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所：千年審判

06-06

本文標題的背後隱藏著一個古老而又基本的問題：伊斯蘭教和單一民族國家的劇烈碰撞之後，誰將勝出？

——查爾斯·希爾

在影響現代世界秩序的問題之中，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伊斯蘭教的崛起、全球的探索以及歐洲的政體改革了。

首先是伴隨著征服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崛起，這不僅僅是戰鬥的勝利，更是對羅馬世界和波斯世界秩序的革命和顛覆。隨即而來的便是「國際」哈里發統治的建立以及其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力量的急劇下落。

其次是全球的探索和發現，在公元1000年和1500年間伊斯蘭世界體系在廣大南半球蓬勃發展，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e Gama）帶領下的葡萄牙遠征隊繞過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來到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之前，印度和東部非洲（East Africa）之間的印度洋（Indian Ocean）和阿拉伯海（Arabian Sea）可以說是個穆斯林湖。在奧斯曼—基督教世界對峙的數個世紀間，歐洲探險者走遍了全球的大部分人類可居住地區，而且幾乎都是通過海路。他們發現了以前從未知曉的廣袤領土，並粗略繪製出我們如今認識的這個世界的輪廓。

伊斯蘭世界一直是這個世界多元化發展的缺席者。

再次就是公元十七世紀歐洲各國國家體制的變化發展以及它的廣泛傳播並被各大洲的國家所借鑒。這變成了一種「程式化」的制度，以防止如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般的宗教對抗。

如今關於伊斯蘭教與世界秩序的問題就是伊斯蘭，這三個世界級的歷史問題之首，已經如同東正教一般遊離於全球化的多元發展以及上面所述的第三個問題之外。

最近學界已經發現了一種稱為全球復興（ Global Renaissance）的現象，這種現象通常在最近幾世紀間歐洲向外的滲透、開發以及支配中可見，這些文化間的碰撞在藝術、文化、信仰以及技術等領域激起了火花。商品的流通需要商旅的交流，商人深入異國社會，再帶回具有異國情調的產品。文化上的理解是貿易成功的關鍵。

在這個過程中，穆斯林的形象通過各種文學以及文化的表述擴散。東西方均開始有了些刻板印象，「突厥人」這一形象在他們心中既複雜又簡單，商旅對被妖魔化了的突厥人又敬又畏。

這探索和復興的年代迎來了一個大悖論：對人類多樣性的認識，這多樣性既難以想像又不受人所控制。從這一事實出發，會促成另一種基於對世界秩序的共同理解的求同存異的國際體制的出現。

層出不窮的暴政

1994年8月6日刊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做了一個特別專題《伊斯蘭調查》。封面描繪了戰鬥中的基督教騎士以及武裝的穆斯林戰士——分別以獅心國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和薩拉丁（Saladin）為首，標題寫道：「看在天國的份上，別再打了。」這是兩個難以抵擋的相互對抗的兩個宗教—文明的典型形象。

《經濟學人》的一期封面上描繪了戰鬥中的基督教騎士以及武裝的穆斯林戰士——分別以獅心國王理查德和薩拉丁為首，標題寫道：「看在天國的份上，別再打了。」

至少早在1914年，當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選擇站在德意志帝國一邊時，我們便能找到這20世紀相對抗的根源。獨裁德意志及它的奧斯曼夥伴戰敗，奧斯曼帝國土崩瓦解，當1924年哈里發——伊斯蘭世界統治的唯一形式——被廢除時，中東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開始紛紛建立新國家，它們中沒有一個是民主的。

隨後的幾年裡，阿拉伯國家在民主化浪潮席捲一片片土地的情況下，保持著對全球化的無動於衷：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和日本在美國的監控下果斷轉向民主；

2）在上世紀中葉的非殖民化時代，印度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3）在後冷戰時期，世界各處的國家開始開放政治和經濟制度，聯合國首次積极參与幫助建立選舉以及民主的政治體制。

經過這一系列的巨變，中東阿拉伯地區仍然保持為一片沒有民主政府的地區。回望這幾十年，《2002年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 2002）——一份聯合國出版的、由「一班傑出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做出的「公正、客觀的分析」——指出該地區由於治理不善而受損。報告指出，阿拉伯世界的人們世代被剝奪獲取信息及言論自由的權利。除此之外，阿拉伯政府限制阿拉伯的一半人口——阿拉伯女性受教育及社交的自由。報告赤裸裸地寫道：「民主浪潮在世紀80年代轉化了大部分的拉美及東亞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轉化了東歐以及中亞，但是從未到達過阿拉伯地區。這種自由的缺失破壞人類的發展，是政治發展滯後的最痛苦的表現之一……命運並沒有削弱阿拉伯世界那永久排除公民參與的政治權力。」

幾年來，美國當局沒有認識到伊斯蘭教在恐怖主義中的作用，因為外交部專家必須假定這種行為具有政治動機，畢竟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信條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一戰結束以來阿拉伯世界層出不窮的暴政使經濟、社會和政治結下了病症，為逐漸氣盛的以團結中東、對抗世界為目標的革命性的宗教思想提供了沃土。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間的戰爭或許可以被稱為第一次恐怖主義大戰（First Terrorist War）：以色列的奧林匹克運動員被謀殺；巴勒斯坦人企圖推翻約旦政府；乘客在航空公司售票櫃檯被槍擊；美國使館人員被扣為人質；環球航空公司（TWA）847航班和阿基萊·勞倫號游輪（Achille Lauro）被挾持；柏林一家迪斯科舞廳被炸。

在20世紀80年代，國務卿喬治·P·舒爾茨（George P. Shultz）試圖說服國會議員和媒體評論員了解到「對一個人來說是恐怖分子，對另一個人來說是自由戰士」這句口號是錯誤而危險的。里根政府專註於如何通過強化我們的使館以及增加情報工作來對抗恐怖主義。我們以為自己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美國當局並不了解恐怖分子的動機以及目的。

圖片來源：美國空軍（USAF）

埃及總統薩達特（左）抵達安德魯空軍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國務卿萬斯（Vance）出面迎接。次年薩達特遇刺，美國官方並沒有意識到兇手是穆斯林，認為此事背後只有政治因素。

幾年來，美國當局沒有認識到伊斯蘭教在恐怖主義中的作用，因為外交部專家必須假定這種行為具有政治動機，畢竟威斯特伐利亞信條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宗教不應影響外交。

1973年美國大使與代表團副團長在喀土穆（Khartoum）被接待的第二天雙雙遇害，駐外事務處（Foreign Service）嚴重受到影響。兇手來自巴勒斯坦組織「黑九月」（Black September），據說此組織聽命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主席亞瑟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對美國的外交機構而言，巴解組織是「和平進程」不可或缺的對話者，它的政治目標是「世俗民主的兩個民族組成的國家」——與宗教完全無關。當埃及的薩達特於1981年遇刺時，美國官方無視兇手是穆斯林的事實；直到20世紀90年代，1981年的錄像被重放，兇手明顯的穆斯林身份才被承認。

一場關於意識形態的內戰

2001年9月11號的恐怖襲擊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還算幸運：他們迫使美國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導致攻擊的原因以及挑戰的尺度，世界在威脅的早期階段被驚醒。911襲擊如果再晚幾年，待世界秩序進一步惡化之時，那麼想要抵禦它將更加困難，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我們已經見證過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內戰。一邊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內一些在經歷過安撫、收買或宣傳恐怖主義之後，已經開始認識到作為國際體制的一員必須調合他們的伊斯蘭信仰並加以實踐的政權；另一邊因為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原因，拒絕國際體制、拒絕國際法和國際組織、拒絕國際價值觀及人權一類的國際準則、拒絕以外交手段解決問題。伊斯蘭內部的分歧不可避免。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遵循著不接受不參與任何國際秩序的教條：

1）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基本單元，如果它把同屬一個社會（穆斯林世界）的人分隔開來，那就意味著它是非伊斯蘭的了，所以對穆斯林來說這意味著叛教——沒有什麼比這更惡劣了；

2）國家歸於國際體系之下始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簽訂，它在國際事務中必須保有世俗性（於1648年簽訂的此條約將促進理解作為避免進一步宗教戰爭的手段），如此的世俗層面是伊斯蘭所不能接受的；

3）國際法與伊斯蘭教教法的分歧也是不容接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視教法為統治穆斯林的唯一真法；

4）同樣，民主作為當今越來越被認同的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它所要求的在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與伊斯蘭原教義無法相容，因為它嚴重違反教法；

5）國際準則以及關於人權的協議如婦女的權利不符合伊斯蘭教教法的解釋。

在最大範圍內，邏輯的枷鎖在伊斯蘭教及國際制度的建設之間劃開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伊斯蘭教徒稱，如今國際體系的二元性表達是建立在基督世界的基礎上的：「凱撒的物當歸還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還給上帝。」這種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割與伊斯蘭先知帶來的訊息相悖。

其次，他們認為現代國際秩序只不過是基督教二元世界的世俗反映：政教分離、公私分明、權利「制衡」，都是被團結劃一的伊斯蘭所唾棄的。

因此，任何對國際秩序的參與對伊斯蘭教徒來說都是不可能忍受的。就拿沙烏地阿拉伯來說，它的政權制度完全嚴格按照《古蘭經》要求的來執行，但僅僅由於它參與了國際制度而被伊斯蘭教徒認為是非伊斯蘭、叛教的。

過去的二十年里，中東和其他穆斯林地區已經出現了四大現象，這四大現象構成了相互關聯的一系列對世界秩序的威脅。首先，一些國家的政府已經崩塌或者失去了部分領土的主權，這種令人震驚出乎意料的發展在國際事務中被作為「失敗國家」的新概念提出。其次，在世界上這些無人管轄的土地上很快便有非國家的恐怖主義伊斯蘭組織開始招兵買馬並醞釀著對穆斯林世界以外的地方發起襲擊。

「重點不在於它令你擔心，」基辛格（Kissinger）在談到革命力量時說，「而在於沒有什麼能令你安心。」

再者就是一些阿拉伯國家成為國際秩序的敵人的「推動者」的身份轉變的實現。沙烏地阿拉伯所設立的格局包括激進指示的頒布的強化、對非國家恐怖組織的資助、對大眾的長期陰謀宣傳灌輸以及單一敘述——什麼樣的敘述？所有的地區和信仰問題都是源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地區的壓迫；美國的核心政策便是親以色列，華盛頓是被美國猶太人所控制的；在巴勒斯坦問題解決之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一切問題不得被外界過問及干涉——所謂的問題解決通常是指通過以色列國家的滅亡以實現巴勒斯坦的「回歸權」。

最後一個現象便是「無賴」政權的崛起，它們被認為是國際體制的合法成員並享有特權和豁免權，同時它們在意識形態上把國際體制視為對手。這種雙重角色使得「無賴」政權在外交政策上兩面三刀：它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採取一系列錯誤的行動，在面對國際社會嚴厲的反對時，它又突然宣布願意談判或在其他方面遵守正常的國際程序——當然外界願意接受無賴「回心轉意」。

在很多年的過程中這種策略在政權進行非法活動而面對國際壓力時一次又一次地被使用，我們已經見識過朝鮮的金正日、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伊拉克的薩達姆使用這種招數，如今它們正在被伊朗的哈梅內伊和內賈德所繼續使用，它已經成為了獨裁者們的外交選擇，就叫它「獨裁外交」吧。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確實是一股反叛的力量，它的主體思想始終都是它對國際體系無情的攻擊，並且言行一致。就像亨利·基辛格在寫到蘇聯時說的：「無論何時，如果一個政權認為國際秩序或者依法制約它的方式是壓迫性的，那麼它與其他政權之間的關係都是衝突對立的。」就像伊朗的領導人申明的那樣，這是伊斯蘭共和國和國際秩序之間的矛盾，伊斯蘭不會讓步。就像基辛格說革命力量：「重點不在於它令你擔心——此種感覺對處於國際關係中的主權國家來說必然存在——而在於沒有什麼能令你安心。」

從國際視野來看，這盤賭注下得十分大，如果伊斯蘭教徒能夠擊敗中東國家並在國際體系內尋求改革和工作，我們將要面臨另一場世界大戰。就像冷戰那樣，這將會是一場基於革命性的意識形態、以搗毀國際的國家體系並取代其成為唯一為目的而發起的戰爭。

作為現實選擇的民主

亞力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中寫道：「穆罕默德從天堂上帶到《古蘭經》里的不只是宗教教義，還有政治格言、刑事及民事法律、和科學理論……縱有千萬條理由，這一點都足以證明伊斯蘭教無法在啟迪和民主之中執政過多年。」托克維爾根據其自身的了解認為包含民主的現代國際體系是系統化的，不是獨立的——他的意思似乎是伊斯蘭非但是獨立的，而且是教條並具有侵略性的。

相反，民主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對它們的成員們既不要求也不挑戰任何實質性的承諾——意識形態、宗教一類的承諾。它只要求每個成員在合作時儘可能地求同存異。

因此，在涉及到國際事務時，恰恰與前總統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經常說的民主是「上帝賦予的權利」相反，民主只是合法取得成果的唯一可行方法。只有民主能夠提供經濟所需要的避免腐敗的「透明」，只有民主能保證現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信息流通，正如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森（Amartya Sen）多年前所說的那句眾所周知的話：「民主的國家沒有饑荒。」也正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解釋的那樣，民主存在於方法論中，使用信息的最好方法就是由每一個獨立的個體掌握信息。要清空一個體育場，人群比任何居高在上的「權威」都更直接高效。

如此論證，美國的重心很明顯在其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最佳利益而非伊斯蘭教本身。在如今的印度尼西亞、在伊朗的庫姆（Qom）進行的神學辯論中、在貝魯特（Beirut）的咖啡館裡，與此程序途徑相容的想法與行動正在逐漸加入進來。

民主的問題將會是一場考驗，不只是對伊斯蘭教教義，更是對伊斯蘭教本身，它將會證明托克維爾——他幾乎從未錯過——在這個問題上說錯了。伊斯蘭教在民主上的實踐將會把其它宗教一同拉入政治行動以及對宗教可以在私人領域之外的公共領域走多遠的辯論中。

查爾斯·希爾，任職於美國駐外事務處；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研究人員以及伊斯蘭教與國際秩序工作組（Working Group on Islam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的聯合主席；是前美國國務卿喬治·P·舒爾茨的私人助理（1983～89）；曾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政策特別顧問（1992～96）；還是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大戰略（Grand Strategy）布雷迪—約翰遜（Brady-Johnson）項目的特聘研究員。他最近出版的新書是《千年審判：世界秩序與伊斯蘭教》（胡佛研究所出版社，2011）（Trial of a Thousand Years: World Order and Islami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1）

希爾曾於1973年和1981年獲得美國國務院的高級榮譽獎（Superior Honor Award）；於1987年和1989年獲得總統傑出服務獎（Presidential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於1989年被授予國務卿勳章（Secretary of State"s Medal）；被羅文大學（Rowan University）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摘自《千年審判：世界秩序與伊斯蘭教》，查爾斯·希爾，胡佛研究所出版社，2011。? 2011 版權小利蘭·斯坦佛大學董事會（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所有。所有權利全部保留。

原文來源：hoover.org

原文標題：Trial of a Thousand Years | Hoover Institution

原文地址：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hoover-d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