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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五千年

  楚平王卒,子熊壬(熊軫,或作熊珍)立,是為楚昭王(前515椙?89年)。楚昭王年幼,軍政大權掌握在令尹子常手裡。

  公元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吳王僚乘楚喪、楚昭王初立之機,遣其弟掩余、燭庸率軍攻楚國六(今安徽六安東北)、潛(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同時派季扎訪問「上國」(中原諸國),先至晉,以觀察晉等國動向。楚莠尹然、王尹麇率軍救潛,沈尹戌率軍在窮(今安徽霍丘西南)阻遏吳軍,令尹子常率舟師抵及沙(今安徽懷遠東北)而還,左尹[谷阝]宛、工尹壽率軍亦至潛,這樣楚軍先阻後截,吳軍在窮、潛間進退兩難,陷於困境。

  吳公子光以為自己是「王嗣」(吳王壽夢有四子:諸樊、余祭、余末、季扎。壽夢死後,諸樊、余祭、余末相繼為王。余末死後,應傳位季扎,季扎「逃位」,於是立余末子僚為王。公子光是諸樊之子(或謂余末子,不同母),故稱自己是「王嗣」,當立為王。),早有謀王位之志。伍子胥奔吳後,不久投靠公子光。知光欲謀王位,特求得勇士專諸引薦給光。

  光見吳軍在外受困,國內空虛,正是奪取王位的好時機,於是與專諸謀,在堀室(窟室)埋伏甲士,宴請吳王僚。專諸置劍於炙魚中以進刺死吳王僚,專諸則當場被吳王僚衛士所殺。公子光即位,即為吳王闔閭(闔廬)。季扎回來,「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闔閭又立專諸子為卿,政局很快穩定了下來。在前線與楚軍對峙的吳公子掩余、燭庸聞訊,分別逃往到徐與鍾吾(今江蘇宿遷北)。楚軍聞吳亂,亦還。當吳國政局穩定後,楚國又因楚昭王新立年幼,費無極乘機陷害[谷阝]宛,唆使令尹子常殺[谷阝]宛及其族、黨,迫伯氏之族出逃,釀成新的冤案,危害初安的政局。據《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載,左尹[谷阝]宛,「直而和,國人悅之」,費無極與其狠狽為奸的右領鄢將師視之為眼中釘,就在令尹子常面前誣陷[谷阝]宛要暗害子常,子常聽信,即令攻[谷阝]氏,並以火燒之。[谷阝]宛得知,被迫自殺。子常、鄢將師又殺了與[谷阝]宛相好的陽令終(中廄尹)與其弟完、佗,以及晉陳(楚大夫)及其子弟,盡滅[谷阝]氏之族、黨。此即「[谷阝]宛之難」。

  晉陳之族不服,大呼道:「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國人對此不滿,議論紛紛。沈尹戌向子常尖銳指出:「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只得於這年(公元前515年)九月,殺了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悅於國」。在費無極誣陷[谷阝]宛及子常滅[谷阝]氏之族、黨時,與[谷阝]氏親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吳國,後來伯[喜否]為吳太宰以謀楚」(《左傳·定公四年》。《史記·吳世家》謂「楚誅州犁,其孫伯亡奔吳,吳以為大夫」),楚國又增添了新的敵視力量。

  令尹子常是一位「賄而信讒」(《左傳·昭公二十七年》。)的人。他信讒言,滅[谷阝]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毀了楚國的忠良。又貪利索賄,公然欺凌壓榨來訪之國。據《左傳·定公三年》載,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楚,帶來兩佩(佩玉)兩裘,一佩一裘獻給楚昭王,留一佩一裘自用。子常想要,蔡昭侯未獻給他,子常竟粗暴地扣留他三年。唐成公朝楚,帶兩匹肅爽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三年。後唐人獻馬給子常,子常才讓唐成公回國。蔡人仿效唐人,獻佩給子常,蔡昭侯得釋。蔡昭侯歸及漢時,投玉於水,發誓說:「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立即赴晉,以其子元與蔡大夫之子為質,請求伐楚。第二年(公元前506年),晉應蔡請,即會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杞、小邾等國國君及周、齊之大夫於召陵,謀伐楚。晉荀寅向蔡昭侯求賂,未得,就以「國家方危,諸侯方二」、「棄盟取怨,無損於楚」(《左傳·定公四年》。)為由,勸范獻子(晉主卿)不要攻楚。晉國君臣權衡得失,就辭蔡昭侯而未輕易興兵。召陵之會,雖未伐楚,但與會國之眾,說明楚國失禮於蔡、唐,不得人心,各國不滿。

  當楚國令尹子常為政,「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國語·楚語下》。),對外又欺凌小國,陷於孤立被動之際,吳王闔閭則立志圖強立霸,即位後任伍子胥為行人(外交官,一說「將相」)、伯為大夫(一說太宰),共謀國事。伍子胥向闔閭建議說,要興霸成王,「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稟,治兵庫」(《吳越春秋·闔廬內傳》。)又推薦避亂於吳的齊人孫武,闔閭任以為將。孫武主張改革圖強,與闔閭議論晉六卿強弱,認為趙氏田制,大其畝而輕其稅,可以成功(《孫子兵法·吳問》。)吳王闔閭在伍子胥、孫武、伯等輔助下,國力迅速強大了起來。

  吳王闔閭經短期休整後,即於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四年,吳王闔閭三年),要徐、鍾吾執拘公子掩余與公子燭庸,以清除原吳王僚的勢力。兩公子逃奔到楚國,楚國將他們安置在養(今河南沈丘東南),「將以害吳」(《左傳·昭公三十年》。)吳王闔閭怒,執鍾吾之君,接著攻徐,引山水灌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此為我國古代「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記載」),遂滅徐。徐君奔楚,沈尹戌領軍救徐,就滅夷(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把徐君安置在此(《左傳·昭公三十年》。)經此次戰役後,吳王闔閭為了進一步打擊楚國,就向伍子胥詢問攻楚的戰略戰術。伍子胥回答說:「楚執政眾而乖(多而不和),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突然襲擊而又速退)焉,一師至(至楚境內),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左傳·昭公三十年》。)此即「子胥之謀」(《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王闔閭完全贊同。次年(公元前511年),吳王闔閭即按伍子胥謀略行事,以一軍攻夷、潛、六,楚沈尹戌率軍救潛,吳軍還。吳又用另一軍攻圍弦(今河南息縣南),楚左司馬戌、右司馬稽率軍救弦,進抵豫章,吳軍又退。

  公元前508年(楚昭王八年)夏,桐(古國,世屬於楚,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吳王闔閭使舒鳩氏(桐之北,今安徽舒城)引誘楚軍出擊,秋,楚令尹子常果然領軍伐桐、吳,進抵豫章。吳潛師於巢,在豫章打敗楚軍。接著,克巢,俘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傳·定公二年》。)《左傳·定公四年》載:「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可見除上述兩起重大軍事行動外,吳軍幾乎連年出動騷擾,楚國應接不暇,疲於奔命。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吳王闔閭以為大舉攻楚入郢的時機已經成熟,就徵求伍子胥與孫武的意見。伍子胥、孫武說:「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史記·吳世家》。)前已指出,蔡、唐由於受到楚令尹子常的侮辱,耿耿於懷,決心報復。這年春召陵之會,晉等國雖未興兵伐楚,但同年夏,因沈(楚之屬國)君不會召陵,晉支持蔡攻滅了沈國。秋,楚國出兵包圍了蔡國,以懲罰蔡滅沈之舉。伍子胥助蔡「謀楚」,蔡昭侯於是又「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左傳·定公四年》。)不久,吳王闔閭、蔡昭侯與唐成公達成協議,共同攻楚。

  這年冬,三國聯軍(唐小力弱,主要是吳、蔡軍隊),在吳王闔閭、蔡昭侯、唐成公以及伍子胥、孫武、伯等率領下,對楚國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吳軍乘舟溯淮而上,在淮棄舟,改行陸路,會合蔡軍,西進至豫章與楚軍夾漢水對峙。在決戰時,左司馬戌對令尹子常說:「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阝厄]。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左傳·定公四年》。)按此部署,子常與吳軍在漢水周旋,左司馬戌率方城外軍隊毀吳舟,還塞三關(今豫鄂三關:九里、武勝、平靖,古稱大隧、直轅、冥[阝厄],為漢東險隘);然後子常領軍渡漢水出擊,左司馬戌自後夾擊,使吳軍腹背受敵,一舉而殲之於漢東。子常無異議,就按這一謀略分頭行事。

  子常雖高居令尹之職,在用兵上卻是一個無能之輩。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載,吳在舉兵伐楚時,「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公子結)為將,吾則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見伍子胥所畏懼的是公子結,子常則並非對手。楚武城大夫黑以楚革車不如吳木車耐久,建議速戰。大夫史皇則挑撥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統稱)而入,是獨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同上。)子常爭功,不顧先與左司馬戌商定的策略,就率軍先濟漢而陣,自小別至大別(二山皆在漢北、淮南),三戰皆北。子常自知不能勝吳,想臨陣脫逃,史皇告其如致死以克吳,尚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子常才未逃跑。

  十一月庚午日,楚、吳兩軍對陣於柏舉(今湖北麻城東北)。吳王闔閭弟夫概對闔閭說,子常不仁,其臣無死志,如率先出擊,楚軍必逃,繼而大軍進攻,吳必勝。闔閭沒有同意。夫概於是率其部五千人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逃,楚軍亂,吳軍進擊,大敗楚軍。子常逃到鄭國,史皇戰死,此即柏舉之戰。

  柏舉戰後,吳軍追擊楚軍至清發(今漢水支流[氵員]水)。夫概認為困獸猶鬥,建議待楚軍半濟而後攻擊,闔閭按此計,又大敗楚軍,此即清發之戰。吳軍窮追不捨,待楚軍做好飯正要吃時,吳軍又追來了,楚軍只得棄食而逃。吳軍吃飽飯(楚軍做好的飯),又繼續追擊,在雍[氵筮](今湖北京山西南),再一次打敗楚軍。楚左司馬戌聞訊,自息(今河南息縣西南)而還,在雍[氵筮]打敗吳軍,但楚軍主力已失,左司馬戌孤軍作戰,幾經戰鬥,遍體鱗傷,自知將死,又恥為俘虜,自殺身亡。吳軍五戰五勝,直奔郢都。

  吳軍兵臨城下,楚昭王攜其妹季羋畀我倉皇逃亡。渡睢水(沮水)後,命[釒咸]尹固把點燃的火燧繫於象尾,衝散吳軍。接著渡過長江,進入雲夢澤。楚昭王在此受到起義群眾的襲擊,又逃奔到鄖。鄖公斗辛(蔓成然子)弟懷為報楚平王殺父之仇,要殺楚昭王,鄖公不允,與另一弟巢護送楚昭王至隨。吳軍跟蹤而來,以「漢陽之田,君實有之」(《左傳·定公四年》。)為條件,要隨人交出楚昭王。楚昭王兄子期(公子結)長相與楚昭王相似,穿著楚昭王衣服,要隨交給吳人。隨人占卜,不吉,就鄭重地對吳人說: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安輯)楚境,敢不聽命?(同上。)

  吳人詞窮理虧,就引兵而退。楚昭王免難,遂刺破子期的胸部,取血與隨人盟,以示感激與至誠。楚昭王在危難中化險為夷,是楚國對隨國曆來採取正確政策的結果。

  當楚昭王逃難在隨時,子西偽為楚昭王車服,立國於脾[氵曳](今地不詳,《彙纂》以為在今江陵附近)(《左傳·定公五年》。),以召集潰散之軍民。後得知楚昭王所在地方,又與楚昭王會合在一起。

  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左傳·定公四年》。「以班處宮」,《左傳·定公四年》記得很簡略。《穀梁傳》、《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等則記得很具體,其中不乏渲染之詞,並不足信。)杜註:「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楚國宮後及豪門之家受到極大的侮辱。

  吳軍破楚入郢,不僅使楚國統治集團蒙受凌辱與損失,而且也給楚國人民帶來災難。楚申包胥赴秦乞師,對秦哀公痛切陳辭:「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喻吳為蛇、豕,貪害楚國),虐始於楚。」(《左傳·定公四年》。)次年,楚子期反擊,將焚吳軍居麇之地,子西說:「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左傳·定公五年》。)足見吳攻楚,楚國軍民承受著極大的痛苦。儘管楚國統治集團腐朽,特別是令尹子常索賄聚斂,殘害忠良,但在亡族滅國的關頭,全國軍民均以族國為重,起而反抗。原來楚國民眾反抗楚王室的鬥爭,立即轉變為反抗吳人入占與破壞的鬥爭。子西之所以能在敗亂中集結潰散軍民,軍民又隨從與保護楚昭王,就是軍民團結一致,不甘凌辱,起來反抗的例證。尤其是當楚昭王落難在隨時,申包胥不畏艱險,長途跋涉,赴秦乞師救楚。他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七日勺水不進。秦哀公感動,為之賦《無衣》(詩),申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不愧為楚國歷史上突出的愛國者。楚國軍民的奮起抗吳,必然迅速改變楚國在戰場上的不利形勢。同時,吳人入郢,各國震動。除了秦答應出兵相救外,歷來與楚親善的越國亦及時出兵攻吳,迫使「吳使別兵擊越」(《史記·吳世家》),有力地牽制著吳國。

  據《左傳·定公五年》載,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夏,就在越軍攻入吳國時,秦亦派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隨申包胥入楚。子蒲因不知「吳道」(戰法),由楚軍先與吳戰,子蒲則率軍在稷(今河南桐柏境)與楚軍會合,在沂(今河南正陽境)大敗夫概。在柏舉之戰中被吳俘虜的楚大夫射之子,主動收集楚散卒投奔子西,在子西指揮下,又敗吳軍于軍祥(今湖北隨縣西)。秋七月,楚子期、秦子蒲滅唐(今湖北棗陽東南)。

  吳王闔閭腹背受敵,前有楚、秦聯軍,後有越軍,戰場形勢已向不利於吳國方向轉換。闔閭弟夫概乘機逃回吳國,自立為王(夫概王)。闔閭氣急敗壞,引兵攻擊,夫概兵敗奔楚,楚昭王封他在棠(今河南西平西),是為棠氏。闔閭率吳軍與楚、秦聯軍再戰,先在雍B053打敗楚軍,隨後又被秦軍打敗。吳軍駐於麇(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以為在雍B053附近),子期、子西以火攻,吳軍敗;接著又戰於公[地[胥]之(今湖北襄樊市東,參見揚伯峻《春秋左傳注》),吳軍又大敗。

  這年九月,吳王闔閭只得引兵撤退,楚昭王返回郢都。楚昭王為了迅速恢復統治秩序,立即論功行賞。當時得到獎賞的有斗辛、王孫由於、王孫圉、鍾建(逃亡途中負季羋)、斗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斗懷等九人。其中斗懷(斗辛弟),初謀弒王,故子西主張取消對他獎賞。楚昭王說:「大德滅小怨,道也。」仍與其兄一樣給予獎賞。楚昭王奔隨渡臼水時,藍尹不與王舟,而渡其帑(妻)。至楚復國安定時,楚昭王要殺他,子西說:「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楚昭王頓時省悟,「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申包胥不肯受賞,說:「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此外,吳人入郢時,為楚國保存了「雞歡之典」的蒙谷,以及隨從和保護楚昭王有功的屠羊說,也拒絕受獎賞,前者「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策·楚策一》),後者返其「屠羊之肆」(《莊子·讓王》),也是我國歷史上一大佳話。楚昭王妹季羋主動要求嫁給鍾建,以報答逃亡途中背負之恩。楚昭王答應,並任仲建為樂尹。楚國經郢破之難後,楚昭王能以「德」為重,功則獎賞,過則不究,一時君臣團結,國家穩定。

  吳王闔閭攻楚破郢,是圖謀已久的行動。公元前506年對楚五戰五勝,最終進入郢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吳王闔閭本人,以及伍子胥、孫武、伯[喜否、夫概等在領軍作戰中,也表現出了卓越的指揮才能。伍子胥從政治上分析「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在軍事上提出「為三師以肄」,「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等戰略戰術,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前,能從政治、軍事作綜合分析考慮,無疑是軍事鬥爭中一大建樹。但吳入楚後,很快由勝轉敗,也是值得總結的。究其原因,一是從吳國總體力量看,是不可能獨吞楚國的,楚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經久不衰的大國強國;二是吳入楚後,面臨楚、秦、越等國的反攻與打擊,腹背受敵,當時外部條件也不允許吳再在楚國呆下去;三是吳國內部不和,如夫概有異志,入郢後又與子山(吳王子)爭處令尹之宮,竟鬧到火併程度。此事影響很大,斗辛指出:「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左傳·定公五年》。)更主要的,吳攻楚入郢,畢竟是一場驚奪性戰爭,給楚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其非正義性質是很明顯的,故儘管有傑出的軍事家在指揮,也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這點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

  楚國在吳軍長驅直入、國都淪陷、楚昭王出逃情況下,全國軍民奮起反擊,完全是一場反掠奪與凌辱的正義自衛戰。所以,楚國之所以很快地反敗為勝,主要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形成軍民團結、上下一致,共同抗擊敵人的局面。《淮南子·泰族》說:「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斗。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子西等集結潰散軍民捨身再戰,左司馬戌寧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軍民保護代死的場面,無一不閃爍著楚國軍民戀鄉愛國尊君愛族的思想光輝。

  楚國是一個大國強國,竟敗在後起吳國之手,不能不是我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其教訓也是極其深刻的。其中重要教訓之一是楚平王后期忠奸不分,致使人才外流,國內動蕩,對外又「不在諸侯」,放棄進取,終日益陷於被動挨打局面,故楚平王后期已埋下失敗的禍根。楚平王死,楚昭王年幼即位,令尹子常主政,他不僅不認真檢討以往的過失,反而變本加厲,繼續迫害忠良,還貪慾索賄,欺凌小國,把楚國進一步引向歧途。因此,楚國敗在吳國腳下,楚平王、令尹子常的責任是無法推卸的。伍子胥、伯[喜否]雖受到陷害,被迫出走,在吳國的政治、軍事實踐中,也表現出突出的才幹,但他們助吳攻楚破郢,蹂躪故國,凌辱父老親戚,這種狹隘的復仇思想與行為,不能不是一個污點,亦應受到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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