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庸：絲綢之路與中國外銷瓷「剝削」歐洲（上）
本文選自「中國外銷瓷史」---程庸著《瓷耀世界---印尼薩滿青瓷與美國皇后號紋章瓷》（江西美術出版社，待出）
一，歐洲貴族迷戀中國瓷器導致破產，甚至引起國家財政恐慌進而影響
政治動蕩
絲綢之路起於兩千年前。作為當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受世人珍愛的商品，絲綢的特殊美感，又因體積小、分量輕，攜帶方便，很快風行於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商人看到了有利可圖，競相來到中國，販運絲綢，中國絲綢遂成古代貿易中運銷最遠、規模最大、價值最高、獲利最豐的商品，也是最能顯示身份的商品（1）。為了絲綢買賣，古代世界第一條、最長的商貿通道就這樣被開闢了出來。
然而，這條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商貿絲綢之路，進入唐朝，漸漸式微。原先發生在陸路上的絲綢之路，要經過中亞、西亞的許多地區，當時不少國家頻發的政治動蕩給國際性的絲綢之路的正常通行帶來影響。另外，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等生產基地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因此商品輸出自然地向海路商貿靠攏，海上貿易又優越於陸上貿易，偉大的海上絲綢之路就這樣拉開了序幕！唐代之後的一千多年，海上絲綢之路沿途的大多數國家都加入了東西方的貿易交往，這個貿易交往跨越了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歐洲等，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古典全球化時代。英國陶瓷學者克萊格·克勒納斯說：「我們這個世界，有著如此一體化的國際經貿體系，是從西方人到東方獵奇、東方人向西方輸出瓷器、紡織品、藥材、茶葉、香料這些奢侈品開始的（2）。」依照這位學者的觀點，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變化---全球化貿易共同體的形成，其源頭就是早期絲綢之路上的中西貿易，而這個貿易的主角就是中國。
中國外銷瓷，在世紀之初就開始銷往東南亞。之後跟隨者歷史的腳步，繼續向其他地區發展。據文獻記載，東南亞很多皇宮裡擁有中國陶瓷，有些國家還僱傭中國工藝家，用瓷器、傢具、首飾、漆雕等，來裝飾他們的宮殿。同時，又將中國陶瓷等技術、設計思想與當地的傳統藝術結合起來，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3）。可見中國外銷瓷等商品，促進了輸出國與輸入國的文化交流。唐宋元期間，中國陶瓷的外銷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中亞、西亞，明清時期，瓷器外銷到達了一個新的地區---歐洲、美洲與非洲。
中國瓷器外銷歐洲，主要發生在17、18和19世紀。當時，中國出口歐洲的瓷器以明末清初的青花瓷為主。明朝萬曆中期始，上百萬件中國瓷器被葡萄牙、荷蘭商船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各地。之後荷蘭等國家的商人開始把歐洲流行的器皿造型、紋樣介紹到中國來，景德鎮陶匠開始吸納歐洲人的文化習慣，在瓷器紋飾上出現了外國文字、西方國家的族徽、羅盤、噴水圖等西方元素，可見，在外銷的過程中，景德鎮的諸多窯廠很注重西方人的需求（4）。
為什麼歐洲人對中國瓷器如此入迷，這先得簡要敘述一下他們對瓷器的認（題頭照：歐洲貴婦好東方風情，披上印度衣服、用中國青花瓷喝咖啡；下圖：18世紀歐洲貴族收藏的青花瓷）
識。歐洲人最早對瓷器的理解，可能起源於中世紀的義大利人，那時他們用porcellana（豬）一詞來稱呼潔白細膩的中國瓷器，併流傳很廣。義大利人之前已經在用porcellana（豬）或是porcelletta（小豬）來稱呼海貝了。他們認為貝殼薄而堅硬的外殼、潤澤無暇的表層，類似豬的外形，又類似中國瓷器潔白的胎體、釉子。1298年，《馬可·波羅遊記》被翻譯為法語，譯本中，貝殼和中國瓷器都用porselaine一詞來指代，這意味著歐洲其他國家也沿用了義大利的造詞法。之所以能流行這個詞，西方人可能認為中國瓷器纖細而清脆，如馬可·波羅所描繪的那樣：精美而脆弱達到了極限。通常說，歐洲人從此開始對瓷器開始迷戀（5）。
這個時期，西方人對中國的想像與稱呼，也跟馬可·波羅有關，馬可·波羅稱中國為「Cathay」,即指「契丹」的後裔分支，這個詞，在整個中世紀歐洲成為中國的代名詞（6）。「那時大多數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都來自這本遊記，遊記描寫了中國的文明發達，使經濟和科技落後的歐洲大吃一驚（7）」。於是，歐洲人嚮往東方的文明，首先入手的就是尋覓中國瓷器。在日常所用的器皿中，瓷器最適合陳設、最適合裝飾環境。當然每日三餐更是離不開瓷器，除了食物，首先要考慮的是使用什麼樣的器皿，使用什麼樣的器皿是顯示社會地位的重要標誌，從荷蘭畫派開始風行把中國瓷器放入繪畫中，可以足夠顯示這一點（注8）。於是歐洲大地上出現了大量來自中國的外銷瓷，不僅顯示了生活所需，更是作為裝點門面。
外銷瓷，是指中國銷售到海外的瓷器產品，同時又是一個文化與精神交流的載體。人類發展到了當今，最偉大的成就，無外乎是人與人的交流變得容易，實現了全球貿易一體化。那麼外銷瓷這個具有特殊文化交流信息的器皿就在原本只適合小眾收藏的群體中浮現出來，成為一門被人們熱衷研究的「顯學」，又加上伊麗莎白女皇收藏的外銷瓷五彩壺拍賣到百萬而引人注目。從文化傳播的角度而言，外銷瓷銷售而出的是產品，傳播落地的文化符號。在明清時期，中國外銷瓷大幅度地銷往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學習，共同發展，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德國學者雷德侯在考察17、18世紀世界市場形成及瓷器的生產狀況時，認為不只是幾件商品佔領西方，而是中國人先進的生產方式使他們能夠支配國際間的貿易，同時西方想方設法努力地追趕中國（9）。
中國瓷器外銷歐洲，從17世紀起，足足三百年，據歐洲專家粗略統計，從17世紀起的第一個百年，中國出口到歐洲的瓷器數量達1.37億－1.44億件。到了18世紀，歐洲人規定了中國瓷器外銷的結構，也就是說，歐洲瓷器貿易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從中國訂購瓷器（1721－1744）、定製瓷器（1744年－18世紀末）、進口一般瓷器（1780年－18世紀末）。訂購瓷器反映了歐洲的大量需求，也反映了歐洲市場自主性、多樣性的需求，進口一般瓷器反映了歐洲已經發展出自己的瓷器，不再依賴從中國進口的高級貨物了，只需要一般商品以滿足日常所需（10）。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這正好顯示了進口、模仿、變種、創新等階段，即從完全進口、模仿中國瓷器始；到部分模仿部分自創，如圖案自創；最後自我創新，建立新品種。這是文化交流的通常模式，也符合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一種文化的傳播，像投石池中，激起水面微波，由內向外層層擴散。反之，一個國家接受一種外來文化，則是由外區推入內區，由外到里逐漸消化吸收。
中國外銷瓷撞開了歐洲的大門，帶動了全歐洲的瓷器生產，並使之成為當時的主要支柱產業。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負面的反應，如不少貴族因迷戀上中國瓷器而導致破產，不少國家因被中國瓷器產業刺激、國民大量購買瓷器而導致財政恐慌進而影響政治動蕩，造成不少國家遊行抵制中國瓷器等奢侈品的入侵。當時的哲學家塞繆爾·約翰遜就此指責中國，利用瓷
器出口來達到剝削歐洲人的目的（11）。這樣的指責，在歐洲曾流行一段時間，但從整個歐洲近代史來看，歐洲人基本持著寬容、虛心的態度，向中華文明學習了幾百年，諸如瓷器、絲綢、茶葉等技術製造，政治上的科舉制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等等，並以此推動歐洲進入了現代文明。而這個負面的反應，只表現了部分歐洲人的言論，這個哲學家如此指責，其實是反映了落後國家在被先進國家刺激的過程中，總會帶來一定的陣痛，這陣痛是一個國家變革進步的必然反映，這現象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正如今天的中國，面對科技等諸多領域領先的西方，同樣產生了此類的感受。
外銷瓷所顯示的文化交流的信息，比較重要的反映在紋飾上的演變。一開始，歐洲全盤接受中國瓷器的基本造型與紋飾，比如外銷瓷常見的中國風土人情的寶塔、建築、中國結等紋飾，之後歐洲人開始改變，希望在中國瓷器上看到歐洲人的圖樣，訂製瓷開始出現。訂製的過程，就是文化交流的過程，訂製瓷器，事實上是歐洲人對中國進口瓷器的熱別反應，表現了一種主動接受，訂製瓷時間之長，品種之豐，是歐洲人持久風靡中國風的表現，所以他們始終希望中國藝術家根據歐洲人的造型與紋飾需求來製作產品。中國瓷器匠人迎合接受國的需求而生產，這是古已有之的慣例，唐代長沙窯、元代青花瓷就根據阿拉伯地區的需求，生產了很多阿拉伯風格的瓷器以供對方。而訂製國提供的圖案往往是由當地的藝術家來選擇，十八世紀上半葉荷蘭畫家科尼利厄斯·普隆克就受荷蘭東印度公司邀請，為訂製瓷器設計紋樣（12）。其中比較著名的，是歐洲人在訂製產品中希望使用金彩、玫瑰紅彩而生產出的品種，這類品種或稱金紅彩，以及圖案中使用透視關係，以符合歐洲人的審美習慣。金紅彩的色調需求可能是通過耶穌會傳教士傳入的。金紅彩裝飾手法先是受到明代宮廷的喜愛，之後到了清代乾隆也是如此，這種彩瓷風行起來，其風頭幾乎蓋過了青花。通常說，這是由耶穌會士將等距視角和明暗配合的方式營造三維感的技巧傳授給了中國宮廷藝術家，而郎世寧是這些傳教士當中的重要人物。雍正時期景德鎮官窯督陶官年希堯在郎世寧的幫助下，將安德烈亞·波佐的《圖畫和建築中的透視法》翻成中文，並在前言中寫道，「感謝郎世寧的幫助，我現在能夠用西方風格描繪中國物體了。」當初部分宮廷彩瓷的生產過程，往往是先在景德鎮製作素瓷，然後運往北京宮廷，等待宮廷藝術家加彩裝飾，在這個過程中，年希堯可能間接地傳達了郎世寧的歐式畫風。另外，在所有帶有天主教色彩的訂單當中，人們將這類基督教主題的瓷器稱作「耶穌會瓷」。「耶穌會瓷」自然把西方的一些工藝思想引入中國，但之前，那些耶穌會成員就率先追隨馬可·波羅的腳步，向西方大力宣揚中國瓷器的優點。利瑪竇神父在中國傳教之後寫過一本書，說：最精美的瓷器乃是用江西省的瓷土製成，這些瓷器被運送歐洲甚至最偏遠的地區。那些地方的人們能夠在宴會上，而不是浮誇的展覽上欣賞瓷器的優雅，他們對這些瓷器讚不絕口。這些瓷器可以盛放滾燙的食物而不會開裂，即便破了也可以用銅絲焗好，盛放液體也不會有一絲滲透，西方人甚感驚奇（13）。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發現，為了生產出優質的訂製瓷器，中國的瓷藝家努力學習歐洲的美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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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余英時《漢代貿易與擴張》1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注2，《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EDITOR，Craig Clunas,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注3，《ARTS OF SOUTHEAST ASIA》NO.6, by Fiona Kerlogue，Thames &
Hudson world of art
注4，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124、141頁，紫禁城出版社等
注5，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1986，by Jean McClure
Mudge
注6，美國甘雪莉《中國外銷瓷》72頁，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
注7，美國甘雪莉《中國外銷瓷》26頁，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
注8，美國瓊恩·德尚《原來，我們的生活很巴黎》340頁，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社
注9，德國雷德侯《萬物》，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年
注10，《中西文化關係史》335頁，張國剛、吳莉葦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11，韓國《世界陶瓷紀行》韓國KBS電視台錄製第五集
注12，韓國《世界陶瓷紀行》韓國KBS電視台錄製第五集
注13，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1986，by Jean McClure
M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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