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 | 關於同性戀的最新調查：同性之愛與哀愁

2014年的最後一天，社會學家李銀河發表了一篇名為《最後一天》的文章，許願：「感受那種刻骨銘心的激情」「毫無遺憾地離去」。就在此前半個月，她公開了自己與跨性別愛人「大俠」17年的感情生活，這迅速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中，隨著蘋果CEO蒂姆·庫克的出櫃，英國駐上海總領事戴偉紳與華裔男友在英國駐華大使館登記結婚，國內對於同性戀現象的關注出現了幾次高潮。

支持者將這種「高調」視為一種勇氣，反對者則擔憂這會導致過度渲染。

不可否認，隨著對同性戀亞文化的包容，這個群體的可見度在不斷提升。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依然深藏在柜子里。他們並不清楚，自己該有怎樣的生活——放縱，改變，還是接納？

不過，如此「廣而告之」也引發了人們內心深處更多的擔憂和疑慮：名人出櫃會不會產生一定的示範效應？對這個現象的過度關注，會不會使它成為一種反潮流的趨勢？會不會使那些好奇心強的人開始嘗試同性戀，從而導致同性戀隊伍的擴大化？另外，同性戀的艾滋病感染率明顯高於異性戀，其真正原因又是什麼？

警惕同性戀的擴大化

1981年，北京大學生理心理學教授沈政第一次訪問美國。入住酒店時，有一件事讓他頗為費解。「他們不同意兩個同性住在一個屋子，而異性可以。」這與當時國內的社會「習俗」截然相反。沈政後來才明白，酒店是拒絕為同性戀提供「親密接觸」的環境。

事實上，早在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率先決定將同性戀剔出疾病分類，但當時的美國社會對於同性戀的寬容還十分有限。

在美國的那段時間，沈政參加了多個精神病學會會議，目睹了許多同性戀集會活動，但這個現象當時並沒引起他過多的關注。直到2013年底開始，沈政在多所高校進行腦神經科學相關的科普講座，在與大學生互動的過程中，他發現學生們唯獨對於「同性戀」的話題表現出了高度一致的興趣。

「對這個現象的過度關注，會不會使它成為一種反潮流的趨勢？」事實上，這並不是沈政一個人的擔憂。

同性戀在學界的主流認識中已經實現了「去精神病化」，同時，學界也倡導不要過度關注所謂「同性戀的成因」，反對對同性戀進行治療。

但這，仍然很難消除人們心頭的疑慮。

沈政向《中國科學報》記者介紹，上世紀90年代，科學界發現了人類大腦中的性活動中樞，位於下丘腦的性兩形核，且異性之間分布和構造有差異。科學家通過對同性戀者屍體的解剖發現，男同性戀者的性兩形核與正常的女性更為相似。

還有觀點認為，是胎兒在大腦分化階段，雄性激素分泌異常，使得分化不標準所致。

此外，基因突變、免疫異常等都曾被用來解釋同性戀行為。科學家甚至在先天性腎上腺功能亢進和雄激素不應症候群的患者中發現了同性戀者。

但是，沈政指出，以上這些生理因素至今仍然無法確切地解釋該行為。而且，目前科學家在對同性戀的研究中發現，存在明顯生理異常的比例很小。

因此，對同性戀行為的社會因素分析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在國內也始終存在。「社會化理論」認為，同性戀行為多是受環境的影響而習得的。例如「戀母情結」、失敗的異性戀經歷、對婚姻生活的不滿、身處單一性別環境等，沈政認為，還應包括當下的流行文化氛圍。

「同性戀者不該受到歧視。但同時，對同性戀話題的傳播應該謹慎，過度張揚可能使那些好奇心強的人開始嘗試同性戀，導致同性戀隊伍的擴大化。」沈政表示。

警惕這一群體的壯大，在他看來，一方面是因為同性戀行為與艾滋病的發病關係特別密切。另一方面，研究報告顯示，在同性戀中，患有抑鬱、焦慮、人格障礙等心理疾病的比例要高於異性戀，甚至同性戀中未成年人的吸煙比例也高於其他孩子。

「這不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群體。」因此，沈政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同性戀與「疾病」之間並沒有真正脫離關係。

他相信，進一步研究同性戀的成因，不過分肯定這種現象，並為有意願進行行為戒斷的同性戀提供治療與幫助是有意義的。

同性戀為什麼「不健康」

著飛是在讀博士生，目前從事醫學理論研究。周圍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是同性戀這一事實。

因為有著醫學和哲學的雙重教育背景，著飛對同性戀和同性戀現象有著多角度的了解、體驗和思考。他直言，「不謙虛地說，我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專家了」。

採訪一開始，著飛就表明，自己並不排斥從科學層面研究同性戀現象。科學關注人的行為，通過生物學、遺傳學、心理學等研究同性戀行為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研究成因和治療是兩回事。

「當你想要改變一個人的時候，在你的內心就已經否定了它。」著飛說，不必苛責科學，但這樣的研究實際上是存在隱性歧視的。

這個觀點也得到了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的認同。

著飛並不否認，同性戀的艾滋病感染率要高於異性戀。即使是採取了有效的防艾措施，這種差異仍然存在。但是，他同時也意識到，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存在誤解。除了生理性因素外，社會因素的同性戀感染艾滋的影響似乎更加明顯。

著飛最初接觸同性戀群體，主要是通過網路認識跟他一樣的大學生。那時，他的感受是，「學生對於感情和性的態度還是非常嚴肅的」。

「而在一些社會人士中，談感情就沒那麼嚴肅了。」著飛說，「在他們內心，這種『身份』就意味著要活得很隨意、很混亂。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其實同性戀和異性戀是一樣的，可以有可靠的關係——有感情的、一對一的、穩定的。」

李銀河在《同性戀亞文化》一書中指出，同性戀的生活圈子非常混亂，同性之間的伴侶絕大多數都以玩樂為目的。

在著飛看來，這是缺乏社會認可的必然結果。

大多數同性戀者很難正常結識、交往戀人，他們不會將自己的伴侶介紹給父母、朋友，他們不認為自己可以和對方長久相處。所以，同性戀群體缺乏穩定的伴侶關係，甚至可以說，這種關係極其脆弱。脆弱到只有幾周，甚至是幾天。

「因為他是同性戀，所以缺乏社會支持體系，不容易建立穩定的關係。比如，同性戀更有條件與固定單一伴侶之外的人發生性關係，代價也更小。所以，他們的性行為更加混亂。」

著飛想要表達的是，這才是該群體艾滋病高發的重要原因。

他也承認，同性戀的心理健康問題確實不容樂觀。

在學者調查中，中國的同性戀者曾有60%的人感到極度痛苦，30%到40%的人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3%到13%的人有過自殺行為。

方剛表示，如今，對這個群體的寬容度已經有了顯著的提升，但受制於傳統文化的影響，同性戀依然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尤其是家庭壓力。許多同性戀缺乏自我認同，即使不是抑鬱，也幾乎是在抑鬱邊緣。

而在中國，痛苦的不只有同性戀自己。

在社會的一些角落，有一個群體隱藏得甚至比大多數同性戀還要深，她們被稱為「同妻」（她們的丈夫是男同性戀者）。上世紀80年代以前出生的男同性戀至今仍有超過70%的結婚率。這些徒有其名的婚姻背後的動機顯而易見。結果是，他們的妻子無法得到正常的婚姻生活，除了承受冷漠和孤獨。

同性戀之所以活得如此「不健康」，甚至牽連到無辜的人群，是因為同性戀本身造成的，還是因為對同性戀的不認可而導致的？

著飛認為，這才是更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同性戀治療的真正意義

早在1948年，美國著名性學家金西教授在《人類男性性行為》中提出了一個「區間式存在」的定義，也就是說，異性性行為和同性性行為之間呈現一個譜系的規律。完全的異性戀和完全的同性戀存在於兩個極端，中間部分屬於雙性戀。

根據國外科學家的調查，真正的異性戀佔35%，真正的同性戀只佔4% 。中間狀態中，主導異性戀但有過幾次同性戀的超過50%，同性戀與異性戀兩者幾乎相等的佔2%，剩下的則是主導同性戀但也有過幾次異性戀的。

資深心理諮詢師荀焱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直到現在，無論在社會的哪個領域，都不會認可同性戀是一種時尚，是要被鼓勵的，這不過是大家的一種錯覺。同性戀註定只是少數，如今，不過是敢於承認這種『身份』的人變多了。」在荀焱眼中，任何一種被誇大的文化現象都是難以實現的，人們不必多慮。

直到現在，學術界比較公認的是，性取向的改變是非常艱難的。無論是從同性戀變成異性戀，還是從異性戀變成同性戀。

原南京腦科醫院醫學心理科副主任、主任醫師周正猷在上世紀90年代參與編寫了《中國同性戀研究》一書，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當年國內對同性戀者確實有過治療方面的研究。這類受治者存在強烈的同性性慾衝動，但這種衝動並不是自我所期待的，所以它成為這些人內心痛苦的源泉。

當時，治療師常用厭惡療法、認知矯正和分析性心理療法，重建或增進異性戀慾望，同時消弱其同性戀性慾。周正猷說，這些方法可以達到一定的治療目的。

但是，他強調的是，事實上，當年那些最主要的受治者是有較強異性戀性慾的，這部分人的確切診斷應該是雙性戀者，而不是真正的同性戀。

「在對絕對同性戀的治療過程中，阻斷了同性取向和同性性行為，可是，如何培養其異性取向和異性性行為，這是個問題。」周正猷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綏銘曾經說過，當今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越來越強調必須要首先研究主體的感受是什麼，這才是重要的。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改變，而改變性取向，等於把『自我』改變了。試想，『我』不再是『我』，究竟有多少人願意承受？」著飛並不認同這種治療的價值。

周正猷始終堅持，對同性戀治療的真正意義，不是同性戀本身， 而是因為同性戀給他們帶來的各種心理上的矛盾和困惑。

如今，周正猷一直在南京都市心理諮詢中心從事心理諮詢工作。他坦言，同性戀者的壓抑和苦惱有著很深的社會文化根源。一方面來自於社會的不接納，更重要的是，同性戀自身也深受主流文化的影響，自我病態、自甘脆弱。

所以，在受訪專家看來，同性戀者可以怎樣生活，這才是當下國內同性戀研究最實際也是最重要的課題。無論是幫助他們以同性戀的文化和倫理評價自己的群體和自我行為，還是以科學的態度規範自己和同伴的行為，尤其是在強化防艾意識方面。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