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

　　楚平王卒，子熊壬(熊軫，或作熊珍)立，是為楚昭王(前515椙?89年)。楚昭王年幼，軍政大權掌握在令尹子常手裡。

　　公元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吳王僚乘楚喪、楚昭王初立之機，遣其弟掩余、燭庸率軍攻楚國六(今安徽六安東北)、潛(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同時派季扎訪問「上國」(中原諸國)，先至晉，以觀察晉等國動向。楚莠尹然、王尹麇率軍救潛，沈尹戌率軍在窮(今安徽霍丘西南)阻遏吳軍，令尹子常率舟師抵及沙(今安徽懷遠東北)而還，左尹[谷阝]宛、工尹壽率軍亦至潛，這樣楚軍先阻後截，吳軍在窮、潛間進退兩難，陷於困境。

　　吳公子光以為自己是「王嗣」(吳王壽夢有四子：諸樊、余祭、余末、季扎。壽夢死後，諸樊、余祭、余末相繼為王。余末死後，應傳位季扎，季扎「逃位」，於是立余末子僚為王。公子光是諸樊之子(或謂余末子，不同母)，故稱自己是「王嗣」，當立為王。），早有謀王位之志。伍子胥奔吳後，不久投靠公子光。知光欲謀王位，特求得勇士專諸引薦給光。

　　光見吳軍在外受困，國內空虛，正是奪取王位的好時機，於是與專諸謀，在堀室(窟室)埋伏甲士，宴請吳王僚。專諸置劍於炙魚中以進刺死吳王僚，專諸則當場被吳王僚衛士所殺。公子光即位，即為吳王闔閭(闔廬)。季扎回來，「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闔閭又立專諸子為卿，政局很快穩定了下來。在前線與楚軍對峙的吳公子掩余、燭庸聞訊，分別逃往到徐與鍾吾(今江蘇宿遷北)。楚軍聞吳亂，亦還。當吳國政局穩定後，楚國又因楚昭王新立年幼，費無極乘機陷害[谷阝]宛，唆使令尹子常殺[谷阝]宛及其族、黨，迫伯氏之族出逃，釀成新的冤案，危害初安的政局。據《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載，左尹[谷阝]宛，「直而和，國人悅之」，費無極與其狠狽為奸的右領鄢將師視之為眼中釘，就在令尹子常面前誣陷[谷阝]宛要暗害子常，子常聽信，即令攻[谷阝]氏，並以火燒之。[谷阝]宛得知，被迫自殺。子常、鄢將師又殺了與[谷阝]宛相好的陽令終(中廄尹)與其弟完、佗，以及晉陳(楚大夫)及其子弟，盡滅[谷阝]氏之族、黨。此即「[谷阝]宛之難」。

　　晉陳之族不服，大呼道：「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國人對此不滿，議論紛紛。沈尹戌向子常尖銳指出：「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只得於這年(公元前515年)九月，殺了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悅於國」。在費無極誣陷[谷阝]宛及子常滅[谷阝]氏之族、黨時，與[谷阝]氏親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吳國，後來伯[喜否]為吳太宰以謀楚」(《左傳·定公四年》。《史記·吳世家》謂「楚誅州犁，其孫伯亡奔吳，吳以為大夫」)，楚國又增添了新的敵視力量。

　　令尹子常是一位「賄而信讒」(《左傳·昭公二十七年》。)的人。他信讒言，滅[谷阝]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毀了楚國的忠良。又貪利索賄，公然欺凌壓榨來訪之國。據《左傳·定公三年》載，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楚，帶來兩佩(佩玉)兩裘，一佩一裘獻給楚昭王，留一佩一裘自用。子常想要，蔡昭侯未獻給他，子常竟粗暴地扣留他三年。唐成公朝楚，帶兩匹肅爽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三年。後唐人獻馬給子常，子常才讓唐成公回國。蔡人仿效唐人，獻佩給子常，蔡昭侯得釋。蔡昭侯歸及漢時，投玉於水，發誓說：「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立即赴晉，以其子元與蔡大夫之子為質，請求伐楚。第二年(公元前506年)，晉應蔡請，即會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杞、小邾等國國君及周、齊之大夫於召陵，謀伐楚。晉荀寅向蔡昭侯求賂，未得，就以「國家方危，諸侯方二」、「棄盟取怨，無損於楚」(《左傳·定公四年》。)為由，勸范獻子(晉主卿)不要攻楚。晉國君臣權衡得失，就辭蔡昭侯而未輕易興兵。召陵之會，雖未伐楚，但與會國之眾，說明楚國失禮於蔡、唐，不得人心，各國不滿。

　　當楚國令尹子常為政，「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國語·楚語下》。)，對外又欺凌小國，陷於孤立被動之際，吳王闔閭則立志圖強立霸，即位後任伍子胥為行人(外交官，一說「將相」)、伯為大夫(一說太宰)，共謀國事。伍子胥向闔閭建議說，要興霸成王，「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稟，治兵庫」(《吳越春秋·闔廬內傳》。）又推薦避亂於吳的齊人孫武，闔閭任以為將。孫武主張改革圖強，與闔閭議論晉六卿強弱，認為趙氏田制，大其畝而輕其稅，可以成功(《孫子兵法·吳問》。）吳王闔閭在伍子胥、孫武、伯等輔助下，國力迅速強大了起來。

　　吳王闔閭經短期休整後，即於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四年，吳王闔閭三年)，要徐、鍾吾執拘公子掩余與公子燭庸，以清除原吳王僚的勢力。兩公子逃奔到楚國，楚國將他們安置在養(今河南沈丘東南)，「將以害吳」(《左傳·昭公三十年》。）吳王闔閭怒，執鍾吾之君，接著攻徐，引山水灌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此為我國古代「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記載」)，遂滅徐。徐君奔楚，沈尹戌領軍救徐，就滅夷(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把徐君安置在此(《左傳·昭公三十年》。）經此次戰役後，吳王闔閭為了進一步打擊楚國，就向伍子胥詢問攻楚的戰略戰術。伍子胥回答說：「楚執政眾而乖(多而不和)，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突然襲擊而又速退)焉，一師至(至楚境內)，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左傳·昭公三十年》。)此即「子胥之謀」（《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王闔閭完全贊同。次年(公元前511年)，吳王闔閭即按伍子胥謀略行事，以一軍攻夷、潛、六，楚沈尹戌率軍救潛，吳軍還。吳又用另一軍攻圍弦(今河南息縣南)，楚左司馬戌、右司馬稽率軍救弦，進抵豫章，吳軍又退。

　　公元前508年(楚昭王八年)夏，桐(古國，世屬於楚，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吳王闔閭使舒鳩氏(桐之北，今安徽舒城)引誘楚軍出擊，秋，楚令尹子常果然領軍伐桐、吳，進抵豫章。吳潛師於巢，在豫章打敗楚軍。接著，克巢，俘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傳·定公二年》。）《左傳·定公四年》載：「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可見除上述兩起重大軍事行動外，吳軍幾乎連年出動騷擾，楚國應接不暇，疲於奔命。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吳王闔閭以為大舉攻楚入郢的時機已經成熟，就徵求伍子胥與孫武的意見。伍子胥、孫武說：「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史記·吳世家》。)前已指出，蔡、唐由於受到楚令尹子常的侮辱，耿耿於懷，決心報復。這年春召陵之會，晉等國雖未興兵伐楚，但同年夏，因沈(楚之屬國)君不會召陵，晉支持蔡攻滅了沈國。秋，楚國出兵包圍了蔡國，以懲罰蔡滅沈之舉。伍子胥助蔡「謀楚」，蔡昭侯於是又「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左傳·定公四年》。）不久，吳王闔閭、蔡昭侯與唐成公達成協議，共同攻楚。

　　這年冬，三國聯軍(唐小力弱，主要是吳、蔡軍隊)，在吳王闔閭、蔡昭侯、唐成公以及伍子胥、孫武、伯等率領下，對楚國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吳軍乘舟溯淮而上，在淮棄舟，改行陸路，會合蔡軍，西進至豫章與楚軍夾漢水對峙。在決戰時，左司馬戌對令尹子常說：「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阝厄]。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左傳·定公四年》。)按此部署，子常與吳軍在漢水周旋，左司馬戌率方城外軍隊毀吳舟，還塞三關(今豫鄂三關：九里、武勝、平靖，古稱大隧、直轅、冥[阝厄]，為漢東險隘)；然後子常領軍渡漢水出擊，左司馬戌自後夾擊，使吳軍腹背受敵，一舉而殲之於漢東。子常無異議，就按這一謀略分頭行事。

　　子常雖高居令尹之職，在用兵上卻是一個無能之輩。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載，吳在舉兵伐楚時，「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公子結)為將，吾則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見伍子胥所畏懼的是公子結，子常則並非對手。楚武城大夫黑以楚革車不如吳木車耐久，建議速戰。大夫史皇則挑撥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統稱)而入，是獨克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同上。)子常爭功，不顧先與左司馬戌商定的策略，就率軍先濟漢而陣，自小別至大別(二山皆在漢北、淮南)，三戰皆北。子常自知不能勝吳，想臨陣脫逃，史皇告其如致死以克吳，尚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子常才未逃跑。

　　十一月庚午日，楚、吳兩軍對陣於柏舉(今湖北麻城東北)。吳王闔閭弟夫概對闔閭說，子常不仁，其臣無死志，如率先出擊，楚軍必逃，繼而大軍進攻，吳必勝。闔閭沒有同意。夫概於是率其部五千人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逃，楚軍亂，吳軍進擊，大敗楚軍。子常逃到鄭國，史皇戰死，此即柏舉之戰。

　　柏舉戰後，吳軍追擊楚軍至清發(今漢水支流[氵員]水)。夫概認為困獸猶鬥，建議待楚軍半濟而後攻擊，闔閭按此計，又大敗楚軍，此即清發之戰。吳軍窮追不捨，待楚軍做好飯正要吃時，吳軍又追來了，楚軍只得棄食而逃。吳軍吃飽飯(楚軍做好的飯)，又繼續追擊，在雍[氵筮](今湖北京山西南)，再一次打敗楚軍。楚左司馬戌聞訊，自息(今河南息縣西南)而還，在雍[氵筮]打敗吳軍，但楚軍主力已失，左司馬戌孤軍作戰，幾經戰鬥，遍體鱗傷，自知將死，又恥為俘虜，自殺身亡。吳軍五戰五勝，直奔郢都。

　　吳軍兵臨城下，楚昭王攜其妹季羋畀我倉皇逃亡。渡睢水(沮水)後，命[釒咸]尹固把點燃的火燧繫於象尾，衝散吳軍。接著渡過長江，進入雲夢澤。楚昭王在此受到起義群眾的襲擊，又逃奔到鄖。鄖公斗辛(蔓成然子)弟懷為報楚平王殺父之仇，要殺楚昭王，鄖公不允，與另一弟巢護送楚昭王至隨。吳軍跟蹤而來，以「漢陽之田，君實有之」(《左傳·定公四年》。)為條件，要隨人交出楚昭王。楚昭王兄子期(公子結)長相與楚昭王相似，穿著楚昭王衣服，要隨交給吳人。隨人占卜，不吉，就鄭重地對吳人說：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安輯)楚境，敢不聽命?(同上。)

　　吳人詞窮理虧，就引兵而退。楚昭王免難，遂刺破子期的胸部，取血與隨人盟，以示感激與至誠。楚昭王在危難中化險為夷，是楚國對隨國曆來採取正確政策的結果。

　　當楚昭王逃難在隨時，子西偽為楚昭王車服，立國於脾[氵曳](今地不詳，《彙纂》以為在今江陵附近)(《左傳·定公五年》。)，以召集潰散之軍民。後得知楚昭王所在地方，又與楚昭王會合在一起。

　　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左傳·定公四年》。「以班處宮」，《左傳·定公四年》記得很簡略。《穀梁傳》、《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等則記得很具體，其中不乏渲染之詞，並不足信。）杜註：「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楚國宮後及豪門之家受到極大的侮辱。

　　吳軍破楚入郢，不僅使楚國統治集團蒙受凌辱與損失，而且也給楚國人民帶來災難。楚申包胥赴秦乞師，對秦哀公痛切陳辭：「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喻吳為蛇、豕，貪害楚國)，虐始於楚。」(《左傳·定公四年》。)次年，楚子期反擊，將焚吳軍居麇之地，子西說：「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左傳·定公五年》。)足見吳攻楚，楚國軍民承受著極大的痛苦。儘管楚國統治集團腐朽，特別是令尹子常索賄聚斂，殘害忠良，但在亡族滅國的關頭，全國軍民均以族國為重，起而反抗。原來楚國民眾反抗楚王室的鬥爭，立即轉變為反抗吳人入占與破壞的鬥爭。子西之所以能在敗亂中集結潰散軍民，軍民又隨從與保護楚昭王，就是軍民團結一致，不甘凌辱，起來反抗的例證。尤其是當楚昭王落難在隨時，申包胥不畏艱險，長途跋涉，赴秦乞師救楚。他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七日勺水不進。秦哀公感動，為之賦《無衣》(詩)，申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不愧為楚國歷史上突出的愛國者。楚國軍民的奮起抗吳，必然迅速改變楚國在戰場上的不利形勢。同時，吳人入郢，各國震動。除了秦答應出兵相救外，歷來與楚親善的越國亦及時出兵攻吳，迫使「吳使別兵擊越」(《史記·吳世家》)，有力地牽制著吳國。

　　據《左傳·定公五年》載，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夏，就在越軍攻入吳國時，秦亦派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隨申包胥入楚。子蒲因不知「吳道」(戰法)，由楚軍先與吳戰，子蒲則率軍在稷(今河南桐柏境)與楚軍會合，在沂(今河南正陽境)大敗夫概。在柏舉之戰中被吳俘虜的楚大夫射之子，主動收集楚散卒投奔子西，在子西指揮下，又敗吳軍于軍祥(今湖北隨縣西)。秋七月，楚子期、秦子蒲滅唐(今湖北棗陽東南)。

　　吳王闔閭腹背受敵，前有楚、秦聯軍，後有越軍，戰場形勢已向不利於吳國方向轉換。闔閭弟夫概乘機逃回吳國，自立為王(夫概王)。闔閭氣急敗壞，引兵攻擊，夫概兵敗奔楚，楚昭王封他在棠(今河南西平西)，是為棠氏。闔閭率吳軍與楚、秦聯軍再戰，先在雍B053打敗楚軍，隨後又被秦軍打敗。吳軍駐於麇(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以為在雍B053附近)，子期、子西以火攻，吳軍敗；接著又戰於公[地[胥]之(今湖北襄樊市東，參見揚伯峻《春秋左傳注》)，吳軍又大敗。

　　這年九月，吳王闔閭只得引兵撤退，楚昭王返回郢都。楚昭王為了迅速恢復統治秩序，立即論功行賞。當時得到獎賞的有斗辛、王孫由於、王孫圉、鍾建(逃亡途中負季羋)、斗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斗懷等九人。其中斗懷(斗辛弟)，初謀弒王，故子西主張取消對他獎賞。楚昭王說：「大德滅小怨，道也。」仍與其兄一樣給予獎賞。楚昭王奔隨渡臼水時，藍尹不與王舟，而渡其帑(妻)。至楚復國安定時，楚昭王要殺他，子西說：「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楚昭王頓時省悟，「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申包胥不肯受賞，說：「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此外，吳人入郢時，為楚國保存了「雞歡之典」的蒙谷，以及隨從和保護楚昭王有功的屠羊說，也拒絕受獎賞，前者「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策·楚策一》)，後者返其「屠羊之肆」(《莊子·讓王》)，也是我國歷史上一大佳話。楚昭王妹季羋主動要求嫁給鍾建，以報答逃亡途中背負之恩。楚昭王答應，並任仲建為樂尹。楚國經郢破之難後，楚昭王能以「德」為重，功則獎賞，過則不究，一時君臣團結，國家穩定。

　　吳王闔閭攻楚破郢，是圖謀已久的行動。公元前506年對楚五戰五勝，最終進入郢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吳王闔閭本人，以及伍子胥、孫武、伯[喜否、夫概等在領軍作戰中，也表現出了卓越的指揮才能。伍子胥從政治上分析「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在軍事上提出「為三師以肄」，「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等戰略戰術，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前，能從政治、軍事作綜合分析考慮，無疑是軍事鬥爭中一大建樹。但吳入楚後，很快由勝轉敗，也是值得總結的。究其原因，一是從吳國總體力量看，是不可能獨吞楚國的，楚國畢竟是歷史悠久、經久不衰的大國強國；二是吳入楚後，面臨楚、秦、越等國的反攻與打擊，腹背受敵，當時外部條件也不允許吳再在楚國呆下去；三是吳國內部不和，如夫概有異志，入郢後又與子山(吳王子)爭處令尹之宮，竟鬧到火併程度。此事影響很大，斗辛指出：「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左傳·定公五年》。)更主要的，吳攻楚入郢，畢竟是一場驚奪性戰爭，給楚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其非正義性質是很明顯的，故儘管有傑出的軍事家在指揮，也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這點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

　　楚國在吳軍長驅直入、國都淪陷、楚昭王出逃情況下，全國軍民奮起反擊，完全是一場反掠奪與凌辱的正義自衛戰。所以，楚國之所以很快地反敗為勝，主要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形成軍民團結、上下一致，共同抗擊敵人的局面。《淮南子·泰族》說：「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斗。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子西等集結潰散軍民捨身再戰，左司馬戌寧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軍民保護代死的場面，無一不閃爍著楚國軍民戀鄉愛國尊君愛族的思想光輝。

　　楚國是一個大國強國，竟敗在後起吳國之手，不能不是我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其教訓也是極其深刻的。其中重要教訓之一是楚平王后期忠奸不分，致使人才外流，國內動蕩，對外又「不在諸侯」，放棄進取，終日益陷於被動挨打局面，故楚平王后期已埋下失敗的禍根。楚平王死，楚昭王年幼即位，令尹子常主政，他不僅不認真檢討以往的過失，反而變本加厲，繼續迫害忠良，還貪慾索賄，欺凌小國，把楚國進一步引向歧途。因此，楚國敗在吳國腳下，楚平王、令尹子常的責任是無法推卸的。伍子胥、伯[喜否]雖受到陷害，被迫出走，在吳國的政治、軍事實踐中，也表現出突出的才幹，但他們助吳攻楚破郢，蹂躪故國，凌辱父老親戚，這種狹隘的復仇思想與行為，不能不是一個污點，亦應受到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