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情緣

　　朱曾汶

　　小友達達來訪，贈我一隻新老式咖啡壺，是他剛從網上購得的，價人民幣89元，不貴。

　　何謂新老式咖啡壺？就是壺蓋上有個小空心玻璃球，咖啡煮沸了會在球內撲騰，懷舊族未能忘情的那種老式咖啡壺，經過改進，壺身放大，外觀增美，看上去新式，實質上仍然老式是也。

　　我85歲生日時，女兒送我一台最新式的全自動咖啡機，就是《杜拉拉升職記》里杜拉拉經常在休息室使用的那種，碾磨、壓粉、裝粉、沖泡一次完成，只要按一下電鈕，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就送到手裡了。開頭也著實喜歡過一陣，但慢慢地就嫌它體型太大，清洗不易，更要命的是，一按即得，反而失去了原先那種自己動手磨咖啡的情調樂趣。新式機器的優點在老年人那裡竟然變成了缺點！這大概就是「代溝」的一種表現吧，實在太辜負女兒的一片孝心了。

　　我和咖啡已有80多年的姻緣。我父親是美國留學生，在美國時養成了喝咖啡的習慣，他回國時據說什麼也沒帶，只帶回滿滿一皮箱各種品牌的咖啡豆。那時還沒有電動磨豆機（至少我家裡沒有），豆是由老保姆抓一把放在一隻特製的小鐵臼里用小木杵搗碎研磨成粉末的。幼小的我在一旁看得手癢，搶著要做，保姆就讓我也來兩下子，慢慢地，磨咖啡豆的任務一大半就由我來完成了，而磨好的咖啡粉就是放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種老式咖啡壺裡煮的，我至今猶能回憶父親邊下圍棋邊喝咖啡，我趁他全神貫注下棋從他杯里抿上一口就趕緊跑開的情景。年齡稍大一點，我就擔當起為家中來客煮咖啡的任務，煮好以後當然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我喝咖啡的「萌芽時期」。

　　大學畢業後進美國影片公司的那幾年，是我喝咖啡的「鼎盛時期」，我幾乎每天下午都在南京西路沙利文咖啡店裡會友，談工作，寫電影文章。那時來沙利文和我一起喝咖啡次數最多的是馮亦代和姚蘇鳳。馮先生紳士氣度，每次都堅持自己付賬，姚先生總是打完網球匆匆趕來喝上一杯，外加一塊蛋糕什麼的，吃完抹抹嘴用濃重的蘇州口音說聲謝謝就走了。我也從不在意，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太有意思了。除了在咖啡店喝咖啡，在家裡也同樣喝得起勁，最多的時候一天要喝四五杯，但是和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一天喝40杯特製的濃咖啡比起來，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那時的咖啡不若今天袋裝而是聽裝，我常喝的有綠聽S·W和紅聽希爾斯兄弟兩種，而煮咖啡的壺依然是父親遺留下來的那隻老式咖啡壺。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我喝咖啡的「痛苦時期」，那時進口咖啡早已絕跡，國產CoPoC咖啡也時有時無，到後來買CoPoC咖啡竟然不是為了咖啡，而是為了附送的兩斤糖票，買了白糖好給孩子補身體！那時流行一種紙包的鵝牌咖啡，四四方方一小塊，外面裹一層薄薄的糖粉，味道苦苦的，我總疑心那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炒焦的大麥粒。此外，四川北路德大飯店還把煮過的咖啡渣晒乾出售，八毛錢一斤，居然還要排隊買，我也去排過兩次隊。

　　七十年代形勢稍有鬆動，親戚從香港給我們寄來一袋雀巢速溶咖啡，外加兩斤太古白砂糖。速溶咖啡是1960年在日本發明的，當時在內地尚鮮為人知。乍飲之下，只覺得奇香撲鼻，通體舒泰，有一種兩腋生風，飄飄欲仙的感覺。速溶咖啡在今天已無人稀罕，窮鄉僻壤都有它的蹤影，但在當時它確實解過我的饞，救過我的命。記得有一次我和張芝等幾個人到表姐（表姐夫是趙四小姐的哥哥）家去玩，表姐正好也收到國外寄來的一瓶速溶咖啡，她滿面春風地把咖啡在眾人面前展示一周，然後鄭重其事地宣布，因為貨源有限，每人只許喝一小杯，只有汶弟（她叫我汶弟）例外，可以喝一大杯。她深知我嗜咖啡如命，才破例賜我一大杯，但由此也可見速溶咖啡在當年是何等珍貴稀罕之物。表姐今年103歲了，每天猶一如既往地喝咖啡看晚報，過著安定舒適的生活，她如果看到這篇小文，一定會開顏大笑，感慨萬千的。

　　我喝咖啡喜歡加糖和奶（三花淡奶），認為惟有這樣才能使咖啡的色香味臻於極致。對於酷愛「清咖」的朋友，我是抱著敬畏之心，敢恭維而不敢仿效的。我生平只喝過一次不加糖和奶的咖啡，那是在1966年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大難不死，從醫院坐三輪車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緊閉門窗，燒一杯濃到極點的咖啡，破天荒第一次不加糖和奶就皺著眉頭喝下去。咖啡苦，心更苦。

　　改革開放後是我喝咖啡的「復興時期」，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咖啡已進入千家萬戶，真正大普及了，我自己當然也躬逢其盛，不但喝過的名牌咖啡不可勝數，就連煮咖啡的器具，什麼虹吸式、滴濾式、蒸氣壓力式……統統都有。但是，父親留下來的那把老式咖啡壺，儘管陳舊不堪，玻璃球已換過好幾個，卻始終發揮著它散發咖啡濃香的獨特作用，在我心目中，它永遠是我的最愛。我要把它當做傳家寶，世世代代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