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現代詩歌

走近現代詩歌　　現代詩歌指五四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詩歌。中國強現代詩歌的主體新詩﹐誕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見「五四」文學革命)。它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以接近群眾的白話語言反映現實生活﹐表現科學民主的革命內容﹐以打破舊詩詞格律形式束縛為主要標誌的新體詩。 　　新詩的倡導與初期創作 　　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晚清﹐其形式已不能適應社會進步的要求。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譚嗣同﹑夏曾佑等人有過「詩界革命」的呼籲﹐黃遵憲又首倡「新派詩」﹐都為隨後的「五四」新詩運動起了前導的作用。 　　最初試驗並倡導新詩的雜誌是《新青年》。這個刊物繼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於1917年2月2卷6號上刊出胡適的白話詩8首。這是中國詩歌運動中出現的第一批白話詩。4卷 1期又集中刊出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三人的白話新詩 9首。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是新詩中出現得最早的同情底層人民生活並揭示人道主義主題的作品。沈尹默的《三弦》﹐開始以新的語言和方式表現生活﹐並注重音韻的動聽和諧。與劉半農相近的是劉大白﹐他著有《舊夢》﹑《郵吻》﹐大多表現民間疾苦﹐《紅色的新年》﹑《勞動節歌》則表達了對新世界的憧憬。他很注意對民謠的借鑒。 　　1920年3月﹐胡適的《嘗試集》出版﹐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第一部白話新詩集。胡適認為古今文學革命運動總是從文體的大解放入手﹐因此提出:「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談新詩》)。他作為倡導以白話寫詩的第一人﹐主張新詩的文體是自由的和不拘格律的觀點﹐對新詩的創立有積極意義﹐並直接導致了「五四」新詩最初的自由詩派的形成。當時以《新青年》為基本陣地的最早一批新詩嘗試者﹐除胡適﹑劉半農﹑沈尹默等外﹐尚有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他們致力於創立自由體的白話詩。其中標誌著完全擺脫了舊詩詞影響而卓然自立的﹐當推周作人的《小河》。這首詩以明白恬淡的口語構成隱喻﹐暗示著因違逆自然規律而導致的悲劇性衝突﹐抒寫了個性解放的思想和要求。繼《新青年》之後﹐《新潮》﹑《星期評論》等刊物也團結了一批新詩開拓者﹐如寫《冬夜》的俞平伯﹐寫《草兒》的康白情﹐寫《蹤跡》的朱自清﹐寫《童心》的王統照﹐寫《晚禱》的梁宗岱等。文學研究會中的詩人﹐更以鄭振鐸﹑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朱自清的合集《雪朝》顯示了創造實力。他們抱著「為人生而藝術」的宗旨﹐和「自然」﹑「率真」的追求使底層生活的實際場景湧入樸實清新的詩句﹐從而壯大了現實主義在自由體白話詩中的力量。 　　由於文學研究會諸詩人的積極實踐﹐開闢了早期新詩注重社會生活﹐面向人生﹐揭露黑暗﹐以新詩作為干預人生手段的現實主義傾向。朱自清是其中成績顯著的詩人。他的《毀滅》以長篇抒情的方式﹐寫「五四」退潮之後的青年「頗以誘惑的糾纏為苦﹐而亟亟求毀滅」的矛盾心境﹐留下了「一個個分明的腳步」。他在《蹤跡》中的詩篇﹐已超越嘗試之作而趨於成熟﹐表現詩人積極正視現實的精神。王統照也有《這時代》問世﹐集子里的詩透過朦朧的意象﹐傳達了人間的苦味。冰心也是文學研究會中較早開始創作活動的作者之一﹐除小說﹑散文外﹐擅長以小詩的形式寫剎那間湧現的哲理思考的斷片。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深受泰戈爾的影響﹐晶瑩清麗﹐浸透著在人性主題下的母愛和童心。這些由智慧和情感的珍珠綴成的人生經驗的短詩﹐內容自由活潑﹐形式不拘一格﹐從側面傳送出「五四」時代思想開放的自由氣氛。也與新詩獨立於舊詩之後揚棄模式化的抒情轉向重視理性的闡發的追求相銜接﹐一時寫者甚多﹐形成了新詩史上的小詩運動。其中以宗白華的《流雲小詩》較有影響。 　　「五四」時期青年男女渴望掙脫封建舊禮教的束縛﹐湖畔詩社汪靜之﹑馮雪峰﹑潘漠華﹑應修人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以此為世人注目。汪靜之尚有《蕙的風》和《寂寞的國》。這些作品顯示出爭取婚姻自由﹐反對封建主義的勇氣和激情。 　　多種新詩流派的形成 　　代表新詩創始期最高成就的是創造社的主將﹑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五四」時代各種社會矛盾的加深激起了先進分子的覺醒。由不滿現狀而陷入苦悶的廣大青年﹐迫切尋找激情噴發的方式表達個性解放的要求。一批詩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從歐美浪漫主義詩歌中找到啟示和力量。他們在理想的憧憬中揭露封建黑暗﹐作為舊秩序的叛逆者而忠於自己的熱情和理想的一代人﹐很自然地從思想上接受浪漫主義﹐並用以作為藝術原則﹐指導自己的創作。這就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批創造社詩人崇奉浪漫主義的動因。 　　郭沫若的代表作《女神》的大部分詩篇寫於1920年。他的創作在飛動和呼嘯的抒情形象中傳達「五四」狂突進的時代精神。他摒棄了小詩運動的詩人們那種雋秀的情趣﹐創造出以雄渾的調子﹑急速的旋律﹑囊括萬物而又不拘形跡的豪放詩風。他敏銳地感受到時代的要求﹐詩中充滿了20世紀的動的精神﹐《女神》的基本精神在於創造﹐於舊的毀壞中尋求新我的誕生。郭沫若筆下自焚的鳳凰形象﹐集中地體現了對舊世界的批判與抗爭的意識﹐同時又象徵著那個創造和追求光明的時代﹐郭沫若還追求西方現代文明與東方古老文化傳統的融匯﹐《女神》中不少作品以新詩的形式表現溶進了現代精神的古老神話傳統﹐既與新世紀的抗爭意識相通﹐又與中國歷史文明﹑特別是「五四」時代精神一致。他為新詩引進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辭彙﹐豐富並完成了新詩現代形象的改造更新。繼《女神》之後﹐郭沫若又有《星空》﹑《前茅》﹑《恢復》等詩集。提倡浪漫主義詩歌的﹐還有創造社的成仿吾﹑柯仲平﹐和後來組織太陽社的蔣光慈等。蔣光慈的詩集《新夢》所收系1921至1924年旅居蘇聯的作品。他把浪漫主義激情具體化為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歌唱。他的詩熱情澎湃﹐格調宏朗﹐但也因未能扣緊中國現實而有些浮泛。《新夢》之後的《哀中國》﹑《戰鼓》﹐高亢之音減弱﹐流露出某種感傷情調﹐但「始終是在希望的路上走著」(《〈哭訴〉?序》)。受到創造社的直接影響﹐沉鍾社及其主要成員馮至的詩風﹐同樣洋溢著樂觀積極的浪漫主義情緒。馮至的《昨日之歌》中的詩篇﹐其基本主題也是青春和愛情的歌唱﹐抒情真摯細膩﹑幽婉動人。後來《北游及其他》中的詩﹐又增加了現實的內容﹐馮至寫的詩是個人「如煙如夢」的哀愁﹐概括了「五四」以後追求光明的青年的苦悶心理。　　隨著自由體新詩的勃興﹐新詩體式因不加節制而趨於散漫﹐便轉而要求便於吟誦的格律化。新月派(見新月社)的出現順應了這種潮流。1926年北京《晨報》創辦《詩鐫》﹐由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於賡虞諸人主辦。隨後又創辦《新月》和《詩刊》。在刊物的發展沿革中培養﹑集合了一批藝術主張相近的詩人﹐新月派即由此得名。這是一批立志要為新詩創格的詩人。其中聞一多的理論最為完整明確﹐他認為詩應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他們創造的新詩格律體﹐不同於自由體的毫無拘束﹐又不是古典詩詞那種陳舊的模式﹐而是在自由體新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沒有統一格律要求的格律詩。此派詩人的情調風格都接近英國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歌﹐但反抗精神甚為微弱。他們的詩篇注重藝術的純美﹐主題往往是人生的經驗﹑人性的美麗以及愛情的追求。也有一批詩表達了對下層人民疾苦的同情與關切﹐但思想始終未曾超越人道主義。當理想和憧憬在現實生活中失落﹐也易於產生幻滅感。 　　　　徐志摩是新月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他致力於詩體的輸入與試驗﹐嘗試的詩體最多﹐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等。他的詩語言鮮明﹐色彩清麗﹐具有流動的質感﹐讓人覺得世上一切都鮮明﹑靈動。徐詩稀薄地聯繫社會生活﹐尋求人的尊嚴與愛情的高尚﹐但雖想衝出黑暗迎接光明﹐卻常常不知道風是在向哪一個方向吹。一旦人生的際遇超乎他的預料﹐便由信仰的動搖而趨於頹唐﹐這在從《猛虎集》到《雲遊》的「自剖與雲遊期」﹐體現得最為充分。 　　聞一多是新月派創作和理論全面發展的詩人﹐著有詩集《紅燭》﹑《死水》。《死水》一詩是他貫徹自己藝術主張的力作﹐以設想的奇詭﹑色彩的濃郁﹑節律的和諧以及格式的整飭著稱。死水是舊中國衰頹的象徵﹐它表達了詩人對黑暗腐敗的抗爭﹐並以烈的嘲諷來宣示那未曾絕望的激憤。聞一多是一位嘔出一顆心來﹐懷著火一般激情唱著悲憤詩句的愛國主義者。 新月派詩人中﹐朱湘在格律詩的倡導和建設方面亦多有建樹。他著有《夏天》﹑《草莽集》﹑《石門集》等。他的詩洋溢著和諧庄穆。其詩在幽婉恬淡方面有特色﹐有時表現為隱晦神秘而有明顯的對於現實的規避。朱湘致力於詩的敘事﹐這方面的實踐在早期新詩人中較為突出。此外﹐孫大雨﹑饒孟侃﹑邵洵美﹑沈從文﹑朱大柟﹑陳夢家﹑方瑋德﹑林徽因(亦叫「林徽音」)等﹐都屬於這一流派的詩人。 　　20年代後期﹐象徵派詩風興起﹐李金髮以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為模式﹐試驗把西方象徵主義創作方法引進自己詩中﹐有詩集《微雨》﹑《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他以新奇生澀的形像﹐表現富於異國情調的感傷氣氛。他重視暗示性的隱喻﹐通過一些朦朧的詩的幻覺﹐企圖再現人生的隱秘。生與死是李詩的基本內容。他關注晦暗的﹑悲劇性的命題﹐主調是感傷頹廢的。語言蕪雜而艱澀。與李金髮詩風相近者﹐有後期創造社詩人穆木天﹑馮乃超﹑王獨清﹑姚蓬子等。他們提倡唯美的純詩﹐強調詩的音樂和形式之美﹐捕捉詩的朦朧境界。王獨清詩中﹐頹廢沒落的氣氛甚濃﹐著重點染濃艷的刺激性色彩。 　　同樣受到法國象徵派影響的戴望舒﹐創作始於20年代中期。他因發表《雨巷》一詩而被稱為「雨巷詩人」。這首詩以悠長的雨巷和帶有悲劇色彩的丁香一般的姑娘﹐構成了一種朦朧的理想化氣氛﹐以象徵來暗示飄忽不定的心態。在這以後﹐戴望舒的詩歌觀念有了改變﹐認為詩不應藉重音樂和繪畫的長處﹐詩的韻律不在字面﹐而在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從《我的記憶》開始﹐由外在字句的節奏變為內在情緒的節奏﹐明顯地轉向現代詩風。 　　1932年《現代》雜誌出版﹐在刊物周圍聚集了一批詩人﹐被稱為「現代派」。其實「現代派」之稱只是一種借用﹐他們的作品多數藉重於象徵派。只是較之李金髮﹐他們的詩風趨於明快﹐捨棄了語言的歐化。他們揚棄了從新月派到象徵派的明顯局限﹐轉為內向性的自我開掘﹐擅長表達人生的憂鬱和欣慰﹐以暗喻的手法抒寫內心的隱曲。他們敏感地抒發對於城市生活的厭惡﹐展示自我靈魂在日益發達的工業社會面前的悲哀。一旦現實的社會主題觸發他們內心的火花﹐他們也會以獨有的藝術寫出如同戴望舒的《斷指》﹑《我用殘損的手掌》那樣積極的詩篇。曹葆華﹑徐遲﹑金克木﹑林庚﹑廢名(馮文炳)以及早期艾青的某些作品﹐都受到現代詩風的影響。 　　《漢園集》三作者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其中何其芳﹑卞之琳的作品既有「新月」的餘波﹐又帶象徵派詩的色彩﹐他們的詩有獨特藝術個性而又以曲折方式面向人生。何其芳華麗而不尚繁縟﹐清新之中見蘊藉﹐善於捕捉情緒的微妙變幻而賦之以鮮麗的形像。卞之琳的詩重視時空感覺﹐往往以象徵的方式寫出沉思中悟得的哲理﹐他的圓熟精緻而富有冷靜的理性是公認的。但有時為了哲理的表達﹐省略甚多而顯得空闊滯澀。李廣田的詩則較為淳樸﹐是「地之子」的真摯歌吟。 　　經歷了多種風格流派的並存和競爭﹐20﹑30年代之交﹐新詩呈現出空前的豐富與多樣。隨著歷史的前進﹐緊密把握社會現實與提高詩藝這二者的結合已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藝術道路也日見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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