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情」與「理」的較量——從襲人勸寶玉至寶玉「懸崖撤手」

作者：潘學軍

為了討論好這個問題，結合小說文本，先對本文涉及到的「情」與「理」的基本內涵作一個初步的梳理。

關於《紅樓夢》的主題闡釋，自從它問世以來，紛紛攘攘，莫衷一是。但概言之，無非是其於色空的悟書說、其於「大旨談情」的情書說和基於本事索隱、自敘傳的考證及階級鬥爭等的史書說。儘管這樣的劃分並不十分精當，但大致可概括了歷來紅學研究的基本現狀。

曹雪芹在小說第一回中，借空空道人說《紅樓夢》「大旨談情」。或許此是《紅樓夢》寫 「情」觀點的發端。同是在第一回中，曹雪芹既說歷來才子佳人小說不過是偷香竊玉、暗約私奔的風月故事，「並不曾將兒女之情發泄一二」，又說為「閨閣昭傳」，記錄「閨友閨情」。據此看來「大旨談情」不假。至於一些論者認為曹雪芹所說的「大旨談情」只不過是干涉時事、政治的廋詞隱語，是作者「狡猾」的筆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應是得其一而已。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無法迴避在小說中寫到「情」的大量筆墨。不但曹雪芹是這樣認為，脂批者在批點過程中，同樣也持相同的態度。如甲戌本《石頭記》第八回中脂硯齋說「作者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又如庚辰本《石頭記》第四十六回有脂批說「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挂號」，等等。除了脂批者外，清代的評點家也屢屢有提及，如江順怡在《讀紅樓夢雜記》中認為「《紅樓》以言情為宗」，花月痴人在《紅樓幻夢·敘》中，認為「作是書者，蓋生於情，發於情......」，他在一段短短不到三百字的文字中，連續用了二十一個「情」字，對曹雪芹在小說中所寫的「情態」進行概括。此外，就連用索隱的方法來闡釋《紅樓夢》的蔡元培，也認為作者基於本事之上，仍是「純乎言情之作」。不管如何，從小說文本出發，「大旨談情」作為小說的主題之一應不成問題。由此可見，「情」在《紅樓夢》中的本體地位及其重要性。

事實也是如此。曹雪芹在小說中對「情」的執著，對「情」的表現，對「情」的追求，都是那麼熱烈而豐富，使得我們閱讀時無法對它視而不見。

那麼，對這個「情」的界說或內涵，歷來也爭論不休，難以取得一致性的認識。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脂批者也沒有確切地給出它的定義，多是籠統地稱為「情」或「兒女之情」。除脂批者外，還有不少的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早期的研究者中，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補》中認為《紅樓夢》是「善言兒女之情」，江順怡在《讀紅樓夢雜記》中認為其中所載「閨房瑣屑，兒女私情」而已，等等。後來的研究者，從文本出發，對「情」的內涵也有過不少的探討。具體把「情」放到《紅樓夢》語境來考察，筆者以為它既涵蓋了男女愛情及除男女愛情之外的「兒女之真情」和超越了這兩情之上的賈寶玉的「情不情」。其中就「兒女之真情」和「情不情」而言，與傳統意義中的「皮膚濫淫」有著本質的區別，即在第五回中警幻仙姑說的「意淫」。它能把「情」與「淫」有機地、辨證地做到理性的把握。這是其一。

那麼對「情」的繼承和發展，它與《金瓶梅》過分地強調肉慾而淡化「情」也不同，與《西廂記》中「發於情而止於禮」的夾雜著傳統道學思想的「情」也有區別。對於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所寫的「生可死，死可生」的「至情」有繼承，但是曹雪芹的貢獻在於對湯氏「至情」觀無論在內涵及「情」的層次、境界上，都有超越。說它有繼承，是兩者對「情」的描寫和闡釋已超越了現實中的觀念桎梏；說它有超越，曹雪芹筆下的「情」不管是「情」的內涵、層次及境界都不再限於湯氏的男女愛情。這是其二。

其三是，曹雪芹所寫之「情」，筆者以為它基於人的自然本性，因此，與傳統價值觀念的「情」有本質的區別，即它融入了自己對世界觀的認識，不再是傳統觀念的「善」與「惡」的評判標準，而是一種以人的自然本性的「情」作為衡量是非對錯的獨特價值觀。具體到小說文本中，體現在如以有利於女兒之事就是對的、就可為；不利於女兒之事就不對、就不為。如在第五十八回中寫到的賈寶玉為藕官在大觀園燒紙錢擔過，又如在第六十一回中寫到的茯苓霜和玫瑰露，他甘為五兒、彩雲受過。在現實生活中，以善惡對錯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在寶玉看來，他摒棄了這種價值觀念，以「情」去體悟，沒有傳統價值觀念中的理、法和禮。它既有儒家思想的仁與恕，又超越於儒禮中的等級觀念，是至情，是至愛。

其四，它拋棄了世人的功名利祿，為「情」所忙。賈寶玉不讀八股之書，不講經濟仕途，希望能與女兒們長相廝守，一起化煙化灰。《西江月》譏他「潦倒不通世務，頑愚怕讀文章」，這正是「春秋筆法」的寓褒於貶的筆法。他惡寶釵和襲人之勸，把讀八股取功名的人譏為「祿蠹」，被父親賈政棍棒相加也不思悔改。脂批說他一生為「情」所忙，他是以一種獨特信念踽踽獨行，因此為世所毀謗。

從以上的簡述中，結合文本，我們大致可窺見曹雪芹筆下「情」的內涵，他通過賈寶玉的人物表現得具體生動豐富多彩。它不但體現了曹雪芹以「情」為本體的獨特價值觀念，同時，以「情」作為主線，在小說的藝術結構中，從始至終，與小說的人物結局關係密切，相始相終。

那麼，「理」呢？

要談這個問題，先對「理」的一般概念作大概的梳理。它的詞性是多方面的，但作為名詞而言，有事理、道理、理念、肌理或條理、準則和規律等。作為準則或規律，如戰國時期的韓非子在《韓非子·解老》中言：「理者，成物之文也。」此中的「文」之義作「規律」解。到程朱學派時，「理」是指封建倫理綱常，如朱熹在《朱子類語》中言：「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因之，學者稱程朱之學為「理學」。後來，經過不斷的發展，「理」 被賦予更為豐富的意蘊，除程朱理學所涵蓋的內容外，還體現為物質與精神、倫理與風俗、禮教與制度、義務與責任、理性與情感、道德與法則、善惡與是非等形態。

在諸多形態中，具體到《紅樓夢》中，筆者以為應表現為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修齊治平的濟世情懷、傳統善惡的道德教化、社會責任的擔當、安身立命的原則、束縛人性的倫理綱常等等。無論是第一回中石頭神話的「入話」寓意還是跛道人的《好了歌》的不斷叩問，無論是《凡例》中的「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的自悔，還是兩首《西江月》的對寶玉的誹謗嘲訕，無論是警幻仙姑以聲色美酒的警勸，還是可卿臨終前的託夢，都體現著傳統現實中的價值尺度，即「理」。其中有對家族興亡的憂患和關懷，有對人生前途的困惑和思考。可是，從「理」的角度來考察，不管是哪一層次問題，無不蘊含著悲劇的色彩。

體現在賈寶玉身上的則是與傳統中的「理」的叛逆、對抗和批判的決裂。他用與「理」對立的「情」觀照著現實和人生。或許他看透了隱逸式的甄士隱的悲劇人生，或許他對順應傳統經濟仕途終致鎖枷扛的賈雨村表現出無比的厭惡，或許他對自己父親賈政迂腐、合時而固守傳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因此，對自己人生道路的選擇他毫無反顧，向「情」的道路走得越來越遠。

從小「抓周」時就看出，他的父親就斷定他不是家族前途命運的責任擔當者，而是一個「好色之徒」。因此，對他不是呵斥就是責打，橫看豎看都不順眼。不是呵斥「無知的蠢物」，就是怒喝「畜牲」。賈政是用傳統中為官作宰的仕途眼光來衡量寶玉的，希望他走世俗價值觀認可的道路，以光宗耀祖。因為，在當時判斷一個男人是否有前途希望，看重的就是能否謀取功名利祿。但是，寶玉偏拒絕現實中的「理」的同化， 而在溺於「情」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脂批說賈寶玉「惡勸」。確實如此，他厭惡襲人和寶釵等人的機勸。襲人是個痴人，也是個聰明人。王夫人對她無限信任，賈母把她放在怡紅院，覺得周全妥切，令人放心。然而，任憑襲人如何用心，寶玉就是任性恣情地在女兒堆里廝混。無奈之下，襲人為使他躲避賈政的責罵和棍棒，歸於經濟仕途之路，或許也為使自己免擔不是，開了「方便之門」。襲人勸寶玉，說不管是真讀書也罷，假讀書也罷，也要在老爺或別人面前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

寶玉對「祿蠹」的痛恨正如他對「情」的執著一樣，兩者在相反力量的作用下，差距越來越大。警幻之勸、其父賈政的責打，再加上襲人和寶釵日常的機勸，都無法拯救他，他毫無後悔地沉湎於「情」之中。他不同於世人以功名利祿作為人生追求的事業，他為「情」所忙，能與女兒一起化灰化煙，就是死得其所。為「情」所生，為「情」而死，逃避現實越遠越好，化煙化灰都還不滿足，被風吹到鴉雀不聞的地方才盡了「情」，如了願。

他笑探春多心多事，勸她別理現實中的「俗話」和「俗事」，只管安富尊榮即可，不要「混鬧」，享清福才是正理正經事。因此，尤氏笑他「一點後事也不慮」，他說能和姊妹們在一日是一日，死了便完了事，什麼後事不後事的。寶釵譏他為「富貴閑人」，又稱為他「無事忙」，他都樂意地接受。他把自己算作紛紛攘攘俗世之外的「畸人」。他用真心抗拒濁世的污染，全身心地投入自己認可的「情」的境地之中。在荒涼冰冷的現實中，尋求真摯的溫情與自然的人性。社會道德的理性對他來說是冰冷無情的，襲人之勸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他難以接受。剛剛滿口應承，賭咒地發誓，可是如風吹過耳朵一樣，一下子就投入到「情」的懷抱。如果說他暫時聽襲人之勸，同樣也是為了「情」，是擔心襲人有朝一日像其他女兒一樣離開他，而不是真正地認同現實中的「理」。 當襲人答應他留下時，他又沉溺於「情」之中，無以自拔。「情」與「理」的衝突就如水與火的不容，天壤兩重天。

要考察「情」的產生基礎和它存在與發展的動力，許多研究者把眼光投於晚明清初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覺醒。不管是王陽明的「心學」，還是李贄的「童心說」，馮夢龍的「情教說」，還是戴震的「人生而後有欲」的觀點，都是於宋明理學對於「情」的否定之外，尋求心靈的內求和自律，肯定人的本性存在。其價值取向都是與現實中的道德綱常背向而行的。從曹雪芹寫作動機和年代看，從小中或多或少都看到一些痕迹。曹雪芹在第一回的《好了歌》中就對傳統道德所肯定的功名、金銀、嬌妻和兒女存在的意義進行叩問，其中不乏懷疑和批判的傾向。當社會道德認同的修齊治平的「理」存在的意義備受懷疑或受阻時，人們就如被遺棄於青埂峰下無材補天的石頭一樣，冰冷無情。如果再從曹雪芹的人生遭際來考察，或許對他在小說中塑造賈寶玉的人物形象的動機和目的，可略窺一二。我們對從賈寶玉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情」不能把它視為系統的學說，但作為與當時社會的「理」相對抗的新觀念應是講得通的。它建立在許多宗教幻象和夢境之中，遊離於虛幻，因此說它的存在是詩性的、是形而上的，容易被現實所擊碎。但是，它的可貴性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是一種創舉，為我們開拓了無限的思考空間。《紅樓夢》是小說，它不是系統的理論著作，通過人物的形象，把作者的思想追求和價值認同寄寓於其中。它的貢獻在於對問題的提出和思考，而不是給出問題的答案。這就足夠了。

正是由於曹雪芹把「情」的新思想投射於寶玉身上，所以他才把一個全新的受世人誹謗的人物形象呈現出來。他對「情」的認識在湯顯祖和戴震的情觀基礎上再拓展再創新。他對「情」的描寫是執著和狂熱的，對「情」的肯定和對「理」的否定都貫穿於小說的始終。這或許就是曹雪芹寫作的動力和「情」在小說中的存在基礎。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曹雪芹對生存、生命的體悟是自覺和理性的，而不是被動和模糊的，更不是對前人認識的照搬和承襲。因此，他筆下的「情」不管是內涵還是層次，都超越於湯顯祖等人，對現實中的「理」更具有批判性。如果這樣的理解是合理的，那麼這就為我們閱讀《紅樓夢》時，對「情」與「理」關係的認識提供了依據。

襲人的苦勸和痴心，賈政的棍棒和責罵，都無法拯救寶玉的對「情」的追求和渴望。兩者的衝突，使寶玉感到無限的痛苦。從中可看出寶玉的生存狀態和生命體驗都是獨特的富有個性的。他所追求的生存狀態是逃避現實生活的善惡和痛苦。因此，襲人的良苦用心於事無補。如果《西江月》譏他不懂世務，這恰從另一角度來說明他對現實中已經崩潰的價值維度的批判。因此，他的價值追求又是值得肯定的，是對「理」存在的合理性的嘲弄。當他聽到自己的大姐元春晉封之事時，他視有若無，而全家上下卻歡呼雀躍。他與世人判若冰碳。元春晉封在寶玉看來僅是一場虛熱鬧，此時他為的只是他的「情」，一心為秦鍾和黛玉的音訊發愁。大觀園才是他的樂土，如果說「太虛幻境」是警幻仙姑警勸他，棄「情」而委身於孔孟之道的原初夢境，那麼現實中的大觀園則是他的「情」得到發展的自由天堂，加劇了他的叛逆性。在紛攘的塵世之外，他用自己的理念執著構建一個自由的國度，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在聖潔與污濁之間，在夾縫中他搏擊來自現實中的剿殺和圍獵，嶢嶢獨立。

如果說，在寶玉的眼中，現實世界是無意義的，那麼，他用什麼樣的手段或方式來解決這樣的衝突和對立？曹雪芹顯然沒有把他寫成前人團圓的老套路。他筆下的寶玉沒有妥協。有研究者認為，他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人活著要有責任感，要學會承擔，要學會付出，更學會去愛人，要學會去欺騙和反擊欺騙，這就是社會道德理性生存下，要求人要具備的生存能力，在現實生活中因角色的不同還要承擔起不同的責任。其實，寶玉他也是一個有責任人的，他選擇自己的社會角色時，要使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他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擔當。他要自己決定自己將來的命運，但是，悲劇的根源不於人的本身，而是他所生存的社會環境。與其說他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不如說這個世界對他沒有寬容和接納。如果說像清人花月痴人一樣說寶玉「抱情而遁」，那麼他為自己的以「情」為信仰的核心價值追求中，是值得的，是高尚的。生活並非有目的性的，它的有效性並不真正體現在人人都認同，才值得自己去付出。他無法改變社會對他的看法和認同，那麼他就會以自己認同的方式來與世人對抗。他關心的生活是享受、快樂、詩意、適性等精神層面的東西，而非現實中的物質、權力、等級，難怪被人笑為傻和痴。因此，可以說他的人生是遊離於現實道德約束之外的遊戲人生。

人之死莫大於心死。死亡是哲學中一個沉重的命題。曹雪芹筆下寫到很多死亡，秦可卿、張金哥、秦鍾、晴雯……還有一片落葉，一朵落花……這些死亡之「情」無不刺痛寶玉的心。而對那些道德性維護了幾千年的被人們廣泛認同的東西的死亡，他無動於衷。從內在的精神的死亡到外在的形式上的肉身消亡，生命的沉重莫迂於欲死而不能的困惑。我們儘管沒有看到曹雪芹八十回後的賈寶玉的結局，但從脂批的提示中，他最終是「懸崖撒手」。這可理解為一種精神上的死亡嗎？賈寶玉是自由的，體現在他有權選擇自己的出路。在「情」與「理」的衝突中，他「懸崖撒手」不能說是妥協，但可理解為一種對抗與無奈。曹雪芹在寫賈寶玉的結局時，心中應有種種無奈和困惑。他不願看到世界如《好了歌》所寫到的虛妄與荒誕，用「情」來確立自己心中的理念，並為之付出一生。如果是這樣，就用「懸崖撒手」來表示自己的否定與抵抗。就是得寶釵這樣的妻子和麝月這樣的美妾，也在所不惜。這些「理」所認同的東西，在他看來都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對於「情」的毀滅，寶玉的表現有兩種，即精神上的衝突和思想上的衝突。精神上的衝突表現為痛苦，思想上的衝突表現為困惑。在痛苦和困惑中，他選擇「懸崖撒手」。用「情」來對抗「理」，如石頭一樣回歸於大荒山，避免墜入現實的污濁中，以保持自己的詩性和神性的聖潔，達到自我凈化，自我回歸。以證明生命的原初意義是如石頭一樣拙樸和無求。

在第十九回中寫到的襲人之勸，在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它之前有警幻仙姑之勸、秦鍾臨終前之勸等情節，之後有寶玉續庄悟禪、寶玉受笞等重要情節，兩者所體現的寓意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寫到的「情」與「理」的衝突與較量，對整部小說的故事情節發展和人物結局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代表著世俗道德理性的襲人之勸最終失敗了，代表著另類的「畸零」的寶玉執著堅守的「情」也失敗了。恰恰是兩者的失敗成就了《紅樓夢》的藝術魅力。在「情」與「理」的較量中，不得不失敗的「情」也拒絕隨波逐流。「懸崖撒手」是寶玉保持獨立精神人格的最終選擇。因此說，雖敗猶勝。

總之，「情」與「理」的較量，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道德觀念的衝突。這種衝突的體現，豐富了小說的主題。其中之一就是，以「情」與「理」作對抗，另闢蹊徑，這使得《紅樓夢》的思想與創作有繼承更有超越。它蘊含著曹雪芹對生命存在的思考，散發著他熱愛生活的生命體溫，和對萬事萬物存在與消亡的悲憫情懷，並體現了人生抉擇的困惑，提出了解決困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