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滯後導致腐敗蔓延和貧富懸殊

再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後，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不同理解。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政府官員，把東亞國家「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當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覺不自覺地強化這種體制中政府強力干預的重商主義傾向。於是，在市場體制初步建立以後，我國存在一個「向哪裡去」的問題，或確立憲政、限制權力，走向法治市場經濟，或沿著重商主義道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的窮途。在這種情勢下，堅持市場經濟的人們要求堅定不移推進改革，建設法治市場經濟；而某些能從尋租活動中獲利的既得利益者則不願朝法治市場經濟方向前進，他們採取種種手段阻止進一步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尋租權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義擴大權力的干預，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空間。 市場經濟有效運轉，必須有制度支撐。對於「非人格化交換」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憲政原則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難以保障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人為了財產的安全，只有去「結交官府」，「搞掂」官員，於是就出現尋租新動力。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難於貫徹」。按照鄧小平的要求，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部署了以「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也因為1989年發生的政治風波而中斷。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十年來進度十分緩慢。 政治改革遲滯的後果則是尋租基礎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懸殊導致大眾強烈不滿，威脅社會安定。由於權力對經濟干預的加強和尋租規模擴大，腐敗日益猖獗。我國租金總額佔GDP的比率高達20％-30％，絕對額高達四五萬億元。巨額的租金，自然會對我國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係數放大產生決定性影響。調查表明，1994年全國居民的基尼係數達到0.43的高水平，超過國際上0.40的警戒線；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政治改革滯後，權力加強對市場的控制，造成普遍腐敗。因此，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築保證。在中國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雖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延宕和等待，必須從法治起步，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通過法治在各權利主體間正確配置權力，規範政府行為，保護公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標。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路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