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深化孫犁研究的幾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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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衛民　　孫犁研究，一直是現當代作家研究的重點，近些年來，孫犁研究，又有升溫態勢。近期，不少質量較高的研究成果出現，確實令人欣慰。不過，分析孫犁研究現狀，仍有很多改進的地方，現即不揣冒昧，提出幾點，以就教各方。　　首先，要尊重事實，破除成見。以往的孫犁研究成果，確已形成不少成見，這些成見，極不利於孫犁研究的深入開展。這其中，最顯著者是一再強調魯迅對孫犁的影響。譬如，張莉發表在《南方文壇》2013年第3期上的文章《晚年孫犁：追步最好的讀書人》，就一再強調，「孫犁對魯迅的追隨很早就開始了」，「孫犁的讀書趣味深得魯迅精神」，這些判斷，就很值得商榷。誠然，孫犁崇敬魯迅，由少及老，未曾改變，尤其改革開放之後，非議魯迅之聲此起彼伏，孫犁則一再要求某些研究者應據實而論，文章當中，不應有情緒化言論，像孫犁這樣旗幟鮮明維護魯迅的作家，當時並未多見。但是，在學術研究、文學創作方面，孫犁是博採眾家而能自成一體，其與魯迅異趣者，亦所在多有。譬如，早在1980年代初，孫犁在向友人推薦古文學習的必讀書目時，即對魯迅推崇全本、反對讀選本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見，明確提出，選本讀細，也就很不容易。孫犁一生酷嗜讀書，涉獵範圍極廣，選擇書目時，孫犁並未一意唯魯迅馬首是瞻，個性化特色十分鮮明。為魯迅所不甚看重的唐宋八大家作品，孫犁卻非常重視，他曾經寫過專題文章，深入評析柳宗元和歐陽修的散文藝術，他對韓愈也曾多有稱讚，在孫犁看來，韓愈的文章「時見真感情，有時表現得很強烈、直率」，這些，與魯迅的觀點就有很大不同。另外，孫犁與魯迅一樣，都很注重治史，但是，治史方法卻與魯迅有明顯差異。魯迅特別推重野史雜史，孫犁在重視野史雜史之外，對歷代正史也很關注，他對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寫過專題評析文章，此外，他還非常推崇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認為這部史書的寫作水準不輸於司馬遷《史記》。在具體論述上，孫犁對魯迅的觀點，也是有分析的，在關於《史記》的系列文章中，孫犁特別指出，魯迅先生的《漢文學綱要》中，對《史記》的論述「文字不多」。另外，關於借鑒魯迅雜文筆法的問題，孫犁也一再強調，魯迅並不是那個時代唯一的著名雜文家，當時，有名望的雜文家還有數位，後來者學習雜文寫法，不應只取法魯迅一家。孫犁還強調，對於魯迅的一些具體觀點，也要具體分析，他指出，「比如『改造國民性』，如果認為我們的國民性，一無是處；而外國的國民性，毫無缺點，處處可做中國人的榜樣，恐怕就不是魯迅的本意」。這樣的論述，很值得研究者重視，說明孫犁在閱讀、研究魯迅之時，能夠保持理性、客觀的態度，對魯迅的一些觀點也有所是正。事實上，孫犁是能夠進行深度思考的成熟作家，不會跟在其他名家身後鸚鵡學舌，他主要還是依照己見行事。孫犁與魯迅的關係，只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孫犁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形成了很多成見。孫犁研究，如果不能破除成見，孫犁的許多獨到貢獻就湮沒不彰了。　　其次，要用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待孫犁的文學思想與創作。關於孫犁的文學思想與創作，內容極為豐富，涉及面很廣，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孫犁的重大影響，實不容忽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很多中青年作家、評論家、理論家，都懷著迷茫、急切的心情，向西方學習，下功夫苦讀歐美文學名著的中譯本（能讀原文的，應是少數），借鑒、吸收，力圖以此取得突破，國內文學創作、文學評論的面貌因此有了很大改變。而在這一時期，孫犁的選擇，卻大異於眾人，他更多關注本土文化資源，一再強調要繼承和發揚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他甚至在一篇談論古文學習的文章中，提倡學寫文言文，認為這不僅不是復古，對白話文寫作也有好處。事實上，孫犁的晚年創作，文言傾向非常明顯，被譽為奇作的《書衣文錄》即是用文言寫成。在文學界諸多人士迷戀歐美文學名著的時候，孫犁推薦的書目則是《聊齋志異》、《莊子》、《呂氏春秋》、唐傳奇，他還寫過關於「筆記小說」的文章。孫犁的這種文化態度，在文壇上可說是一種奇異景觀。不過，孫犁的這種呼籲、提倡，似並未引發同行的更多關注，更令人憂慮的是，孫犁逐漸變得難以被理解。譬如，在新時期，孫犁的散文創作，一向受到評論家的重視，散文研究專家劉錫慶甚至認為，孫犁是可與巴金比肩的重要散文家。但是，孫犁的散文觀點卻是，當代的散文作家，為提高寫作水平，應繼承中國古代散文的寶貴經驗，認真學習柳宗元、歐陽修等人的代表性作品。這方面，孫犁可稱是叮嚀周至，從文章的標題、體式、語言以至篇幅長短，他都提出了明確要求。但是，孫犁的殷切希望，並未得到評論家們的共鳴。在散文評論家看來，文言散文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劉錫慶特別指出，古代散文「『文學』意識淡薄」，「『文體』觀念散漫」，特別是「『載道』主潮」「制約」了散文的健康發展，換句話說，古代散文已經完全沒有價值，現代散文的發展，應另闢蹊徑。孫犁的殷切期盼，自然不會獲得預期效果。目前，在文學評論界，忽視中國古典文學資源，不能從中國古典文學的角度來研討現當代文學現象，人為割裂中國文學的內在理路，已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是此種現象的持續，對孫犁研究的深化，實有不利影響，孫犁研究者開闊眼界，也是當務之急。　　再次，應當加強關於孫犁的口述歷史工作。孫犁已逝，就口述歷史而言，已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但是相關的工作仍可推進。近些年來，一些文壇要事的當事人，先後披露不少關於孫犁的重要內情。山西作家陳為人的《馬烽無刺》一書中，有陳為人採訪賀敬之的實錄，賀敬之回憶，1983年前後，他在籌備中國作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曾經提名孫犁為作協副主席候選人，他認為，「無論從資格上講，還是從成就上講」，孫犁「都應該吸收進來」。另外，丁玲晚年的秘書王增如在《丁玲辦〈中國〉》中也披露，丁玲對孫犁很欣賞，曾想推薦孫犁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丁玲認為，孫犁「代表了一股正氣」，「她還幾次在不同的場合推舉孫犁做全國政協委員」。這些珍貴的史料，讓我們對晚年孫犁有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孫犁並未遠離名利場，他的地位、影響，使他一直引人注目，高層政界人士對他也很關注，進入晚年的孫犁，並未失去高升的機會。事實上，孫犁也曾擔任過天津市作協主席，不過，在孫犁的《悼鄒明》一文中，孫犁明確表示「後來，我不願幹了」，其中的內情怎樣，孫犁並未詳述，天津文藝界人士也並未就此有所說明。這樣，對研究者全面把握孫犁的生平，深入解析孫犁的心態，皆是極為不利的。當然，關於孫犁的回憶也有人著力。數年之前，孫犁生前的工作單位《天津日報》，曾編纂出版《孫犁文集》（天津日報珍藏版），即孫犁發表在《天津日報》上的文章結集，這些文章的發稿編輯，都撰文回憶了在編髮過程中與孫犁的來往實況，確有史料價值，但是，正如這部文集的題目所示，相關回憶錄的內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孫犁的女兒也出版了兩部回憶錄。不過，總體而言，關於孫犁生平的史料，仍然十分匱乏，這對深入探討孫犁的生平與藝術，極為不利。目前，口述歷史在國內非常興盛，已出版不少重量級成果，但是有關孫犁的口述實錄則極為罕見。此處，似應公開提出建議，天津文學藝術界應該高度重視此事，孫犁雖已故去，但是了解孫犁事迹的重要當事人還健在，不論是孫犁的家人、朋友、同事、學生，還是與孫犁有過交往的政界人士，應該為數眾多，根據《孫犁全集》，與孫犁有過較多來往的作家，林斤瀾、劉紹棠等已去世，但是，宗璞、劉心武等作家目前還在發表作品，郭志剛、曾鎮南、劉錫慶、閻綱等文學評論家也健在，另外，西安的賈平凹更是曾受到孫犁賞識、栽培的作家，當然，在天津市內，與孫犁有過接觸，了解某些內情的人士，數量必然很多，大家都來接受採訪，講出自己了解的孫犁，積少成多，不斷豐富，可以復原大量史實，並使孫犁的性格特點得到充分展示。天津文藝界人士，應該抓緊籌辦此事。令人擔心的是，一些並未掌握豐富史料的研究者，已經開始發表孫犁生平研究的成果，得出非常偏激的結論。不能不提到，近期張學正的論文《從激情到幻滅——孫犁心路探析》（《南開學報》2013年第4期），僅以孫犁作品為立論基礎，未曾深入研究孫犁晚年生平的複雜內容，就倉促得出一些帶有「大批判」色彩的結論，這樣的文章，其公信力又有多大呢？　　走筆至此，心情實在難以平靜，孫犁在文壇的地位越來越高，孫犁研究也越來越熱，但是，孫犁研究當中，卻存在如此之多的問題，今後的孫犁研究能夠健康發展么，今後的孫犁研究能夠得出切中肯綮的結論么，今後的孫犁研究是否會被引上邪路，都是不能不令人十分憂心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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