啟超仔細閱讀後，對黃說：「先生之詩，似勝於文，請揚前者，而抑後者，可乎？」黃點頭贊同，遂單獨出版詩集《人境廬詩草》。梁啟超以弱冠剛過之年，受湖南巡府陳寶箴、陳三立、黃遵憲等人的邀請，出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一職。據陳寅恪後來回憶，當初黃遵憲原本想擬請康南海執總教習之席，然而陳三立卻認為啟超的學問似在其師之上，後就決定延請梁任公了。兩廣總督張之洞坐鎮漢口時，曾考察梁啟超的學識。張之洞出上聯曰：「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此聯一出，咄氣逼人，暗喻自己乃江夏第一人。梁啟超思考片刻，對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後，小生本儒人，豈敢在前，豈敢在後。」戊戍變法前，梁啟超過武昌時曾拜訪張之洞。張命人開中門及暖閣迎接梁，並問巡捕官：「可鳴炮否？」巡捕官告知張，梁啟超僅為舉人，按朝廷定製，只有欽差和督撫時方可開中門並鳴炮迎接。張之洞這才不提鳴炮，以厚禮迎接梁入城。當天恰逢張的女兒出嫁，張竟丟下眾賓客之不管不顧，而與梁暢談至二更時分。梁啟超與譚嗣同交好。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親自將梁送往日本使館避難，由於不懂日文，只好與日人筆談。譚嗣同寫道：「梁君甚有用，請保護之。」譚在獄中猶念念不忘梁。他的詩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兩崑崙就是指梁啟超和自己。而梁啟超對摯友譚嗣同的死極為悲痛，到晚年，梁啟超亦編寫《譚嗣同傳》紀念好友。維新變法使得梁啟超名揚天下，時國外認為「梁啟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伙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傢伙……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後，梁啟超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文化領袖來接待。德富蘇峰被日本人民稱作「國民之聲」，梁啟超則被稱作「中國的德富蘇峰」。後德富蘇峰在北京見到梁啟超時，連連說：「豈敢，豈敢！應稱我為"日本的梁啟超』才對！」梁啟超發表演說時，張繼等人企圖毆打梁，梁對日人解釋說此次糾紛為「本會中人偶在爭論，既非他黨來襲，亦未毀物毆人」。日本名流稱讚他有「政治德量」。梁啟超流亡海外的十餘年間，當時官居四品的楊度一直為梁的合法回國而四處奔走。楊僅用一個晚上就寫出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奏摺：《奏請敕用梁啟超折》。梁啟超得知此事後，閉門而泣，淚濕稿箋。護國運動中，有人請示梁啟超該不該將楊度輯拿正法時，梁啟超念及昔日情誼，指示下面馬虎了事。袁世凱最欣賞章太炎、梁啟超，也最怕二人手中的筆，他說，這兩支筆，筆力千鈞，抵得上幾師軍隊。袁上台後，不遺餘力，籠絡章、梁。魏鐵三曾集古人詩句為楹帖贊道梁啟超的博學多才：「腹中貯書一萬卷（劉長卿詩），海上看羊十九年（黃庭堅詩）。」陳叔通仰慕梁啟超，曾作「池中自有不凡鱗」、「明珠畢竟世同珍」等詩句大讚梁。梁啟超五十大壽，羅癭公撰寫壽聯為其賀壽曰：「每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間未見書。」【質疑】護國戰爭爆發時，梁啟超的父親去世，但梁為國事，未回鄉丁憂。胡漢民得知此事後，作一聯諷刺梁曰：「諸葛亮七擒七縱，梁啟超三保三無。」「三保」指梁先後保皇、保袁、保段。「三無」則譏笑梁無君、無師、無父，因梁主張的君主立憲不能成功，所以無君；而梁與老師康有為不和，所以無師；現父死不守制，所以無父。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梁啟超赴歐考察。國內盛傳梁啟超此去，有取代陸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國後，在李石曾、汪精衛等人為其舉辦的歡迎會上，發表即席演說，將段祺瑞的假參戰「隱晦無餘」，而遭非議。梁演講完畢，一位何姓華人當場質問：「梁先生，民眾反對參戰，是反對段政府參戰，因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戲是宣而不戰，這將會失信於協約國，原來這都是梁先生教誨啊！」何又說道：「民國二年，國會解散，釀成中日外交紛爭與帝制運動，這也是梁先生之力！第二次解散國會，您和湯化龍實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惡感，蜀湘百姓因此飽受戰爭苦難，這又都是梁先生入閣掌財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遠道來法，騙到徐世昌萬元川資，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國組織維新會的智謀呢，以此來欺騙我們旅法華僑的血汗錢？擾亂巴黎和會專使的次序呢！我們不是早期的美國華僑，沒有那麼容易上當受騙！今天和你說，法國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餘孽在此活動，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別怪我們不留情面了！」何某的一番話語，使梁啟超尷尬無比。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周刊》中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黃侃曾說梁啟超學問不精，曾對梁演講中的錯誤一一抨擊：「梁啟超來鄂，赴中華大學暑期講演。第一日發講，即有無數笑柄。彼云：春秋時，楚都武昌，三國時，吳亦都武昌。又舉湖北先賢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嘗居鄂；吳雖中徙，乃今鄂城。老則苦縣（苦讀「古」，今河南鹿邑東）；庄為蒙人；諸葛，陽都（今山東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啟超乃南海聖人之高足，此段以國史研究為講題，昔有仲由率爾致哂；今之魯連，求之不難，可無戒乎？」黃侃在課堂上評價梁啟超，認為梁在學術上的成就不大，至於文章，只是「新聞筆墨而已」。梁啟超曾在東南大學任教，當時東南大學有學者批評梁啟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離客觀的學者態度」，還批評他「治學感情有餘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一次，黃伯易到語文組辦公室抄閱參考資料，聽到系主任室幾位教授正在議論梁啟超：「梁啟超寫先秦政治思想，日本學者已積累了不少資料，順手拈來都可成書，倒是小石（胡小石）的《中國文化史》不好編。」「梁啟超如果繼續寫漢、魏政治思想，就會感到江郎才盡了。」「我敢擔保憑梁啟超這副本領，一輩子拿不出來！」顧寔也楞眉怒目地攻擊梁啟超：「道德經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精神，梁啟超摸不到邊，他講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南京寶華山慧居寺的大蓮和尚曾當著黃伯易的面對其業師梁啟超作了鞭辟入裡的評論：「梁啟超治學務博而不求精，泥於學古而忽於今用，服膺師訓或改弦更張都不徹底，只依違兩可之間，因此進退失據。梁啟超單獨搞政治總是捭闔不定，而且多疑善變，比乃師康長素真是自鄶以下了！」黃伯易將此酷評轉告了梁啟超，梁未加辯駁，只是說出一句：「不錯！我梁啟超的特點就是善變。」東南大學舉行國學研究會，會上，有人將話題轉到顧寔的《人生二百年》上。梁啟超說：「我梁啟超一定要活到78歲！」此話引來了教授們的不同意見。吳梅（瞿安）說：「生死何足道！」王朴安說：「未知生，焉知死？」柳貽謀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陳佩君說：「生死事大，無餘涅槃。」教授們的人生觀五花八門，但在態度上都反對梁的觀點。最後陳斟玄（鍾凡）調侃地說：「我們顧先生會算八字，讓他給梁先生算算！」梁啟超說：「我粱啟超生平從不迷信！」顧寔大為震怒：「我不像梁啟超，我自己算過，我要活80歲零一早晨，最後一早晨要與死神拚命！」於是，大家掃興而歸。梁啟超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學佛，一次，歐陽竟無莊嚴地對梁啟超說：「我絕非輕視你梁啟超，而是你的文章對青年傳染力強——把佛學導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試想想，我們一代應擔負何等罪過？」說到此，歐陽不禁老淚潸然。梁啟超聽罷埋頭無語。梁啟超晚年開始用白話文寫作，終生反對白話文的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中大罵梁啟超用白話作文，獻媚後生小子。夏曾佑對梁啟超的學問並不推崇，他指責梁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錯處開卷即得」。【流質】梁啟超一生，時人常批評其多變，甚至有人譏其投機，梁啟超也承認自己本性「流質易變」，但絕非如別人所說的投機政治，他坦然面對自己的「善變」。1903年，梁在《政治學大家伯論知理之學說》一文中說：「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一次，楚中元問梁啟超：「梁先生過去保皇，後來又擁護共和，前頭擁袁，以後又反對他。一般人都以為先生前後矛盾，同學們也有懷疑，不知先生對此有何解釋？」梁沉吟了一會兒，然後以帶笑的口吻說：「這些話不僅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自己。我自己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決不是望風轉舵，隨風而靡的投機者。」梁啟超說：「我為什麼和南海先生分開？為什麼與孫中山合作又對立？為什麼擁袁又反袁？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梁啟超的朋友孫寶瑄是這麼認識梁啟超的多變的：「蓋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為君子。蓋小人之反覆也，因風氣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層累疊進，以為變動。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鄭振鐸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對梁啟超的「善變」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堅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性情】梁啟超為人天真、率直、熱忱、進取、虛心、內省、無我、重感情，他自稱為「中國之新民」和「少年中國之少年」，熟識者皆認可，不覺得他矯情。胡適說：「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對我雖有時稍漏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作《墨經校釋·序》而後移作後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以《墨經校釋·序》一事而論，我因他虛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了解，故他當時不免有點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後來我很原諒他。」1923年，胡適曾應《清華周刊》之請為青年開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將《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啟超也受邀開出一份書單，他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說：「胡君這個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又說：「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裡面有《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又說：「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讀過這兩本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漏，但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1924年正月，梁啟超與胡適在安徽會館共同主持戴東原二百年生辰紀念會，當時「《晨報》特別印專刊，副刊編輯孫伏園抱來散發，全部是任公一個人的文章。到開會，他又幾乎獨佔了兩小時的講演時間，最後給胡適之留下了十分鐘」，胡適登台前，梁介紹說：「現在請不講理的胡適之，來講不講理的戴東原！」胡適少時，受梁啟超影響至深。但胡適學成歸國，並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後，時時以創新見解刺激梁啟超，梁因而發憤寫出了《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歷史統計學》等著作。對此，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常常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梁啟超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梁是一個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說：「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對於我的感情都不肯壓抑，聽其盡量發展。」梁濟仰慕梁啟超，四次造訪「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梁啟超從梁濟遺書中得知此事後，自責「虛驕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濟之子梁漱溟，表示「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梁濟）之教……」。梁啟超在日本時，聽說王寵惠之名後，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東亞商業學校敘談。王得書後，並不前往，而是復函責備梁失禮，說梁啟超是一黨魁首，理應禮賢下士，現在想以一紙書使人奔走，只能讓受書的人難堪。梁啟超見信後，並不生氣，反致函稱謝。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陸》雜誌上稱梁啟超剽竊德富蘇峰的文章，「不過為新聞記者中之一乞兒、一行竊者而已」。其時，新思想、新知識競相輸入，知識界往往以風氣之先為榮，一有新說，人爭傳述，並沒有今日「知識私有」、「版權所有」的觀念。梁啟超並不避諱其中有抄襲的成分，因此也沒有迴文進行辯解。梁啟超說：「我生平是靠興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學問興味、政治興味都甚濃，……我覺"我』應該做的事，是恢復我二十幾歲時候的勇氣，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李仁夫回憶，梁啟超演講時，不是口若懸河。他雖循循善誘，但在緊要關頭，他往往是將兩手交叉胸前，好似準備與人搏擊的姿態，非常緊張。1922年，梁啟超在天津講演，開頭便說：「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什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麼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興會淋漓，什麼悲觀咧，厭世咧，這種字眼，我所用的字典裡頭，可以說完全沒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敗，但我不僅從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敗里也感到趣味。」姜亮夫想考清華大學，考試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但榜還沒有發。姜就寫信給梁啟超，希望能得到一個補考的機會。然後他就接到了面試的通知。姜亮夫到清華是梁啟超親自面試，此後姜亮夫又過了王國維這一關，就這樣，他進入清華讀書了。梁啟超在東南大學任教時，學生羅時實問他：「國粹將亡，奈何？」梁反問：「何以國粹將亡？」羅對曰：「先生不見今日讀經之人之少乎？」梁聞聲大怒，拍案道：「從古就是這麼少！」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中，人們常將王國維排在首席，但有時也將梁啟超排在首席。梁對王也極為推崇，他對學生說：「教授方面以王靜安最難為，其專精之學，在今日幾為絕學，而其所謙稱未嘗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說：「王先生腦筋靈敏，精神忠實，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極謙虛，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故我個人亦深以得與先生共處為幸。」徐志摩愛上陸小曼，為與其結合，要與結髮妻子張幼儀離婚。當時徐的好友大都勸他不要為了陸離婚，徐父更是認為徐有辱門風，其師梁啟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為世詬。梁在信中說：「嗚呼，志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徐意堅決，復書亦說：「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證婚人為梁啟超。梁本不願意，但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才答應出席證婚。梁啟超的證婚致辭這樣說：「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又用情不專，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後務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陸小曼，你們聽著，你們都是離過婚的人，都是過來人！這都是由於你們用情不專，今後一定要痛自悔過，希望不要再一次成為過來人。我，作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們還認我這個先生的話，我送你們一句話，祝你們這是最後一次結婚。」他的話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和高堂留點面子吧。」【溫情】梁啟超與學生蔡鍔感情甚篤，蔡鍔病逝後，梁啟超在上海為愛徒舉辦了公祭與私祭，並倡議創辦了松坡圖書館。在梁啟超「飲冰室」書齋的顯要位置，懸掛著一幅蔡鍔將軍的戎裝油畫像，這是梁為悼念他的這位得意門生而請人繪製的。梁啟超對學生很愛護，最喜與一般青年接觸，尤其是天資聰穎用功最勤的學生。清華研究院的學生都是自費上學，梁啟超了解到他們生活有困難，就讓學生去松坡圖書館編目錄。梁的學生周傳儒回憶說，因自己是頭目，一月可得五六十元，其他學生也可得二三十元。楊鴻烈回憶：梁妻於1924年逝世。……眼見梁氏身穿孝服，從回回營步行好幾里遙遠的路直到宣武城外法源寺回靈，涕淚縱橫，可見伉儷情深，老而彌篤。梁啟超家教極好，膝下子女個個成才，其中包括三個院士。梁啟超常教育子女們說：「我是學問、趣味方面極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專積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內容異常豐富，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面，便覺得像換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覺這種生活是極可愛的，極有價值的。我雖不願你們學我那泛濫無歸的短處，但最少也想你們參采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兒媳林徽因之父林長民被刺殺後，梁啟超寫信給梁思成深情的安慰說：「你要自己十分鎮靜，不可因刺激太劇，致傷自己的身體。因為一年以來，我對於你的身體，始終沒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圖利後，姊姊來信，我才算沒有什麼掛慮。現在又要掛慮起來了，你不要令萬里外的老父為著你寢食不寧，這是第一層。徽因遭此慘痛，惟一的伴侶，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鎮靜著，才能安慰他，這是第二層。」梁啟超幼子梁思禮於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啟超的寵愛，1927年，梁啟超在給海外孩子的信中說：「每天老白鼻（梁思禮昵稱）總來攪局幾次，是我最好的休息。」1927年1月2日，梁啟超在給海外孩子們的信中寫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愛，非常聰明，又非常聽話，每天總要逗我笑幾場。他讀了十幾首唐詩，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剛才他來告訴我說："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離家，他不會念，念成鄉音無改把貓摔。』他一面念說一面抱著小貓就把那貓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總要我一個人和他對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書當琴彈，諸如此類的笑話多著哩。」梁沒有一項體育運動是他所喜歡的。他自備了一輛新型的轎車為外出代步之用，但是為了有機會鍛煉身體，有時候也安步當車。梁居家的時候，常攜帶著最小的兒子思禮在花園散步，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有時在西園住宅附近噴水塔一帶玩玩，對思禮喊「一二三」的口令，叫小兒子學兵式體操。梁啟超在協和醫院住院期間，適逢生日，孰料被醫生灌了一杯草麻油，禁止吃晚飯，梁啟超說：「活到五十四歲，兒孫滿前，過生日要捱餓，你們說可笑不可笑。」他在給女兒思順的信中樂觀地寫道，甚至連小兒子「老白鼻」也嬉笑他，「你看，公公不信話，不乖乖，過生日還要吃瀉油，不許吃東西哩！」【淋漓】梁啟超精力過人，感情充沛，文章常一氣呵成。他寫文章，常一寫就是幾萬字至十幾萬字，連續寫兩三天時間，寫罷方才休息。一次他把寫好的手稿交給學生後笑言道：「你們玩了兩天，我成書一本，現在我要倒頭睡覺去了。」梁啟超身材短小精悍，相貌禿頂寬下巴，目光如炬，他喜穿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洒，顧盼生輝。他精力充沛，至死不衰，讓人嘖嘖稱奇。他曾接連三十四個小時不上床歇息，寫成洋洋數萬言的《戴東原哲學》。梁啟超喜歡召集學生一起圍坐雜談，談必竟夕。梁先從文藝談起，接下來古今人物、世界趨勢，海闊天空，無所不包，到談起鬼怪玄學時，大家莞爾一笑，明白今天談話快要結束了，這時天已大亮，僕人端點心進，大家吃完方才各自休息。姜亮夫回憶，梁啟超可以「五官並用」，即可以同時做好幾件事情而且不分心。一天，姜到梁啟超家中，梁啟超要寫對聯，讓姜幫忙拉住寫對聯的紙。剛要動筆，梁啟超吩咐助手說：「你明天九時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剛寫了兩個字，兒子告訴他「有電話」，他隨即吩咐兒子去回話，這時手中筆未停，邊說邊寫。兒子退出，家人送信近來，他叫家人讀信，他一邊聽一邊寫，聽完，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點上來，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邊寫邊說，早點中某東西不要，某東西再加一點。姜亮夫很慌，生怕他把對子寫錯，但他沒有一個字出差錯。姜亮夫由此想到古人說的「五官並用」。黃伯易也回憶過梁啟超的「五官並用」，右手在寫文章，左手卻不停揮扇，有時一面在寫，一面又在答覆同學的問題。當他寫完一張，敲一下床面，讓他的助手到另室取華文打字機的列印稿，一篇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面了。黃伯易覺得，他的五官並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覺冷漠，反而從他的一顰一笑的問答中流露出熱情。馬相伯演說時語速很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聽講者很難將他的話記錄下來。1907年，馬在日本發表演說，梁啟超去聽演講，把他演說詞記錄下來，馬看了異常高興，常對人言：「我的演說，只有梁啟超聽得明白，他能夠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梁啟超逃亡日本，用很短的時間學會了日文，有說一個星期，有說半個多月的，還有一種說法是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梁啟超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寫道：「有學日本語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學日本文之法，三者當分別言之。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梁啟超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覺外，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是積極的活動，然而我絕不覺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為我每天的活動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樂，補得過物質上的消耗而有餘。」梁啟超缺乏流利的口才，但因感情充沛，演講頗感動人。一次，馮玉祥邀請梁啟超給西北軍講話。梁情感興奮，滔滔不絕，馮玉祥被感動的放聲大哭，全軍將士也跟著哭成一片。在清華上學時，梁實秋曾聽過梁啟超演講的《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梁實秋回憶說，梁（啟超）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彷彿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梁實秋在《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中寫道：「先生的演講，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帕拭淚，聽到的人不知有幾多也淚下沾巾了！又聽到他講杜氏講到"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先生又真是於涕泗交流之中張口大笑。這一篇講演分三次講完，每次講過。先生大汗淋漓，狀極愉快。……先生嘗自謂"筆鋒常帶情感』，其實先生在言談講演之中所帶的情感不知要強烈多少倍！」馬逢華曾記述：聞先生（聞一多）講課，很像是「說書人」講故事，常常講得有聲有色；有時甚至比手劃腳，眉飛色舞，講到得意處，聲音愈來愈高，語句愈來愈快。有一次他談到自己學生時代在清華聽梁啟超講授古樂府箜篌引「公無渡河」。他說，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詩寫在黑板上，然後搖頭擺腦地朗誦一句：「公、無、渡、河」，接著大聲喝彩，叫一聲「好」！然後再重複地念：「公、無、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當奈——公何！」「好，真好，實在是好！」梁任公這樣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嘆，一聲高似一聲，並無半句解釋，朗誦讚歎過後，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兒子，也在班上聽講。黑板擦過，這首古詩就算講完了。聞一多給我們講述這個掌故時，自己也是腦袋轉來轉去，聲音激越高昂，講得滿臉發紅。那位筆鋒常帶感情的梁任公，當年在清華朗誦箜篌引時，恐怕也未必會比聞一多向我們複述時的情形，更為興會淋漓。這一陣熱烈激昂的表演過後，聞先生把聲音壓低，兩手一攤，說：「大師講學，就是這樣！」梁實秋亦回憶此次演講：「我記得他開頭講一首古詩，箜篌引：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這四句十六字，經他一朗誦，再經他一解釋，活畫出一出悲劇，其中有起承轉合，有情節，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聽先生這篇講演後約二十餘年，偶然獲得機緣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見黃沙瀰漫，黃流滾滾，景象蒼茫，不禁哀從衷來，頓時憶起先生講的這首古詩。」【自負】梁啟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稱任公，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梁自謂：「中國不可少之一人。數年之後，無論中國亡與不亡，舉國行當思我耳。」梁啟超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寫道：「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義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1909年，梁深感國勢垂危，嘆言「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拯救。」又說「然使更遲五年，則雖舉我聽我，亦無能為力矣。」1912年，梁啟超榮歸祖國，顧盼自雄，欲作內閣總理，經緯天下。但袁世凱認為梁「僅能提筆作文，不能勝任國家重任」，僅將其放到財政總長的位置上。梁啟超對財政學興趣極濃，他有感於清末以來財政紊亂，以俄國財政名臣槐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負，將瀕於破產的中國財政，「不數年而蘇生之」，「起死而肉骨之。」梁對辦學也頗有意興。他意欲將中國公學辦成與北大、東南大學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長王敬芳曾想將校長一職讓與梁，梁亦躍躍欲試，但由於學生蔣百里認為梁只適合教書，堅決反對，梁遂作罷。【內省】梁啟超說：「康有為大器早成，觀點是一成不變的；而梁啟超卻是不斷變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周善培說：「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這是我永遠忘不了的。」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他評價自己道：「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對自己坦誠自責，他說：「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於啟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梁啟超記誦力極強，求知慾極熾，但貪多務得，追求速成，缺乏恆心。周善培對於他的這個毛病進行過規勸，梁亦有自知之明，他為長女梁思順的《藝蘅館日記》題詩時，反省道：「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劉海粟問梁啟超：「你為什麼知道的東西那樣多？」梁思索片刻後懇切地回答道：「這不是什麼長處，你不要羨慕。我有兩句詩："吾學病愛博，用是淺且蕪。』一個漁人同時撒一百張網，不可能捉到大魚。治學要深厚。你應該盡一切力量辦好美專，造成一批人才；此外還要抽出精力作畫。基礎好，天分好都不夠，還要業精於勤。以上兩件事要畢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學的攤子擺得太大。蓋生命有限，知識無窮。"才成於專而毀於雜』，一事辦好，已屬難得；力氣分散，則勢必一事無成。」梁啟超在檀香山向何蕙珍學習了幾個月的英文，自覺已習得英文真諦，便編寫《英文漢讀法》，稱：「凡讀此書者，不數月即可翻譯英文書籍。」一日，王寵惠來訪，翻看此書後，王鄭重地告訴梁：「你是賣書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聞此言，面有慍色。王告訴他，此書的內容及構造方法有誤。梁聽罷，面紅耳赤，從王手裡接過那本書，一撕兩半，丟到窗外。從此，再未提起此書。夏曾佑（穗卿）與梁啟超相識後，幾乎天天見面探討學問，凡見面必發生爭論。梁說：「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總能得到意見一致。」有一次，學生黃伯易問梁啟超為何不再談政治，梁說：「我在政治上經過幾次風險，現在決心閉門讀書，不問政治，你難道不能理解？」黃伯易說，從他當時莊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啟超顯然已經失掉他發出「死生不過開闔眼，禍福有如反覆手」壯語的青春時代了。【早秀】梁啟超自幼聰明絕頂，四、五歲就讀完了《四書》、《詩經》；6歲在父親教導下，五經卒業，除經學外，還讀《史記》、《漢書》、《綱鑒易知錄》、《古文辭類纂》等；9歲時，能作千言的文章；12歲便中秀才，17歲中舉，被譽為「嶺南奇才」。據說，梁啟超出生時，產房內忽然閃出一道白光，然後胎出母體。迨至其髫齡時期，聰悟超群，反應敏捷，記憶力強，向其口授四書五經之句，能入耳不忘。有一次，他到三江東勝街書鋪購書，選好一本書後，與店主議價，店主分文不願減，梁啟超說：「我買不買這本書無什麼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從頭到尾背誦出來。」店主以為他吹牛，便隨手翻開書中的一頁說：「你能背出這一頁，我便將此書送給你。」結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亦守信，將此書送給小梁啟超。一天，梁啟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險，趕緊叫他下來：「快下來，快下來！會跌死你的。」梁啟超並不下來，繼續往上再攀一級，還衝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雲梯。」祖父不由開心大笑。梁啟超7歲時，家中有客來訪。當時梁啟超從外面玩得滿頭大汗衝進家門，端起一大碗涼開水正想喝，卻被客人叫住了。客人提筆寫了一個狂草的「龍」字，讓梁啟超辨認。梁啟超看後，搖搖頭表示不認識。客人哈哈大笑。梁啟超並未理會，一口氣喝完了那碗涼開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飲茶龍上水。」小梁啟超迅速介面道：「寫字狗耙田。」梁啟超的譏諷讓父親很是尷尬，便要懲罰他，客人忙阻止說：「令公子對答工整，才思敏捷，實在令人驚異。」梁實秋少時與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辭》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誦。多年後，他在東南大學附中發表演講時，背誦《楚辭》，一字不遺。1882年，虛齡10歲的梁啟超去省城考秀才，與其他考生同行。從新會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滿船都是趕考的學子，年長的已有四五十歲。一日，眾學子在船上吃飯，白米飯，蒸鹹魚。有人便提議以鹹魚為題作詩。鹹魚不雅，難以入詩，然而梁啟超即吟出「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兩句，立即語驚四座。膠鬲販鹽，魚加鹽，為鹹魚。這次，梁啟超並未考上秀才。兩年之後，12歲的梁啟超再赴省城參加考試，得中秀才，梁當時為年齡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譽為「童子秀才」。10歲時，梁啟超隨父親到秀才李兆鏡家中做客。他見李家院中杏樹花開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於袖中。父親看後並未點破。筵席上，父親當眾對啟超說：「開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聯，如能對好，方可舉杯，否則，只能為長輩斟酒沏茶，不準落座。」遂出上聯曰：「袖裡籠花，小子暗藏春色」。梁聽後恍然大悟，知父親知其折花一事，但他並未慌張，隨口對來：「堂前懸鏡，大人明察秋毫」。對聯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鏡拍掌叫絕：「讓老夫也來考一考賢侄，"推車出小陌』，怎樣？」梁啟超立刻對：「策馬入長安。」眾人連聲贊好。梁啟超家鄉某山上有座凌雲塔。童年時，梁啟超常和小夥伴爬上凌雲塔望風景。一天，11歲的梁啟超作《登塔》詩，詩云：「朝登凌雲塔，引領望四極，暮登凌雲塔，天地漸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時寒暑易。為何多變幻？此理無人識。我欲問蒼天，蒼天長默默。我欲問孔子，孔子難解釋。搔首獨徘徊，此時終難得。」1885年，梁啟超入著名學府「學海堂」繼續求學。梁啟超入學之後，刻苦鑽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這在學海堂以往的歷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榮。梁每年都獲得學堂的「獎學金」。每次拿到「獎學金」，他都去買書。與此同時，梁啟超還到菊坡精舍、粵秀、粵華書院等書院選修一些課程。1889年，虛齡17歲的梁啟超在廣州參加鄉試，中第八名舉人。他是年齡最小的舉人，可謂「少年舉人」。1895年，梁啟超會試未中。據胡思敬《國聞備乘》所記：主持乙未（1895年）科會試的主考官是大學士徐桐，副主考則為啟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啟超的試卷後，想錄取梁，但名額已滿。徐桐手中還有一些機動的錄取名額，李文田便與唐景崇一起請求徐給一個名額，錄取梁啟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牽引古義，越出繩尺，不肯撥給名額。他還對李文田袒庇粵省同鄉，頗有微詞。李無奈，只好將梁卷「抑而不錄」，並在卷末批曰：「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後，梁啟超便絕跡科場，他做《時務報》主筆時，更是痛批科舉制度扼殺人才。【逸事】梁啟超兒時，一次說謊被母親發現，被母親鞭打，母親對他說：「你若再說謊，勢必會成為盜賊，成為乞丐！」母親的話，讓梁啟超一生銘記。1884年，梁啟超得中秀才，時梁的祖父正逢70大壽，他請求擔任主考的廣東學政葉大焯「為學生的祖父70大壽饋贈墨寶」。葉大焯為梁啟超的孝心感動，揮毫寫下了《鏡泉梁老先生慶壽序》一文。梁啟超從康有為習陸王心學及經世治國之書，後赴京參加會試，主考官以為梁的考卷為康捉筆。梁啟超極為孝順，從日本回國後，專門為父親做壽。父親去世時，他正討伐袁世凱復辟，不能侍奉在父親身側，所以後來專門為父親守孝。梁啟超閑時愛談鬼怪，常說得閑時要寫一篇文章，敘述自己與鬼交涉的經過，但始終未寫。梁在萬木草堂的同學回憶：梁年輕時喜歡談玄扶乩，常做扶鸞之戲，與乩仙談詩論文，頗以為樂。乩仙不一，或為李白，或為杜甫，一日有王維降乩，梁問道：「能聯句嗎？」回答寫：「可。」又問：「摩詰好佛，那麼我能和你談禪嗎？」乩仙隨筆成文，又頗有禪理。夏曾佑給梁啟超起了一個綽號叫做「佞人」（舊訓詁有佞即才之說）。有一年正當丁香花盛開時節，梁啟超因事外出三天，沒有見夏，他回來後，看到家裡案頭上留有夏的一首歪詩：「不見佞人三日了，不知為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賞，終日棲棲為底忙？」梁啟超與章太炎政見不一。一次，兩人談及孫中山，章問梁：「孫逸仙何許人？」梁答：「此人蓄志傾覆滿洲政府。」章聽後，「心甚壯之。」梁啟超接著說：「孫氏主張革命，不過陳勝、吳廣之流罷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張革命，則不必論其人才優劣也。」辛亥革命後，章太炎的女婿龔未生主持浙江圖書館事務，因康有為、梁啟超與章的政見不一，整個圖書館竟沒有一部康梁的著作。梁啟超平生不置田產，他開玩笑地說：「假若十塊錢買一畝田，或十塊錢買一隻雞，我寧願吃雞不買田。」梁家田產不多，僅夠糊口，梁啟超的父親梁蓮澗曾專程跑到日本，向梁啟超索款購置產業。當梁啟超告知經濟拮据，無錢購置田產時，梁蓮澗便以自殺相要挾。最終，梁啟超的弟子們解囊相助，集資一千二百塊銀元給了梁蓮澗，才打發梁父回國。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時，自稱「多淚善辯之人」，汪精衛曾撰文道：「梁啟超之淚，奴才之淚；梁啟超之辯，民賊之辯也。」後來，汪精衛投靠日本後，竟也常以「多淚善辯之人」自喻。吳稚暉喜歡寫文章罵人，他在《豬生狗養之中國人》一文中罵梁啟超云：「三年以來，糞味將濃時，縱有一個剿滅人種的梁賊、梁強盜、梁烏龜、梁豬、梁狗、梁畜生，所謂梁啟超者，無端倡滿洲黃統萬世一系之說，洗凈了屁眼，拉雞巴來干，然用其雌雄之聲，猶有什麼政治革命、責任政府等之屁說，自欺欺人。」吳稚暉說：「（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他們三人共通之點，在矮子裡頭尋長人，都也比較有三分誠心，想把中國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頭學生，只在"人生世上，勢位福後，蓋可以忽乎哉』的螺絲殼裡，盡翻觔斗的。」民國成立前，在東京的保皇派和革命派由筆戰發展到互相謾罵，甚至於鬥毆，梁啟超就曾遭到張繼帶頭的革命黨人群毆。當時，梁自知不敵，且辯且退，張繼則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後梁啟超只好絕袖而去。熊希齡組「名流內閣」：外交汪大燮、內務劉人熙、財政梁啟超、司法沈家本、陸軍陳宦、海軍薩鎮冰、教育范源濂、農商張謇、交通楊度。袁世凱看完這份閣員名單，便問熊道：「這就是所謂第一流人才嗎？」隨即提筆更易一氣，遞還給熊希齡，熊唯唯而退。到發布時，僅梁啟超長司法、汪大燮長教育、張謇長農商，其餘皆按袁意易人。梁啟超辭去幣制局總裁之職時，曾有「以不才之才為無用之用」之語，袁世凱笑曰：「卓如非不才，總裁實無用。」梁啟超有「狗屁分三級」的著名論斷：某年，某學政主持某地學子的考試，結果成績普遍很差，學政大人勉強拔出前三名後，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釋說，「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過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雖然是狗，「不過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則不但是狗，而且這狗「舍放屁外，無他長技矣」。孔子之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多以為是愚民政策，梁啟超加了兩個標點，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梁啟超與陳垣同為廣東新會人，上世紀20年代，他們被學界稱為「新會先生」。公認梁以博廣見長，陳以專精為著。泰戈爾訪華，梁啟超作熱情洋溢的歡迎演講：「我們用一千多年前洛陽人歡迎攝摩騰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用長安人士歡迎鳩摩羅什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用廬山人士歡迎真諦的情緒來歡迎泰谷爾哥」。梁啟超曾為泰戈爾起名「竺震旦」。泰戈爾訪華時，時恰逢其64歲生日，中國文化界為其舉辦了祝壽活動。梁啟超在致賀詞時說，泰戈爾的全名是羅賓得羅納特·泰戈爾。「羅賓得羅納特」有太陽和雷的含意，中文意思就是「震旦」，而古印度稱中國為震旦，中國人稱印度人為天竺。所以，他「將兩個國名連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竺震旦』。」泰戈爾很是高興，連連稱謝。西泠印社又為泰戈爾刻制了兩方不同字體的「竺震旦」印章。後來，泰戈爾常常使用「竺震旦」這個名字。清華每周六有一個同樂會，師生全部參見。梁啟超上課很嚴謹，到了同樂會上，大家讓他表演，他就說背一段《桃花扇》，結果全段背出，讓清華師生很是吃驚。1922年，梁啟超已退出政壇，潛心學術。一日，長子梁思成與次子梁思永騎單車上街，被陸軍部次長金永炎乘坐的汽車撞倒。交通警察上前查詢，金掏出名片，告之有話到衙門來說。警察畏懼，只好雇車將梁思成二人送到醫院施救。梁夫人痛子心切，大怒，鼓動梁啟超用法律制裁金。金次日得知所撞非普通人家，乃親往醫院探訪，表示道歉，承擔全部醫藥費用。梁啟超為了總統黎元洪的面子，本想大事化小，結果梁夫人不依不饒，梁進退維谷，一時非常為難，據說梁夫人還直奔總統府大鬧了一場。【婚戀】1889年，17歲的梁啟超參加廣東鄉試，得中第八名舉人。主考官李端棻愛其才，將堂妹李蕙仙（據夏曉虹教授考證，李蕙仙本名應為李端蕙，此處暫用李蕙仙）許配給梁啟超為妻。李蕙仙長梁啟超4歲，兩年後，二人完婚。次年夏，梁啟超偕夫人榮歸故里。李蕙仙出身顯貴家庭，但她恪守孝道，操持家務，深得梁家上下喜愛，在鄉間博得賢良之名。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隻身逃亡日本，李蕙仙及家人留在廣東。慈禧太后下令捉拿梁啟超的家人，梁家舉家避居澳門，才逃過了一場滅頂之災。梁啟超到日本後，給李蕙仙寫信道：「……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況，並聞卿慷慨從容，詞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他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給李蕙仙說：「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見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見到我本人一樣。」後李蕙仙來到日本，二人才得以重聚。李蕙仙不僅照料梁啟超的生活，還對梁啟超的事業有過不少幫助。學者考證最早的夫妻報人應該是梁啟超和李蕙仙夫婦。梁啟超說不好官話，為此曾吃過不少虧。「戊戌變法」初期，梁啟超已名動京城，光緒帝久聞其名，但在召見他時，因梁啟超不諳官話，彼此難以交流，光緒帝大為掃興，只是賞他六品銜。這使得梁啟超痛下決心學好官話。李蕙仙自幼長在京城，官話說得自是流利。她到日本後，梁啟超便請夫人教自己學習官話。不久，梁啟超的官話說的便極為流暢，在社交場合就得心應手了。1915年，張勳復辟時，梁啟超參加護國軍，討伐張勳，對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深明大義，鼓勵他說：「上自高堂，下至兒女，我一身任之。君為國死，毋反顧也。」梁啟超對李蕙仙敬愛有加，有時也有些怕她，所以亦有懼內之名。馮自由的《革命逸史》曾寫「梁任公之情史」，認定梁啟超的婚姻並不美滿：「李女貌陋而嗜嚼檳榔。啟超翩翩少年，風流自賞，對之頗懷缺憾，然恃婦兄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梁啟超的外孫女吳荔明回憶外祖母時也說：「李蕙仙婆是個較嚴肅的人，性情有點乖戾」，「所以家裡的人，都有點怕她」。梁啟超與李蕙仙相敬如賓，一生只吵過一次架。李蕙仙彌留之際，梁啟超追悔莫及，對長女梁思順說：「順兒啊，我總覺得你媽媽的那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至極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想把自己的罪過減輕一點。」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梁啟超寫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彷徨。」而梁啟超的《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亦飽含深情，這篇文章梁啟超「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經兩天才完成」，自許為「一生好文章之一」，並讓梁思順、梁思成等子女與媳婦林徽因「都不妨熟誦，可以增長性情」。1899年，康有為命梁啟超赴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僑商設家宴招待梁啟超，遇到了令梁動心的女子何蕙珍。何蕙珍是何姓僑商的女兒，芳齡二十，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便任學校教師，英文極好。當日僑商亦宴請西洋人，故令她做梁啟超的翻譯。在認識梁啟超前，何便對梁極為仰慕，曾匿名撰文為梁啟超爭辯，梁得知後，極為感激。在檀香山期間，梁向何學習英文，二人暗生情愫。臨別時，何蕙珍含情脈脈地道：「我萬分敬愛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啟超不忍拒絕，答應饋贈。數日後，梁啟超依約將照片贈與何蕙珍，何亦回贈親手織繡的兩把精美小扇。分別後，梁啟超思念何蕙珍，情感澎湃。他自陳：「酒闌人散，終夕不能成寐，心頭小鹿，忽上忽落，自顧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不久，有人勸梁啟超娶一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助其事業發展。梁啟超沉思片刻後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我敬她愛她，也特別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時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說我一顆頭顱早已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連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連累人家一個好女子呢？」梁啟超坦然面對自己的感情，他在家書中將與何蕙珍的一段情和盤托出，並告訴李蕙仙自己對何蕙珍的態度，說自己忍痛做出了「萬萬有所不可」的決定。李讀罷後回信說：「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如果真的喜歡何蕙珍，我準備稟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真的像你來信中所說的，就把它放在一邊，不要掛在心上，保重身體要緊。」梁啟超接到妻子的來信後，急忙複信，讓妻子不要告訴梁父此事，並再三向夫人表白，對何蕙珍已「一言決絕，以妹視之」。信中說：「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挨罵矣；即不挨罵，亦累老人生氣。若未寄稟，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餘情繾綣，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耳。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為眾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也有說法稱梁啟超原本想娶何蕙珍為妾，但何以任公使君有婦，文明國不許重婚為由，婉言拒絕。梁啟超對何蕙珍，完全做到了發乎情，止乎禮，但即使如此，梁啟超也曾被其師康有為斥責為「荒淫無道」。梁啟超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時，何蕙珍曾來到北京，向他表示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啟超只在總長的客廳里設宴招待了何蕙珍，對於何的告白，婉轉拒絕。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後，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啟超仍然婉拒。對於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很是氣惱，恨梁薄情，說梁「連一頓飯也不留她」。梁啟超曾想將何蕙珍介紹給中年喪偶的同門師弟麥孟華，但何蕙珍以恪守獨身主義終生不嫁為由，婉言謝絕。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記載，李蕙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來兩名陪嫁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她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為梁啟超的側室。梁啟超從不張揚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稱呼王桂荃。王桂荃對孩子們很是疼愛，梁啟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在王桂荃樸實無華的教育下，梁啟超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並湧現出三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均於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科院院士。1968年，85歲的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啟超與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樑之材的平凡母親王桂荃。【風雅】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濬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後，久久不願離去。從此，他對書法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常以書法臨池為日課，專心學習書法。1897年，梁啟超應邀到湖南長沙的時務學堂做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將自己「二十年刎頸交」——唐才常介紹與梁啟超相識，二人相見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硯相贈，譚嗣同為此硯題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適時，湖南學政江標去職離湘的前一日到梁啟超住所辭行，見硯與銘，欣然連夜刻成。此菊花硯成為凝聚維新四志士深情厚誼的歷史見證。後譚嗣同喋血於戊戌變法，唐才常就義於「武力勤王」，江標空懷滿腔熱血，英年早逝。「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歿矣」。而菊花硯在梁啟超被迫流亡國外時丟失。懷想舊念，梁啟超常常神情有傷，他還在《飲冰室合集·詩話》中寫道：「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顧無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硯復飛沉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凄咽。」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出逃時，他仍不忘帶上心愛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國，梁啟超對書法的興趣沒有絲毫減退。梁啟超的《雙濤閣日記》中，極具體地記述了他羈居海外讀書生活和刻苦臨池的情況，其中有每天臨池的內容、數量、進度及其體會。1911年，梁啟超在跋自臨《張猛龍碑》卷中道：「居日本14年，咄咄無俚，庚戌辛亥間，頗復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茲烏頭報白，竟言歸矣。世務方殷，度不復有閑情暇日以從事雕蟲之技，輒撥萬冗，寫成茲卷，其末四紙，則瀕行前一夕醉後之作也。」梁啟超終身研習書法，1916年7月14日，梁在《致梁思順書》中寫道：「惟學書較前益勤，日常盡二十紙，經已鈔完，頃方鈔子，稍足收斂此心耳。」梁啟超的書法，由方筆凝重的北魏碑體脫胎而來，很有新意，均為時流所稱譽。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紙也一概拒絕使用，得者都珍如瑰寶，人爭模仿。1926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手術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們書》中寫道：「我這封信寫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醫院吃飯用的盤子當桌子寫的。我發明這項工具，過幾天可以在床上臨帖了。」梁啟超在陳師曾的追悼會上，看到陳列的遺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書聯：「歌扇輕約飛花，高柳垂陰，春漸遠汀洲自綠；畫橈涵明鏡，芳蓮墜粉，波心蕩冷月無聲」，深嘆其集聯工麗。他受此影響，常常集詞成聯，送與親友。他曾送胡適一聯為：「胡蝶兒，晚春時，又是一般閑暇；梧桐樹，三更雨，不知多少秋聲。」梁啟超又曾送徐志摩一集句聯：「臨流可奈清癯，第四橋邊，呼棹過環碧；此意平生飛動，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對此聯頗為自得，他在《飲冰室詩話附錄》中寫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贈徐志摩一聯……此聯極能看出志摩的性格，還帶著記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爾游西湖，別有會心。又嘗在海棠花下做詩做個通霄。」後向梁啟超求字的人日漸增多，梁便索性定了潤例，公開賣字，一個月竟常有兩三千元銀元收入。梁啟超對於古董沒有特別的愛好，但他書桌上常擺著一個既大且長的酸枝木匣子，裝著顧炎武的墨寶手卷，他的外客廳特製的玻璃匣放置著埃及金字塔和義大利龐貝古城的磚石。梁啟超愛聽戲，每日午睡之前，他便讓家人打開用手搖動的落地大型留聲機，聽幾齣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等人的京劇，當時還沒有無線電收音機，這已經是最高級的享受了。號稱全世界第一人的提琴大師克里斯勒來華演出時，總統黎元洪定了一個包廂，攜帶妻妾眷屬前往捧場，並向音樂家贈送鮮花大提籃。上台致介紹詞的正是梁啟超。梁啟超一生致力於收藏碑刻拓本。冀亞平等編寫的梁啟超所藏金石拓本目錄，記錄梁啟超一生共收藏曆代金石拓本1284件，各種書體、碑刻種類齊全。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國歷代碑刻和墓誌，梁啟超一個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誌的拓本數量達到其中的一半之多。梁啟超逝世後，其家人將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歷代碑刻拓本盡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梁啟超曾收藏陳師曾生前極為珍惜的一幀《北京風俗圖》，視之為寶；他還曾花巨資，購得《淳化閣帖》，上有宋明清人的題識，以為宋拓，欣喜不已，後經方家辨別係為偽造，梁啟超得知受騙，非常懊惱。【嗜好】梁啟超好打麻將，梁實秋在清華讀書時，就曾聽說過梁啟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梁啟超的同學盧湘父回憶，梁啟超在日本時，常於晚間與盧等人聚談。一日晚間，梁啟超牌興大起，時麻將尚未風行，而流行天九，但時值深夜，無處覓牌。梁見案頭有一盒卡片，便呼有辦法了，馬上動手在卡片背面畫「天地人鵝」，準備製成天九牌。梁畫牌時，盧先入睡，一覺醒來，卡片已成天九牌。1919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一次，有人請他作講演，他說：「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來客不解其意，聽他解釋後方知，原來就是約了麻將牌局。坊間曾流傳梁啟超發明三人與五人麻將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傳說。據說，他的很多社論文章都是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梁啟超任時務報主筆時，有「麻將桌上寫社論」的傳聞。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邊口中吆喝「八萬」、「九條」，一邊口述社評，由報館專人記錄，第二天早早刊在報紙上。有人記載梁啟超對麻將的喜愛：「先生喜作方城之戲，籍以遣興，雖行旅不廢也。學界深慕先生言論風采，紛以講演見請，事到目前，先生絕不預備，紅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應曰："予正利用博戲時間，起腹稿耳。』」梁啟超曾說：「骨牌足以啟予智竇，手一撫之，思潮汩汩來，較尋常枯索，難易懸殊，屢驗屢效，已成習慣。」據說，梁啟超的著名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是在牌局後寫成的。這日，梁啟超與友人一起打麻將，友人催其速去寫稿。梁當時手風不順，一直沒有胡牌，故遲遲不願下牌桌。直到晚上9點，梁終於胡牌了，他這才放下麻將，去附近的一家郵局發電報。梁站在外邊口述，發電員打，到十一點半終於打完了全文。這就是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共九千多字，無一刪改。某日，梁啟超與友人約有牌局，但其中一位遲遲未到。三缺一的等待過程中，一人出了一道與麻將有關的題：「手中七張萬牌，已聽牌，並且聽六、七、八、九萬，問手中七張牌是什麼？」並限定，五分鐘內答出得到一百分，十分鐘內交卷，得七十五分。梁啟超一分鐘後，開始答題，三分鐘未到便交了卷，出題者看了，點頭讚許，寫上一百分。另一位雖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鐘內交了卷，卻只得七十五分，於是抗議說：「我的答案是正確的，又是在五分鐘內交卷，應該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張萬子有三張六萬，兩張七萬和兩張八萬。出題者打開梁的答卷，上書：七張萬子有三張六萬兩張七萬兩張八萬，或者是三張九萬兩張八萬兩張七萬。友人嘆服。【隕落】1923年春，李蕙仙病逝，梁啟超極為悲傷，此後尿中開始帶血。因不願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啟超懷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醫院檢查。醫院診斷後確定是尿血症，但始終找不出病原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堅持下，梁啟超才進了協和醫院。協和醫院的大夫仔細檢查後，判定是右腎生瘤，於是決定在3月16日動手術將右腎全部割去。但手術後，梁的尿血癥狀並未好轉。原來主治醫生割掉的是梁啟超健康的腎。據梁啟勛的《病院筆記》及陳西瀅的《「盡信醫不如無醫」》記載：當梁的腹部剖開之後，醫生們在右腎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但他們還是將梁的右腎割下了。手術後，梁的尿血症並沒有好轉，醫生們又認為毛病在牙內，因此一連拔去了梁的七顆牙齒，但梁的癥狀仍未好轉。醫生們又說毛病在飲食，讓梁啟超一連餓了好幾天。可是梁的尿血症還是沒有好！醫生們於是說了，他們找不出原因了！當得知協和醫院實施手術竟然切除梁啟超健康的腎臟後，梁啟超不但不對醫院進行譴責，反而替協和醫院辯護，他說：「雖然經過很重大的手術，因為醫生的技術精良，我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後10天，精神已經如常，現在越發健實了。」1927年4月初，梁啟超再到協和住院檢查，醫生檢查後告知，腎功能已完全恢復，但他需要節勞。但梁啟超並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協和醫院住院。這年6月，他到天津暫住，每天只是讀書娛樂。因為得到了休息，尿血癥狀也有所好轉，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點紅」。9月，梁啟超開始編寫《辛稼軒年譜》。9月24日，梁編至辛稼軒52歲時，痔瘡複發，但他仍不停筆，繼續側坐編寫。此後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協和醫院住院。醫生怕流血過多，認為不宜用手術割治，只能每日給梁服瀉油。住院期間，梁啟超無意中搜得辛稼軒軼事二種，於是不顧醫囑，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歸途得了感冒卻不自知，仍筆耕不輟，導致病情加重，從此卧床不起。11月28日，梁啟超再次住進協和醫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兩點五十分，梁啟超因醫治無效，溘然長逝，終年56歲。這部未完成的《辛稼軒年譜》，成了梁啟超的絕筆，他最後時刻錄下的是辛稼軒悼朱熹的幾句話：「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為公死，凜凜如生。」【追懷】當梁啟超逝世的哀訊傳出以後，政學兩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廣惠寺和上海靜安寺分別為梁舉行追悼會。馮玉祥稱梁啟超「才大如海」；侯鍔頌梁「獨挽神州危，正氣永不死」；王文儒譽梁啟超為「革命之元勛」，堪稱「群流模範，萬古江河」；唐蟒說梁啟超「開中國風氣之先，論功不在孫（中山）黃（興）後」。蔡元培挽梁啟超：「保障共和，應與松坡同不朽；宣傳歐化，不因南海讓當仁。」陳少白挽梁啟超：「五就豈徒然，公論定當憐此志；萬言可立待，天才端不為常師。」章太炎挽梁啟超：「進退上下，式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複深心姑屈己；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賴斯人。」楊銓挽梁啟超：「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勛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楊度挽梁啟超：「事業本尋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梁之靈柩安葬香山墓園時，吳其昌代表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體同學在墓前致辭。出自其手的祭文滿含對導師遽爾去世的悲痛，深情憶述了往日師弟間其樂融融的問學情景：〖憶我初來，稚態未蕹。如拾土芥，視天下事。潑瀋疾書，一文萬字。古傑自儕，時賢如沫。讀未盈卷，丟卷思嬉。清華芳樹，故解人媚。況有晚風，往往動袂。華燈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讎，三四為隊。師家北苑，門植繁李。率爾叩門，必蒙召趨。垂誨殷拳，近何所為？有何心得，復有何疑？敦治考證，得證凡幾？群囂雜對，如儈呼市。畫地指天，語無倫次。師未嘗慍，一一溫慰。亦頗有時，伸手拈髭。師居慈母，親我驕兒。雖未成材，顧而樂之。此一時也，而如隔世。〗1943年，重慶勝利出版社組織編纂「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其中《梁啟超》一冊，邀梁的弟子吳其昌承撰。吳時已病重，但慨然應允。吳在一個月間，一口氣寫下五萬言，一個月後病逝於樂山，年僅四十歲。吳其昌的《梁啟超》只寫到梁啟超維新變法失敗時止，但這凝聚吳心血的半部梁啟超傳卻譽滿天下。【紛紜】郭沫若評價梁啟超說：「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曹聚仁評價梁啟超：「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胡適評價梁啟超其文章時說：「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動的。」又評價其為人說：「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家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康有為對胡適說：「我的東西都是26歲以前寫的。卓如（梁啟超）以後繼續進步，我不如他。」胡適在日記中談到他對梁啟超的具體評價：「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明一篇一書。後來我的結論是他的《新民說》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以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故我輓聯指出他"中國之新民』的志願。他晚年的見解頗為一班低下的人所誤，竟走上衛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發起"中國文化學院』時，曾有"大乘佛教為人類最高的宗教；產生大乘佛教的文化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謬論。此皆歐陽竟無、林宰平、張君勱一班庸人誤了他。他畢竟是個聰明人，故不久即放棄此計劃。若他晚年無此退境，我的輓聯可以說："中國新民，生平宏願。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註：胡適寫就的輓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黃遵憲曾對梁啟超的文字作了這樣的評價：「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中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鄭振鐸說梁啟超「仍是一位活潑潑的足輕力健，跟著時間走的壯漢」。1943年1月，梁漱溟曾寫《紀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對梁啟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評價：「當任公先生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趕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可以發生象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有人評論他幾句話：其出現如長彗燭天，如瓊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響絕，政治、學術兩界無不發生綿續之影響。……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銳，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於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數，因而亦不能綿歷久遠」。他拿蔡元培和梁啟超作對比道：「蔡、梁兩先生比較，蔡先生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圖大事。任公無論治學行文，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自己衝鋒陷陣，所向無前。他給予人們的影響是直接的，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為人富於熱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夠沉著，一生遂多失敗。」「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振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李澤厚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評價梁啟超說：「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傳家。」學生周傳儒評價梁啟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經師。他講整理國故，而不講訓詁、考據、名物。他是一個史學家，特別是學術文化史專家。」梁啟超去世後，吳宓說：「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梁啟超自我評定：「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輿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陳明遠評價梁啟超：梁啟超的特長，就是以驚人的記憶力、敏銳的理解力，能夠詳盡佔有資料並且從中迅速地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井井有條、條條有理。但他的缺陷隨之而生，就是不夠深刻、難以發掘深層的本質；跟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諸大師相比，梁啟超「深入」不足，而「淺出」有餘。譚人鳳怒其為「賣朋友、事仇讎，叛師長、種種營私罔利行為，人格天良兩均喪盡。」弟子超觀說：「大事不糊塗，置恩怨於度外，則鮮有人及之者」。美國學者約瑟夫說：從1898年的改良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康有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啟超則成為鴉片戰爭以來理論界的真正領導者。1902年——1911年，即從《新民叢報》發刊到革命爆發的這段時期是梁啟超的黃金時代。吳其昌寫到他的老師梁啟超，「他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民國時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對梁啟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當代學者董德福認為：晚年梁啟超是現代新儒學思想的開創者。他以人文自覺反對唯科學主義的誤導，主張以中國精神文明醫治世人精神苦痛。陳寅恪說：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是說也，余竊疑之。嘗讀元明舊史，見劉藏春姚逃虛皆以世外閑身而與人家國事。況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梁容若回憶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荊公，他的立身處世、學問文章也接近臨川。越離他遠，越感到他的聲光魔力，振聾發聵，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會發現他不免有幾分逞強作勢，執拗粗疏，權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風霽月的中和樂育。倒離開他越久越遠，會仍然認識到他的莽莽蒼蒼，參天拔地，「雖欲從之，末由也矣」的卓絕而偉大。網路學者徐綏之在他所寫的中國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稱梁啟超為「20世紀中國第一人」、「百科啟蒙第一人」，給予其至高的評價。後記：夏日曾經盛大此書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民國人物系列的第一卷：國學卷，其他兩卷分為思想卷、文學卷。書中所敘文人逸事，皆從三百多部書籍，上千篇文章中採擷而來，筆者加以斟酌、選捩、修改、增刪、歸類、排序、承啟，終成此書。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每本書附主要參考書目，以供讀者方便查閱本書的思想譜系。國學卷單列十位國學大師，涉百餘位民國著名人物，筆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徑，輕盈的筆法，八卦的形式，尊仰的靈魂，來對其人其事進行梳理，重現三千年不遇之大變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環佩鏘鳴的大師們：他們的歡笑、挺拔，他們的雷鳴、呼嘯，他們的自負、驕縱，他們的狂狷、怪癖，以及終歸悲憫和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時代命運。他們是生逢其時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時的一代，只祈願風流終不被雨打風吹去，大浪淘沙後，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本書十位國學大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自信和一生捍守，讓筆者想起海子的詩句以紀念之：〖路上萬人都要將火熄滅 我一人獨將此火高高舉起此火為大 開花落英於神聖的祖國〗每看民國大師們的生平細微，總讓我聯想起紅樓中的金陵十二釵，但無疑這些男子們才情更可羨，命運更弔詭，身世更引人黯然銷魂。即使如此，我們仍需看到，他們都只是華夏大陸自1840年後，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願我們的祖國，在飽嘗苦難之後，最終能走過歷史的三峽，走進真正屬於人民的盛世，屬於中國文化的盛世。筆者編著此書，努力遵循三個原則：一是用逸事的形式來表達嚴肅的內容，用輕逸的筆調來展示厚重的主題；二是對歷史人物，不溢美，不隱惡，以期展示人物複雜多元的歷史面目及其學術價值，三是盡量用客觀的事例說話，而將自己的觀點隱藏在紙後，不讓價值判斷影響事實判斷，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來代替讀者的思考。如果讀者朋友讀完後，感覺到了問題的開始，而不是思考的終結，筆者幸甚。本書採用筆記文體的形式，實受余世存先生《非常道》一書啟發，寫作思想也部分發軔此書，不得不記之。謹以此書獻給我親愛的外公外婆，以及過往的十年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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