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紅樓》雜誌研究—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謝泳：《紅樓》雜誌研究標籤：紅樓● 謝泳 （進入專欄）一、《紅樓》始末理解一個時代知識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質，觀察他們的大學生活是一個較有說服力的角度。不是說大學生活完全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知識和精神生活，而是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精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知識精英的知識結構和精神品質。 ( http://www.tecn.cn )本文選擇 1957 年北京大學一本學生雜誌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想通過對這本雜誌作者群體的研究，從而對他們的知識結構和精神歷程作一個簡單考察。另外，《紅樓》雜誌比較詳細地刊載了當時北京大學「反右派運動」中涉及學生右派的主要信息，特別是其中的照片、漫畫及相關會議的信息記錄，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是研究中國「反右運動史」的重要史料。 ( http://www.tecn.cn )關於《紅樓》雜誌的研究，目前我們能見到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錢理群的《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一文。但本文偏重於對《紅樓》雜誌中的作品評論，沒有涉及雜誌的完整存在情況及相關作者群體的研究。[1]另外關於《紅樓》雜誌的存在情況，主要出現在當時參預這本雜誌活動的北大學生的一些回憶中。但這些回憶比較零散，相互之間也有許多不一致之處，而且回憶時較少參考當時的原始文獻，所以並不能給人以完整的印象。[1] ( http://www.tecn.cn )完整的《紅樓》雜誌，現在較難見到。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都查不到完整的《紅樓》雜誌。我從個人收藏的角度，對《紅樓》雜誌的了解情況是： ( http://www.tecn.cn )這本雜誌共出版了 14 期（包括 5 期增刊），跨 1957 年和 1958 年兩個年度，其中 1957 年出版正刊 5 期，分別是創刊至第 6 期（ 5 、 6 期）是合刊一冊。1957年在正刊《紅樓》出版以外，還出版過 4 期《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特刊單獨編號。其中特刊第 4 期「編者的話」中說：「『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編輯到第 4 號為止了」。[2] ( http://www.tecn.cn )「反右派鬥爭特刊」雖然刊頭也標明「紅樓」二字，但沒有封面設計，頁碼也比原刊少，類似於那時常見的文件形式。「反右派鬥爭特刊」出版時，還專門附贈過一個書籤，書籤是一幅具有強烈時代感的漫畫，一個學生用筆戳著驚恐萬狀的右派分子，漫畫下面引述了高爾基的話：「敵人不投降，就消滅它！」 ( http://www.tecn.cn )1958年度，《紅樓》共出版了正刊 4 期，特刊 1 期，這期特刊主題為「反對美英侵略者，支援阿拉伯人民鬥爭」，設計與 1957 年的特刊形式完全相同。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正刊按原刊編序為「總 10 期」，但文獻形式為 9 冊，其中有一期合刊。特刊 5 期。正刊和特刊總計文獻形式是 14 冊。本文研究的《紅樓》雜誌包括正刊和特刊兩種。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 1957 年 1 月 1 日創刊。馬嘶回憶說：「《紅樓》是在北京大學團委會領導下由學生自辦的一個不定期刊，大約兩個月左右出版一期， 16 開本，開始時頁碼也不固定，然後才慢慢固定下來。刊物由學校的印刷廠印刷……。《紅樓》雖非正式公開發行的刊物，但也可以出售，因而刊物的印數並不算少」。[3] ( http://www.tecn.cn )從相關史料中，我們可以確定，《紅樓》雜誌是當時北京大學團委領導下的一本學生刊物。在《紅樓》雜誌停刊後創辦的《北大青年》，是北京大學學生會 1958 年 11 月創辦的半月刊， 1960 年 11 月終刊。它在發刊詞中提到：「《北大青年》就是根據這一客觀形勢的需要而創立的。它是黨領導下的，群眾性的，向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綜合性刊物。過去，我校出版過《思想戰線》和《紅樓》，也是向青年進行思想教育的刊物。在它們的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現在，這兩個刊物決定停辦，以便集中力量把《北大青年》辦好，使它真正能夠成為建設先進的共產主義新北大，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有力工具，成為全校青年同志的良師益友」。[1]從中可以判斷的出《紅樓》的停刊時間。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沒有主編和編輯成員名單印刷在雜誌上，但根據馬嘶、謝冕、張元勛、張炯等人的回憶，結合雜誌中的相關信息，大體可以得知下面這些人先後參預過《紅樓》雜誌的編輯工作 ( http://www.tecn.cn )1957年，副主編：康式昭。編輯：謝冕、張炯、任彥芳、李世凱、張元勛、林昭、杜文堂、王克武、江楓、李任。[1]但反右開始後，《紅樓》雜誌以編輯名義發表過一份《給張元勛的公開信》，署名者：王克武、王金屏、江楓、任彥芳、李世凱、劉登翰、林昭、杜文堂、張炯、馬守義、康式昭、謝冕。[1]說明《紅樓》編輯部的人員已發生了變化。 ( http://www.tecn.cn )張元勛回憶說《紅樓》雜誌主編為樂黛雲，副主編為康式昭、張鍾。[1]不過，這個記憶顯然不準確，江楓回憶說：「事實上，樂黛雲先生和《紅樓》毫無關係。而《紅樓》一開始時，是既沒有主編，也沒有一個『編委會』，但有一位導師，那就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楊晦教授。我不知道校黨委是否曾為創辦《紅樓》作出決定，我只知道《紅樓》處於校團委宣傳部的領導之下，康式昭的直接參与就體現著這種領導，不過，他卻沒有任何正式領導頭銜。直到反右開始後的某一天為止，連康式昭也只是編輯部成員之一」。[4] ( http://www.tecn.cn )結合相關史料判斷，江楓的回憶是可信的。「反右派鬥爭特刊」第 2 號發表過一則《本刊編輯部開除張元勛李任》，其中提到「會議由紅樓副主編康式昭同志主持」，可見當時實際負責人是康式昭。[1]如今《紅樓》雜誌編輯大部分都健在，以後不難搞清楚。 ( http://www.tecn.cn )反右運動結束後，《紅樓》雜誌改組， 1957 年 11 月出版的《紅樓》第 5 、 6 期合刊發表《本刊編輯部整頓組織檢查工作》，其中說： ( http://www.tecn.cn )「從反右鬥爭開始，編輯部陸續作了組織清理工作，本學期作了更大規模的組織調整，開除了全校著名的極右派分子張元勛、李任、林昭、王金屏及道德墮落分子江楓，並進行了改組，吸收了大批在反右派鬥爭中立場堅定、鬥爭積極、思想水平較高的同志參加工作。新的編輯部由康式昭、翟奎曾、趙曙光、劉登翰、王磊、彭力一、張炯、李世凱、元樹德、張士聰、顧建國組成，康式昭同志任主編，翟奎曾、趙曙光任副主編」。[5] ( http://www.tecn.cn )1958年夏天，「紅樓社成立」，《紅樓》雜誌組成了「紅樓社」領導下的編輯委員會和創作組。由陳鍵任社長兼主編，趙曙光任副社長兼副主編。按苗為創傷組組長，編委會由劉登翰、任彥芳、李世凱、陳鍵、按苗、趙曙光組成。[6]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是一本綜合性的文藝性雜誌，《紅樓》編輯組成員主要是由當時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擔任，這批學生雖然後來的命運各不相同，但其中主要成員後來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中的重要力量，他們早年的學術訓練和精神品質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產生過重要影響。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變遷，對於這個群體的關注，有助於深刻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總體發展水平。 ( http://www.tecn.cn )二、《紅樓》作者群《紅樓》雜誌的撰稿人有三部分人組成，第一部分是當時北大黨委及負責團委和學生工作的領導人，比如陸平（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史夢蘭（北大黨委副書記）、韓佳辰（北大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謝道淵（北大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和宋誠（北大團委副書記）等；第二部分是當時北大的教授如林庚、馮至、閻簡弼、楊晦、周達甫、曹靖華、吳組湘、王力、高名凱、馮仲芸等，第三部分是當時北大各系（以中文係為主）的學生。第一、二部分的《紅樓》撰稿人，多是出於工作和應酬性質的文章，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的對象不包括這兩部分撰稿人，也就是說，本文所謂的《紅樓》雜誌作者群是一個狹義的特定概念即當時為《紅樓》雜誌撰稿的北大學生。 ( http://www.tecn.cn )把所有為《紅樓》雜誌撰寫過文章的作者都搞清楚，想在還做不到，但參預《紅樓》雜誌活動的一些主要人員，我們大體可以查到他們的相關情況，作為一般的研究，下面這個名單有一定的代表性，選擇這個名單的主要依據是這些作者多少年後，在文化學術界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知名度，他們的創作和學術活動易於為人了解和判斷。 ( http://www.tecn.cn )

《紅樓》雜誌作者群雖然前後涉及當時北大三四個年級，從 1953 —— 1956 級，但主要是以北大中文系 1955 級為主力，西語系和哲學系只有王克武、杜文堂及葉朗等少數學生參加。當時楊匡滿作為上海一個中學生在《紅樓》雜誌發表詩歌是一個特例，可能與他當時在北大讀書的哥哥楊匡漢有關。 ( http://www.tecn.cn )作為一本校園綜合性文藝雜誌，在北大的歷史上，《紅樓》雜誌就藝術和學術性而言，它所提供的基本都是負麵價值，除了蔡林根、沈澤宜等少數學生的詩歌外（張元勛、沈澤宜劉奇弟等人的詩歌在《紅樓》發表是以附錄形式，主要是供批判的），這本雜誌沒有為中國的文學和學術貢獻新東西，作為當時中國最高學府文科的一本雜誌，它背離了北大的傳統，在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的基本方向上完全走向了北大傳統的反面。但從這本雜誌作者群的整體情況觀察，人們會發現早年從《紅樓》起步的這些學生，在 1976 年以後中國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中，曾起過重要作用，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這些學生承擔了重要責任。比如在對「朦朧詩」的評價中，謝冕和孫紹振的貢獻不可磨滅，是他們的努力為後來中國新詩的成長開創了生路。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創辦的時候，北大已先後經歷過思想改造運動和院系調整，特別是經歷了 1954 年的批判胡適運動和隨後發生的反胡風運動後，中國知識分子在心靈上已經受到極大傷害。1949年後的北大，雖然就教授群體而言還基本保留了過去的格局，但北大自由主義的核心人物如胡適、傅斯年都離開了中國大陸，到《紅樓》創辦的 1957 年初，可以說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已基本中斷。 ( http://www.tecn.cn )《紅樓》作者群是 1933 年前後出生的中國知識分子， 1949 年前他們基本是初中生，這個年齡段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的高中教育在 1949 年後完成，基本是在新教育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作為學生，在當時他們有非常強烈的政治願望，其中一些學生是調干生（指有革命經歷和部隊經歷的青年中共幹部）。《紅樓》作者群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比重很大，其中有些人有早年從事地下工作和參軍的經歷，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已受到極大的影響。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就總體風格而言，和當時中國任何地方出版的綜合性文藝雜誌沒有區別，無論文藝創作思想還是學術研究風格，基本順應主流意識形態要求，只有極少數作品例外。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創辦的時代，北大已沒有學術自由和創作自由，在這樣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文藝雜誌和它的作者，雖然就個人才華而言可能各有不同，但就總體的創作和學術追求觀察，他們之間的差異不大。就個人的文藝創作和學術訓練評價，《紅樓》作者群是相對單一的，在所有《紅樓》雜誌刊發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西方文學的影響，也看不到中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文學的影響，特別是是西方的思想和理論完全與他們完全隔絕，[7]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只是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一些文學作品，而對這個傳統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並沒有給予更多正面的理解，《紅樓》發表的文章，絕大多數是順應當時主流意識形態要求的應時之作，這也是為什麼《紅樓》作者在1976年以後中國的文學評論和現當代文學研究機關中佔有重要地位，但他們真正的學術成就卻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完成的，如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研究、謝冕、孫玉石、劉登翰、孫紹振、楊匡漢、楊匡滿等人的學術成果，也是越往後越有價值。 ( http://www.tecn.cn )這個現象說明《紅樓》時期養成的思想傾向和學術訓練，只在一般的知識學層面產生作用，他們的學術成就所達到的深度，遠不可和他的前輩相比。史學家楊天石也是1955級北大中文系學生，他認為「100年中，北大確實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才，但是，不能忘記，在某個時期，有些事，有些舉措，並無助於人才成長，起得恐怕是相反的作用。」[8]同樣是1955級的學生，黃修己也說：「我們這一代人學術上究竟有多少成就，學識究竟有多高……不要和我們老師的老師（如王國維、陳寅恪）來比，就是比之我們的師長，游國恩、林庚、吳組湘、王瑤一輩，還差那麼一點，大概可以這麼吧！」[9] ( http://www.tecn.cn )一個歷史時期知識精英的總量是相對穩定的，變化的是時代和評價標準，但就知識精英的總量觀察，它的穩定性體現在幾個方面： ( http://www.tecn.cn )1、初始教育的高起點。不論當時的北大變化到何種程度，就全中國來說，它的教學環境和基本師資還是領先的。我們從上面《紅樓》雜誌部分作者群的出路分析，可以發現他們最終回歸了專業，在大學、作家協會和相關的研究機構中工作。這個結果的直接原因是他們良好的教育背景決定的。 ( http://www.tecn.cn )2、學術研究機關的重要性。中國的學術研究機關通常也以行政級別來分類，雖然不科學，但大體可說明問題。《紅樓》作者群，凡在名校和國家學術機關供職的，學術成就通常高於在地方工作的同學，有些在《紅樓》時期才華出眾的學生，因為離開重要的學術機關，後來的成就也有限。 ( http://www.tecn.cn )3、學科造就學者的學術地位。《紅樓》作者群中，凡留校北大從事專業的學生，最後的學術地位都較高，除了個人努力外，其中學科本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學者的學術地位。 ( http://www.tecn.cn )《紅樓》作者群，在北大時期起點是平等的，導致《紅樓》作者群起點發生變化的不是正常因素。在常態社會中，除非特殊情況，人的差異不會發生突變。但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間的差異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紅樓》作者群中的「右派」，1979 年中國社會開始恢復常態後，基本年齡是44歲（以1935年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大部分學生不可能再回到真正的學術生活中去，他們只是回到了學術職業中，相比那些一直在學術機關中的同學，學術上的差異已不可彌補，在這個意義上，對《紅樓》作者群，可以說政治決定了學術，凡始終「政治正確」者最後總是成功者。謝冕回憶說：「我響應號召違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們是我私心傾慕的同學和朋友，為他們的才華、智慧和抗爭的勇氣；與此同時，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靈魂深處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這樣充滿內心苦悶和極度矛盾中，並不情願卻又不由自己地被推進了那個鬥爭的大旋渦。出於自我保護或為了表明『堅定』，我『自覺』地、更確切地說是違心地作出了我當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當時的狀態和心境，可以想像我的這些言行肯定是無力甚而讓人失望的，而我卻必須這麼做下去。眼看周圍那些有善思考而才華橫溢的師友，一個個被打成了『另類』。」[10]《紅樓》編輯部成員中張元勛、李任、王金屏和林昭四位成為「右派」。 ( http://www.tecn.cn )《紅樓》時期，作為中國名校的學生，在這本雜誌上，學生對自己同類的批判甚至超過了社會上一般對「右派」的批判，特別是這些學生所使用的批判方式，帶有明顯的人身侮辱，但卻不為使用者所意識，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這些學生不但沒有任何法治意識，連中國傳統的基本道德影響都極難看到。特別是從當時洪鐘哲拍攝的關於譚天榮、黃友釗的照片中，可以看出當時北大學生的道德已受到極大的扭曲。[11] ( http://www.tecn.cn )《紅樓》雜誌作者群中，主要是當時北大中文系對文學創作感興趣的學生，基本沒有對學術研究比較熱心的學生。但如果我們把眼光再放遠觀察，對學術研究熱心的學生，在隨後北大進行的雙反運動中（反浪費、反保守）中，對自己老師的批判同樣使用了人格侮辱的方法。 ( http://www.tecn.cn )1958年出版的《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前身）第三期，集中發表了三篇批判王瑤的文章，兩篇是北大中文系三年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的，一篇是《王瑤先生是怎樣否認黨的領導的》，另一篇是《王瑤先生的偽科學》。最後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剽竊與抄騙」。共講了三個問題；一、剪刀與漿糊。三、如此「重點修改」。三、古典文學研究也不例外。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 http://www.tecn.cn )先看一個驚人的數字：厚厚上下二冊《中國新文學史稿》，全書計五十三萬七千字，小字引文共二十九萬三千字，大字引文共四萬三千字，全書引文共計三十三萬六千字，竟佔全書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五！這個數字本身不就是對王瑤先生所謂《史稿》的『科學性』的絕大和諷刺嗎？ ( http://www.tecn.cn )除了帶引號的的引文，王先生還有很多不帶引號的引文，——剽竊。這也是王先生《史稿》的特色之一。如下冊二十四頁講到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時，王先生認為『因為就一般新文學的作品說，它的不普及實在是因為它的不提高——它還不夠高度地反映人民現實生活中的要求和力量，以及創造了和這內容相適應的民族形式。』這段話可以在馮雪峰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一書中也可以找到，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很多。 ( http://www.tecn.cn )在剩下不到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中，除了對引文的複述，承上啟下的過度、轉折、 聯接，王先生又耐心地向讀者大講起上百個作家千部作品故事梗概來了。講故事當然比對作品進行分析容易得多，篇幅也大大地拉少了，而稿費卻是以字數計算的。[12] ( http://www.tecn.cn )這篇文章，要說是完全的奉命之作，好象解釋不過去，因為那樣的文章，一看就不是應付出來的，而是很下了一凡苦心，可惜這苦心對老師的傷害太重。因為文章不是批判王瑤的學術和思想，而是侮辱他的人格。 ( http://www.tecn.cn )反「右派運動「和雙反運動後前後，北大中文系在學風方面形成兩個特點，一是學生批判老師，二是集體創作。這兩個特點都有極強的歷史虛無主義特色，直接影響了北大學生在學術上的創造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時期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風氣，基本是這兩個特點的延續和進一步擴大。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當時批老師最用力的學生，幾十年後在學科方面又普遍獲得重要學術地位。比如表袁行霈、程毅中、袁良駿、桌如、康式昭、劉登翰、嚴家炎、葉朗等，北大如此，其它中國高校大體也是這樣的情況。[13]因政治運動出局後的學生所留下的學科空白，總要有一些學生來填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始終保持「政治正確」的學生，總是比那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生所獲得的學科選擇機會要高很多。 ( http://www.tecn.cn )半個世紀後反思中國學術界的狀況，人們可這樣理解當時參預各種批判運動的學生，因為凡積極參預批判運動的學生，通常在學術上較有才華，在學術方面的訓練也相對較好。當時批判運動所使用的武器，只是在尋找「政治正確」，在此過程中，相對於那些沒有參預相關運動的學生，他們在學術上還是得到了一定的訓練，當形勢發生變化後，他們當年「政治正確」的思想不再發生作用，但他們在此過程中得到的知識訓練依然可以發生作用，這也是為什麼人們發現當年活躍的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如袁行霈、謝冕、張炯、康式昭、劉登翰、孫紹振、孫玉石、洪子誠、葉明等等，幾乎同時又站到了中國當代學術的前沿。 ( http://www.tecn.cn )1955級北大中文系學生曾在一個月內完成了一部《中國文學史》，這部文學史的價值今天已極少有人從正面評價，但參預這部文學史寫作的學生，在當時變態的寫作過程中，客觀上也得到了一些學術訓練卻也是事實，就如《紅樓》雜誌的作者一樣，雖然是在特殊歷史環境下的寫作，但寫作本身是一種知識訓練。黃修己回憶這一段經歷時說：「我參加『黃皮』書的編寫，執筆『陶淵明』等章節，現在已不敢去看當年寫的東西。我對陶淵明毫無研究，手上只有一本王瑤先生編的《陶淵明集》。先生經考證依照創作時間排序作品，用來特別便利，然而僅讀此書就敢大發議論，想起來便感到臉紅。」[14] ( http://www.tecn.cn )《紅樓》作者群是在特殊歷史環境中出現的一群知識精英，但時代帶給他的們局限多於於創造。在《紅樓》作者群中，幾個立志成為小說家的學生張炯、翟奎曾、溫小鈺、汪浙成和康式昭，雖然後來也寫過一些小說，但多婁最終以文學評論為自己一生的志業。《紅樓》作者群中，沒有成為知名小說家的學生。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學科地位可以決定學者的學術地位，但小說家的地位卻要依賴作品。 ( http://www.tecn.cn )三、從《新潮》到《紅樓》《新潮》是北大「新潮社」編輯的一本學生雜誌，1919年創刊，發行到第3卷第2號停刊，共出版了12期。把《新潮》和《紅樓》作一比較，大體基於這樣的考慮：1、這兩本雜誌都是北大文科學生主辦的學生刊物；2、雜誌的類型都是綜合性的文藝雜誌，雖然《新潮》多一些學術文章，但整體來說與《紅樓》雜誌屬於同一類型；3、《新潮》存在的時間是1919至1922年，與《紅樓》存在的時間相近；4、兩本雜誌的主要撰稿人同是北大學生。 ( http://www.tecn.cn )《新潮》的撰稿人中包括北大教授如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梁漱溟及社會上的作家如葉聖陶、朱自清、歐陽予倩等，這部分撰稿人不在本文比較範圍之內，也就是說，本文只比較當時還是北大學生的那部分《新潮》撰稿人，選擇的標準與《紅樓》撰稿人的選擇標準基本相同，取其知名度較高者： ( http://www.tecn.cn )《新潮》部分作者[15]

《新潮》雖然比《紅樓》早近四十年的時間，但《新潮》和《紅樓》在精神品質上完全不同，當時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享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所以《新潮》儘管是一本學生雜誌，但卻向全社會發行，在這本雜誌上各種聲音同時存在，學生的視野面向世界，特別是對西方的各種思潮（包括自然科學，該雜誌也是在中國最早介紹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雜誌之一）[16]都有有相當充分的介紹和結合中國社會現實的研究，無論是時評、書評、文藝創作還是學術研究，《新潮》的文章都不會隨時間流逝而失去其價值，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術史和思想史的上地位已得到確立，同時成為那一歷史時期最重要的文獻。 ( http://www.tecn.cn )《紅樓》是一本完全在封閉社會中產生的學生雜誌，在這本雜誌上只有一種聲音，它的撰稿人完全受制於單一的意識形態主導，雜誌不但不能體現學生的自由意志，而且在每一政治運動到來的時候，雜誌本身就成為為運動報務的工具，從《紅樓》雜誌撰稿人的精神品質和知識結構的嚴重退化中，可以看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同樣的大學，同樣的學生，同樣的師資卻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如此不同的歷史命運，尤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紅樓》這個刊名是要延續「五四運動」的傳統，但在《紅樓》中，「五四」傳統被曲解到了和「五四」傳統沒有任何關係的程度，而當時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恰好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楊晦。 ( http://www.tecn.cn )《新潮》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坦言：「總期海內同學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17]《新潮》倡言批評精神，但同時意識到：「本志雖曰發揮吾校真精神。然讀者若竟以同人言論代表大學學生之思潮，又為過當。大學學生兩千人，同人則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質；所有言論由作者自負之，由社員共同負之。苟有激進之詞，自是社中主張，斷不可誤以大學通身當之。」 ( http://www.tecn.cn )《紅樓》在發刊詞《寫在「紅樓剪綵的日子》中說：」在那驚心動魄的『五四』時代，它的頂上燃起了第一支鬥爭的火炬；在那茫茫的黑夜裡，它的東面的一個窗口，射出明亮的燈光，那裡跳動著一顆熱烈的偉大的心——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它的另一個窗口，站著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他把犀利的槍，投向了狡猾的敵人！……」這種空洞的抒情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更反映了當時北大學生在知識系統上的盲從，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北大學生的理性和懷疑精神已徹底喪失，如果不是「反右派」運動中個別北大學生重新恢復了獨立思考的精神，那一代北大學生實在當不起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 ( http://www.tecn.cn )從《新潮》和《紅樓》作者群的簡單對比中，可以發現《新潮》的重要成員都是「五四運動」的主力如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他們，這些成員在「五四運動」後基本選擇了到歐美留學，留學後回到中國，成為中國的知識精英，其中有好幾人成為中國著名大學的校長，代表人物如傅斯年，先創立史語所，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學術研究機關，抗戰期間曾出任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委（代表北大，相當於合校期間的校長），1946年代理北大校長，後出任台灣大學校長；羅家倫則先後出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其它從事學術研究的成員大部分成為中國當時所在學科的最早創立者和最有成績的研究者，如汪敬熙與中國現代心理學、劉半農與中國現代語言學、顧頡剛與中國現代史學、楊鍾健與中國中國古脊椎動物學、馮友蘭與中國現代哲學、江紹原與中國現代民俗學等等。《新潮》作者的知識結構和思想傾向共同構成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基本形態。 ( http://www.tecn.cn )《紅樓》作者群沒有一人有完整的西方文化背景，雖然其中有北大西語系和哲學系的學生，如葉朗，但從他在《紅樓》發表的幾篇長文分析，特別是《進攻的哲學》一文，從頭到尾都是強詞奪理，看不出有一點西方文化的影響。[18]從《紅樓》刊發的大量文章分析，在整個《紅樓》時期，學生很難建立起自己獨立的精神世界，「反右」初期，就連林昭也在《給張元勛的一封公開信》上籤了名。[19]可見獨立思考在當時《紅樓》作者群中不是一種得到普遍認可的思想方式，事實上從《紅樓》編輯成員的中，也看不出他們固定的思想傾向，大體是你批我我批你的循環變化，有些「反右派運動」初期的積極分子，到了運動後期反而成為了「右派」。 ( http://www.tecn.cn )四、 簡短結論凡開放的時代才能產生學術大師，同時在學術上開一代新風。《新潮》作者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所以他們在學術上具有創造性，在思想上具有先鋒性。《新潮》作者許多參加過直接的政治活動，但沒有人為政治活動付出終身代價。 ( http://www.tecn.cn )《紅樓》作者生活的時代，中國社會已完全處在封閉時代，在這樣時代里生活水平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的獨立人格和創造精神已無法實現，扭曲的人生決定了扭曲的學術，雖然從學科地位觀察，《紅樓》作者與《新潮》作者的差異並不很大，但從嚴格的學術價值分析，這兩本雜誌的作者不屬於同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紅樓》作者為我們時代提供的有創造性的學術成果極少，有創造的思想更談不上。《紅樓》作者凡直接參預政治活動的，都付出了終身代價， ( http://www.tecn.cn )從學術體制的行政層面說，現在《紅樓》作者已基本退出了學科所在的重要地位，因為相當多的作者是依賴學科地位獲得社會聲望，所以當他們退出學科位置後，他們原有的學術聲望將會重新經受學術界的評價，這是《紅樓》作者群因歷史環境導致的特殊學術命運。 ( http://www.tecn.cn )2006年10月于山西作協--------------------------------------------------------------------------------[1] 可以參閱馬嘶《負笈燕園——1953—1957：風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99年，北京。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中，收有張元勛、陳奉孝、譚天榮等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北京。謝冕、費振剛主編《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中，也有相關史料，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北京。溫儒敏等主編《北大風——北京大學學生刊物百年作品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北京。胡伯威《青春·北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桂林。 ( http://www.tecn.cn )[2] 《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第4號第20頁，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1957年，北京。[3] 馬嘶《負笈燕園——1953—1957：風雨北大》第296頁，群言出版社，1999年，北京。[4] http://weedpecker.bokee.com/3381430.html[5] 《紅樓》1957年第5、6期第60頁，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1957年，北京。[6] 《紅樓》1958年第4期第11頁，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1957年，北京。[7] 《紅樓·反右鬥爭特刊》第3號發表過一篇許棟樑的文章《趣劇及其它》，文章對伏爾泰的名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願意犧牲我的生命，保衛你說話的權利」，進行了嘲諷，從中可見當時作者對西方思想的理解。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1957年，北京。 ( http://www.tecn.cn )[8]謝冕、費振剛主編《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第21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北京。[9]謝冕、費振剛主編《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第2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北京。[10]謝冕、費振剛主編《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第1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北京。[11] 《紅樓·反右鬥爭特刊第3號》第13頁，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1957年，北京。本期還刊有一幅聖焱等多人創作的《降魔圖》，把當時北大的學生右派及社團全部畫出，對「右派」的造型基本是人格侮辱。當時批判「右派」的詩歌與漫畫風格與後來「文革」中出現的形式完全相同。 ( http://www.tecn.cn )[12] 北京大學中國國語文學系編輯《文學研究與批判專刊》第8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北京。[13] 參閱北京大學中國國語文學系編輯《文學研究與批判專刊》1——4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古典文學厚古薄今批判集》1——4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鬥爭》兩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北京。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編輯委員會編《北京大學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論文集（科學研究大躍進專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文學教研室古典文學組編著《林庚文藝思想批判》，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北京。 ( http://www.tecn.cn )[14]謝冕、費振剛主編《開花和不開花的年代》第2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北京。[15] 本表列入《新潮》撰稿人中較為知名者，包括未撰稿但是《新潮》社員中的當時北大學生，教員不在其中。本文使用的兩冊《新潮》雜誌合訂本系影印本，上海書店，1986年，上海。 ( http://www.tecn.cn )[16] 《新潮》第3卷第2號首篇即是饒毓泰的長文《相對原理》。[17] 《新潮》第1卷第1號第3頁，上海書店，1986年，上海。[18] 《紅樓·反右鬥爭特刊》第2號第6頁，第3號14頁，第4號第6頁，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1957年，北京。 ( http://www.tecn.cn )[19] 《紅樓·反右鬥爭特刊第1號》第5頁，北京大學《紅樓》編輯部，1957年，北京。進入謝泳 的專欄本文責編：frank文章來源：作者授權天益發布，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www.te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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