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東（歐）劇變的理性反思
第一節 「成也蘇聯，敗也蘇聯」與「成也東歐，敗也東歐」 在前面兩篇中，我們依次考察了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是兩個孤立的毫不相干的歷史事件。那麼，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兩者的關係及其與其他事物的關聯呢？在相關的討論中，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強調蘇聯劇變對東歐劇變的決定性影響，斷言：「成也蘇聯，敗也蘇聯」；另一種觀點則強調東歐劇變對蘇聯劇變的決定性影響，斷言：「成也東歐，敗也東歐」。下面，我們就嘗試著對這兩種觀點作出分析，並在此基礎上以一種較為開闊的視野談一下我們自己的觀點。 一、「蘇聯劇變」與「東歐劇變」關係的「二律背反」 如所周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曾提出過「二律背反」問題。他的意思是說，倘若我們從有限的經驗對象認識無限的宇宙總體，我們的認識就會產生矛盾，形成「二律背反」。他斷言：這樣的二律背反共有四個：（1）世界在時空上是否有限？（2）世界萬物是否可分？（3）世界是否存在有自由？（4）世界是否有第一因？然而，在討論蘇聯劇變與東歐劇變的關係時，我們似乎也遇到了一種二律背反。 2000年，在東歐劇變發生十周年之際，有學者發表了一篇題為《成也蘇聯，敗也蘇聯——東歐劇變的歷史思考》的論文。該文的核心觀點，如標題所示，在於指出：「在二戰後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蘇聯對東歐各國的發展進程至關重要，有時甚至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作者提供的理據主要有五個：（1）「沒有蘇聯紅軍的解放和蘇聯的援助與支撐，二戰後東歐各國共產黨難於很快取得執政地位，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政權」；（2）「沒有蘇聯把斯大林模式強加於東歐，東歐各國也許會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3）「沒有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東歐各國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不致被扼殺，社會主義事業可能得到復興，不至於引發一次次的危機」；（4）「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公開性，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不至於引起思想混亂，在政治反對派進攻面前失去了戰鬥力」；（5）「沒有戈爾巴喬夫對東歐事態的"西奈特拉主義』（亦即所謂"辛納屈主義』——引者注），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不至於在西方和平演變策略和國內政治反對派的內外夾擊下一朝傾塌」。作者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成也蘇聯，敗也蘇聯，這就是東歐劇變的根本動因。」[③] 不只中國有學者持「成也蘇聯，敗也蘇聯」的觀點和立場，即使東歐國家的學者也有持這樣一種觀點和立場的。例如，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亞當?沙夫就曾持這種立場。[④]在亞當?沙夫看來，「現實社會主義在東歐垮台的過程中」，戈爾巴喬夫發揮了至關緊要的作用。沙夫主要提供了三個「鮮明的例證」。第一個例證是柏林牆的倒塌。如所周知，柏林牆是東德政府於1961年8月12日深夜開始修築的一道長達1369米用於防範東西德公民來往的高牆，為二戰以後德國分裂和冷戰的標誌性建築。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零3個月的柏林牆被推倒和拆除。在談到柏林牆倒塌的邏輯原點和歷史原點時，沙夫強調了戈爾巴喬夫的關鍵性作用。他指出：1989年10月7日，戈爾巴喬夫參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慶慶祝活動，「第二天，德萊斯頓的街頭就開始出現遊行示威，很快它發展成為導致柏林牆倒塌的狂風暴雨」。[⑤]沙夫強調說：「我可以斷定，假如沒有戈爾巴喬夫的同意，柏林牆本來是不會倒的。當時蘇聯在民主德國的駐軍很多，如果沒有俄國人的同意，任何人不敢去碰一碰柏林牆。這是明擺著的事實，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不能否定。」[⑥]沙夫列舉的第二個例證是「兩個德國合併」。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德國分別由美、英、法、蘇四國佔領，並由四國組成的盟國管制委員會接管德國最高權力。柏林市因此也劃分為4個佔領區。1948年6月，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合併，並於翌年5月23日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我們所謂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國東部的蘇戰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我們所謂東德。1990年8月31日，東德和西德在42年後於柏林簽署了兩德統一條約。10月3日，東德正式加入聯邦德國。沙夫將兩德合併歸因於西德總理科爾對莫斯科的訪問，歸因於戈爾巴喬夫的「妥協和讓步」。1990年，科爾，作為西德總理，為了解決德國統一的外部環境問題，曾先後兩次訪問蘇聯，拜訪戈爾巴喬夫。科爾第一次訪問蘇聯是在1990年2月9日。科爾此次訪問的目的在於勸說蘇聯改變對德國統一問題上的「頑固立場」，取得蘇聯在德國統一的方式、時間、速度和條件等問題應由德國人民自己決定的承諾。在此次訪問中，科爾如願以償，說服戈爾巴喬夫「最終打開了通向德國統一的道路」。1990年7月15—16日，科爾第二次訪問蘇聯，雙方就德國統一後的軍事、政治地位、德國武裝力量的最高限額以及不把北約的軍事結構擴展到東德等一系列問題達成了很大程度的相互諒解，達成所謂「八點協議」。至此，兩德統一的外部障礙問題基本上已經全部解除。沙夫在談到科爾對蘇聯的第二次訪問時，強調「這次訪問具有重大意義，兩人達成了許多默契」。沙夫援引參加採訪此次訪問的西德《鏡報》記者的報道說：「科爾在拜會戈爾巴喬夫夫婦時，德國客人只是張大嘴巴聽戈爾巴喬夫的講述，接受戈爾巴喬夫饋贈的大批禮品。就是在這次訪問中，雙方確定要把兩個德國合併。」沙夫由此得出結論說：「沒有莫斯科的同意，要使德國合併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⑦]許多德國人將「兩個德國的合併」視為「值得德國人自豪的壯舉」，沙夫則強調說：「這一勝利當然是戈爾巴喬夫妥協和讓步的結果」。[⑧]沙夫列舉的第三個例證是波蘭的「圓桌會議」。所謂圓桌會議，如上所述，其所意指的是由波蘭政府、「團結工會」和波蘭教會代表參加的於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召開的事關人民波蘭歷史命運的重要會議。1989年6月，即在圓桌會議兩個月後，波蘭共產黨失去政權。1989年12月，即在圓桌會議8個月後，人民波蘭（亦即社會主義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壽終正寢。在談到圓桌會議的召開和人民波蘭的傾覆這個話題時，沙夫也果斷地斷言：「波蘭這場現實社會主義的"死亡之舞』」的「方式」是波蘭的，但「旨意」卻是莫斯科的。他分析說：「我了解波蘭領導人的工作方式，我可以大膽地斷言：有關制度方面和外交方面的所有行動，如果不同"老大哥』商量，波蘭領導人是絕對不可能採取的。這不是出於習慣，而是出於必須。因為這是要掉腦袋的大事。……現在連昔日的反對派也公開承認，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圓桌會議』是不可能召開的。」[⑨] 但也有學者強調東歐劇變對蘇聯解體的影響至關緊要。英國學者雷切爾?沃克就曾強調過東歐劇變對蘇聯解體影響的極端重要性，儘管他也承認戈爾巴喬夫對東歐劇變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寫道：「在關鍵的1989年，戈爾巴喬夫同意東歐國家走自己的路，隨後又同意德國統一，但卻完全沒有認識到這些如此重大的解放行動將會鼓勵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去爭奪自己的自治與獨立的程度。」[⑩]而我國學者中也有從作用與反作用的角度來解釋和強調東歐劇變對蘇聯解體的重大影響的。例如，《俄羅斯研究》的編輯胡健在其《對外戰略：解讀蘇聯劇變的一個視角》中，就曾在肯認蘇聯的內政外交對東歐劇變具有重大影響的前提下，特別地突出和強調了東歐劇變對蘇聯解體的重大影響。他寫道：「蘇聯對東歐的"鬆綁』是蘇聯內部"民主化』改革必然的政策結果，然而，對東歐的"鬆綁』和東歐的劇變反過來又極大影響了蘇聯國內政策，並促使蘇聯國內政策更加激進，更促使蘇聯各主權共和國獨立情緒高漲，最終促使了蘇聯帝國徹底崩潰。」[11] 應該說，他們的說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蘇聯之為超級大國不僅在於它的科技發達和國內生產總值，而且還在於它有受自己支配和控制的國家和地區，正如美國之為超級大國不僅在於它的科技發達和國內生產總值，而且還在於它對於歐洲和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支配和控制一樣。我們之所以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稱作「世界大國」而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稱作「超級大國」，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擁有了一批自己的衛星國。而東歐國家無疑是蘇聯最重要的衛星國。如果此論成立，我們便可以由此引申出一條重要結論，這就是：失去了東歐國家，蘇聯也就因此而不復是超級大國。所謂「成也東歐，敗也東歐」，即是謂此。 其次，東歐與蘇聯之唇齒相依關係即使在蘇聯解體過程中也有鮮明的表現。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中曾經突出地強調了民族問題，特別是突出強調了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問題。《大國悲劇》共12章，可以說其中9章都直接關涉民族問題。而在這9章中，又有5章直接關涉到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問題。這就是：第六章「雪崩前奏：波羅的海三國」，第七章「後果：仇俄浮出水面」，第八章「後果：可恥的審判」，第九章「"獨立』烏克蘭的怪現狀」，第十章「二合一的烏克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談到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分裂主義運動時使用了「雪崩前奏」這個字眼。這就是說，作者在這裡是將蘇聯的解體理解成一種「雪崩」現象，而把波羅的海三國的分離運動理解成蘇聯解體的「前奏」。雷日科夫強調說：「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在民族土壤上發生的種種事件，帶有地區性。但它們卻成了幾年後造成雪崩式毀滅性發展過程的推動力。在這些事件中，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幾個加盟共和國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劑和起爆器的作用。」[12]他的這種說法應該說是切合實際的。如前所述，蘇聯是於1991年12月20日經由各加盟共和國簽署《關於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和終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言》而最終解體的，然而，在此前19個月，即早在1989年9月25日—1990年5月8日期間，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便已經宣布主權獨立。從這個意義上看，稱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為蘇聯解體的「前奏」是一點也不為過的。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波羅的海三國獨立是蘇聯解體的「前奏」，那麼催生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的原因又是什麼呢？換言之，構成蘇聯解體或蘇聯「雪崩」的「前奏」的「前奏」又是什麼呢？倘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就不難發現，波羅的海三國是直接與東歐國家（波蘭）接壤的國家，從而也就是蘇聯諸加盟共和國中最容易受東歐劇變影響的國家。我們知道，波蘭的團結工會是在1989年6月的議會選舉中顛覆了人民波蘭的，又是在1989年12月通過立法將「波蘭人民共和國」改為「波蘭共和國」的。與此相應，作為波蘭近鄰的立陶宛則是在1989年9月宣布1940年併入蘇聯不合法，並且於1990年3月通過《關於恢復立陶宛獨立地位的宣言》的。立陶宛劇變對波蘭劇變的這樣一種滯後性和大體同步性清楚不過地詮釋了東歐劇變對蘇聯解體的直接影響。能夠用來生動說明東歐劇變對蘇聯解體影響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1991年12月「別洛維日協議」的簽訂。「別洛維日協議」的簽訂乃蘇聯解體的一個決定性步驟。因為正是這個協議明白無誤地宣布了「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存在」。然而，在協議的三個簽署國中有兩個即是與東歐（波蘭）直接接壤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之間的因果關係和邏輯關係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東歐諸國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能夠擺脫蘇聯的控制而走向「獨立」，則作為東斯拉夫人的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乃至俄羅斯人也就同樣有「理由」擺脫蘇聯的控制而走向「獨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將東歐劇變視為蘇聯解體的歷史原點和邏輯原點。 二、東歐劇變與蘇聯劇變的辯證關聯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無論是「成也蘇聯，敗也蘇聯」，還是「成也東歐，敗也東歐」都是「言之有據」的。因此，對於蘇東劇變的研究者來說，重要的不是在這兩種對立的觀點之間站隊，而是從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探究出蘇聯劇變與東歐劇變之間的辯證關係。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肯認蘇聯劇變與東歐劇變之間的單向的射線性關係，而且還應該進一步肯認和闡釋它們之間的雙向的射線性關係，亦即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互存互動的關係。 其實，無論是蘇聯的成敗還是東歐的成敗都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毋庸諱言，沒有蘇聯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勝利和紅軍的解放，二戰後東歐各國共產黨確實很難取得執政地位；沒有蘇聯的援助，新生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便很難迅速地恢復經濟，很難有戰後的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蘇聯便很難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抗衡；沒有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力支持，甚至沒有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對蘇聯經濟剝削的忍受，蘇聯戰後經濟的迅猛發展是不可想像的。而且，蘇聯在二戰期間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贏得巨大的國際聲譽，離開了東歐各國人民在二戰期間所開展的堅忍不拔的反法西斯鬥爭，也是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魯迅當年曾用「芝麻」和「芝麻油」的關係來生動地闡述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他寫道：「文學與社會之關係，先是它敏感的描寫社會，倘有力，便又一 轉而影響社會，使有變革。這正如芝麻油原從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 樣。」[13]他的這個比喻對於我們刻劃蘇聯與東歐各國的關係以及蘇聯劇變與東歐劇變的關係也是非常有益的。 當然，我們強調存在於蘇聯和東歐各國以及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之間的是一種互存互動的關係，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並不否認蘇聯及蘇聯劇變在這一矛盾關係中居於矛盾的主導方面，在許多情況下發揮著主要的作用。且不要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各國的改革實踐無一不受蘇聯改革實踐的影響，無一不受戈爾巴喬夫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綱領的影響，無一不受他的「多元化」、「公開化」和「民主化」思潮的影響，即使從長時段的觀點看問題，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將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最後歸因於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因為幾十年來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遵循的差不多就是蘇聯社會主義的模式，特別是斯大林主義模式。而且，儘管上個世紀80年代初，美國與梵蒂岡這一神聖同盟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滲透首先是東歐入手的，但它的終極目標卻也在於演變蘇聯，消滅它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主要競爭對手——蘇聯。 三、從普遍關係和關聯的角度看問題 在哲學史上，對關係範疇可謂見仁見智。在康德看來，關係範疇與量的範疇、質的範疇和模態範疇一樣，都是一種先驗範疇，都是「心靈的作品」。[14]但法國科學哲學家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e，1854—1912）卻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關係實在論」，宣稱：科學「所能達到的，並不是老實的武斷論者所設想的那樣是事物本身，而不過是物與物之間的關係而已；除這種關係以外，再沒有可知的實在」。[15]誠然，將關係宣布為唯一的實在，固然值得商榷，但否定關係的實在性想必更加荒謬。因為關係永遠是關係項的不可分離的規定性，脫離關係的關係項（亦即所謂獨立實體）終究是一種抽象。事物無不處於普遍的關係和關聯之中。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所宣揚的那樣一種超越關係的「絕對」畢竟只是一種虛構。由此看來，從普遍關係和關聯的角度來審視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無論對於我們本真地了解這些事變，還是對於我們全面深入地理解它們的政治本質以及昭示西方敵對勢力對蘇東國家實施境外宗教滲透的戰略意圖都是非常必要的。 從普遍關係和關聯的角度看問題的第一個好處在於它能夠使我們避免單純從蘇聯劇變看蘇聯劇變、單純從東歐劇變看東歐劇變的片面性和淺薄性，無論對蘇聯劇變還是對東歐劇變都能有一個較為全面、較為深刻的認識。例如，如果我們從東歐國家與蘇聯的關係的角度審視東歐國家，如果我們比較充分地考慮到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對東歐國家的深廣影響，我們就不僅有望對東歐國家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有較為深刻的認識，而且還有望對其改革的艱難性有較為真切的感受，對其發生體制演變的潛在危險和可能性有較為清醒的體悟。再如，如果我們考慮到東歐國家與蘇聯在政治制度上和意識形態上的一體性，考慮到蘇聯與東歐國家的唇齒關係，考慮到美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的國際格局，我們對美梵神聖同盟從東歐國家（首先是波蘭）入手對蘇東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的戰略圖謀就不難識破了。還有，如果我們從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的關係和整體來審視美梵神聖同盟對蘇東國家實施的境外宗教滲透，我們在考察東歐劇變時對於其「西化」和「分化」的政治戰略就會有更全面的把握。因為從蘇東劇變整體看，西化與分化這樣兩個政治戰略往往是結合在一起實施的。這一點，無論從蘇聯來看，還是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來看，都是十分典型的。 從普遍關係和關聯的角度看問題的第二個好處在於它有助於我們從時代的高度來審視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鄧小平在曾經將「東西」和「南北」視為我們時代的兩個基本問題。而他所謂「東西」問題，也就是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亦即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這個問題。[16]我們只有既超出東歐國家的視野，又超出蘇聯的視野，從時代的高度將東歐國家和蘇聯統統看作西方敵對勢力，首先是美梵神聖同盟和平演變和境外宗教滲透的對象國，而不再僅僅或是囿於東歐諸國，或是囿於蘇聯一國，我們才能對美梵同盟境外宗教滲透和蘇東劇變的政治本質有一種高屋建瓴的理解。對於我們來說，談論和闡釋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固然重要，從「東西」的高度來審視和闡釋蘇東劇變則更為重要。否則，我們就會「弊於一曲而暗於大理」，在對東歐劇變和蘇聯劇變的分析和研究中迷失方向。 從普遍關係和關聯的角度看問題的第三個好處在於它有助於我們對整個蘇東劇變作長時段的審視和解析，有助於我們將蘇東劇變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發展的長河之中予以審視和解析。如是，我們不僅有望對蘇東劇變對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巨大損失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促使我們對之進行更為深刻的反省，不僅有望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性有更切身的體會，而且還有望因此而透過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製造的種種霧霾，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充滿信心，把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這一歷史事件僅僅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插曲。 既對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分別進行較為具體、較為深入的考察，又不僅僅囿於這樣一種考察，而是從蘇東劇變的整體、從時代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高度對蘇聯劇變和東歐劇變作出進一步的理性反思，這就是我們的立場，這也就是我們的方法。
第二節 美梵神聖同盟與波蘭劇變 東歐劇變，如同蘇聯解體一樣，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對東歐劇變的成因，人們給出了種種不同的說法。一些學者立足於「外因論」，或是將東歐劇變歸咎於蘇聯推行的「一體化」方針和「有限主權論」，或是將其歸咎於戈爾巴喬夫的「辛納屈」主義，[17]或是將其歸咎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或「斯大林模式」。一些學者則立足於「內因論」，或是將其歸咎於東歐國家的「經濟崩潰」，或是將其歸咎於東歐國家「政治體制的僵化」，或是將其歸咎於東歐國家的民族問題或民族矛盾，或是將其歸咎於東歐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性格。[18]應該說，所有這些分析都不無道理，也都不盡全面。而全面地解讀東歐劇變也非本著的目標，本著的基本目標在於從宗教維度反思東歐劇變，指出境外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和境外宗教滲透戰略乃東歐劇變的至關緊要的一項原因。正是由於本著的這一特殊視角，美梵神聖同盟及其對波蘭和其他蘇東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就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意義，值得我們予以特別的關注和反思。 從境外宗教滲透的角度看問題，美梵神聖同盟及其對蘇東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無疑是蘇東劇變中的一個中心事件。而波蘭又是美梵神聖同盟對蘇東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突破口，因此，深入探究美梵神聖同盟對波蘭實施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在整個蘇東劇變的研究中便具有一種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鑒於我們在本著第二篇中已經從歷史事實層面對美梵神聖同盟及其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作了介紹，在本節中，我們將主要著眼於對之作進一步的義理分析。 一、美梵神聖同盟的政治圖謀 東歐劇變在一個意義上是死於「自殺」，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則可以說是死於「他殺」。倘若從死於「他殺」的立場看問題，則西方敵對勢力，尤其是美國與梵蒂岡的「神聖同盟」則可以說是東歐國家的第一殺手。 無論是美國還是梵蒂岡都早有圖謀東歐國家的野心。就美國而言，它是在由於其對蘇聯的遏制政策並未取得預期效果轉而著重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歷史背景下開始思考並實施其分化東歐的外交路線的。應該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美國並沒有將貧窮和弱小的東歐諸國放在眼裡，這從它與蘇聯和英國簽訂的雅爾塔協議即可以看出來。一如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和1919年的巴黎和會確定了新的國際格局一樣，美國、英國和蘇聯於1945年2月在蘇聯克里木半島召開的雅爾塔會議也是一個確定新的國際格局的重要會議。按照雅爾塔協議，歐洲一分為二：東歐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西歐則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儘管一些西方人士對於這一協議的內容持有異議，例如有人曾批評羅斯福將東歐拱手讓給了蘇聯，但其所確定的國際格局和歐洲二分的局面卻還是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接受和認同。這種情況至50年代中期隨著美國決意對蘇聯著力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而開始發生了變化。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炮製了一個題為「美國對東歐國家政策聲明」的文件（NSC5811/1）。該文件將美國東歐政策的長期目標規定為「推行全面的國家獨立，成為自由世界共同體的和平的一員」，而將美國東歐政策的近期目標規定為「促使它們朝著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方向和平演變」，「減少被統治國家為增強蘇聯的力量做貢獻，削弱蘇聯集團內的單一化和內部凝聚力」。[19]由此看來，美國東歐政策的根本宗旨在於孤立和打擊蘇聯，其根本措施則在於「分化」和「西化」，即一方面在東歐「推行全面的國家獨立」，以「削弱蘇聯集團內的單一化和內部凝聚力」，使東歐各國脫離蘇聯的「統治」或「支配」，另一方面使東歐各國「成為自由世界共同體的和平的一員」。 與此同時，梵蒂岡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也逐步將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納入自己的工作日程。儘管20世紀的天主教有過「現代派」和「自由派」之爭，但20世紀上半葉的天主教卻始終缺乏「現代」氣息。只是到了60年代，這種狀況才有了改變。這種改變是同約翰二十三世這個人和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這次會議聯繫在一起的。約翰二十三世是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推出「美國對東歐國家政策聲明」的當年，即1958年當上教皇的。而在他當上教皇的第二年，即1959年，他做出了一個無論對於天主教還是對於當代世界都至關緊要的決定，這就是籌備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這次會議於1962年10月開幕，於1965年9月閉幕。與前此召開的20次大公會議不同，它不再僅僅拘泥於教義之爭，而是著眼於教會與時代、教會與社會、教會與現實世界（世俗世界）的關係，提出了「趕上時代」的口號，「把羅馬天主教會引進了20世紀的現實世界」。[20]它號召整個教會「要認識到人類事務的合法的自主性，要投身於自己"在塵世的使命』，去建設地上之國」。[21]它甚至高調地宣稱不僅要與基督新教和東正教對話，不僅要與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和所有其他宗教對話，而且要與共產主義對話。而它與共產主義對話的目標顯然意在改變和消滅共產主義，而首先是改變和消滅東歐的共產主義。而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戰略考慮，羅馬教廷於1978年10月16日選舉卡羅爾?約澤夫?沃伊蒂瓦（1920—2005）為羅馬天主教第264任教皇，取名約翰?保羅二世。意味深長的是，約翰?保羅二世不僅是天主教歷史上第一個成為教皇的斯拉夫人和東歐人，而且也是自1522年哈德良六世後第一個非義大利教皇。[22]因此，梵蒂岡此舉不僅與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建立「地上之國」的旨趣相一致，而且其瓦解蘇東聯盟的政治意圖也昭然若揭，從而與美國的東歐政策完全合拍，並且因此而與美國政府最後終於走到了一起，締結了對東歐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神聖同盟」。 由於美國是一個靠清教精神立國的國家，[23]所以，儘管在政治立場上與梵蒂岡比較接近，但長期以來與梵蒂岡一直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美國在立國初期與梵蒂岡建立的只是一種領事關係，雖然在第11任總統詹姆斯?波爾克（James Knox Polk，1795—1849）在位期間（1845—1849年），美梵關係一度由領事關係升格為公使關係，但至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任職期間，美國不僅撤回駐教廷公使，而且還完全關閉美國駐梵使館。這種狀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鑒於梵蒂岡持譴責德國納粹主義的立場，[24]才有所改觀。60年代初，隨著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的召開和羅馬教廷介入國際政治、反對共產主義立場的明朗化，美梵關係開始升溫。1979年10月，約翰?保羅二世訪問美國，並在聯合國大會上做關於和平和人權問題的演講，美梵關係全面復甦。1982年6月7日，美國總統里根訪問梵蒂岡，秘密會見約翰?保羅二世，雙方訂立以西化東歐、瓦解蘇聯帝國為政治目標的「神聖同盟」。1984年1月10日，美梵正式建交，美國總統里根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分別將各自派駐對方的「私人代表」任命為大使。可以說，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基於西化東歐、瓦解蘇聯帝國這一政治目標的美梵關係進入了和度過了它的鼎盛時期或蜜月期。但至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隨著美梵同盟政治目標的如願以償，美梵關係逐步降溫。其深層原因在於：「1984年建交以後，在里根任期內和布希任期之初，美梵在反蘇反共有堪稱"神聖同盟』的一致利益，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美梵親近的這一基礎已不復存在。」[25] 二、境外滲透「突破口」選擇的種種考量 美梵同盟並非一個宗教同盟，而是一個政治同盟，一個美梵反共勢力利用宗教對波蘭和東歐各國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同盟。其最高綱領在於藉西化東歐各國來瓦解蘇聯帝國，以期實現美國獨霸世界的外交目標。其根本舉措在於在東歐地區「去蘇聯化」，用里根與約翰?保羅在1982年6月7日密談中的話來說，即是解決「蘇聯在東歐地區佔主導地位的問題」。[26]然而，美國和梵蒂岡在對東歐8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時卻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而是將重心放在波蘭，以期以波蘭為突破口，然後在東歐各國全面「開花」。這一點從美梵結盟第一天起就是非常明確的。[27] 美梵神聖同盟西化東歐以波蘭為突破口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首先，在東歐8國中，波蘭不僅面積最大、人口最多，而且其影響也舉足輕重。波蘭的面積為31萬平方公里，約佔東歐8國總面積的24%。其人口為3700多萬，約佔東歐8國人口總數的27%。此外，波蘭不僅是蘇東集團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同盟華沙條約組織條約的簽署地，而且還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主要成員國：不僅是其聯合武裝部隊的主要成員國，而且還是其一體化部隊的主要成員國。[28]因此，如果能夠使波蘭發生劇變，它就有望對東歐其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反之，你策劃阿爾巴尼亞劇變，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產生特別重大的影響。阿爾巴尼亞一是國家太小，面積只有2萬8千平方公里，只佔東歐8國的2%，人口只有300萬左右，也只佔東歐8國的2%。此外，阿爾巴尼亞與大多數東歐國家本來就不完全一路。例如，阿爾巴尼亞早在1968年就退出了華沙組織。阿爾巴尼亞退出華沙組織，並沒有影響其他國家，其他國家並沒有跟著它退出。同理，即使阿爾巴尼亞首先發生了劇變，也未必能夠產生出波蘭劇變的效果。所以美梵同盟以波蘭為突破口不是沒有根據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其次，美梵同盟以波蘭為突破口實施其對東歐國家的宗教滲透和和平演變戰略，還有一個合理化根據，這就是波蘭是東歐諸國中天主教信眾在人口比例中最高的國家。東歐各國基本上是一個以基督宗教為主要教派的國家。除阿爾巴尼亞是一個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外，其他7國均以基督宗教為主要教派。其中，東德以新教為主，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以東正教為主，只有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天主教為主。而在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個國家中，波蘭的天主教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最高。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有600多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60%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徒有1000多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70%左右。波蘭的天主教徒有3300多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90%左右。波蘭不僅是東歐國家中信仰天主教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而且還是宗教（天主教）信仰程度最高（最深）的國家。[29]據有人對世界上42個國家和地區的抽樣調查，波蘭的宗教信仰程度排名第二，不僅遠高於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還遠高於義大利。[30]波蘭宗教信仰方面的這樣一種狀況不僅特別方便美梵同盟利用宗教對波蘭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實現其和平演變波蘭社會制度的政治圖謀，而且還特別方便梵蒂岡利用天主教對波蘭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實現其和平演變波蘭社會制度的政治圖謀。在對波蘭實施其和平演變戰略的過程中，美國之所以特別倚重於梵蒂岡，最根本的原因正在於此。[31] 美梵同盟以波蘭為突破口實施其對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還有一個可資利用的條件，這就波蘭不僅對民族問題特別敏感，而且在民族問題上與俄國和蘇聯積怨極深。波蘭，作為一個國家，相對於法國、義大利等歐洲國家而言，歷史不算悠久。它是在公元965年才正式建國的。然而，它所遭受的苦難卻甚於他國。在它的歷史上，雖然也曾扮演過征服者的角色，例如，它曾於16世紀攻陷莫斯科，並在那裡扶植過傀儡政權，但在更多的時間裡，處於被騷擾、征服、肢解和瓜分的境地。事實上，波蘭在建國之初，就不時地受到歐洲諸強的騷擾、肢解和宰割。至近代，這樣一種苦難史和屈辱史非但沒有結束，反而愈演愈烈。單單在18世紀下半葉，波蘭即被三度瓜分。第一次發生在1772年，當時被沙皇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第二次發生在1893年，當時被沙皇俄國和普魯士瓜分。第三次發生在1795年，當時被沙皇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全部瓜分。正因為如此，波蘭人具有超乎尋常的民族情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蘭人與俄國和蘇聯積怨甚深。且不要說在歐洲列強18世紀下半葉對波蘭的三次瓜分中，俄國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即使在十月革命後，蘇聯也曾給波蘭帶來過巨大的民族傷痛。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和德國於1939年8月簽訂了以犧牲和瓜分波蘭為基礎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其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初期，蘇聯在波蘭製造了著名的「卡廷森林慘案」。[32]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以戰勝國的名分如願從東波蘭獲取多達近1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即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33]所有這些都使得「波蘭人對俄國和俄國人有一種特殊的"過敏症』」，[34]不僅使相當一部分波蘭人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和「有限主權」論極為反感，而且還使相當一部分波蘭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也極為反感。波蘭與蘇聯的這樣一些民族恩怨不僅使美梵同盟瓦解波蘭與蘇聯的聯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而且也為其煽動波蘭偏離社會主義方向走上西化道路準備了極其廣泛的社會基礎。 美梵同盟對波蘭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還有一個便利之處，這就是波蘭天主教與波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命運的歷史關聯性。如前所述，波蘭是965年正式建國的，而波蘭受洗並且以天主教為國教則發生在第二年，即966年。這就意味著天主教是在波蘭尋求立國精神基礎的情況下作為立國之本進入波蘭的。而且，在此後不久，即在波蘭設立了直接隸屬於羅馬教廷的主教區（968年）和大主教區（1000年）。這樣一種獨立的天主教管理模式此後一直構成波蘭的民族獨立和民族獨立運動的重要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這不僅在波蘭的民族歷史上有鮮活的表現，[35]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有生動的體現。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絕大多數波蘭天主教神職人員都英勇地投入了地下抵抗運動，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著名的民族英雄，有1/3神職人員甚至為此獻出了生命。例如，聖方濟各住院會的柯爾貝神父（1894—1941）在奧斯維茨集中營中代獄友去死的事迹就曾感染和鼓舞了許多波蘭人。再如，在新波蘭長期擔任天主教領袖的司提反?維辛斯基和卡羅爾?沃伊蒂瓦也都曾為當年地下抵抗運動做出過重要貢獻。司提反?維辛斯基（1901—1981）曾任亞格隆尼大學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投身地下抵抗運動，曾組織過一個名為「復光」的旨在弘揚波蘭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知識分子團體。1948年開始擔任波蘭大主教，1953年開始擔任紅衣大主教。1980年維辛斯基去世後，波通社發表訃告，不僅稱他是一個「偉大的波蘭人」和「愛國者」，而且還稱他是一個「一向主張採取明智的、負責任的和公正的解決辦法的人」，「他的態度和活動使他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也贏得了崇高的聲譽和威望」。 卡羅爾?沃伊蒂瓦（1920—2005）出生在波蘭的一個軍人家庭。早年曾在位於克拉科夫的亞格隆尼大學就讀波蘭語言文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積极參加地下抵抗運動，並且因此還被列入納粹的黑名單。1946年，沃伊蒂瓦成為一位神父。1956年，開始在盧布林大學擔任倫理學教授。1958年，升任克拉科夫教區助理主教。1964年，升任克拉科夫大教區總主教。1967年，成為紅衣主教。1978年，成為羅馬教皇。由於波蘭天主教與波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命運有上述的歷史關聯性，它在波蘭民眾中便具有極大的號召力。而波蘭天主教的領袖人物，如維辛斯基和沃伊蒂瓦等，由於其身上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環，他們在波蘭民眾中便具有一般政治領袖難以享有的巨大號召力和影響力。美梵同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波蘭劇變中之所以每每得手，波蘭天主教與波蘭民族精神和民族命運的歷史關聯性無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最後，美梵同盟之所以以波蘭為突破口對東歐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歷史機緣。因為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罷工和地下團結工會的崛起給美梵同盟對波蘭實施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提供了上好的機會。在波蘭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似乎是一種隔幾年就會出現一次的司空見慣的事件。例如，早在1956年，波蘭就爆發過著名的「波茲南事件」。波茲南事件其實也就是一次由波茲南的切卡爾斯基工廠（亦即斯大林機床車輛廠）工人牽頭的規模巨大的罷工事件。1968年，波蘭爆發了由華沙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牽頭的波及許多重要城市的遊行示威事件。1970年，波蘭又爆發了由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牽頭的波及波羅的海沿岸城市的抗議示威活動。1976年，拉多姆和烏爾蘇斯地區也相繼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但1980年的格但斯克大罷工卻非同尋常。首先，這次罷工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和政治意圖。例如，在前此的罷工和遊行示威活動中，罷工者關注的主要是工資和物價問題，但在這次大罷工開始不久，罷工委員會即向波蘭政府提出了保障「人權」、「自由」、承認地下工會等政治訴求（即「21項要求」）。其次，罷工委員會不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而且還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性組織，即「團結工會」，並通過遊行示威和罷工等手段迫使政府正式註冊登記該組織，從而使這一地下組織搖身一變而成為一種合法組織。第三，這次罷工運動不但有自己的政治訴求和政治組織，而且規模空前。團結工會1980年10月在華沙地方法院正式註冊成功後幾個月內，其會員人數即爆炸性地增長到1000萬。而這就意味著在波蘭有1/4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工人為團結工會的會員。無怪乎有政治評論家將波蘭成立團結工會當作社會主義歷史上的一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一個其歷史影響唯有十月革命和南斯拉夫決裂才能比配的歷史事件。[36]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國務卿黑格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波蘭人顯然已經決定寫下歷史。在團結工會的旗幟下，出現了生氣勃勃的民眾運動，燃起了波蘭人民的政治想像。」[37]現在，美國政府感到他們出手的時候到了。 三、美梵在波蘭劇變中的分工合作 然而，美國決意聯合梵蒂岡在波蘭大幹一場則是1981年12月的事情。這是因為1981年12月13日，鑒於團結工會在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重建國家」的政治口號並準備將之付諸行動，波蘭政府宣布在全國範圍內實施軍管。當天，波蘭國務委員會頒布《關於戰時狀態的法令》，宣布由15名將軍和5名上校組成的「救國軍事委員會」接管全國，逮捕了包括瓦文薩在內的一大批團結工會的領導人，團結工會又重新轉入地下。這使美國政府既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又感到問題的緊迫性。於是，美國政府與梵蒂岡開始緊急磋商。鑒於當時蘇聯已經在波蘭邊境陳兵18個師這樣一種情況，當時美國政府和梵蒂岡需要處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藉機促進波蘭的「演變」，一是要保證這樣一種演變是一種「和平」演變，盡一切可能不為「蘇聯提供軍事干涉」提供任何「借口」，以致「造成類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局面」。[38]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梵雙方一致認為應當從「經濟」和「道義」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從經濟方面對波蘭政府施加壓力，對團結工會給予支持；一是從道義方面對波蘭政府施加壓力，對團結工會給予支持。經濟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美國政府承擔的，而道義方面的工作則主要是由梵蒂岡承擔的。 愛德華?蓋萊克於1970年接替哥穆爾卡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以來，波蘭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與此同時卻也將波蘭引向了依賴西方世界的軌道上來，致使波蘭對西方的債務越來越重。1970年，波蘭的外債只有11億美元。至1980年，波蘭已經成為蘇東地區欠西方債務最多的國家，累計達到230億美元。這就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波蘭施壓提供了方便。在波蘭政府宣布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當月，美國總統里根即宣布對波蘭實行經濟制裁：中止向波蘭貸款，要求償還債務並不予考慮延期還債，中止波蘭在美國水域的捕魚特許權，停止向波蘭出口高技術等。美國在以經濟手段對波蘭政府施壓的同時，又加大了對團結工會經濟和「道義」兩個方面的支持力度。里根對團結工會的命運可謂關心備至。就在波蘭宣布軍事管制的當天，里根即與教皇通了電話，商量對策，緊接著又派出虔誠的天主教徒沃斯特作為私人代表到羅馬覲見教皇。里根政府不僅通過美國情報機構和梵蒂岡密切關注波蘭政府和團結工會的狀況，而且還很快制定了一項贊助和支持轉入地下的團結工會的計劃：（1）向團結工會提供「具有決定意義的」資金，以維持其活動；（2）提供先進的通訊設備，為團結工會組建一個有效的集指揮、控制、通訊和情報於一身的地下網路，以便團結工會即使在軍事管制條件下也能夠開展通訊聯絡；（3）對經過挑選的人員進行培訓，使其能夠使用所獲得的先進通訊設備；（4）動用情報局的情報資源充當團結工會的耳目，甚至可以與之分享中央情報局的重要情報。[39]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制定了一個旨在「簡要說明美國在東歐的目標」的文件（即NSDD-32文件）。該文件將美國在波蘭和東歐的目標歸結為下述三點：（1）秘密支持東歐地區「為了擺脫共產主義統治」而發動的地下運動；（2）加強針對該地區的心理戰，尤其是要加強諸如「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的無線電廣播；（3）尋求貿易與外交途徑，使該地區的各國政府拋棄對莫斯科的信任。[40]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團結工會在「道義」方面給予的另一項重要支持是經過精心策劃，使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瓦文薩於1983年以「領導了波蘭工人運動的和平方向」名義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與美國雖然也給團結工會以道義支持但畢竟以經濟上的支持為主不同，梵蒂岡則雖然也給團結工會以經濟上的支持但卻以「道義」上和「謀略」上的支持與行動方面的掩護為主。波蘭實施軍事管制後，梵蒂岡和波蘭天主教會不僅成了團結工會分子的庇護所，成了團結工會專家小組與瓦文薩之間的聯絡人，而且還向團結工會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的食物、金錢、藥物以及各式各樣的印刷機器。更為重要的是，梵蒂岡和波蘭天主教會還不失時機地向團結工會提供謀略上的支持。例如，在波蘭實施軍事管制不久，約翰?保羅二世就通過教廷的管道向瓦文薩發出指示：一方面要求他的團結工會繼續開展地下活動，另一方面又要團結工會的會員們注意活動方式，不要貿然走上街道，以免引起華約條約國的武裝入侵或波蘭軍隊的大規模武力鎮壓。在對團結工會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導的同時，約翰?保羅二世還不忘給波蘭政府施壓。在波蘭實施軍事管制5天之後，即在12月18日，約翰?保羅二世致信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和「救國軍事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要求雅魯澤爾斯基「尊重人權」，「結束波蘭的流血」，「重新回到非暴力的道路上來」。[41]與此同時，波蘭天主教會開始直接出面干預波蘭政治。1982年4月5日，格萊姆普大主教所任命的「主教團社會委員會」拋出了一個名為「關於社會妥協問題的提綱」，不僅譴責波蘭政府實施軍事管制，而且還要求波蘭政府取消軍事管制，釋放瓦文薩等反對派，恢復團結工會及其他反對派的活動，與團結工會等反對派簽署妥協協議，並且向波蘭政府提出了波蘭天主教會參與簽署妥協協議的要求。令人不解的是，波蘭天主教會的這一「提綱」竟然成了規範和指導上個世紀80年代波蘭社會運動的一項基本政治綱領。其結果是1989年2-4月波蘭三方，即團結工會和「建設性反對派」、波蘭政府和波蘭天主教教會代表參加的「圓桌會議」的召開及其通過關於團結工會地位合法以及波蘭實行議會民主制和三權分立的決議。如所周知，正是由於這次圓桌會議及其通過的各項決議最終導致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傾覆。 四、作為導演兼主演的保羅二世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蘭劇變中，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不僅通過支配羅馬教廷和波蘭天主教會而成為這場劇變的導演，而且還不止一次地成為這場劇變中的主演。 他自擔當教皇后曾先後三次訪問波蘭，對波蘭劇變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9年，約翰?保羅二世在其擔任教皇的第二年即訪問了波蘭。在這次訪問中，不僅以其在華沙機場上跪下來親吻故鄉土地的舉動即刻點燃了波蘭人的民族熱情，而且還以「領導波蘭明天的是耶穌」的暗語一下子點燃了波蘭人的政治熱情。在短短几天的訪問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波蘭人參加了由他在波蘭各地主持的彌撒活動。他的這次訪問無疑為80年代波蘭持續不斷的罷工運動和抗議活動埋下了火種。教皇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波蘭則發生在1983年。如果說教皇第一次訪問波蘭的政治意圖有所遮蔽的話，這一次則公開得多了。他在演講中不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波蘭政府監禁和迫害的人致意，不僅會見了受到監禁的瓦文薩，而且還公然強調「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上帝給的，不是國家給的」，以致有人將教皇對波蘭的這次訪問被稱作「波蘭的第二次洗禮」。教皇保羅二世第三次訪問波蘭發生在1987年。1987年乃波蘭劇變的前夕。他的這次訪問比前兩次更加不遺餘力。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裡，教皇保羅二世行程3000多公里，訪問了9個城市，做了36次佈道和演說。可以說，他的這次訪問為1989年的圓桌會議做了重要的鋪墊。不難看出，教皇保羅二世三次訪問波蘭無論在時間上和內容上都是十分講究的和經過精心策劃的。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斷定：是教皇保羅二世具體導演了波蘭劇變。 1980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出版一部在西方世界頗有影響的著作《真正的戰爭》。在這部著作中，尼克松明確地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稱作「第三次世界大戰」。[42]尼克松強調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就開始了。」而且，從此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一直進行著，從蘇聯奪取東歐，到共產黨征服中國，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在古巴建立蘇聯力量在西半球的前哨站，到蘇聯及其盟國目前對非洲、伊斯蘭新月地區和中美洲的推進」。[43]對於這次世界大戰，尼克松還特彆強調了兩點：一是它為「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戰爭」，二是它為「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戰爭」，乃是因為「這場戰爭已到達了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美國和蘇聯都成了「全球性強國」，在任何地方影響他們之間力量對比的任何東西，也都影響到他們之間在每個地方的力量對比。尼克松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學會從全球角度考慮問題」。[44]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戰爭」，乃是因為這場戰爭是在「生活和社會的每一個方面」進行的。也就是說，這場戰爭不僅涉及到軍事領域、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而且還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所有這些領域中的每一個「對於這場戰爭的結局都是十分重要的」。[45]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是「第一次全面的戰爭」還由於「敵人的性質」：「因為他們的制度是全面的極權主義制度，它打著一種意識形態的旗號前進，在這種意識形態中，甚至它的人民的頭腦也是國家的財產。」[46]從這個意義上，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可以稱作「和平的戰爭」。 正是基於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真正的全面戰爭」和「和平的戰爭」的設想，[47]尼克松突出和強調了打意識形態戰的絕對必要性。尼克松援引拿破崙關於「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利劍和精神」以及「從長遠說，精神總是能征服利劍」的格言，[48]一方面強調了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戰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第一重要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既有利劍又有精神」的美國對於蘇聯的優越性。尼克松在闡述美國在意識形態競爭中的「有利條件」時，特彆強調了宗教的力量和作用，強調宗教與美國的結盟及其力量。130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談到「教皇和沙皇」的結盟。[49]現在，事情完全顛倒過來了，美國反倒成了教皇向蘇聯和東歐實施宗教滲透和意識形態輸出的同盟者了。尼克松在談到教皇保羅二世對波蘭的第一次訪問對波蘭政局所造成的深廣影響時得意洋洋地寫道：「馬克思曾經把宗教斥為毒害群眾的鴉片。今天的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發現宗教是一塊不可破的岩石。由於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凱旋而回波蘭，蘇聯人不得不認真思索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說過的一番話。當時他曾經帶著輕蔑的口吻問道：教皇有多少師軍隊？教皇沒有裝甲師，但是他擁有的力量不是蘇聯的坦克所能粉碎得了的。他觸發的情緒深入人的精神的核心。不理解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低估這種力量。」[50]儘管尼克松作為一位資產階級政客，其著作中內蘊資產階級偏見不言而喻，但他的這一論斷無論如何是包含有真理顆粒的。當年人民波蘭之所以如此迅速地遭到顛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對波蘭天主教教會中反共勢力的低估無疑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這是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對於保羅二世及其所支配的羅馬教廷和波蘭天主教會在波蘭劇變中的作用，對於境外宗教滲透在波蘭劇變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波蘭共產黨人本來是不應當低估的。
第三節 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與覺醒 早在12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致約?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著名的「歷史合力論」。恩格斯寫道：「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他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產物。」[51]東歐劇變，作為一個歷史現象或一個「歷史結果」，無疑是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產生」出來的「合力」形成的。形成這一合力的既有東歐各國的國內的力量，也有東歐各國的國外的力量；在國外諸多力量中，既包含蘇聯，也包括由美梵神聖同盟所代表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力量；在國內諸多力量中，既包括受境外敵對勢力影響和操縱的各種政治力量，也包括受梵蒂岡影響和操縱的各種宗教力量。也就是說，儘管致使東歐劇變的原因有「無數」個，但無論如何，美梵神聖同盟對東歐諸國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作為導致東歐劇變「合力」要素中的「一力」則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東歐諸國的劇變過程中，有哪一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對美梵神聖同盟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曾有過高度的警覺呢？有哪一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曾對美梵神聖同盟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曾有過有效的防範和抵禦呢？其中的教訓無疑是慘痛的，是需要認真反思、努力汲取的。 一、東歐劇變的悲劇性質：不戰而敗與認敵為友 人們往往把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諸國的政治變遷稱作悲劇。這種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似乎不得要領。因為悲劇之為悲劇，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內蘊有悲壯的氣氛和情節。然而，在東歐劇變中，我們無論如何卻感受不到這樣的氣氛，看不到這樣一些情節。 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的巴黎公社運動無疑是一出悲劇。巴黎的工人階級雖然英勇頑強，但他們的政權組織——巴黎公社在巴黎僅僅存在了兩個月（1871年3月28日—5月28日）。但在這出悲劇中，我們處處都可以感受到一種悲壯的氣氛，都可以看到悲壯的情節。巴黎公社運動從一開就洋溢著一種悲壯氣氛。因為巴黎工人階級是在普魯士軍隊兵臨城下、法國資產階級國防政府與普魯士簽訂投降協定並決定全力鎮壓巴黎工人的背景下以大無畏的精神舉行武裝起義，建立巴黎公社政權的。不僅如此，儘管巴黎公社從成立之日起，其處境就極其惡劣，軍事形勢尤為嚴峻，但巴黎公社還是有條不紊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可歌可泣的是，在巴黎公社最後的日子裡，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最後200名公社戰士面對5000多名政府軍的圍攻個個英勇不屈，全部壯烈犧牲。以致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公社時，情不自禁地讚頌道：「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數目之多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戰鬥。」「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52] 然而，我們在東歐劇變中，似乎卻找不到一個這樣的英烈。請看，那個在1990年年底波蘭總統選舉中下台的雅魯澤爾斯基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格羅斯?卡洛伊在匈牙利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雅克什和烏爾班內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保共總書記日夫科夫、姆拉德諾夫在保加利亞的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德國統一社會黨主席昂納克和克倫茨在民主德國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不配！南共主席團主席舒瓦爾和潘切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劇變和解體中配得上英雄稱號嗎？不配！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劇變中配得上英雄的稱號嗎？更不配！ 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之所以配不上英雄的稱號，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差不多都是不戰而敗的。既然不戰而敗，無真正意義上的戰鬥可言，自然也就談不上戰鬥英雄了。然而，他們這些人之所以不戰，並非完全由於他們懼戰，而往往是由於他們找不到自己的戰鬥對象，找不到自己的對手，至少從他們對向他們國家實施境外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覺這點看，情況是如此。尤其荒唐的是，他們這些共產黨領導人中有許多不僅對向他們國家實施境外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美梵同盟缺乏警覺，甚至在其處理國內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時還往往將已經結成西化東歐神聖同盟的美國和梵蒂岡視為盟友。這一點在波蘭劇變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如前所述，至1988年，由於美梵神聖同盟及其操縱的團結工會和波蘭教會反共勢力作祟，波蘭政治經濟形勢更加惡化。在這種情勢下，波蘭統一工人黨不僅沒有積極開展同這些敵對勢力的鬥爭，反而在當年6月召開的十屆七中全會上發出了同受美梵神聖同盟操縱的團結工會建立「最廣泛的聯合陣線」的呼籲。不僅如此，為了達到與受美梵神聖同盟操縱的團結工會建立「最廣泛的聯合陣線」的目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在1989年1月召開的十屆十中全會第二階段會議上專門通過了「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的決議。[53]不僅如此，波蘭統一工人黨還屢屢將消除國內政治危機的寶壓在受梵蒂岡直接操縱的波蘭教會身上。該黨不僅多次乞求本來與團結工會沆瀣一氣的波蘭天主教教會充當政府與團結工會的調停人和中保，而且在1989年6月議會選舉這一生死關頭寄希望于波蘭教會。為了換取波蘭教會在選舉中的中立立場，不僅雅魯澤爾斯基親自會見格萊姆普紅衣大主教，而且波蘭議會還於5月17日通過一項名為《關於波蘭政府與天主教關係的法案》。該法案除以法律形式正式承認羅馬天主教會在波蘭的合法地位外，還給波蘭教會提供了連波蘭教會都意想不到的諸多便利。但受梵蒂岡操縱的波蘭教會早已有了自己的既定的政治目標，並沒有為其所動，照舊站在團結工會一邊，致使波蘭統一工人黨在選舉中慘敗，波蘭政局也因此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看來，波蘭統一工人黨之所以在事關人民波蘭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認敵為友，干出與虎謀皮的蠢事，最根本的就在於他們對美梵神聖同盟及其操縱的波蘭國內敵對勢力的政治圖謀缺乏必要的警覺，從而未能識破美梵同盟及其操縱的波蘭國內敵對勢力的政治真面目，最終陷入了不戰而敗、葬送人民波蘭社會主義事業的凄慘結局。這無疑是波蘭劇變悲而不壯的一項根本緣由。 因此，波蘭劇變給我們的一項重要啟示在於：為要有效地防範和抵制境外宗教滲透和政治滲透、維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們就必須牢固地樹立「東西」意識，樹立「世界」意識、「主權」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對於境外敵對勢力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並對之採取行之有效的防範和抵禦措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把「東西」意識、「世界」意識、「主權」意識和「國家安全」意識看作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人，尤其是國家領導人必備的基本素養。這可以看作是我們從境外宗教滲透角度審視蘇東劇變希望得出的一條重要結論。 為了進一步佐證這一觀點，下面我們不妨對當代波蘭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沙夫這個個案作一番剖析。沙夫在波蘭劇變的前期和後期對波蘭劇變的態度和立場有一個根本性的轉折，推動其發生這種轉變的根本動因正在於他對美梵神聖同盟及其操縱的波蘭境內敵對勢力反共政治意圖的意識和警覺。因此，對於我們當前這個話題來說，沙夫實在是一個典型不過的例證。 二、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 亞當?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是波蘭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波蘭科學院院士，曾長期擔任前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一如沙夫自己所說，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波蘭劇變中，他並不是「一個"逍遙派』知識分子」的身份出現的，而是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身份出現的。[54]1978年，沙夫完成了他的專著《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試圖對當時剛剛發生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危機」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說明。1981年8月，他寫了《波蘭的教訓》，試圖對1980年8月以來波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一分析」。1981年12月，波蘭軍隊接管政權並宣布波蘭處於戰時狀態後，沙夫又及時地寫了《波蘭的教訓（續）》。90年代初，波蘭劇變後，沙夫發表了《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內幕》。從沙夫的這些論著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迷失，也看到了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覺醒。對沙夫這些著作的比較研究實在是一件饒有趣味且意義重大的事情。 如前所述，沙夫是在1978年完成《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這部專著的。70年後半期，波蘭的國情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方面，蓋萊克的改革非但沒有拯救波蘭經濟，反而使波蘭的經濟形勢明顯惡化，而且越來越依賴西方。另一方面，群眾對波蘭政府的不滿情緒開始滋長，其關係也開始趨於緊張，一些政治反對派組織，如「工人防衛委員會」、「保衛人權和公民權運動」、「大學生團結委員會」、「農民自衛委員會」、「波蘭青年運動」和「獨立波蘭聯盟」等相繼出現；在西方意識形態影響下，波蘭社會的意識形態從下至上都開始出現混亂和危機。事情一如拉科夫斯基（Mieczyxaw Franciszek Rakowski，1926—2008）在其《回顧與展望——波蘭向何處去》一書中所說：「70年代後半期在國家的政治格局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即目的在於削弱波蘭統一工人黨權力、削弱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國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力量的種種壓力，對波蘭統一工人黨不斷產生影響。」[55]值得注意的是，波蘭教會在西方勢力和梵蒂岡慫恿下，也開始加快了干預波蘭政治的步伐，不僅或明或暗地支持政治反對派，而且開始公開批評人民波蘭的社會制度，並千方百計地對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波蘭政府施加政治壓力。然而，面對波蘭教會的步步緊逼，波蘭統一工人黨和波蘭政府非但沒有採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予以回應，並積極引導波蘭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反而步步退讓。為了緩和波蘭日益緊張的政教關係，為了藉助宗教勢力化解波蘭的社會危機，蓋萊克還親自訪問梵蒂岡，與羅馬教宗保羅六世會晤，促成波蘭與梵蒂岡儘快正式建交。而且，蓋萊克對梵蒂岡及其操縱的波蘭教會可謂言聽計從，即使一些波蘭共產黨人對此也有非議。例如，此後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波蘭總理和波蘭會議主席的拉科夫斯基在談到70年代後期的波蘭局勢時就曾抱怨說：「教會的強烈意見往往比我們許多同志或同盟者的意見更加受到重視。」[56] 如果我們比較充分地考慮到沙夫寫作《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的這樣一種社會背景，考慮到當時波蘭群眾對波蘭政府的不滿情緒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動蕩和緊張氣氛，考慮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當時的主流觀點，我們對沙夫在該著中所表達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立場，就不難理解了。在這部著作中，沙夫力求扮演的是「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一方面他極力鼓吹改革社會主義的「官僚機構」，特別是「黨的官僚機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另一方面，他又極力鼓吹建立「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57] 在該著一開始，沙夫就「攤出」了他的「名片」：「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58]他的這個說法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他想藉此宣稱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不是一個「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開放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是他想藉此宣示他對「現實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運動的當前實踐中的種種形式」的態度和立場。對於共產主義運動當前實踐中的種種形式，尤其是對於「現實社會主義」，沙夫採取的是一種較為中庸的立場：既不屬於「它的謳歌者」，但也不「全盤否定它」。也正是在這兩層意義上，沙夫將「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界定為「立足於共產主義而力圖改變其現存形式的人們」。[59]其實，沙夫的「不同政見」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首先，是「革命的異化」、「社會主義的官僚機構」、「社會主義民主」和「個性自由」問題。而這個問題在論述過程中逐步集中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存模式」及其「改革」問題，集中到「擯棄斯大林的遺產」問題，最後又集中到「黨的模式和黨內民主形式的問題」。[60]其次，是社會主義國家「同宗教和教徒的關係問題」。在沙夫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有兩點是必須明確和不能迴避的。這就是：「首先，馬克思主義哲學肯定不能同唯靈論和宗教相一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無神論是它的不可"遺漏』的組成部分。其次必須看到，共產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基本原則是可以為宗教的動機所接受的。」[61]沙夫強調說：對「無神論者」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將其理解成「非教徒」，一是將其理解成「信仰的反對者」和「教徒的敵對者」。[62]沙夫將對無神論者的後面一種理解宣布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應當拋棄的「宗派主義的和已經過時的無神論」。他極力倡導的則是對無神論的前面一種理解，並在對無神論的這樣一種理解的基礎上，提出了「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的口號。[63] 在具體闡述「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時，沙夫強調說，如果一個教徒 在關於社會活動的目的這個問題上「即使是部分地與我一致」，那「他就是我的戰友」，儘管他的行為由另外一種動機支配以及他在其他方面有著與我不同的觀點。「認清分歧，但同時也看到為爭取社會變革而奮鬥的共同基礎（這種變革能夠保證使人們在謀求幸福的生活時獲得更多的可能），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教徒之間進行對話的最深刻的含義所在。這就是從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出發實現一個特殊的基督教徒大聯合的基礎。」[64]如果沙夫的這些話原則上似乎無可挑剔的話，則當他用抽象的人的學說、用教宗保羅二世通諭的觀點來進一步解釋他所謂「共產主義的"宗教大聯合』」時，他就難免有些離譜了。他繼續闡釋說：「大"家庭』對我們來說就是人的大家庭。在這個問題上所持有的一種特殊觀點與教皇保羅二世頒布的《救世通諭》[65]有關。這個通諭詳細闡述了（客觀和主觀的）異化問題，並提出了為消除異化而鬥爭的要求。」他洋洋得意地寫道：「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教徒能夠在一篇教皇通諭權威的基礎之上進行共同的鬥爭，這是一幅多麼廣闊和現實的前景啊！」[66]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沙夫在這裡並不只是在泛泛地探討宗教學原理，也不是在一般地在探究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政策，而是在為波蘭政府擺脫現實的政治困境提供的靈丹妙藥。因為他在說過這些話之後，緊接著便強調說：「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就有了擺脫困境的辦法，而這困境原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67]從蓋萊克和此後雅魯澤爾斯基的政治實踐看，我們似乎看不出在沙夫身上有什麼「不同政見者」的痕迹，我們看到的卻是波蘭政府高參的氣象。 然而，沙夫開出的「靈丹妙藥」並沒有奏效。至1980年，不僅波蘭的經濟形勢更加糟糕，而且波蘭的社會危機也更加嚴重。1980年8月31日，在工人罷工的浪潮中，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成立了華沙簽約國中第一個非共產黨領導和控制的工會組織——團結工會。該工會組織在成立之後短短几個月內很快就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其會員人數便激增到1000萬人，占波蘭工人總數的80%，佔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波蘭當局乃至蘇聯當局都開始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嚴重性，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波蘭問題，並且還是一個影響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利益的問題」。[68]許多家歐美報紙都近乎一致地將這一事件列為當年的世界十大新聞之首；美國國際變化研究所所長S·比亞勒教授認為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義要大得多，匈牙利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則乾脆說，」社會主義歷史上只有兩件事——十月革命和蘇聯與南斯拉夫決裂——堪與波蘭成立團結工會的事相比。」[69]團結工會的出現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說無疑是其對波蘭乃至所有東歐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絕好時機。1981年初，公開宣布蘇聯為「邪惡帝國」的里根一上台，便緊鑼密鼓地開展與西方其他國家和梵蒂岡對波蘭的滲透工作。里根政府除了繼續發動「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電台」等傳媒進行煽動性宣傳外，還於1981年4月派遣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赴羅馬與梵蒂岡商討建立瓦解東歐國家的神聖同盟事宜。不僅如此，里根政府還於1981年8月初，通過向波蘭貸款等方式來「保護團結工會和促進波蘭改革」。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沙夫依然持守其鴕鳥心態。而他也正是抱著這樣一種心態來審視80年代初出現的波蘭事件，並寫作《波蘭的教訓》一文的。與此前態度不同的是，在《教訓》中，沙夫點名批評了西方社會，不僅批評了美國政府，批評了里根和「美國政策的官方發言人」黑格等，而且還批評了「北約的政策發言人」倫斯等。但沙夫批評的並非他們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而是他們對波蘭事件的「判斷」。沙夫批評說，里根總統「關於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末日就要到來」的談話是「幼稚到令人羞愧的談話」，是在將他的「虔誠的願望」當作「思想範疇」。[70]但沙夫著重批評的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宣傳」：「根據這些宣傳」，波蘭事件「是由敵人代理機構唆使和組織的，由帝國主義領導和資助的反革命事件」。沙夫譴責說：「這顯然是官僚機構的防禦性反應，他們對本國公民實行鴕鳥政策。」[71]在這篇長文中，他不僅對境外敵對勢力插手波蘭事件的行為視而不見，而且還極力為這一最終導致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運動辯護，強調：「波蘭事件的主角是工人階級」，「這是波蘭人民群眾不願意在現今條件下繼續生活下去而爆發的一場自發的、真正波蘭的運動」，「在波蘭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這場反對政權和制度的群眾性的人民造反行動，具有和平革命的一切特點（至少現在是這樣）」。[72]當然，沙夫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並不是僅僅停留在這樣的譴責和讚頌層次，而是進一步對波蘭事件的原因作了深層次的分析。經過一番分析後，沙夫得出結論說：波蘭事件並非「敵人代理機構唆使和組織」的結果，乃是由社會主義波蘭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更確切地說，是由社會主義波蘭的「罪過」造成的。沙夫斷言：社會主義波蘭的「大罪」主要有三條：（1）「是企圖在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之主、客觀條件的國家裡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原罪」；（2）「是不顧社會心理狀況，企圖實現社會主義」；（3）「是使社會主義制度下必不可少的領導力量的黨異化的一切行動」。[73]團結工會的造反行動之所以是革命行動，乃是因為它反對的是一個本不應該存在的社會制度和一個已經異化了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官僚機構，它反對的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官僚社會主義」。由此得出的另一個結論是，波蘭事件非但不能證明有人在反對社會主義，反而表明了波蘭工人階級的「成熟」，證明它已經「轉變成為"自為的』階級」。沙夫寫道：波蘭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波蘭的工人階級已經成熟了，它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因素，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了。按馬克思主義的行話來說，工人階級已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了。用通常的話說，就是波蘭的工人階級（已表明他們有條件實現自己的意願）已不願意讓一個自稱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繼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工人階級希望直接參与管理國家的工作。」[74]至於團結工會，則被他稱作「一個直接代表工人階級自己利益的組織」，它在波蘭的出現不僅是難免的，也是適時的：「在黨明顯垮台時，波蘭工人階級成熟和要求自治願望日益增長的結果，就是出現了"團結』工會。」[75] 由此看來，沙夫的《波蘭的教訓》，除了對團結工會造反行動的讚頌和對波蘭社會主義原罪的揭發外，與其1978年完成的《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相比，似乎並沒有增加任何新的內容，相反在某些問題上，他甚至還向後倒退了一步。例如，如果說在《若干問題》中，沙夫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缺乏警覺的話，在《波蘭的教訓》中，沙夫則對之加以堅決的否認。儘管沙夫以「開放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的不同政見者」自居，但無論從其1978年完成的《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中，還是從其1981年8月完成的《波蘭的教訓》中，我們都感受不到這一點。 三、一個東歐共產黨人的覺醒 然而，隨著波蘭事件的進一步升級，境外敵對勢力對波蘭實施政治干涉和宗教滲透日趨公開化，沙夫的頭腦開始清醒，其政治立場也開始隨之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從其在1981年12月波蘭實施軍管後寫作的《波蘭的教訓（續）》一文中，我們便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1981年下半年，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梵蒂岡支持和慫恿下，團結工會中的右翼勢力逐漸抬頭。當年秋天召開的團結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提出了「自治共和國」和「多黨制」等口號，而且還提出了「重建國家」的口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波蘭政府與團結工會的和平談判終究未能取得任何進展，甚至連波蘭統一工人黨提出的建立包括團結工會在內的「民主協商陣線」的建議也完全沒有可能落實。在這種情勢下，波蘭統一工人黨意識到它現在有必要「像保衛波蘭獨立一樣保衛波蘭的社會主義」。[76]於是，在12月12日，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波蘭部長會議主席和波蘭救國軍事委員會主席的雅魯澤爾斯基下令波蘭全國實行軍事管制，團結工會轉入地下。沙夫的《波蘭的教訓（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來的。 《波蘭的教訓（續）》在對波蘭形勢的分析上與《若干問題》和《教訓》相比，有了明顯的變化。在這篇文章中，沙夫不再像以前那樣一味為團結工會唱頌歌，把團結工會的成立看作是波蘭工人階級成為成熟的「自為」階級的標誌，而是開始為團結工會唱「輓歌」，譴責「他們越來越被勝利沖昏頭腦」，特別是譴責團結工會主席團12月17日的拉多姆決定本質上是在挑起「內戰」。沙夫寫道：「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團結工會主席團在拉多姆決定，為紀念1970年波羅的海沿岸的12月事件，於12月17日在全國舉行街頭示威遊行。如果政府仍不答應團結工會的要求，就宣布舉行無限期總罷工。」沙夫在具體分析這一事件時還如實地給挑起內戰的團結工會右翼勢力扣上了「推翻社會主義」的的罪名。他分析道：「在這裡，我們必須非常清醒地發問：國家政權能有什麼抉擇？很清楚，12月17日在波蘭會發生內戰，因為只有政治上的稚童才會相信，擁有強大的權力機關、並且對可能發生的事情已經做好準備的黨和政府不會以暴力對團結工會領導人幾個月來就公開宣稱的"推翻社會主義』的企圖作出反應。團結工會領導人通過12月17日時間想達到什麼目的是清楚的：通過總罷工使國家陷於癱瘓，在工廠中組織戰鬥小組並消滅共產黨人……一句話，他們寄希望於內戰。」[77] 值得注意的是，《波蘭的教訓（續）》不再僅僅從波蘭「內部」，從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官僚機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而是開始從「外部」來反思波蘭的動亂。沙夫不僅將波蘭的動亂明確地宣布為「外國不知羞恥地利用」國內反對派「政治上的愚蠢和幼稚」「進行宣傳的結果」，而且還明確地譴責境外敵對勢力為「政治煽動者」和「幕後策動者」，說「他們總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尤其在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各種特務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被有意識地保留和維持下來」；「他們進行操縱而不讓公眾看見自己」。沙夫在譴責境外敵對勢力時，甚至明確地使用了「美國和西歐的反動集團」這樣的字眼，譴責這些「骯髒的手在玩弄這場關係到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賭注」。[7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蘭的教訓（續）》中，沙夫對其向來視為「盟友」的波蘭教會開展了批評。儘管沙夫依舊非常懷念維辛斯基紅衣主教，說他雖然「非常保守」，「不屈不饒地為宗教信仰而鬥爭」，「但他同時又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波蘭人，他準備同政權當局攜起手來，儘管他並不喜歡它」，儘管沙夫依然寄厚望於「波蘭的教皇」，把他說成是「一個當然的最高仲裁人」和「偉大的深明大義者和愛國者」，但他卻開始對受到「波蘭的教皇」支配的波蘭天主教會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他譴責道：「我們的教會最近一段時期是否繼承了維辛斯基紅衣主教的這種傳統了呢？沒有。如果維辛斯基紅衣主教仍然在世，在軍事管制條件下可能導致民族災難的示威遊行，就不會從做完彌撒後的教堂出發（但幾乎所有的示威都是這樣發生的）。如果維辛斯基紅衣主教仍然在世，就不會有哪位神甫敢於發表現在人們聽到的那種不負責任的、引起社會混亂的佈道演講（我是從目擊者那裡聽到的，並非只是從官方消息中了解情況），教會就不會同國家權力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也不會在涉及到民族團結和教會參加民族團結這類重大事務上採取兒戲的態度，不會一味地支持團結工會。」[79] 然而，沙夫的覺悟，或者說沙夫在波蘭劇變問題的政治立場的最後轉變卻是在波蘭劇變的最後時刻實現的。如果說沙夫在寫《波蘭的教訓（續）》時，他對羅馬教廷和羅馬教廷支持的波蘭天主教會「仲裁」和「緩衝」波蘭事件還寄予希望的話，則至90年代初，當波蘭劇變完成，一切真相大白後，沙夫終於明白波蘭事件的真正的「幕後操縱者」原來竟是美國與梵蒂岡，是它們結成的「神聖同盟」。沙夫在談到「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合謀導演波蘭劇變時，援引「一位美國分析家」的話說：「就波蘭而言，教皇和總統……所乾的就是利用國內對立勢力的矛盾，製造內部衝突，自己卻不留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80]沙夫在談到里根政府的和平演變謀略時，也非常明確地指出：「利用教會這張牌來征服人心，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己又不留一點可以被人利用的痕迹。由此，我們看清了現實社會主義在東歐和蘇聯垮台的過程中，美國領導人及其特務部門是如何積極開展工作的。」[81] 應該說，在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的長期教育下，沙夫終於醒悟境外敵對勢力通過宗教滲透進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輸出和「社會複製」乃波蘭劇變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因。儘管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官僚機構及其腐敗作風和波蘭政府改革的不力是波蘭劇變的一項基本原因，美梵神聖同盟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同樣是波蘭劇變的一項不容忽視的原因。誠然，沙夫的這樣一種覺悟是以波蘭社會主義制度的被顛覆為慘重代價的，但從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看問題，他的這樣一種認識依然是難能可貴的。 四、沙夫的後知後覺與先知先覺 當年孫中山在解釋民權主義時，曾經將人分成三種：第一種人叫「先知先覺」，第二種人叫「後知後覺」，第三種人叫「不知不覺」。[82]根據孫中山的這個說法，我們既可以將沙夫劃歸於「後知後覺」，也可以將其劃歸於「先知先覺」。 我們之所以將沙夫劃歸於後知後覺，乃是因為沙夫在波蘭劇變的前期，不僅對國內反對派活動的政治意圖缺乏警覺，而且對境外敵對勢力對波蘭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也毫無警覺，從而對波蘭事件作出了一系列的錯判。直到波蘭劇變進入後期，甚至直到波蘭劇變進入最後關頭，他才對波蘭劇變的政治實質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才對波蘭反對派「推翻社會主義」的政治意圖以及美梵神聖同盟利用波蘭教會演變波蘭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有了清醒的認識。 我們之所以將沙夫劃歸於先知先覺，一方面是因為即使在蘇東國家，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都像沙夫這樣在蘇東劇變中提高了覺悟，對境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及其惡果有所認識的。另一方面，還因為儘管從人類社會形態發展史的角度看問題，人類社會自上個世紀初開始已經步入了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歷史階段，儘管只要人類社會形態的這一發展階段存在一日，「一球兩制」的狀況會就存在一日，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活動也就會存在一日。因此，無論是對於那些尚未覺悟的人們來說，還是對於將來對此應該覺悟的人們來說，沙夫的這樣一種覺悟和認識都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資產。鑒於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沙夫的這份覺悟和認識不僅是彌足珍貴的，而且將會是影響深遠的。 沙夫的這份覺悟和認識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為要有效地抵制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們就必須具有世界意識和國際大視野，就必須向波蘭劇變後的沙夫那樣，既要學會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看問題，也要學會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外部」看問題，及時識破和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罪惡陰謀，有效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否則我們就會重蹈波蘭劇變前和波蘭劇變中的沙夫的覆轍，成為一個不講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坐看社會主義政權被顛覆，成為沙夫那樣一個「不願做逍遙派」的「逍遙派」。[83]在積極借鑒沙夫「後知後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學會從「外部」、用「一球兩制」的世界眼光來看待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變「不知不覺」為「先知先覺」，防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和宗教意識形態顛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於未然，乃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歷史正命。
第四節 蘇聯解體的歷史之謎 前面我們已經論及蘇聯的崛起，談到蘇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經濟並不發達，僅相當於當時中等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然而，儘管它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儘管十月革命後又經歷過多年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經歷過多年本土作戰，但至上個世紀50年代末，它已然「從許多大國中的一個擢升到兩個超級大國之一」，[84]而且其工業總產值已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二。由此足見蘇聯及其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生命力。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如此生命力的社會主義國家何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短短几年時間內頃刻土崩瓦解。其玄機究竟何在無疑不僅是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而且也是當代國際政治史中最值得探究的課題或課題之一。 一、雷日科夫的思考：「亂自何來？」 2006年年底，在蘇聯解體15周年之際，曾於1985—1990年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在經過十多年潛心「深入探討」蘇聯解體「前因後果」的基礎上，寫出了他的名著——《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把蘇聯解體說成是悲劇倒沒什麼值得奇怪。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他的演說中就不止一次將其稱作「世紀悲劇和災難」。[85]例如，2005年4月25日，普京即在國情咨文中明確地將蘇聯解體說成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上最大的災難，對俄羅斯人民來說這是一個悲劇」。[86]雷日科夫超出普京的地方在於，他不僅將蘇聯解體理解為一個「大悲劇」，而且還比較具體而深刻地闡述了蘇聯解體的「前因」和「後果」。饒有趣味且耐人尋味的是，雷日科夫在闡釋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時大玩時空穿越，分別將美國「先知」杜勒斯和蘇聯「先知」伊?亞?伊林的兩段預言置放到《大國悲劇》的首處和尾處。 在該著的開頭，雷日科夫在「亂自何來」的標題下，首先大段援引了194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當著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面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發表的一篇關於和平演變戰略的演說：「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並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麼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滅亡。……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並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壓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87]儘管雷日科夫隨後並未把美國和平演變戰略視為蘇聯解體的唯一動因，強調「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麼樣」，[88]但他畢竟把蘇聯解體這一事件置放到了20世紀國際關係大背景中予以審視，從而為我們全面而深刻地解讀蘇聯解體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理論視角。 《大國悲劇》的結尾也同樣耐人尋味。與在該著開頭援引美國外交活動家的預言不同，在該著的結尾，雷日科夫大段援引的是俄國傑出的哲學家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伊林的預言。伊林（1883—1954），作為蘇聯「最為清醒」、「最為深刻」的政治哲學家之一，在《我們的任務》一書中曾以先知的敏銳寫道：「俄羅斯絕不是一塊塊領土、一個個民族偶然的集合和堆砌，也不是把一個個"州』人為地組合在一起形成的機制，它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內在邏輯的機體。……這個機體在國家戰略上也是一個整體，它向全世界證明了它自我防衛的意志和能力；它還是一座屹立於歐亞兩州的堡壘，因此也是世界均勢的堡壘。對它的肢解將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政治冒險，它的毀滅性的後果將給人類帶來長久的影響。」[89]雷日科夫所援引的哲學家伊林的這段話無非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從國家層面看，蘇聯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內在邏輯的機體」，它在「國家戰略」上也是「一個整體」，一個有充分「自我防衛的意志和能力」的「整體」。其次，從國際層面或從世界層面看，蘇聯是「一座屹立於歐亞兩州的堡壘」，因此也是「世界均勢的堡壘」。不難看出，雷日科夫之所以強調蘇聯的有機性和一體性，之所以強調蘇聯有充分的「自我防衛的意志和能力」，無非是想表明：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還是在「內部」，[90]在於蘇聯「內部」存在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至於究竟誰是隱藏在蘇聯內部的「第五縱隊」，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中似乎始終一直在談論這個話題，但卻總是給人不甚了了的感覺。他只是籠統地說：在作為蘇聯解體「主要原因」的「內部原因」中，「有經濟的、社會的、黨和國家的，還有許多其他原因。我並不打算在本書中一一列舉它們」。[91]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肯定的，這就是雷日科夫在這本著作中再三強調了蘇聯解體的「一個純主觀的因素」，強調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強調了他們的「個人品質和活動」。他寫道：「還有一個純主觀的因素，對我們國家的毀滅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別清楚地表現在當時的兩個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個人品質和活動中。」[92]不僅如此，雷日科夫還對他們兩個人的「品質和活動」作了概括：「戈爾巴喬夫由於政治上的無能，把我國引到了深淵的邊緣，等到蘇聯眼看就要壽終正寢的那年，他再去無頭蒼蠅似的忙忙碌碌，早已於事無補。」[93]「第二個人物——"破壞英雄』葉利欽的命運卻有所不同。為了攫取國家最高權力，他可以無所不用其極。」[94]毫無疑問，雷日科夫作為蘇聯劇變的當事人和局中人，[95]他的這樣一些判斷雖然也有明顯的不完滿之處和淺薄之處，但就其強調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在「內部」而言，則無疑是正確的。在探究「亂自何來」這個問題時，雷日科夫既強調了外部原因，也強調了內部原因。就此而言，雷日科夫的理論視角和立場是有其值得借鑒之處的。至於他想藉引文表述的第二層意思，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它不僅突出了蘇聯存在對於世界均勢存在和維繫世界和平的必要性，而且也道出了蘇聯解體對世界格局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但詳細討論後面這個問題畢竟偏離了本節的主題，故而在本節中我們將僅僅圍繞雷日科夫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即蘇聯解體的「內因」和「外因」予以展開。 二、蘇聯的解體及其悲劇性質：「不戰而降」 如果說蘇聯崛起的速度令人震驚的話，它的解體的速度則更加令人震驚。 實際上，蘇聯，特別是作為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合而成的蘇聯，並不是十月革命的直接產物，而是蘇俄各民族在20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逐漸走到一起的。1918年1月，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宣布成立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其實也就是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儘管這個共和國由16個自治共和國組成。我們通稱的蘇聯，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則是在1922年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正式成立的。當時蘇聯也僅由4個加盟共和國組成。它們分別是：俄羅斯（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南高加索（南高加索聯邦含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共和國）。直至1940年8月，蘇聯在最高蘇維埃第七次會議上接納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共和國加入聯盟時，蘇聯才有了15個加盟共和國的規模。這15個加盟共和國分別是：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喬治亞、亞塞拜然、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土庫曼、亞美尼亞、摩爾多瓦、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羅的海三國）。 然而，如果說蘇聯具有15個加盟共和國的規模用了22年零8個月時間的話，那麼，蘇聯解體的時間則要短得多，具體地說，是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完成的。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沙皇俄國時期，由於不斷向外擴張，俄國吞併了周邊許多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國家。在蘇聯時期，雖然通過推行平等、友愛的民族政策民族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處理，但民族矛盾卻始終存在。至戈爾巴喬夫時期，隨著蘇共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的實施，長期受到壓抑的民族問題開始浮出水面。首先是1986年3—4月間發生在雅庫茨克大學一批俄羅斯青年與雅庫特族大學生之間的衝突。接踵而至的是發生在1986年12月16日發生的阿拉木圖事件。這是一起由蘇共中央任命非哈薩克族出身的人取代哈薩克族人為當地領導人直接為導火索引發的民族騷亂。1987年10月開始，亞塞拜然共和國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爆發了民族衝突乃至民族仇殺。1989年4月，喬治亞共和國發生了由分裂主義分子策動的第比利斯流血事件。更為嚴重的是，1989年9月23日，亞塞拜然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共和國主權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併入蘇聯不合法，此後於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議會又通過了《關於恢復立陶宛獨立地位的宣言》，據此，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更名為立陶宛共和國，蘇聯憲法在共和國內失效。緊接著，拉脫維亞最高蘇維埃仿效立陶宛，於1990年5月4日通過獨立宣言，宣布改國名為拉脫維亞共和國，恢復1922年共和國憲法。愛沙尼亞蘇維埃也仿效立陶宛，於1990年5月8日改國名為愛沙尼亞共和國，並且宣布只有經該蘇維埃批准通過的法律才可以在愛沙尼亞施行。 然而，從1989年9月開始的南高加索地區亞塞拜然共和國和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的半獨立運動只不過是蘇聯解體的前奏，真正構成蘇聯解體中心事件的則是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關於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家主權的聲明》。該聲明宣布俄羅斯聯邦是一個主權國家，俄羅斯憲法和法律在俄羅斯全境內至高無上，俄羅斯聯邦保留退出蘇聯的權利。我們知道，蘇聯雖然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但作為蘇聯支柱的則是俄羅斯。這不僅因為俄羅斯有1707萬平方公里的面積，約佔整個蘇聯面積的76%，也不僅因為俄羅斯有1.39億人口，約佔蘇聯人口的52%，而且還因為在自然資源和經濟實力等各方面，俄羅斯相對於其他共和國具有絕對的優勢。一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蘇聯可以沒有波羅的海三國，可以沒有外高加索三國，但絕不能沒有俄羅斯」。[96]而且，「6?12」事件在蘇聯解體過程中的巨大效應還不限於俄羅斯這一個加盟共和國自身，而是構成了蘇聯解體諾米骨牌效應系列中的一個強大加速器。在這一事件的推動和示範下，至1990年12月，又有9個共和國相繼發表了獨立宣言。這9個共和國是：烏茲別克、摩爾多瓦、烏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土庫曼、塔吉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戈爾巴喬夫在談到「6?12」事件的歷史效應時，不無形象地說道：在這一事件之後，在蘇聯境內，「開始了"主權國家大檢閱』」。[97]長期在俄羅斯工作的義大利記者朱利葉托?基耶薩也宣布「1990年6月12日是一個轉折的日期」，斷言：「它對後來許多事件有影響，它註定了蘇聯的頻死期及其速度、方式，並迅速使挑選不同抉擇的可能性喪失殆盡。正是在這一天，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以絕大多數的選票贊同了其主席鮑里斯?葉利欽宣布俄羅斯為主權國家的提議。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義傾向的起點和開端，這些分立主義分子先是斷送了蘇聯，而後是俄羅斯。」[98]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把「6?12」事件界定為蘇聯解體一系列事件中事關全局的中心事件。 「6?12」事件之後，促成蘇聯解體的另一個重要事件是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個共和國於1991年12月8日達成的「別洛維日協議」。1991年12月7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領導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維奇?舒什克維奇在明斯克的別洛維日森林會晤。第二天，他們三人代表這三個國家簽署了由斯拉夫三國組成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我們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烏克蘭曾作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的發起國簽署過1922年聯盟條約，現在我們三國明確指出：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存在。」別洛維日協議比「6?12」事件更進一步的地方在於，「6?12」事件雖然是肢解蘇聯的一個決定性步驟，但它畢竟在形式上還肯定了蘇聯的存在，而別洛維日協議則根本否認了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的存在。然而，別洛維日協議畢竟是「6?12」事件的繼續。關於這兩個事件的關聯性，時任俄羅斯國務秘書和俄羅斯第一副總理的根納季?埃杜阿爾諾維奇?布爾布利斯曾經給出了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醫生趕到病人那裡，可病人已經死亡。於是在別洛維日森林開具了死亡證明。」這就是說，在布爾布利斯看來，蘇聯在「6?12」事件中，至遲在「8?19」事件中已經死亡，而「別洛維日協議」則只不過是葉利欽等人為蘇聯開具的一份「死亡證明書」而已。 儘管蘇聯早在「6?12」事件中就已經死亡，儘管別洛維日協議已經為蘇聯的解體開具了死亡證明書，但蘇聯的喪葬儀式畢竟尚未正式舉行。而蘇聯的喪葬儀式則主要由兩項議程構成。其中第一項議程為「阿拉木圖宣言」，而第二項議程則為戈爾巴喬夫辭職。1991年12月20日，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中，除波羅的海三國和喬治亞外的11個國家的領導人經過緊急磋商，[99]就成立獨聯體達成一致意見，並發表了《關於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和終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言》。而戈爾巴喬夫的辭職議程則是在12月25日（聖誕節）晚上7時舉行的。當時，戈爾巴喬夫在總統辦公室不僅簽署了辭職聲明，而且還面對攝像機，發表了為時12分鐘的電視講話。其實，無論是辭職聲明的簽署還是為時12分鐘的電視講話都不過是一種程序或手續而已。因為在當時，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職務了。他手裡擁有的唯一的實質性職務就是他當時還掌握著「核密碼箱」，從而所謂辭職也就是把「核密碼箱」轉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而且，對於他自己的辭職，戈爾巴喬夫也是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的。據說他在12月21日獲悉阿拉木圖宣言內容的當天下午就已經草擬好了辭職聲明。儘管如此，過場也還是必要的。而且也正是隨著戈爾巴喬夫辭職聲明的簽署和電視講話的完成，克林姆林宮屋頂上的蘇聯國旗才「合法」地換成了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蘇聯這個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69年，甚至可以說是存在了74年的世界強國或超級大國的殭屍才「合法」地被送進了火葬場。 蘇聯解體是一出悲劇：不僅是蘇聯的一出悲劇，也不僅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出悲劇，而且也是20世紀國際政治史上的一出悲劇。悲劇之後，儘管從俄羅斯到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學者們幾乎一刻都沒有停止過談論這出悲劇，但談來談去，至今似乎尚沒有一個人比杜勒斯50年代初談論得更為中肯。當時，杜勒斯把這場悲劇明確地界定為「一個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毀滅的悲劇」。[100]把俄羅斯民族界定為「一個最不屈的民族」雖然內蘊有幾分「文學」情調，但倘若說俄羅斯具有驚人的英雄不屈的民族氣概則是無可否認的。如所周知，拿破崙於1804年稱帝後，連年發動對外戰爭，先後攻佔過奧地利（1805年）、普魯士（1806年）、葡萄牙（1807年）和西班牙（1808年），並且長期對英國實施大陸封鎖（自1806年開始）。但當他1812年親率60萬大軍侵略俄國時，卻遭到俄國軍隊和俄國人民的頑強抵抗，最後竟大敗而歸，當其回到法國時其軍隊已不足3萬人。俄國軍隊和俄國人民對拿破崙侵略軍的勝利不僅成功地捍衛了俄國自己的主權和尊嚴，而且也致使長期讓整個歐洲戰慄的法國軍隊從此不復存在，致使稱霸歐洲的法蘭西帝國也因此而於1914年走上末路。然而，如果說俄羅斯在19世紀初期的歐洲戰場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氣概不能不讓歐洲各國刮目相看的話，則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則不僅讓歐洲各國刮目相看，而且還進一步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自1939年9月德國閃擊波蘭後，在10個月的時間內，德軍先後攻佔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然而，當其於1941年6月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入侵蘇聯時，卻接連遭遇莫斯科戰役和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失敗。蘇聯的衛國戰爭不僅卓有成效地捍衛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而且也為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然而，這個無論是拿破崙的軍隊還是希特勒的軍隊都不可征服的民族卻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初被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和平演變戰略征服了。這不僅是蘇聯的悲劇，而且也是俄羅斯民族的悲劇。 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1909—1997）在解讀蘇聯解體這一歷史悲劇時，徑直將其理解成一種「投降」，並強調說：「此前，從來沒有一個帝國在沒有經歷戰爭、革命或者入侵的情況下投降的例子。」[101]這就是說，在伯林看來，蘇聯解體的悲劇性質在於它提供了蘇聯和俄羅斯帝國在「沒有經歷戰爭、革命或者入侵的情況下投降」的例證，是蘇聯當權者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不戰而降」（也正是他們的「不戰而降」才致使西方國家「不戰而勝」），是他們對社會主義祖國和俄羅斯民族精神的一種背叛。充斥蘇聯解體過程中的到處都是投降、背叛和變節，在其中我們感受不到任何壯烈的情節和氣氛，從而在嚴格的意義上，蘇聯解體雖然其結果無比悲慘但卻沒有資格被稱作悲劇，而只能算作一種鬧劇。而且，也正因為它歸根到底是一出鬧劇，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事件才更耐人尋味。 三、蘇聯解體的歷史之謎：「被解體」與「自解體」 蘇聯解體之後，國內外政治界、學術界對蘇聯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多視角的探討，對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之謎的謎底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有學者將其歸結為下述15種觀點：（1）「三大壟斷說」，此說斷言：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在於蘇聯共產黨長期推行「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資源與經濟利益的經濟制度」；（2）「體制弊端說」，此說斷言：「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體現這一模式的體制問題」；（3）「改革失敗說」，此說斷言：蘇聯解體的「決定性因素」在於「政治改革」路線的錯誤和失敗，即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蘇聯引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4）「蛻化變質說」，此說斷言：「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的蛻化變質。拋棄了共產主義理想，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違背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5）「精英叛變說」，此說斷言：蘇聯解體是「一次來自上層的革命」，是「蘇共的上層精英」變節的結果；（6）「黨群疏離說」，此說斷言：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背離了黨的性質和宗旨，把黨與群眾的關係由魚水關係變成了水火關係；（7）「腐敗亡黨說」， 此說斷言：搞垮蘇聯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國敵對勢力，而是蘇共的黨內腐敗；（8）「斯大林」說，此說斷言蘇聯解體或是主要源於對「斯大林模式」的堅守，或是主要源於「去斯大林化」；（9）「和平演變」說，此說斷言：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 戰略的結果；（10）「戈氏葬送」說，此說把蘇聯解體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歸咎於戈爾巴喬夫；（11）「民族矛盾」說，此說認為蘇聯解體是蘇聯長期以來實行大俄羅斯主義民族路線，對內搞霸權主義，引起非俄羅斯民族普遍不滿的結果；（12）「軍備競賽」說，此說認為蘇聯解體主要是因為勃列日涅夫集中巨大財富、科技、人力等資源，用於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經濟，導致蘇聯解體；（14）「可以避免」說，此說認為蘇聯的解體並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5）「合理因素」說，此說認為蘇聯解體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是多種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15）「輿論失控」說，此說認為，蘇聯改革過程中，新聞媒體脫離黨的領導，導致輿論失控，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102] 全面系統地闡釋蘇聯解體的原因並非本著的目標。本著只打算從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滲透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角度來審視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事件，對這一事件的因果關係做一個扼要的梳理。這樣，我們就會看到，蘇聯解體既是一個「被解體」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解體」的過程。 在討論蘇聯解體這一「被解體」和「自解體」的問題時，人們往往持兩種截然相反的立場：一種立場堅持認為蘇聯之所以解體歸根到底來自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來自蘇聯外部；另一種立場則認為蘇聯之所以解體歸根到底來自蘇聯領導人的蛻化變質，來自蘇聯內部。我們不妨將前者的立場稱作「外因論」，而將後者的立場稱作「內因論」。其實，從社會實踐的觀點看問題，外因和內因的界限並不是那樣涇渭分明的，而常常是相互依存、相互推動，從而是緊密地糅合在一起的。換言之，蘇聯的「被解體」與「自解體」並不是毫不相干的兩件事情，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是一塊硬幣的兩個方面。 與戈爾巴喬夫不情願承擔蘇聯解體的責任不同，[103]西方政治家卻對自己在蘇聯解體中扮演的角色不僅毫不隱諱，而且還津津樂道。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1991年11月召開的一次美國石油學會的會議上就坦誠布公地宣示了西方國家對蘇聯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她在約45分鐘的演講中直言不諱地講述了幾乎所有關鍵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有：（1）「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直到80年代中期，西方國家在遏制蘇聯方面一直「陷入困境」，但這種情況至1985年初有了根本轉變。（2）1985年初，撒切爾夫人得到情報，說契爾年科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戈爾巴喬夫「可能繼任」，[104]這樣就可以「藉助」戈爾巴喬夫「實現我們的想法」。撒切爾夫人坦言：「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3）儘管「我的蘇聯問題專家智囊團」開初對推舉葉利欽為蘇聯境內「人民陣線」這個以「求主權、謀獨立」為旗號的民族政治勢力組織的領袖分歧很大，但「後來經過多次接觸和約定，最後還是決定"推出』葉利欽」。「葉利欽費了很大的力氣，勉強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隨即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蘇聯的解體真正開始了。」（4）「葉利欽的支持者堅持住了，並且掌握了控制強力部門的絕大部分（雖然不是全部）實權。其餘所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藉機宣布自己的主權（當然，多數共和國在形式上並未排除聯盟地位）。這樣一來，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105]果不其然，大約兩周後，1991年1 2月8日由斯·舒什克維奇、鮑·葉利欽、列·克拉夫丘克代表白俄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了宣布蘇聯停止存在和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定，即大家熟知的別洛韋日協議，蘇聯解體了。由此可見，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差不多完全處於西方敵對勢力的掌控之中。 如果英國為瓦解蘇聯不惜力氣的話，則當時作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美國為瓦解蘇聯而巨大投資及其在蘇聯解體中所發揮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一件可想而知的事情了。正因為如此，俄國歷史學家舍維亞金在《蘇聯滅亡之謎》中就曾以相當大的篇幅比較詳盡地介紹了美國「智囊團」以及美國蘇聯問題研究機構。舍維亞金指出，美國實際上是在用「巨大而又複雜的一個體系毀掉了蘇聯」，「這一敵對體系中包含了西方領導集團及其特工機關、西方及東方共濟會組織、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第五縱隊』以及所有那些執行華盛頓發出的命令轉而反對我們的部分」。[106]舍爾維亞斷言：美國研究蘇聯問題的第一個「實驗室」是20世紀20年代駐拉脫維亞領事館一夥外交官創立的所謂「里加學校」。這些外交官後來構成了美國駐莫斯科首個大使館的中堅力量。40年代末他們在國務院擁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其中喬治?凱南和查爾斯?波倫的號召力尤為突出。當時美國感到不僅極其缺少有能力闡述蘇聯局勢及其美國對策的蘇聯問題專家，而且甚至感到極其缺少精通俄語、能夠將蘇聯報紙上有關美國的材料翻譯過來的人才。鑒此，此後美國不僅培養了大批這樣的蘇聯問題專家，而且還建立了「幾百個」像「里加學校」一樣的研究機構或研究中心。在這些研究機構和研究中心中，蘭德公司是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在談到蘭德公司的特殊地位時，舍爾維亞強調指出：「蘭德公司是美國上層集團中最為著名的，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機構之一。完全配得上類似"智囊團』稱呼的機構先前就有，但只是到戰後當蘭德公司建立之時該領域的發展才獲得了現實特徵。」[107]依照作者的分析，美國對蘇聯實施影響的初級階段（50年代）的計劃是《抑制共產主義》，而其在80年代的計劃則在於實施所謂「託管領導」的計劃，即「促使蘇聯國家內部自由化」的計劃。[108]而這樣兩個計劃其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遏制計劃和和平演變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舍維亞金在解讀「蘇聯死亡之謎」時強調了美國和平演變戰略與蘇聯解體的對應性和內在相關性或一致性。他援引蘇聯當代哲學家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季諾維也夫（1922— ）的話強調說：「蘇聯的反革命是在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產生的。」[109]與季諾維也夫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在季諾維也夫將蘇聯解體稱作「反革命」的地方，舍維亞金卻寧願將其稱作「革命」。他寫道：「假如對蘇聯的進攻僅僅來自外部的，那麼這就會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戰爭。就算戰爭採取了非傳統的手段方法，也僅僅是一場戰爭而已。假設一部分精英人物復辟資本主義的理想得以實現，那麼這也僅僅是一次革命。但問題恰恰是這兩大事件同時發生了。蘇聯與蘇聯人民的內敵和外敵達成了協議，於是國內革命完成了。」[110] 季諾維也夫關於蘇聯解體起因於「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因素的綜合作用」的說法事實上提出了蘇聯解體的「歷史合力論」。然而，如果按照歷史合力的說法，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是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所產生的「合力」的結果，[111]則像蘇聯解體這樣一種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就更其是「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所產生的「合力」的一種結果了。而宗教既然是一種極其重要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意識形態，既然宗教是人類文化的縱深維度，則蘇聯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境外宗教滲透就勢必是構成導致蘇聯解體「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中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就勢必是導致蘇聯解體的諸多因素中的一項重要因素。因此，在考察蘇聯解體這個沉重的歷史話題時，具體深入地考察一下蘇聯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聯的宗教滲透就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了。
第五節 右誤國，「左」也誤國 蘇聯解體既有近因，也有遠因，既有右的原因，也有「左」的原因。就宗教這個維度來說，蘇聯各宗教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所以積極投身於蘇聯解體的大合唱，並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固然與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密切相關，但也與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消滅宗教」運動有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斯大林時期的一定程度的「左」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有關。蘇聯宗教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倒戈活動無疑是長期處於打壓狀態下的蘇聯宗教對於蘇聯宗教政策憤懣情緒的一個總爆發。因此，全方位、長時段地考察蘇聯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不僅對於我們深入理解上個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蘇聯宗教復興運動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對於我們正確地理解和制定社會主義宗教法規和宗教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蘇聯宗教工作的「左」與右 蘇聯的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總的來說，在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時期，「左」的思潮和路線不時佔據主導地位，而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後一階段，右的思潮和路線則佔據主導地位。然而，無論是戈爾巴喬夫的「右」，還是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左」，都同樣對蘇聯宗教工作造成了致命的危害，都同樣為蘇聯解體準備了條件，只不過戈爾巴喬夫的右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路線構成蘇聯解體時期宗教最終倒戈的「近因」，而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左」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構成的是蘇聯解體時期宗教最終倒戈的「遠因」罷了。 應該說，在蘇俄時期，在列寧領導下，黨和政府的宗教工作總體上還是比較健康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貫徹落實得還是比較好的。但毋庸諱言的是，即使在這個時期，隨著反宗教宣傳的開展，各地在宗教工作中也屢屢出現列寧所批評的「傷害宗教感情」的事情。[112]至斯大林時期，特別是至30年代，受政府支持的「戰鬥的無神論者同盟」不僅公開提出了「打倒宗教」和「消滅宗教」的口號，而且還制定了消滅宗教的五年計劃，準備在從1932年到1937年的五年時間裡，不僅「消除所有宗教的外在標誌」，而且還要「連根拔除所有宗教殘餘」。儘管這一計劃終究未能得逞（也根本不可能得逞），但卻給蘇聯的宗教工作帶來巨大而長久的傷害，在許多宗教信眾的內心深處留下了陰影。蘇聯宗教工作中的這樣一種「左傾」思潮雖然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特別是隨著蘇聯衛國戰爭的開始而有所減弱，但後來隨著赫魯曉夫的上台，特別是隨著無神論教育「反右」運動的開展，這股思潮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又開始猖獗起來，新一輪的「消滅宗教」運動又在蘇聯全國展開。勃列日涅夫時期，這股「左傾」思潮雖然降溫，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卻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在其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指引下，開始糾正蘇聯宗教工作的「左」的思潮和傾向。但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用右的東西來糾正「左」的東西。[113]在對外關係上，戈爾巴喬夫不僅對梵蒂岡的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毫無警惕，而且還對梵蒂岡主動示好，配合默契，為其對蘇聯實施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大開方便之門。 應該說，蘇聯70多年的宗教工作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失誤卻是相當嚴重的。蘇聯宗教工作的根本失誤在於它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好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固然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藉簡單粗暴的「反宗教運動」也同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好這一問題。 事實表明，簡單粗暴的「反宗教運動」或「消滅宗教運動」反對和消滅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信徒對社會主義的感情，收穫的只是廣大宗教信徒對社會主義的誤解、積怨和憤懣。如前所述，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蘇聯各宗教不僅沒有成為捍衛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積極力量，反而在關鍵時刻最終「倒戈」，終於成為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力量。這一點僅從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在1990年11月蘇聯慶祝十月革命活動中將十月革命稱作「十月事變」和「過去的錯誤」，以及他在1991年7月對葉利欽宣誓就任俄羅斯總統的熱烈祝賀中就可以充分地看出來。[114]誠然，我們也可以把這種「倒戈」現象理解為蘇聯各宗教對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不滿，但其中無疑也內蘊有對整個「現實社會主義」的不滿，而這樣一種不滿情緒固然與宗教信徒的認識誤區有關，但在很大程度上卻也與蘇聯宗教工作的「左」的思想和做法有關。離開了幾代宗教信徒對蘇聯宗教工作憤懣情緒的長期積累，對蘇聯解體過程中廣大宗教信徒的大面積「消極」和「反戈」，是很難做出合理解釋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蘇聯宗教信徒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離心」和「反戈」，既是戈爾巴喬夫推行右的宗教工作路線的一個苦果，也是斯大林、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曾經推行過的「左」的宗教工作路線的一個苦果，從而可以將其理解為蘇聯宗教工作先「左」後右綜合症的一個綜合結果。 二、蘇聯東正教官方教會的歷史演繹與蘇聯解體 凡現實的都是具體的。因此，為了對蘇聯宗教工作的「左」和右的錯誤傾向或錯誤路線所造成的危害有一種本真的理解，我們有必要對蘇聯各宗教的歷史演繹及其與蘇聯解體的關聯作出更為具體也更為深入的考察。下面，我們就依次對蘇聯東正教官方教會、東正教境外教會、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的社會處境及其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分別作出扼要的說明。 如前所述，俄羅斯東正教會和神職界在俄國歷史上一直享有政治、經濟和教育特權。十月革命後的一段時間，隨著《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和《關於教會與國家分離和學校與教會分離法令》（1918年1月23日）的頒布，它在沙俄時代所享有的種種特權遭到了剝奪，於是對蘇維埃政權持激烈的反對立場。1917年12月2日，俄國東正教的宗教會議通過《俄羅斯東正教會宗教會議關於俄羅斯東正教法律地位的決議》，極力維護東正教在沙俄時代所享有的國教地位和權益，強調東正教「享有自由並獨立於國家的權力」。[115]俄羅斯東正教會牧首吉洪發布諭令，公開攻擊蘇維埃政權是「基督真理的敵人」、「喪心病狂的瘋子」、「人類的敗類」和「當今世上最無知的無神論統治者」，號召：「立即行動起來」，「將這些壞人從你們中間剷除」。[116]在反對國內白衛分子和協約國侵略者聯合武裝干涉的國內戰爭（1918—1921年）中，許多神職人員都直接加入到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和弗蘭格爾的軍隊反對蘇維埃政權。 隨著蘇聯人民反對外國武裝干涉戰爭與國內戰爭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東正教會內部發生分化，一些有影響的白神品人士表示願意與政府合作，形成東正教內部的革新派，並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活的教會」。1922年8月，革新派教會不僅得到官方承認，而且還組建了自己的權力機構——最高宗教事務局。隨後，俄羅斯東正教上層也表示「懺悔」，願意放棄敵視蘇維埃政權的立場。1927年5月20日，蘇維埃內務人民委員會承認了以牧首謝爾蓋為首的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合法地位。7月29日，謝爾蓋發表「致教民咨文」，對蘇維埃政府承認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謝並宣布「服從蘇維埃政權」，做「蘇聯忠實的公民」。[117] 但是，之後不久，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特別是在全國範圍的反宗教宣傳和肅反運動中，教會上層的消極態度使得蘇維埃政權把他們當作「階級敵人」來看待，受到殘酷迫害。至二戰前夕，蘇聯東正教地方機關幾乎全部被取消，相當一部分神職人員被關入集中營，擁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無幾，大批教徒脫離教會。這種狀況在希特勒軍隊1941年6月入侵蘇聯，蘇聯進入戰爭狀態之後才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衛國戰爭開始的當天，都主教謝爾蓋即發表《告東正教教民書》，號召教徒積極抗戰，並在戰爭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蘇聯政府對教會的態度因此而發生根本變化。1942年之後，國家不僅允許東正教會用多種文字出版教會讀物，而且還允許東正教會開設銀行賬戶，募捐資助國防。1943年9月，斯大林會見東正教領袖後，東正教教會機關刊物《莫斯科牧首區雜誌》創刊，東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復，謝爾蓋聖三一神學院、莫斯科神學院和10多所神職中學也相繼恢復，俄羅斯東正教呈復興態勢。至1948年末，莫斯科與全俄牧首區在組織規模上達到了戰後最高水平，全國有教堂1萬4千多座，在俄羅斯東正教事務委員會註冊的神甫和執事達1萬3千多人，高級黑神品70人，神學院和神職中學在校學生560多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千6百多人。[118] 赫魯曉夫在實施了短暫的政策解凍之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消滅宗教運動。至1965年，全國東正教修道院僅剩下35所，教堂8千座。當今俄羅斯學者和教會人士把赫魯曉夫時期稱作東正教會受排擠和迫害的「黑暗時代」。勃列日涅夫在宗教政策方面做了一些微調，東正教的教徒人數有所增加。70年代，蘇聯城市居民教徒人數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至20%，農村教徒則在10%—25%之間徘徊。神學院校的辦學規模也有了明顯的擴大。勃列日涅夫後期，國家更多地強調對神職人員和教徒進行思想感化，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國民，並提出了培養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神甫的方針。國家允許世俗高校的畢業生進入神學院校，致使在神學院校中逐步湧現了一批知識分子神學家和神職人員。這些人有的曾經是物理學家、數學家、地質學家和醫生，有的則畢業於人文學科。按照決策者的初衷，知識分子進入教會院校是一種向教會輸入共產主義思想的舉措，但結果卻適得其反，這些新型宗教幹部中竟出現了一批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建立各種宗教哲學組織，出版宗教刊物，包括許多地下刊物，極力宣揚與官方意識形態相抵觸的思潮。 1985年，隨著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到來，特別是隨著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啟動，蘇聯各地東正教堂紛紛修復或重建。1986—1989年間，蘇聯每年開放的教堂數量分別為：10個、16個、809個和2039個。80年代初，蘇聯境內共有東正教教區6700個，至1989年末，教區數量已經接近1萬個。而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東正教修道院也由80年代中期的3個增至100個。俄羅斯宗教活動家不僅舉辦神學國際研討會，與國外宗教活動家和國內外有關學者展開積極的對話，而且還通過大眾傳媒手段就社會道德、文化遺產和民族糾紛等社會熱點問題同社會進行廣泛的對話。戈爾巴喬夫的多元化政治還造就了一些宗教政治派別，如1989年成立的「教會與改革運動」、「俄羅斯基督教民主運動」；1990年成立的「人民東正教運動」和「俄羅斯東正教君主立憲黨」等。1990年12月，東正教教會宣布成立教會青年組織，並成立了一個國際性組織——世界東正教青年運動，以期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投入教會的懷抱，加強東正教會間的國際合作。至1991年1月，東正教徒已佔蘇聯國民總數的22%。蘇聯東正教官方宗教內部已經積蓄和孕育了導致蘇聯解體的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三、蘇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歷史演繹與蘇聯解體 1918—1920年間，蘇俄發生了一場國內戰爭。俄國保皇派東正教會人士站在白軍立場上，反對蘇維埃政權，其中有些人還直接參加了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和弗蘭格爾的軍隊，同蘇聯紅軍作戰。1920年，白軍失敗後，一批保皇派東正教會人士跟隨白衛軍殘餘流亡到國外。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歐洲的俄羅斯東正教會高級主教在世界東正教會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開會，成立了俄羅斯境外教會最高管理局。此後不久，蘇俄境外各國和地區（芬蘭、拉脫維亞、中國、日本和北美等地）的俄羅斯東正教高級主教都加入了該管理局。1921年，俄羅斯境外教會最高管理局遷至南斯拉夫。同年12月，該管理局在塞爾維亞召開了卡爾洛瓦茨會議，成立了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1928年，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拒絕了都主教謝爾蓋提出的「忠於蘇維埃政府」的建議，與俄羅斯東正教會斷絕往來。 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一些不願意與新政權合作的舊俄思想家和藝術家也最終選擇了流亡道路，成為「俄國20世紀第一代僑民」。在法國，一些俄僑知識分子精英創辦了聖謝爾蓋東正教神學院。俄國僑民宗教哲學家和神學家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弗蘭克和卡爾塔紹夫等，都曾在該學院任教或擔任領導職務。 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崇尚「民主制」，譴責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與蘇維埃政權合作。1938年8月，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倡議生活在蘇聯的俄羅斯東正教徒和俄羅斯僑民共同為恢復俄國的君主制而奮鬥，提議追認為蘇維埃政權處決的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為殉道者和聖人。30年代，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在俄僑中影響很大。 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在後來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北美派（北美東正教主教區）、西歐派（西歐俄羅斯東正教高級主教區）和卡爾洛瓦茨派。 北美東正教主教區起源於1794年，起源於阿拉斯加地區，但很快擴展到整個北美地區。1905年，該主教區總部遷往紐約。十月革命後，一大批來自烏克蘭等地的白俄教徒來到北美避難，促成了北美東正教與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聯繫。在後來的發展中，與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保持著一種時斷時續的聯繫。與此同時，該派也與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也保持著一種時斷時續的聯繫。1947年，隨著冷戰的爆發，該派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會斷絕關係，並且於1970年徹底脫離了俄羅斯東正教會，成為世界上15個獨立的東正教會之一——美國東正教會。該教會用英語作祈禱和主持聖事。 西歐俄羅斯東正教高級主教區由俄國東正教僑民於1917年末在西歐創立。1920年10月，俄羅斯境外教會最高管理局任命鄧尼金手下的東正教主教葉夫洛基?格奧爾基耶夫斯基擔任該主教區高級主教。但由於葉夫洛基持自由派思想，不贊成俄羅斯境外教會恢復君主制的想法，終究為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所不容。但也正因為葉夫洛基持自由派立場，反對在俄羅斯境內恢復君主制，也就博得了蘇維埃政權的好感，從而曾一度為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所承認，並被任命為西歐主教區都主教。但由於其敵視十月革命的立場而終究為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所不容。1946年，西歐俄羅斯東正教高級主教區完全脫離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和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而加入君士坦丁牧首區。該高級主教區涉及法國、比利時、芬蘭、德國、挪威、瑞典、義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歐國家，教堂祈禱用斯拉夫語進行，教徒多為俄裔西歐人。 卡爾洛瓦茨派是蘇維埃體制和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強硬反對派。在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所有分支中，無論是北美派還是西歐派，在一段時間裡，都有過與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合作或服從其領導的經歷，唯獨卡爾洛瓦茨派自始自終與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對抗到底。二戰期間，卡爾洛瓦茨派甚至與希特勒勾結，妄圖借重德國軍隊「解放」蘇聯。蘇聯衛國戰爭勝利後，蘇聯紅軍解放了東歐各國。為了避開社會主義政權，卡爾洛瓦茨派於1946年將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總部由塞爾維亞（時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卡爾洛瓦茨遷至德國的慕尼黑。1950年，鑒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一大批俄羅斯東正教僑民移民美國，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在美國的教區隨之增多，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總部於是遷至美國紐約州喬丹維列的聖三一修道院。 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戈爾巴喬夫民主化改革的啟動，蘇聯出現了宗教復興的局面，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乘機在俄羅斯境內發展自己的勢力。1990年，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在蘇聯境內開設了第一批教區。一些對俄羅斯東正教官方教會不滿的蘇聯境內神職人員帶著自己教區的教徒離開官方教會，加入境外教會所開設的教區。儘管在組織層面，這個時候的蘇聯東正教官方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存在有摩擦，但在批評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方面卻逐漸趨於一致，從而在瓦解蘇聯方面終於相互成了盟軍，並且最終於2007年5月在蘇聯解體後走向統一。 四、蘇聯伊斯蘭教的歷史演繹與蘇聯解體 伊斯蘭教是蘇聯時代的第二大宗教。信徒達5500萬。伊斯蘭教於7世紀末，先東正教傳入俄羅斯，在少數民族地區有悠久的歷史和很大的影響。蘇聯伊斯蘭教在蘇聯主要集中在中亞5個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土庫曼以及巴什基爾共和國和北高加索地區。蘇聯有30多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119] 十月革命後，在「反宗教宣傳」大背景下，伊斯蘭教的發展受到一定影響。自1918年至1931年，蘇聯共關閉了伊斯蘭教禮拜建築物3552座。此後一段時間，伊斯蘭教受到的擠壓更甚，宗教團體數量急劇下降。衛國戰爭期間，反宗教浪潮一時平息，一些清真寺得以恢復活動。1943年，設立中亞和哈薩克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管理中亞的5個加盟共和國的穆斯林。1944年，又增設了蘇聯歐洲地區和西伯利亞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北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和外高加索穆斯林宗教管理局。這些宗教管理局的職能主要有：（1）發布處理有關信仰和儀式的宗教教理問題的教法決斷書；（2）支持清真寺、禮拜堂、宗教團體以及伊斯蘭宗教職業者；（3）經過預先的資格審查向清真寺推薦毛拉（阿訇）和穆安津（宣禮員）；（4）罷免違反伊斯蘭教教規和有與宗教典禮領導高尚稱號不相容行為的毛拉和穆安津；（5）注意研究宗教人士和教徒涉及本管理局職權範圍內問題 的申訴書；（6）出版必要的宗教圖書，任命本宗教管理局的合法代表——穆哈台斯布（教律檢察官），支配本宗教管理局獲得的基金。 戈爾巴喬夫時期，在宗教自由化思潮推動下，蘇聯出現了伊斯蘭教復興的現象。根據蘇聯宗教事務委員會當時公布的數字，1985年全蘇只有兩個伊斯蘭宗教團體登記，1988年則有16個，1989年有171個。至1991年3月，伊斯蘭宗教團體註冊總數已多達1590個。在這期間，清真寺的數量也急劇增長。從1987年起，在短短的三、四年間，中亞地區的清真寺就由160座增至5000多座。中亞穆斯林去沙烏地阿拉伯朝覲的人數也明顯增多。1989年只有25名，到蘇聯解體前的1991年則增至1400多名。隨著伊斯蘭教的復興，一些蘇聯伊斯蘭教組織和團體的政治化傾向也逐步趨於明顯。1989年3月，戈爾巴喬夫把沙皇時代俄軍掠奪的一本公元7世紀的《古蘭經》歸還給塔什干寺院。但戈氏的這一做法卻為宗教勢力所利用，當地穆斯林藉機向政府提出了挑釁性的要求：「把聖典和歷史還給我們！」自戈爾巴喬夫對傳播伊斯蘭教的活動解禁後，中亞的一些清真寺逐漸演變成中亞政治爭論的中心，並開始形成地下伊斯蘭教運動，與官方教會分庭抗禮。「由於官方的伊斯蘭機構無法滿足信教群眾的精神需求，非法的"民間毛拉』大量存在。據估計，到蘇聯解體前，在民間活動的伊斯蘭教職人員已10倍於官方註冊的教職人員。」[120]1988年，在塔爾乾的一次集會上，[121]激進的穆斯林亮出了象徵伊斯蘭教的綠色旗幟。同年，烏茲別克的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發生動亂，提出在蘇聯建立獨立於莫斯科的操突厥語的民族聯盟和中亞穆斯林聯邦。1989年，在一個名為「伊斯蘭教與民主」的組織操縱下，烏茲別克發動了一場推翻中亞穆斯林宗教管理局首席穆夫提的運動。1990年6月，俄羅斯阿斯特拉罕州成立了一個名叫「全蘇伊斯蘭復興黨」的組織，旨在使伊斯蘭教在被驅逐出來的地方復興起來，在不完全了解或被歪曲的地區傳播開來，其任務在於「保衛我們的信仰不受迫害、誣衊和歪曲，使人們能按《古蘭經》和聖訓來生活」。其後，在中亞地區出現了以「恢復伊斯蘭理想」為目標的伊斯蘭復興黨的基層組織。其中，塔吉克伊斯蘭教復興黨成員眾多，成為左右當地社會生活的重要政治力量。此外，塔吉克民主黨、「拉里-巴達赫松」協會、烏茲別克「比爾里克」人民運動以及哈薩克的「阿拉什」等黨派組織也都帶有鮮明的民族宗教色彩。蘇共中央機關刊物《黨的生活》1990年第17期刊登了一篇題為《蘇聯有沒有教權主義？》的文章，指出：「近來，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流派、分裂主義分子越來越堅決地滲入這個黨，他們一起企圖加劇反共情緒，要求取消蘇聯共產黨，改變蘇聯的憲法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被政治化了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無疑也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推手。 五、蘇聯天主教會的歷史演繹與蘇聯解體 羅斯同天主教的聯繫與其同東正教的聯繫一樣久遠。羅斯甚至在公元988年從拜占庭接受希臘東正教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其同羅馬天主教的交往。[122]即使在其接受希臘東正教後，與羅馬天主教也並未完全斷絕往來。至1914年，在俄國領土上一共有500萬名天主教徒，1158個教區，1491座教堂，1358座小教堂，2194位神職人員。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國家版圖的變異，俄國天主教徒的數量急劇減少。 由於沙皇俄國是個東正教國家，天主教會在俄國的存在和發展一直受到嚴格限制。故而，與東正教敵視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不同，俄國天主教無論對二月革命還是對十月革命都寄予厚望，希望能夠在新的社會裡，社會地位有所提升。隨著《土地法令》的頒布，俄國天主教「翻身」的夢想破滅。在國內戰爭期間，大量天主教徒乘機逃到國外。至1922年，在蘇聯大約有150—200萬天主教徒，主要分布在蘇聯西部地區（波蘭人兩次起義失敗後遭到流放的波蘭天主教徒），以及德國人集中居住的地區（伏爾加河流域、黑海邊區和西伯利亞）。在20年代，蘇聯與梵蒂岡關係還比較密切，蘇聯政府還允許羅馬教皇任免蘇聯領土上天主教會的主教。而梵蒂岡不僅積極幫助流亡國外的蘇聯東正教徒先後在巴黎、立陶宛、柏林、布拉格、維也納等城市建立了中心，而且還秘密對蘇聯國內的天主教機構進行改革，即將原來的4個主教區改為4個聖統區，即莫斯科聖統區、列寧格勒聖統區、莫吉廖夫聖統區和克里木聖統區。至30年代，蘇聯與梵蒂岡之間的聯繫幾乎中斷，梵蒂岡在蘇聯的天主教管理機構被全部摧毀。與此同時，蘇聯天主教的生存處境更趨惡化，宗教信徒的數量急劇減少，而大多數神職人員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流放。在蘇聯，除了波羅的海的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外，天主教徒幾乎終止了一切彌撒活動。 衛國戰爭也沒有給蘇聯的天主教帶來好運。斯大林大力支持蘇聯東正教會將莫斯科變成與羅馬對抗的「普世東正教」的中心，從而對蘇聯的天主教繼續採取擠壓的政策。1946年3月，蘇聯召開「利沃夫宗教會議」，通過決議，取消合併派即東儀天主教的存在。合併派，也稱合併教會，其所意指的是東正教會的個別教區或部分團體與天主教會的聯合。其基礎在於：參加合併的東正教徒承認羅馬教皇的最高地位和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同時保留東正教禮拜儀式。因此，合併教會又被稱作東儀天主教會。自1054年基督宗教分裂為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以來，梵蒂岡策劃的教會合併活動主要有兩次。一次發生在1274年（里昂會議），一次發生在1439年（費拉拉-佛羅倫薩會議）。第二次教會合併活動在俄國產生了重大影響。1596年10月，在梵蒂岡和波蘭國王支持下，天主教徒和合併派教徒在布列斯特尼古拉教堂召開宗教會議，表決通過教會合併的決議。此後，合併派與俄羅斯東正教之間的衝突不斷。這種衝突既表現在宗教層面，也表現在國家層面，即表現為梵蒂岡、波蘭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軍進入西部，烏克蘭等地的合併派遭受重創。1946年的「利沃夫宗教會議」一致通過取消1596年「布列斯特合併會議」的全部決議，斷絕與梵蒂岡的聯繫，取締合併派教會，要求合併派回到東正教信仰上來。此後，合併派的主教們在遭到逮捕和流放後大部分流亡到國外，而拒絕轉向東正教會的合併派信徒們則轉入地下活動。 在赫魯曉夫發動的自50年代末期開始的消滅宗教運動中，蘇聯東正教官方宗教受到了沉重打擊，蘇聯天主教組織由於在當時已經幾乎完全癱瘓，信徒已經不再公開活動，故而基本上沒有受到進一步的傷害。整個蘇聯當時只剩下兩座天主教教堂開放。這兩個教堂，一座位於列寧格勒，一座位於莫斯科，只是由於外國機構的保護，它們才免於關閉。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和梵蒂岡的關係一度有所緩和。羅馬教廷派代表訪問蘇聯，而蘇聯也決定以俄羅斯東正教的名義派遣代表出席梵蒂岡第二次會議（1962—1965年召開）。其後，蘇聯政府決定釋放已在監獄裡關押了18年的烏克蘭東儀天主教大主教約瑟夫?斯里佩。196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尼古拉?波德戈爾內訪問了梵蒂岡，莫斯科與梵蒂岡的關係獲得了進一步的改善。梵蒂岡獲得了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任命主教的權力，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的合法地位也一度獲得了蘇聯當局的認可。天主教在蘇聯遭到的最後一次迫害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有兩名天主教神職人員被逮捕，其中一個被驅逐到國外，而另一個則被判處3年監禁。 至戈爾巴喬夫時代，隨著宗教政策的「鬆綁」和蘇聯與梵蒂岡關係的改進，合併派教會的處境出現了轉機。1988年6月，梵蒂岡教廷不僅應邀派員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盛大的紀念羅斯受洗一千年的慶祝活動，而且事後，戈爾巴喬夫和外長謝瓦爾德納澤還接見了應邀參加慶祝活動的卡薩羅利樞機主教，樞機主教向戈爾巴喬夫「轉交了教皇一封通篇口氣友好的信件，還有一份涉及蘇聯天主教會狀況的備忘錄」。 1989年12月初，正在義大利進行國事訪問的戈爾巴喬夫造訪了梵蒂岡，與教宗約翰?保羅二世進行了單獨會談。雙方不僅就建立正式的國家關係的原則達成一致，而且還就烏克蘭合併教會問題達成協議。當時，蘇聯西部合併教會實際上已經從地下轉到地上，其活動相當積極，規模迅速擴大。在1990-1991年間，在烏克蘭西部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下，合併派教會一躍而成了烏克蘭最大的教會，不僅主導了烏克蘭的宗教生活，而且對烏克蘭的政治生活也產生了重大影響。1990年1月，在1946年「利沃夫宗教會議」召開44年之後，在利沃夫召開了合併宗教會議，宣布1946年「利沃夫宗教會議」非法，恢復「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合法地位。1990年2月，烏克蘭宗教事務局發表聲明，合併派信徒可以創建自己的宗教團體，按照合法手續登記註冊。從此，烏克蘭合併教會（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完全公開恢復自己的活動。1990年3月15日，羅馬教廷與蘇聯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90年5月，羅馬教皇使節大主教科拉索諾到莫斯科上任。1990年11月，戈爾巴喬夫再次到梵蒂岡與教皇會晤。1991年4月，羅馬教皇命令在俄國組建兩個聖統區，一個是「俄國歐洲部分拉丁禮儀天主教徒聖統區」，以莫斯科為中心；另一個是「俄國亞洲部分拉丁禮儀天主教徒聖統區」，以新西伯利亞為中心；羅馬教皇同時還任命主教到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工作。1991年9月5日，羅馬教廷承認了俄羅斯聯邦的獨立和主權。1991年12月20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拜訪了羅馬教皇。[123] 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中曾經突出地強調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烏克蘭合併派的復興運動和大規模強佔廟堂的活動的「政治性質」。他寫道：「上個世紀80-90年代烏克蘭的政治局勢，部分是由宗教關係決定的。雖然表面看來教會同國家是分離的，但教會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卻十分巨大。因為世俗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總是要聽從精神引領者的教導的。」[124]他還具體地將這一活動歸結為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約翰?保羅二世和戈爾巴喬夫合力的結果。他寫道：「80年代末，烏克蘭西部各州民族主義情緒掀起浪濤。從一開始，這一過程便帶有公開的政治性質，是加里西亞知識界素有的分離主義傾向在教會土壤上的反映。在西烏克蘭首先表露出這種情緒的是希臘天主教徒。早在1988—1989年間，他們便走出地下狀態。從1989年下半年起，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代表轉向直接的積極行動。轉至1989年秋季，他們開始大規模侵佔正教廟堂。……當時提出了一個極端主義的口號：按1939年時的狀況把所有廟堂和財產歸還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及至1989年年末，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獲得合法地位。梵蒂岡的外交介入和約翰?保羅二世與戈爾巴喬夫1989年12月1日就此達成協議，對促成此事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125]雷日科夫強調說：「合併派教會在西烏克蘭"復活』的最終結果便是如此。民族主義分子同該教會齊心協力，在烏克蘭社會製造緊張局勢已將近20年。烏克蘭東西兩部分的對抗一天也沒有平息過。所有這一切，對國家的完整孕育著極其嚴重的後果。」[126]在雷日科夫看來，與烏克蘭民族分裂主義綁架在一起的還有烏克蘭自主正教會的分裂活動。烏克蘭正教會歷史上一些人建立獨立於莫斯科大牧首轄區的圖謀雖然由來已久，[127]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1990年6月，分裂分子在基輔舉行「全烏克蘭自主正教大會」，不僅決定成立自主教會，而且還選舉出「基輔大牧首」。雷日科夫指出，在烏克蘭「人民魯赫運動」（分裂主義）的宗教綱領中強調必須為「斯大林勢力所破壞的烏克蘭天主教會（即1989—1990年間被稱為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和烏克蘭自主正教會的法律地位正常化而鬥爭」。據此，雷日科夫斷言：「合併派也好，自主教會派也好，都是同一現象，即烏克蘭分離主義的產物。」[128]雷日科夫的分析表明：（1）境外敵對勢力（梵蒂岡）是烏克蘭宗教動亂的一個重要根源；（2）宗教極端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是狼狽為奸的；（3）「左」雖然在形式上與「右」相對立，但在現實的社會運動中卻往往是相互支撐、相互推動的。以右糾「左」的結果非但糾正不了「左」，反而將社會引向更危險的道路。 六、境內宗教復興與境外宗教滲透的互存互動 遭致蘇聯解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無論將它簡單地歸結為哪一個方面都是片面的，從而歸根到底是說明不了問題的。但是，無論如何，說宗教問題是蘇聯解體的一個因素則是沒有問題的。 首先，宗教問題民族化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民族問題無疑是蘇聯解體的一個直接原因。法國學者埃萊娜?唐科斯在1978年出版的《分崩離析的帝國》一書中，曾詳細分析了蘇聯的民族問題，指出：「六十年中，蘇聯政府完成了一些巨大的社會改革工作。無疑它遇到過許多問題。但在它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繼承的沙俄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胡同。」[129]其實，這差不多也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的作者的觀點。因為該書將蘇聯解體解讀為「民族問題的總爆發」。[130]然而，我們需要指出的，凡是在民族問題發揮作用的地方，其他問題也都參和其中。在蘇聯解體過程中，宗教問題民族化即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首先，如前所述，無論是烏克蘭的希臘天主教會（東儀天主教）還是烏克蘭的自主正教會，都有一個與烏克蘭民族分裂主義（「人民魯赫運動」）攪合在一起的問題。其次，如上所述，中亞五國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具有明顯的分離主義傾向。在1988年烏茲別克的動亂中，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所提出的在蘇聯建立獨立於莫斯科的操突厥語的民族聯盟和中亞穆斯林聯邦，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不過的例證。最後，在波羅的海三國，宗教問題也被鮮明地民族化。 波羅的海三國本來都是多宗教、多民族的國家。在愛沙尼亞，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70%，東正教徒佔20%；在拉脫維亞，路德派新教教徒佔40%，東正教教徒佔35%，天主教徒佔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佔90%，東正教教徒佔4%。但是，在蘇聯解體過程中，俄羅斯東正教基本上被看成「一個使該地區俄羅斯化，向本土居民傳播他們所不熟悉的"野蠻東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而天主教和新教則被描繪成「促進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131]一如《大國悲劇》作者在談到愛沙尼亞時所說，「在愛沙尼亞，教會和國家在人們生活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明顯的是一些政治活動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來挑唆對俄羅斯人和俄羅斯的仇恨。」[132]在一個意義上，蘇聯的解體始自1989年9月的南高加索地區亞塞拜然共和國和波羅的海三個共和國的獨立運動，而終於1990年12月結束的中亞五國獨立宣言的發表。蘇聯在15個月內分崩離析，宗教的民族化無疑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宗教的政治化是蘇聯解體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宗教的政治化不僅表現在上述的宗教民族化過程中，而且還典型地表現在對宗教迫害的反思過程中。毋庸諱言，在蘇聯歷史上，宗教迫害通常都是具有政治動因的，更確切地說，通常是與受迫害者敵視蘇維埃政權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直接相關的。這不僅從蘇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起因可以看出來，而且還可以從蘇聯東正教地下教會和蘇聯東正教民間教會的起因看出來。既然如此，則無論是蘇聯東正教境外教會的復興，還是蘇聯東正教地下教會和蘇聯東正教民間教會的復興便在所難免地帶有否定和顛覆蘇維埃政權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傾向，從而在所難免地成為瓦解和顛覆蘇聯的一股蓄勢已久的破壞力量。在境外敵對勢力的慫恿和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助推下，宗教政治化以及宗教之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用來顛覆和瓦解蘇聯的力量就不僅是一種可能的和偶然的現象，而勢必成為一種現實的和必然的運動。蘇聯解體昭示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況。 第三，宗教的異在化和工具化也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長期以來，蘇聯領導人對社會主義時期宗教的長期性和群眾性缺乏認識，往往把宗教視為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予以限制，甚至消滅。這從30年代「階級鬥爭尖銳化」時期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國建成共產主義」理論背景下曾經出現的「消滅宗教殘餘」的企圖和努力可以窺見一二。在宗教問題上蘇聯之所以長期推行「左」的政策和路線，究其根源正在於此。這樣一種「左」的政策和路線，不僅極大地妨礙了蘇聯宗教與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且還極大地傷害了廣大宗教信徒的感情，非但沒有培養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感，反而使相當一部分宗教信徒將宗教政策方面的缺失與社會制度的缺失聯想起來，從而產生出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離心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過程中，相當一部分宗教信徒對於蘇聯解體樂觀其成不是偶然的。這也說明蘇聯解體雖說是在兩三年內實現出來的，但其成因卻是源遠流長的。 宗教的工具化也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一項重要原因。如果單從宗教政策的寬鬆角度看問題，在蘇聯歷史上有兩個時期是宗教政策顯得最為寬鬆的。一是衛國戰爭時期，一是戈爾巴喬夫自由化時期。斯大林為什麼要在衛國戰爭時期放寬宗教政策呢？為的是調動宗教的力量，首先是東正教官方宗教的力量來保證衛國戰爭的勝利，也就是說，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蘇聯東正教官方宗教的力量。戈爾巴喬夫為什麼要放寬宗教政策呢？他的非常直接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想藉此擴大俄羅斯東正教的國際影響，彰顯自己治下的蘇聯在國際社會上的聲威，另一方面就是要做給西方人看，讓世人知道他是在實實在在地踐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也就是說，他也是把東正教官方宗教當作工具加以使用的。宗教固然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但也同樣具有超工具性的一面。因此，當人們在利用宗教的時候，如果完全忽視了它的超工具性的一面的話，這樣的利用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就有可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宗教一旦成了工具，戈爾巴喬夫可以利用，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也就同樣可以利用。這也是蘇聯解體留給我們的一個需要牢牢汲取的歷史教訓。 第四，境外宗教滲透也是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談到境外宗教滲透，我們馬上就會想到蘇聯東正教境外教會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蘇聯境內開設教區的事情。如前所述，俄羅斯東正教境外教會是1921年由流亡國外的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俄國保皇派東正教會人士組建的。既然如此，它之回到蘇聯國內組建教區，便明顯地具有「還鄉團」的政治意味，從而明顯地具有境外宗教滲透的性質。然而，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最為典型的境外宗教滲透當是境外敵對勢力利用梵蒂岡實施的宗教滲透。如所周知，早在1982年6月7日，美國總統里根和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就在梵蒂岡皇家圖書館秘密訂立了以波蘭團結工會為突破口、「加速蘇聯帝國瓦解」的「神聖同盟」。[133]至於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1984年秋天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1986年美國總統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在雷克雅末的一對一秘密談判，1989年12月戈爾巴喬夫和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梵蒂岡皇家圖書館的單獨會談，1989年末戈爾巴喬夫在馬爾他與美國總統老布希的會見，1990年11月，戈爾巴喬夫再次到梵蒂岡與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會談，1991年6月，葉利欽在美國與美國總統老布希的會見， 1991年7月，葉利欽與美國總統老布希在莫斯科的單獨會晤，1991年12月20日，葉利欽對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拜訪，所有這些活動都指向一個目標，即1982年6月7日美國總統與羅馬教皇在梵蒂岡所締結的「神聖同盟」所指定的「加速蘇聯帝國瓦解」的目標。如果這樣的說明還稍嫌籠統的話，我們不妨用梵蒂岡支持烏克蘭合併教會這一比較具體的歷史事件給予更為詳實的說明。如前所述，羅馬教廷支持合併派教會由來已久，我們甚至可以將這樣一種支持活動一直上溯到1054年基督宗教第一次大分裂之日，而1274年的里昂會議、1439年的費拉拉-佛羅倫薩會議、1596年的布列斯特會議和1989年12月烏克蘭合併教會的合法化都可以看作是羅馬教廷在這方面所做的一種努力。其差別僅僅在於：梵蒂岡所支持的1989年12月烏克蘭合併教會的合法化明顯地具有瓦解蘇聯政權的政治意圖。從法律程序上講，烏克蘭合併教會或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的合法地位是在1989年12月1日戈爾巴喬夫和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會談中達成一致意見時才實現出來的。但是，烏克蘭合併教會或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的事實上的合法地位在羅馬教廷暗中策划下早在1988年就實現出來了。一如《大國悲劇》一書所指出的：「早在1988—1989年間，他們（指烏克蘭的希臘天主教徒——引者注）便走出地下狀態。從1989年下半年起，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代表轉向直接的積極行動。轉至1989年秋季，他們開始大規模侵佔正教廟堂。」[134]這就是說，戈爾巴喬夫跑到梵蒂岡與羅馬教皇密談的結果只是在於給羅馬教廷在烏克蘭所策劃的民族分裂和宗教分裂活動提供一張「路條」或「合法證明書」而已。而羅馬教廷在烏克蘭的活動以及羅馬教廷所支持的烏克蘭的合併教會的活動，一如《大國悲劇》一書所反覆強調指出的，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和「民族分裂主義」性質，更確切地說，具有明顯的瓦解蘇聯的性質。《大國悲劇》曾經用羅馬教皇2001年6月23日—27日對烏克蘭的訪問對羅馬教廷在20世紀80—90年代在烏克蘭的活動內容做了一個貼切不過的注釋。該書的作者報道說：「教皇到了巴比雅爾——世界上任何一個政治家也不會放過霍洛克斯特（大屠殺）這個話題。後來又訪問了貝科夫連斯基森林，因為那裡埋葬著成千上萬蘇聯時期被鎮壓的犧牲者。他在長篇佈道宣講中錯落有致地安排了一些重點：對納粹一帶而過，對蘇聯的極權主義則大張撻伐。這次的訪問行程當然不會讓他訪問特地為蘇聯戰俘設立的可怕的達爾尼茨基集中營。」[135]作者繼續報道說：「總結是在2001年6月27日在利沃夫做的。這場彌撒有29名希臘天主教徒被列為聖者，其中只有一人是死於馬伊達涅克之手。其餘的人，據報道，均"犧牲於布爾什維克之手』。」[136]羅馬教廷和羅馬教皇的反蘇立場體現得可謂淋漓盡致。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不久，列寧就告誡蘇聯共產黨：「同宗教偏見作鬥爭，必須特別慎重；在這場鬥爭中傷害宗教感情，會帶來許多害處。應該通過宣傳、通過教育來進行鬥爭。鬥爭過激會引起群眾的憤恨；這樣進行鬥爭會加深群眾因宗教信仰而造成的分裂，而我們的力量在於團結。」[137]95年過去了，在蘇聯解體之後的今天，在我們親眼目睹蘇聯在宗教工作中的種種錯誤導致的慘痛悲劇之後，我們重溫列寧的這番教導，不僅使我們感到非常親切，也使我們感到非常深刻。在宗教工作問題上，右固然誤國，「左」也同樣誤國。社會主義國家在宗教工作中，只有同時堅持兩條戰線作戰，既反對右的錯誤，也反對「左」的錯誤，才能有效地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能有效地防範和抵制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安全。這是蘇聯70多年的宗教工作提示給我們的一條基本經驗。
第六節 歷史並未終結 如前所述，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在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這裡達到了高潮。這是不難理解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不僅生逢其時，發表在蘇東劇變之後不久，而且其「學術底蘊」也為尼克松的「不戰而勝論」和布熱津斯基的「失敗論」所不及。雖然與尼克松的「不戰而勝論」和布熱津斯基的「失敗論」一樣，表達的都是一個意思，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制度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歷史終點，但作為一個新黑格爾主義者，他畢竟給這一種觀點提供了理念論、末世論、歷史機制說和人性論的論證，使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學術品格和神學意蘊。然而，福山的這樣一種努力似乎也不足以拯救包括他的歷史終結論在內的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即將遭到歷史終結的厄運。福山之提出歷史終結論如果從他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時算起，至今已經過去20多個年頭了，如果從他1989年發表《歷史的終結？》時算起，則已經過去的時間就更長了。然而，歷史似乎並不買福山的賬。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非但沒有終結歷史，反而無數歷史事實都在證明，人類歷史正在終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首先，一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與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其他形態一樣，其政治目標都在於「終結」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然而，歷史卻向我們表明，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卻並沒有因為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而在世界上消失，相反，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充滿生機，其國際地位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其國際影響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大。即使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事情也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在東歐的一些國家中，共產黨重新在人民群眾中獲得信任，開始成為一支對國家政治生活能夠產生比較重大影響的力量。在前蘇聯地區，不少人開始懷戀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制度。這一點在人們對斯大林的態度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斯大林差不多成了前蘇聯地區各國國家公共電視台和各種出版物的眾口一詞的口誅筆伐對象或妖魔化對象。但隨著蘇聯解體帶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危機，引起了廣大民眾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再認識，人們對斯大林的評價因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據《俄羅斯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真理報》《消息報》《獨立報》等俄羅斯報紙援引俄羅斯公共輿論研究中心等處的數據，1996年28％ 的俄羅斯人認為斯大林的功績和貢獻大於錯誤和罪行，1999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0％左右。2003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6％左右，2008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9％左右(38％左右認為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大於功績和貢獻，16％左右認為斯大林這個人物太過於複雜難以作出評價，剩下的則認為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與功績和貢獻基本相當)，2009年12月底，認為斯大林貢獻和功績佔主要方面的達到了42％。而在2008年12月揭曉的有500多萬俄羅斯網民參與投票的「以俄羅斯之名——俄羅斯歷史名人投票」中，斯大林最終排名第三，僅處在亞歷山大?涅夫斯基（l3世紀擊敗德意志人的條頓騎士團和瑞典王國、立陶宛大公國，並且與蒙古金賬汗國周旋）和斯托雷平（1905—1911年問擔任沙皇俄國羅曼諾夫王朝首相)之後。甚至排在了列寧(他處於第7位)之前。」[138]不只一般民眾，即使像普京這樣的政要，其對前蘇聯的態度也有明顯的變化。1999年12月30日，普京發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在談到20世紀的俄羅斯時，普京說道：「在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里，俄羅斯有四分之三的事件是在為共產主義原理而奮鬥的標誌下生活的。看不到這一點，甚至否定這一時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錯誤的。」2000年2月，普京在共青團真理報社現場回答讀者的熱線電話，在回答「您怎樣看待蘇聯解體」問題時，普京回答說：「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在回答「什麼時候退出蘇共」問題時，普京回答說：「我沒有退出。蘇共不存在了，我就把黨證放在抽屜里。」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蘭記者的採訪，在談到斯大林時，普京強調說：「斯大林是一個獨裁者，這毋庸置疑。但問題在於，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蘇聯才取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這一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名字相關聯。忽視這一點是愚蠢的。」2005年4月，普京在「國情咨文」中進一步談了自己對蘇聯解體的看法。他說：「首先應當承認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上最大的災難，對俄羅斯人民來說這是一個悲劇，我們數以千萬計的同胞流落在俄羅斯土地之外，蘇聯解體就像流行病一樣也波及俄羅斯自身。」同年5月，普京接受德國電視記者採訪，在談到蘇聯解體時，非常形象地說，這確實是千千萬萬人的悲劇，「我們在潑水的時候，連同孩子一起倒掉了」。[139] 其次，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與尼克松的不戰而勝論和布熱津斯基的失敗論一樣，在宣布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終結的同時，宣講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福音」，用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的話來說，就是：「福音還是來了！」[140]然而，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雖然也給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一時的好處，但卻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它的厄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在經濟領域遭到重創，而且在其自身的國家安全方面也遭到了挑戰。2001年的「9?11」事件雖然具有恐怖主義的性質，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美國推行的世界霸權主義戰略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挑戰。2008年肇始於西方世界的環球金融危機不僅使許多大型國際金融機構接連倒閉，而且也使西方世界的經濟長期陷於蕭條。 當代著名哲學家和結構主義思潮創始人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曾用「黑板圖畫」來刻劃福山的「新世界秩序」及其「禍害」：（1）「失業」；（2）「對無家可歸的公民參與國家的民主生活的權利的大量剝奪」；（3）世界範圍內的「無情的經濟戰爭」；（4）「貿易保護主義的壁壘和進行的干預主義的拍賣戰」；（5）「外債和其他相關機制的惡化使人類的大多數處於飢餓或絕望的境地」；（6）「軍火工業和貿易被列入西方民主國家科學研究、經濟和勞動社會化的常規調整範圍」；（7）「核武器的擴散」不僅超出了「國家控制的範圍」，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開市場的範圍」；（8）「民族間的戰爭在加劇」；（9）「日益增長的、沒有邊界的或者說那些超效力的和純粹資本主義的幽靈般的國家亦即遍佈於各大洲，包括東歐從前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黑手黨和販毒集團的世界範圍的勢力的存在」；（10）國際機構和國際法「在具體的實施中仍主要受特定的民族—國家的操縱。幾乎總是它們的經濟—技術的和軍事的力量準備和應用，或者換句話說，實施其決定」。[141]正因為如此，德里達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及其所內蘊的盲目的樂觀主義斥之為「染有犬儒主義的味道」，稱福山在這樣一種「黑板圖畫」面前宣揚旨在「歌頌資本主義或經濟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勝利」、旨在「歌頌作為人類政體之終點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旨在「歌頌社會階級問題之終結」的歷史終結論，簡直與古希臘的犬儒派無異。[142]德里達對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批判真可謂入木三分。 美國社會學家湯普森在討論「意識形態的行為模式」時，曾經將「虛飾化」或「美化」視為意識形態的一項基本「操作法」。[143]既然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將一幅「黑板圖畫」改寫成「福音書」，其虛飾性不言自明，則他的作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歷史終結論的意識形態性質就昭然若揭了。澳大利亞學者安德魯?文森特在談到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意識形態性質時，曾經相當中肯地指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理論家們「未能接受一個至關重要的可選擇性的可能性，即意識形態的終結絕非標誌著意識形態的終結，它本身的提出就是它得以產生的那個時代和地域的意識形態的重要表達。」[144]應該說，文森特的這一論斷是同樣適用於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之為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暴露了它自身存在的內在悖論，而且也內蘊了它之被歷史終結的歷史必然性。 然而，儘管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具有虛飾性，是個偽命題，但它卻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因為無論如何它畢竟是以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為其歷史背景的。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無論對於國際地緣政治的格局還是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一個相當重大的事件，人們從中推演出一定的歷史結論不僅是合乎邏輯的，而且一般來說會是有益的。但是，無論是蘇聯解體還是東歐劇變都只不過是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短時段的一個歷史事件，都不足以從中推演出關乎決定整個人類歷史的走向乃至整個人類歷史是否終結的歷史結論。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所犯的正是這樣一種「不能推出」的邏輯錯誤。用布羅代爾的長時段歷史理論看，福山之從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這樣一個短時段的歷史事件推導出歷史終結論，這就好像是一個人站在海邊看到幾朵泛起的浪花，就對海底的寶藏大發議論一樣。如果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確實對「歷史」有所終結的話，那它終結的也只是「某種」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所倡導的「人道」的和「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非所有形態的「社會主義」和所有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更非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本身。然而，正如德里達所強調的那樣，「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而言，某種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終結並不需要等到蘇聯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賴於蘇聯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體。」[145]因為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都是在不斷地「終結」各種形式的過時的或錯誤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向前發展的。儘管這樣一種「終結」有時也難免出錯，儘管這樣一種「終結」往往會導致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呈現出「進兩步退一步」的歷史形態，但它作為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自否定的一個環節、作為對其歷史進步的一種補償，有時似乎是難以避免的。 早在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里就反駁了「關於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批駁了「舊歐洲的一切勢力」對在歐洲遊盪的「共產主義的幽靈」的「神聖的圍剿」[146]現在，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又看到了人們對「共產主義幽靈」所開展的新一輪的「神聖的圍剿」。參加這一輪圍剿的不僅有美國的總統里根、布希和英國的首相撒切爾夫人、約翰?梅傑以及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等，而且還有尼克松、布熱津斯基、福山和亨廷頓。面對這樣的圍剿，當代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任務自然是反圍剿。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呼籲：「現在該維護馬克思的幽靈們了。」[147]在當前形勢下，反圍剿就是「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幽靈」。然而，「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幽靈」並不限於反圍剿，也不限於對當代意識形態終結論開展理論批判。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幽靈更根本的是一種社會責任或歷史使命。哈姆雷特面對著紛紜複雜的政治變局，曾經發誓：「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霉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148]當代社會主義者和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擔負的正是這樣一種「重整乾坤」的責任。擔負起這樣的責任不僅意味著要進一步科學地總結和汲取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歷史教訓，努力避免走戈爾巴喬夫的老路，而且還意味著要不斷地向前推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地向著最高的社會目標挺進，從而不僅徹底「終結」歷史終結論以及所有形態的意識形態終結論，而且還從根本上實現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所說的作為國家機器一部分的那種意識形態的終結。[149]
（本文載段德智主編：《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篇，第313—373頁）
---------------------- [①] 本文為《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的第三篇，其前面兩篇的標題分別為「境外宗教滲透與蘇聯劇變」（第一篇）和「境外宗教滲透與東歐劇變」（第二篇）。 [②]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40—41頁。 [③] 周尊南：《成也蘇聯，敗也蘇聯——東歐劇變的歷史思考》，《外交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④] 亞當?沙夫（Adam Schaf,1913—2006）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波蘭著名的馬克思 主義哲學家和政治家。1945年在莫斯科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從1948年起任教於華沙大學，後到波蘭科學院工作，並成為波蘭科學院院士。曾一度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 [⑤] 德萊斯頓（Dresden），薩克森州首府，位於東德南部，是東德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之一。也被譯作德累斯頓或德勒斯登。 [⑥] 亞當?沙夫：《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內幕》，《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7年第2期。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蕾切爾?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張金鑒譯，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頁。 [11] 胡健：《對外戰略：解讀蘇聯劇變的一個視角》，《東歐中亞研究》2002年第2期。 [12]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徐昌翰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頁。 [13] 《魯迅書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464頁。 [14] 參閱羅素：《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評性解釋》，段德智、張傳有、陳家琪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6頁。 [15] 彭加勒：《科學與假設》，葉蘊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2—3頁。 [16]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頁。 [17] 法蘭西斯·阿爾伯特·辛納屈（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1998）是美國的一個著名歌星，曾三次獲得奧斯卡獎，其地位和影響堪與貓王媲美。其名曲《奪標）》的主題曲《我的路》（1969年）。人們用辛納屈主義來刻劃戈爾巴喬夫對東歐劇變的冷漠態度。 [18] 參閱江燕：《十幾年來理論界關於東歐劇變的研究綜述》，《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年第1期。 [19]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8—1960，Vo1．10，part 1，Soviet Union，Eastern Europe，Cyprus[EB/ OL], p.6．httpl // www．state．gov / r / pa / ho /frus / cl716．htm，1996-10-25． [20] 詹姆斯?C.利文斯頓：《現代基督教思想》下卷，何光滬譯，賽寧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1頁。 [21] 同上書，第991頁。 [22] 哈德良六世（Alexander VI，1459—1523），荷蘭人，1522年當選為羅馬教宗，在位12年（1522—1523年）。 [23] 美國歷史上除第35任總統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1963年11月22日在位）信仰天主教外，其他所有的總統都信仰基督新教。 [24] 1937年3月14日，教皇庇護十一世發表譴責德國納粹主義的通諭，隨後，芝加哥大教區紅衣主教芒德萊恩也譴責希特勒為「愚蠢的開空頭支票的騙子」。 [25] 包軍：《美梵關係史述評》，《宗教與美國社會》第2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頁。 [26] 亞當?沙夫：《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內幕》，《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7年第2期。 [27] 事實上，1982年6月7日，美國總統里根和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梵蒂岡皇家圖書館密談的中心內容便是波蘭問題。 [28] 蘇聯通過華沙條約組織先後組建了兩支部隊：其中一支為聯合武裝部隊，另一支為一體化部隊。一體化部隊於20世紀0年代組建，其成員國為蘇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等5國，其兵種不僅含陸軍，而且含海軍和空軍。 [29] 「宗教在波蘭的重要性是舉世皆知的。有人說，在今天的世界上，宗教在三個國家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它們是：伊朗、西班牙和波蘭。」見王逸舟、蘇紹智：《波蘭危機》，第15頁。 [30]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pp. 90–91. [31] 西歐各國主要信仰天主教和新教，而蘇聯則以東正教為主要宗教。因此，在東歐各國發展天主教一方面有助於東歐的西化，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對蘇聯國內存在的緊張的天主教與東正教的關係推波助瀾。後來梵蒂岡在蘇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地區的分化工作對蘇聯解體也發揮了至795關緊要的作用。 [32] 1939年9與人17日，蘇軍攻入東波蘭，不僅大敗波軍，而且還俘獲了20多萬戰俘。1940年4月，蘇聯將其中2萬多人（其中主要是波蘭軍官）用火車拉到處於白俄羅斯與俄羅斯邊界的卡廷森林，予以秘密屠殺。 [33] 儘管蘇聯也使德國將其佔領的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波蘭。 [34] 亞當?沙夫：《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奚戚、齊伍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 頁。 [35] 例如，在1795—1918年期間，波蘭雖然由於沙皇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的瓜分而亡國但卻沒有因此而亡族，而持續不懈地開展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波蘭天主教的精神支撐無疑是一項重要原因。 [36] 匈牙利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1980年11月在接受義大利《共和國報》記者採訪時曾做上述表示。 [37] 亞歷山大?黑格：《黑格回憶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頁。 [38] 亞當?沙夫：《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內幕》，《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7年第2期。 [39] 參閱皮德?施威策爾：《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殷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頁。 [40] 同上書，第91頁。 [41] 參閱萊赫?瓦文薩：《瓦文薩自傳》，彭志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頁。 [42] 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21頁。 [43] 同上書，第23頁。 [44] 同上書，第24頁。 [45] 同上。 [46] 同上。 [47] 同上。 [48] 同上書，第377頁。 [49]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捏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1頁。 [50] 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383頁。 [5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頁。 [5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1頁。 [53] 即波蘭統一工人黨十屆十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工會多元化的立場》的決議。 [54] 亞當?沙夫：《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第2頁。 [55] 米·弗·拉科夫斯基：《回顧與展望——波蘭向何處去》，第143頁。 [56] 同上書，第140頁。 [57] 亞當?沙夫：《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第149頁。 [58] 同上書，第5頁。 [59] 同上書，第4頁。 [60] 同上書，第142—143頁。 [61] 同上書，第143頁。 [62] 同上書，第145—146頁。 [63] 同上書，第149頁。 [64] 同上書，第148頁。 [65] 克拉科夫大主教和樞機主教波蘭人卡羅爾?約澤夫?沃伊蒂瓦於1978年10月16日繼任天主教第264任教宗。他的反共立場幾乎是眾人皆知的。美國前總統里根曾稱讚他是「結束共產專制統治的英雄之一」；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曾說過，沒有教皇鐵幕倒不下；波蘭團結工會的頭頭瓦文薩則將波蘭劇變的一半功勞歸於他。這裡所說的《救世通諭》也被譯作《人類救主（Redemptor Hominis）通諭》，這個通諭是1978年10月23日發布的，也就是說，是在他上任一個星期之後發布的。這也是他發布的第一個通諭。 [66] 亞當?沙夫：《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第148頁。 [67] 同上。 [68] 克里斯托弗·安德魯、瓦西里·米特羅欣：《克格勃絕密檔案》，第809頁。 [69] 義大利《共和國報》1980年11月13日「安德拉什教授採訪記」。 [70] 亞當?沙夫：《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第154頁。 [71] 同上書，第157頁。 [72] 同上書，第152、158、157頁。 [73] 同上書，第163頁。 [74] 同上書，第200頁。 [75] 同上書，第202頁。 [76] 方桂關編：《劇變中的東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頁。 [77] 亞當?沙夫：《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干問題》，第226頁。 [78] 同上書，第237頁。 [79] 同上書，第250、249頁。 [80] 亞當?沙夫：《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內幕》，《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7年第2期。 [81] 同上。 [82] 《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頁。 [83] 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看，沙夫在波蘭劇變前之所以對境外宗教滲透熟視無睹，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的片面性：一方面他專註於揭示波蘭社會主義的「內部」問題（即他所謂波蘭社會主義的「原罪」問題，即經濟基礎薄弱）而完全忽視了境外敵對勢力對波蘭的政治滲透、經濟滲透、文化滲透和宗教滲透；另一方面他專註於蘇聯的「革命輸出」和大國沙文主義而完全忽視了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對波蘭的宗教滲透和政治顛覆。後來，當其學會從波蘭的「外部」審視波蘭事件時，他才逐漸醒悟，認識到波蘭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蓄謀對波蘭進行政治滲透和宗教滲透的結果。 [84] 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譚朝潔、孔岩、鄧勇、馬學印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頁。 [85]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徐昌翰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頁。 [86] 參閱王正泉：《普京對蘇聯歷史及蘇聯解體的評價》，《百年潮》2006年第11期。 [87]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1-3頁。 [88] 同上書，第3頁。 [89] 同上書，第394頁。 [90]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397頁。 [91] 同上。 [92] 同上書，第399頁。 [93] 同上。 [94] 同上書，第399—400頁。 [95] 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ков，1929—），1971年，任烏拉爾機械製造生產集團總經理；1975年，任蘇聯重型和交通機械製造部副部長；1979年，任蘇聯國家計委第一副主席；1981年，任蘇共中央委員；1985年，任蘇共政治局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1990年3月，任蘇聯總統委員會成員；1993年，任「普羅霍羅夫場」慈善監護委員會主席；1994年，任「歐亞」國際社會聯合體主席；1995年，任俄聯邦第二屆國家杜馬聯邦會議代表、「民權黨」議會黨團領導人；1999年，任俄聯邦邦聯會議代表。除《大國悲劇》外，還曾先後出版過《改革：叛賣的歷史》（1992）、《我的黨叫做俄羅斯》（1995）、《大動蕩的十年》（1996）、《重返政壇》（1998）、《南斯拉夫的骷髏地》（2000）、《被釘上十字架的南斯拉夫》（2003）、《辯護證人的發言》（關於米洛舍維奇的審判）（2005）等7部著作。 [96] 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8頁。 [97] 戈爾巴喬夫：《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徐葵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頁。 [98] 朱利亞托?基耶薩：《別了，俄羅斯》，徐葵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頁。 [99] 喬治亞領導人茲維阿德?加加姆薩胡爾季阿因國內爆發內戰而無法參加。該國後來於1993年12月正式加入獨聯體，並於2009年8月正式退出獨聯體。 [100]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1頁。 [101] 沃爾特?拉費伯爾：《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2006》，牛可、翟韜、張靜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86頁。 [102] 參閱李永忠、董瑛：《關於蘇聯解體的15種學說》，《人民論壇》2012年2月（下）。 [103] 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12月25日晚上7時的電視講話中還聲言：「我堅決主張各族人民的獨立自主，主張共和國擁有主權；同時主張保留聯盟國家，保持國家的完整性。但是，事態確實沿著另一條道路發展的，肢解和分裂國家的方針佔了上風，對此我是不能同意的。」 [104] 1984年秋天，時任蘇共政治局委員的戈爾巴喬夫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會見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雙方進行了「推心置腹」的會談。撒切爾夫人在對蘇共總書記的這次摸底會見後斷定「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後來她還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當上總書記後，又主動要求與美國總統里根會見。1986年10月，里根與他在雷克雅末舉行了好多個小時的一對一秘密談判。一如後來戈爾巴喬夫所承認的，他在雷克雅末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人處置」。此後他又與美國總統進行過10次會見。參閱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10—12頁。 [105] 辛程：《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的一份寶貴材料——讀<撒切爾夫人談蘇聯解體〉有感》，《中華魂》2011年第11期。 [106] 亞?舍維亞金：《蘇聯滅亡之謎》，李錦霞、孫斌、宋祖敏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頁。 [107] 同上書，第114頁。蘭德公司於1948年正式成立。 [108] 同上書，第130—132頁。 [109] 同上書，代序第3頁。 [110] 同上書，代序第4頁。 [11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頁。 [112] 列寧：《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18年11月19日）》，《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頁。 [113] 這一點，在1990年10月制定和頒布的新的《關於信仰自由和宗教組織》的法律中有鮮明的表現。 [114] 參閱白虹：《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北京下蘇聯對宗教問題認識的轉向》，《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12年第2期。 [115] 赫克：《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高驊、楊繽譯，楊德友、賀照田校，北京：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頁。 [116]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Герд Штриккер: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книга 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ОПИЛЕИ」, 1995, СС. 110–112. [117] Ibid., С. 270. [118] 參閱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下冊，第1058頁。 [119] 蘇聯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主要有韃靼人、巴什基爾人、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維吾爾人、達吉斯坦人、車臣人、阿迪格人、阿瑟拜疆人、庫爾德人等。 [120] 常玢：《蘇聯解體前後的中亞國家的伊斯蘭教狀況》，《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5期。 [121] 塔爾干為烏茲別克共和國的首都。 [122] 例如，公元961年，天主教修士阿達爾伯特?特里爾斯基主教就曾來到基輔，向羅斯人傳播天主教。參閱樂峰主編：《俄國宗教史》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81頁。 [123] 參閱樂峰主編：《俄國宗教史》下卷，第743頁。 [124]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277頁。 [125] 同上書，第277頁。 [126] 同上書，第279頁。 [127] 這些東正教教徒的口號是：「羅馬不是我們的父親，莫斯科也不是我們的母親」，「獨立的國家須有獨立的教會」。 [128]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281頁。 [129] 轉引自沈志華主編：《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歷史專題研究（1917—1991）》下冊，第1158頁。 [130] 同上書，第1158—1206頁。 [131]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179頁。 [132] 同上書，第180頁。 [133] 參閱亞當?沙夫：《美國—梵蒂岡「神聖同盟」內幕》，《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7年第2期。 [134]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第277頁。 [135] 同上書，第278頁。 [136] 同上書，第278頁。 [137] 列寧：《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18年11月19日）》，《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頁。 [138] 談雪：《淺析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社會對斯大林態度轉變》，《大觀周刊》2011年第26期。 [139] 王正泉：《普京對蘇聯歷史及蘇聯解體的評價》，《百年潮》2006年第11期。 [140] 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141] 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何一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1頁。 [142] 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第27頁。 [143] 約翰?B.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高銛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0頁。 [144] 安德魯?文森特：《現代政治意識形態》，袁久紅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頁。 [145] 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第15頁。 [146]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頁。 [147] 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第5頁。 [148]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1幕第5場。 [149]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7頁。在這裡，恩格斯將「國家」視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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