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夢與江湖夢：談知識分子的入世與出世

　　試問諸君，在起伏的人生旅途中，你將如何平衡「入世」與「出世」的關係呢？

　　廟堂夢與江湖夢：談知識分子的入世與出世　　（根據在師大二附中文科實驗班新生夏令營上的演講整理）　　文　　李煜暉　　千百年來，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文人士大夫把手中的一竿羊毫，當作由江湖通往魏闕的橋，向前、向前，每邁出一步，離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就近了一分。連慘無人道的「焚書坑儒」，也澆不滅士子忠君報國的千秋家國夢——「天下」二字，早已烙在他們的心裡。　　「達則兼濟天下，貧則獨善其身」——孟子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　　「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顧炎武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　　……　　今天看來，這連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一字一句，好像是豪言壯語，令人熱血沸騰，而在當事人，卻無一不是發自肺腑的信仰和實實在在的行動，絕非口號而已。

　　《禮記·大學》談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勇敢地投身到社會歷史的洪流中，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以格物致知、誠心正意、立志修身、齊家治國為進階之道，這就是傳統文化中一以貫之的入世精神，是歷代優秀知識分子身體力行的生活內容，也是他們心中難以割捨的情結。　　為什麼特彆強調入世的精神？儒家認為，人生在世，不應虛無頹廢，應該有終極目標，那就是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正如《左傳》中所載：「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經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立德」就是像周公、孔子一樣成為社會的道德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立功」就是像後世的衛青、霍去病那樣的建立事功，為改造社會、振興國家盡一份力量；「立言」就是用學術和主張來影響世人，為人類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服務，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典型的例子。做到這些，名垂青史，萬代流芳，也就達成了人生的終極目標。　　入世精神的信奉者活得很累，他們必須是社會的先驅和榜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也」。要做大丈夫，這也不能，那也不能，極端一點的還要「存天理，滅人慾」，乾脆什麼也不能。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所以從內部鞏固自己的堡壘，提升防禦能力就被視為重中之重。民族英雄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堂前懸掛一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裡的「欲」，指的是邪欲，貪慾、權欲、色慾，這些都是要不得的。這可以看作積極入世者的一種精神寫照。

　　光說「不能如何」還不夠，還要拿東西來填充入世者的內心世界。拿什麼？道德。南懷瑾先生曾經總結儒家思想中關於修身主要概念：忠、信、孝、悌、禮、義、廉、恥（羞恥之心）、智、勇、勤、謙、真、善、仁、美，這既是儒者自律的法器，又是評價他人的標準：面面俱到，表裡如一，那就是聖人楷模；某一方面表現突出，也不失為君子賢士；當面一套，背後一套，說得好聽，卻做不到，那就是偽君子；做不到也不說，或者大大方方承認做不到，雖然言行很一致，也就只能是小人，最多被稱為「真小人」。　　對內修身，不修就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搞不好還會走到反面去，這就是「入世」的必備條件。除此之外，只有在現世中轟轟烈烈干一場，建功立業，安邦定國，名垂青史，著之竹帛，才算功德圓滿。而且在理論上，也必須這麼做。試想，兼具了種種仁義道德的人，對於社會，對於天下蒼生，又怎麼不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正義感？又怎能不產生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呢？天下人受苦，他們是看不下去的。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就是責任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正義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就是悲天憫人的情懷；「雖千萬人吾往矣，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就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於是，從禮崩樂壞孔夫子周遊列國，到列強入侵民國先驅救亡圖存，歷朝歷代，盛世亂世，都有入世精神信奉者倔強的背影。正如魯迅先生說：「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拚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捨身求法的人，即使是為帝王將相所作的家譜，也掩蓋不住他們的光輝。」　　可能有人會說，入世精神的信奉者有點理想主義，同時又都是有點傻氣的人物。他們自視甚高，自任極重，自奉頗苦，自律極嚴，所做的大抵為了國家民族或天下百姓，所得的卻是一生辛苦，這又所為何來？答案就在前文的「三不朽」。文天祥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在下為河嶽，在上為日星。」如果精神能與天地山河繁星明月共存，又何必在乎肉身的痛苦和消亡呢？　　毛主席說：做人要有一點精神。

　　在中學課內學習中，我們經常接觸到一些偉大人物的事迹：孔夫子周遊列國，絕糧陳蔡而初衷不改；屈原自沉汨羅，寧葬身魚腹也不「隨其流而洋其波、餔其糟而啜其離」；司馬遷發憤著書；諸葛亮鞠躬盡瘁；杜甫一飯未嘗忘君；韓愈「諫佛骨」，柳宗元、劉禹錫參永貞革新;范仲淹先憂後樂;王安石搞新法；蘇東坡反新法；陸遊寫《示兒》；岳武穆精忠報國；文天祥作《正氣歌》；海瑞為民請命；顧炎武遺民自居；康梁變法；虎門銷煙……這一系列耳熟能詳的事迹，千古傳誦的詩篇，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也就被一條綿延兩千多年的紅線貫穿起來，綴珠成串，遙相呼應，共同閃爍著入世精神的光輝。應該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身上這一點昂揚奮發、傳承數千載的入世精神，是先輩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在漫長的封建歷史時期，社會不是理想主義者的天堂，執政者中也少有正人君子的知音，入世精神踐行者的生命歷程，不論最終結果是成是敗，大多充滿了坎坷和曲折。試看名垂青史的儒家人物，有幾個不是命運多舛，懷才不遇呢？　　然而，恰恰是多災多難命運成就了他們的文學價值和精神價值——不朽的文章和不朽的人格。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中，至少有三位，主動自覺地深刻認識到了坎坷命運對士人的積極意義。一是孟子，他以思想家的身份發表了一段膾炙人口的議論：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二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他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慷慨陳詞：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計，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三是杜甫，他以詩人的筆觸寫道：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而這一句，又恰好是贈給另一位偉大詩人李白的。反觀這三位，在各自的領域裡恰恰又是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人物，他們的話里，有正氣，有骨氣，有傲氣，更有一種俯瞰人生的浩然之氣，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人生和歷史的大幕上，刻下了流星、閃電般的光芒。　　執著入世的精神難能可貴，但現實與理想的鴻溝往往難以逾越。在中國古代，封建專制下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入仕做官成為知識分子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主渠道。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必須直面俗世和官場中的種種煩惱，有時候甚至需要犧牲自己的人格尊嚴來保持與世俗生活的一致性，無法保持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這就使許多道德高尚、本性恬淡自由的知識分子，在人生旅途中對「入世」的代價作重新的審視和定位，將其與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相權衡，形成了一種以維護個體精神獨立為核心，以隱遁山林、遠離官場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生觀念——「出世」。　　從表面上看，「出世精神」的信奉者對「入世」的價值取嚮往往持有三種態度：嗤之以鼻、望而卻步或迷途知返。　　「嗤之以鼻」的代表人物是生活在戰國晚期的莊周。《莊子》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典型表現了莊子對入世為官的不屑和對精神自由的嚮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在《逍遙遊》中，莊子對「入世」者的執迷做了更為尖刻的諷刺。開篇，莊子講述了鯤鵬高飛遠舉的大境界，「摶扶搖直上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多麼令人神往啊！而這種境界是斑鳩這樣的小鳥無法理解的。小鳥在蓬蒿之間飛翔，充滿著自鳴得意，回過頭來還要嘲笑鯤鵬。那些勝任某個官職、獲得人們的讚美、令君主滿意的官場中人，他們和這些小鳥有什麼區別呢？怎麼能領悟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的天地境界呢？莊子這種俯視人生的宏大視角，對於迷失在現世功利追求中的人們無疑是一劑良藥，它使人們抬頭看天，認識到人的渺小與精神自由的可貴。

　　陳渭 《鯤鵬騰飛》　　「望而卻步」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嵇康是魏晉時期的大名士，也是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和音樂家。他和山濤原本是朋友，後來山濤做了司馬氏的官，就像當權者推薦嵇康出山。嵇康不但不領情，還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在信中批評山濤「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表達了自己崇尚自然，堅決不肯出山做官的人生追求。嵇康的決定雖然受當時種種政治因素影響，但是文中那種對生活自由和個性自由的強烈渴望，以及對入世為官後的生活的強烈反感和極端不適，堪稱主張「出世」者的生動寫照。　　陶淵明與莊子、嵇康不同，年輕時的陶淵明，對「入世精神」既不鄙夷，也不排斥，反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熱衷。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曾有過「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遠大志向，先後在當時的軍閥桓玄、劉裕、劉敬宣等人幕下為官。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直接原因是在任彭澤令期間，督郵（上級長官）令他「束帶」接見，於是他拋下一句「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隨後飄然而去。實際上，陶淵明對出世生活的選擇並非突變而來的，而是基於他多年為官的反思和內省，是他在陳腐、壓抑的官場生活與順應自然天性之間長期權衡的結果。因此，陶淵明的「出世」不是基於莊子那種先驗性的觀念自覺，也不是嵇康那種旁觀者的冷峻判斷，而是來自切身體驗的「迷途知返」，是基於經驗感知的理性的、主動的抉擇。　　陶淵明歸隱之後拒不出仕，他一方面以文士的身份直接參与農村的生產勞動，和農民結下了淳樸、愉快的友誼；另一方面又堅守了文士賞菊飲酒、登高賦詩的雅趣，完成了一系列真正農民無法完成的對大自然的頌歌。正因如此，陶潛對於研究傳統文化中的「出世精神」有著特殊的意義：中國文人從他身上看到了現世之中獲得真正的隱逸生活的可能性。文人之于山水田園，不僅可以做一個歆羨者、旁觀者、鑒賞者，還可以做一個融入其中的參與者；山水田園之於文人，不僅是抽象的憧憬、審美的對象、仕途失意的寄託，還可以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處所和精神家園。　　當我們讀到「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詩句時，不能不為詩人與自然的親密無間而心生感動，油然而生對溫暖、平靜、悠然自在而又生機勃勃的心靈世界的由衷嚮往。後世的山水田園詩人，即便是王摩詰這樣擁有極高天分的文藝通才，由於沒能徹底放下「官」與「隱」的糾結，沒有親身參與生產勞動的體驗，他們與大自然的關係始終「隔」了一層障壁，難以再現陶潛詩歌中交融和諧的意境了。從這一點來說，稱陶潛為「千古隱逸之宗」，並非溢美之詞。　　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經常產生這樣的誤解：既然「入世」精神植根於儒家思想，「出世精神」暗合道家隱逸、無為的主張，那麼，「入世」與「出世」的關係就應該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儒道兩家就應該是相互排斥的。這種用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割裂了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事實上，同一個歷史人物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環境下，表現出的思想狀態是不盡相同的，甚至在同一時期同一事件上，影響他的思想也是多元的：仕途得意時，少不了建功立業的心胸，但也不妨有羨慕漁夫、樵子的雅緻；人生失意時，固然有求仙訪道的超脫，但也不妨有「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悲憤。

　　入世與出世的矛盾在孔子思想中就有體現。孔子當然持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但也不乏出世之想。雖然他對楚狂接輿的嘲笑和誘惑不屑一顧，但對「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生活卻也心嚮往之，對自己理想和追求的落空流露出痛苦和失望。甚至明確提出了「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處事原則。這種矛盾的精神氣質影響了歷代許多士人，他們人生的主流是積極入世、兼濟天下的，但內心深處對獨善其身的出世生活又充滿了想往，一旦受到外界環境的激發，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李澤厚先生曾說，中國人外表是儒家，其實內心永遠是莊子。這話是有見地的。　　以「出世精神」為主流的道家思想的信奉者，同樣也面臨著這樣兩難的抉擇。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創始人，主張「無為」。老子說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少私寡慾，絕學無憂」，如果真的按照這樣的主張來辦事，他自己又何必寫下五千言的《道德經》？有學者提出，《老子》以「天道」體察「人道」，與孔子一樣，都是在為這個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時代「開藥方」，只不過他的藥方是「不吃藥」罷了。從這一點說，老子對現實社會的關切同樣深沉。　　莊子又何嘗不是如此？胡文英曾做過這樣的評價：「莊子眼極冷，心腸最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熱，故感慨萬端。雖知無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熱腸掛住：雖不能忘情，而終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這段話將莊子的入世情結一語點破，可謂知音。在實操層面，看看像范蠡和張良這樣的優秀人物在歷史上的登場和退場，我們就知道，真正道家在天下大亂時，也不會終老田園，也要出來搏一番事業，解天下於倒懸，救萬民於水火。只是幹完就走，決不停留，更不會居功自傲，引來殺身之禍。正所謂「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退」固然是「出世」的精神，但「功遂」卻離不開「入世」的支撐。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廟堂夢與江湖夢，是纏繞在中國文人心中一個永世難解的「結」，多少人在出世與入世的「蹺蹺板」上尋找那個可以平衡的支點。其中，蘇軾可稱得上一個成功的範例。蘇軾一生經歷了幾次大起大落，因此入世與出世的的矛盾成為他時刻要考慮去解決的心靈問題。他也為此苦悶徘徊過，試圖逃避現實，獲得心靈的寧靜：「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但終於在黃州、在赤壁領悟了人生真諦，得到了解脫。面對仕途失意、入世理想的幻滅，以及造物永恆、人生在世的渺小，他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矣」。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樂觀積極、辯證發展的眼光，有了這種立足現實又超越現實的人生態度，蘇軾才能夠做到既不消極逃避，又不為現實所累，在入世與出世之間遊刃有餘：此心安處，即是吾鄉。蘇軾去世前，從海南遇赦返鄉，中途渡海，即興賦詩一首，其精神境界堪稱千載文人之楷模。詩云：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往事越千年。傳統文化中入世與出世的價值取向，以及平衡二者的心態與智慧，依然是我們要思考和面對的問題。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要實現「中國夢」，離不開每一個公民的積极參与和投入奉獻。我們要抽象繼承和不斷發揚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為「治國平天下」的古老追求賦予新時代的思想內容。從「修身」做起，為積極入世做好充分的準備，像歷代積極入世的優秀知識分子一樣：有所必為，有所不為。對內修身立德，剋制邪欲；對外建功立業，造福國家和社會。該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不問代價；不該做的一定不做，不計得失。　　自己的苦難要解決，別人的事情也要解決，是謂「仁愛」；有人監督要做，沒人監督也要做，是謂「慎獨」。惟其如此，才能成為國之棟樑。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從「出世」的精神中汲取智慧，在這樣一個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時代，剋制內心的慾望，不急不躁，不爭不搶，不貪不佔，不為名利所苦，不為外物所累，不為得失計較。學會與自然交流，與他人交流，與自己的內心交流，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營造人我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多重和諧。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而這些，都需要我們慢慢修鍊。　　胡茵夢在她的自傳《生命的不可思議》中寫道：「人最難的一件事還是出入世之間的均衡。過於入世的人往往腦滿腸肥、感覺粗鈍，對於生命深處的問題從未靜慮過，但他們在俗事中的謀生本能、人際周旋和操控物質的能力確實遊刃有餘。過於出世的人則往往敏感得近乎神經質，寧願耗盡所有的精力思考宇宙人生的大問題，費勁千辛萬苦覓得一點精神上的神跡，也不願把放在屋外的那把上銹的刀拿進來磨一磨。」試問諸君，在起伏的人生旅途中，你將如何平衡「入世」與「出世」的關係呢？

　　作　　者　　介　　紹

　　李煜暉，高級教師，西城區先進教育工作者，語文學科帶頭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與領導方向博士研究生。現為北京師大二附中教學副主任，文科人才培養項目負責人，文科實驗班教師，中國教育學會「十二五」國家重點課題「普通高中文科實驗班課程改革」課題組長。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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