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4第四回130(2)越溪:「文以載道—淺談文言文」

　　學生：尊敬的師父上人，慚愧弟子越溪，今天向師父、向諸位老師學長恭敬匯報的內容是「文以載道—淺談文言文」。

　　杜甫《偶題》首聯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古人對寫文章嚴肅負責的態度。所謂千古事是指寫出來的文字要能夠闡明亙古不變的大道而利益千古，若無「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情懷與智慧，便不能下筆著文以傳世。

　　一、何為文。我國漢字，字字為師，全為教化，它是哲學、玄學，更是真理。將這些字有序的組織在一起，便成文。《釋名》雲，「文者，會集眾綵，以成錦繡。合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這是以織錦喻寫作，成辭義便是宗旨。辭，本意是言語、記錄，《書》云：「辭尚體要」，意思是言辭要切實而簡要；又《易》云：「修辭立其誠」，這是說好好修正自己的言辭，務令心中充滿誠意。義，同時有善、正義與合宜的意思，因此寫文章要切實而簡要的將道義講述出來，務必於撰文時不斷自誠其意，因至誠感通，而得以文以載道。這是古聖先賢對於立德、立言的訓示。讀書人當好好修品德，以成就德行，繼而用身行言教利益天下，當效法孔子、佛陀，畢生述而不作，以教學為本分。故言道而必尊師承，切不可妄言，是為文不妄作。千萬年來，歷代聖賢君子所尊重傳承的，不僅是文，更是道，這便是文以載道。

　　二、著書撰文之東西方比較

　　文以載道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文必以言道為目的，即使是在文字方面，令行文更加美好，也務必言不出正道，修辭雖需要，但必須與義理相輔相成。另一方面，讀書人承擔著教化社會大眾的責任，故對於一些長遠看來會破壞社會風氣的文字，則應幫助大眾規避。春秋時期孔子刪詩書，明清兩朝士大夫家族禁止子弟閱讀小說、元雜劇等，便本於此。

　　文以載道的思想，代有傳承。李白遠效孔子，著《古風》，雲「我志在刪述」，深望文以載道之正聲，能夠從此「開流蕩無垠」；李白的知己杜甫亦於少年立志，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元稹、白居易復以文不妄作自警。宋承唐之續，視文章為「天地真粹之氣也」，必期文章可將倫理、常道示大眾。及至滿清入主中原，文字學復興於清初，將歷代傳世之作整理、匯集成《四庫》。自始至終，思無邪是宗旨，載道是要務。若無道，寫文多致禍，不如不寫也。

　　西方的文學與時代

　　西方社會重視力量（powerandprowess），故文學多言征伐。古希臘文明，於文字未出現之前，將自己民族的歷史（多為戰爭史）配合七弦琴吟唱出來，稱為史詩（epic）。以《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為最著名，由詩史荷馬口傳於世。羅馬文學既敘述人間之戰爭，又說出眾神對人類所作所為的態度，並且參與人類的爭鬥。由此可知，西方世界崇尚競爭由來已久。古希臘常以神力加諸人類之上，以明天命之不可違，又有我國古君子畏大人（諸神）、畏天命之風。及至公元前後的羅馬帝國時代，產生了奧古斯都文學（AugustanLiterature）。此時羅馬帝國對外則吞併諸國，對內則大興土木，並確立行政管理的基礎架構，帝國宛如旭日東升。其文學以描述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衝突，此為帝國對外擴張之反應。十八世紀英國安妮女王臨朝，國家因貿易而擴張成大英帝國，其詞章亦以「奧古斯都文學」自稱，因其似羅馬開國，因擴張而多爭鬥。惟此時神力已經退出，全仗人力，文壇班主安迪生（JosephAddison）的名言是：大理石因雕琢而成器，正如靈魂因教育而進步（Whatsculptureistoablockofmarble,educationistothesoul）。西方因競爭、擴張而重教育，唯其所教者多為知識。前賢培根：「知識就是力量」，因而名揚四海。戰爭與分裂，文學與現實，互為因果。

　　這與我國公元三世紀至六世紀的亂世文學遙相呼應。公元三世紀初，華夏孝悌忠信之傳統，與來自北方的游牧文化，以及來自西方商業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間，發生了文化衝突，一些人因在道德方面無所適從而不安本分，不顧天命，爭名逐利。它的開端就是建安文學的出現，曹操父子是代表人物。曹氏父子擅長文學，卻不重德行。漢獻帝建安（公元一九六—二二Ｏ年）時，曹操歌以詠志，著《龜雖壽》云：「神龜雖壽，猶有竟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以明自己期待革故鼎新、創立新朝之大志。然而，曹操卻在他著名的《求才令》中，預示了他所創立的新時代必將始亂終棄。公元二一Ｏ年，為了成就霸業，曹操頒布了《求才令》：「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這是說，如果選賢與能必須考慮孝敬、廉正的德行，那麼齊桓公就不能成就霸業了。此時的曹操以齊桓公自期，如今看來，是見短期之利誘而不知禍害長久。

　　齊桓公為了成就霸業，唯才是用，感得不孝、不慈的臣子在他身邊，最後不得善終，霸業也蕩然無存，齊國屢遭侵略。昔孔子戒君子，「見得思義」。齊桓公只見九合諸侯之風光，卻為國無寧日埋下禍根，最後桓公的後代在權臣田乞、田常父子脅迫下，將齊國讓與田家。歷史之重複竟然有驚人的相似性，曹操的霸業未能如願以償，曹丕子承父業而稱帝洛陽，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四十五年後，在司馬昭、司馬懿父子的脅迫下，將帝位讓於司馬氏。曹丕所謂「文章為經國之大業」是對的，但若違背了仁義之正道，最終還是免不了自作自受。不朽的是因果昭彰，曹操自比齊桓公，竟然一語成讖。他若知道因果可畏，想必也會未見其得，先思其義，棄霸道而求王道了吧！

　　曹丕曾於征伐東吳時作賦，「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來裔」。意思是自比豪傑，期待一舉立下大功勛，結果卻是曹家功勛未至，天下動盪已成，三國、兩晉、南北朝之亂世，延續三百六十多年。可見一代文學若以競爭逐利為尚，置因果於不顧，則紛繁擾攘難息，報應如影隨形。此為東西方歷史之共同教訓，是故古人鄭重告誡後世，「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生於南北朝亂世的顏之推，苦口婆心誡其子弟，言談寫作務必謹慎，「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即出言不遜致禍之速，比疾風雷霆還要快，故當嚴加防範，方能令吉祥常在左右。諷刺尚且不可，何況自讚毀他！由是可知，現代新聞學以負面報導為佳作，以揚惡隱善為原則（BadNewsisgoodnews.），其流弊較曹操父子自比霸主之患，千倍、萬倍都不止！《無量壽經》誡世人，「善護口業，不譏他過」。不譏他過，存好心、說好話，是個人安樂、家庭和睦、世界太平之門徑。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著書撰文關係著一個時代之治亂、社稷天下之安危，當然也關係到個人家庭之安康。怎能恃言論自由而隨口議論，不顧流弊深遠，任意撰文而不顧因果報應呢？言語文學事關重大，故佛在經上說，口業在地獄，果報慘不忍睹，不可思議，信非妄言！古聖先賢教導我們，「史載筆、士載言」。今日新聞報導，若能學孔子著《春秋》，匡扶正義、備言因果，令不法者有所畏懼，普羅大眾念善樂善，由此和顏愛語致吉祥，亦速於風霆矣！尊敬的師父上人曾說過，能夠拯救世界者有兩種人，國家領導人和媒體負責人。若領導人以史為鑑，媒體皆隱惡揚善，文風浩然正氣，全球太平盛世的偉大時代也就為時不遠了。

　　文言文的特點

　　現代「語」和「言」是一個詞，但古代漢語中，語和言不同，語是指有問而答，而言是不問自說。因為言是不問自說，故需謹慎，賈誼《新書》說：「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這是說古人認為，大概有四種主要的場合，才需要不問自說，其餘就不必主動開口了。在朝廷上，需要主動發言，要和敬；在祭祀時，需要有文言將其意義講述出來，要講求整齊有序；在軍旅中發號施令，事關重大，需要小心翼翼；在喪事中，追思逝者之德，因而是言若不足的。最初的文言常指用於祭祀昭述祖德的文章，這不僅要講出來，更要刻在禮器上以便傳世，因而有「刻為文，言為辭」之說。我國的文章最初便是為了在祭祀之中，通過文、辭以成就辭義，即寫文、說話都要合乎道義，至少也要隱惡揚善，轉述大道，讓來祭祀的人民明白義之所在。《大戴禮記》云：「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這是說文是將天下之根本呈現出來，而且能夠讓當世的人們可以用在生活實踐上，這樣的文章，可以與真理合一，萬善皆備。這是文言文的特點。

　　文言文的形成

　　古人深諳語言為時地所限，變化無盡，故將語和言分開。令文言所著之文章，在祭祀之時，與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交流分享，令大道之教化廣行於世而無礙，漢字與文言文就這樣應運而生。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已經證實了，這種四方輻輳、共同祭祀的盛況，早在文字出現之初就已然如此了。我國夏代宮廷中間廣場的規模，可以容納一千人一同祭祀（見圖一，河南二里頭夏代宮殿遺址，距今約三千六百年。該遺址東西長一Ｏ七米，南北寬約九十九米，面積約一萬平方米。）真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之立國，首重劃定國界；古之立國，端在共同祭祀、全民接受孝悌忠信教育。

　　夏朝之所以稱為家天下，全在於四方來朝，這種四海一家的情況可以在號稱夏王朝核心的禮器玉質牙璋的出土情況上反應出來。牙璋是用以調動軍隊的兵符，邊緣形似牙齒。距今五千年至四千三百年間，類似形制的牙璋，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甚至南海邊都有（見圖二，左為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所繪製的，距今四千年左右，禮器牙璋在全國出土的分布狀況，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版圖的雛形，右為一枚近年出土的夏代牙璋），顯示出中國的雛形。此外，夏代京城刻著表意符號的陶禮器（如鬹與爵），在浙江、四川、甘肅都能看到類似的形制（見圖三，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禮器上的刻符，從中可見，文言最初可能是禮器上用來記事的文章）。與《詩經》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互證。據《大戴禮記》，各地派遣代表，或每年來朝，或三、五年來朝，參加祭祀，接受孝道的教化。中國就這樣在四方人民紛紛慕道學道、成聖成賢之中形成了。

　　四方來朝，形成了中國人的朝廷與天下（見圖四，這是故宮的太和殿前的庭院，它是在重要場合，供文武百官集合在一起，進行典禮的地方。可見，二里頭夏代宮殿所設立的傳統，延續了三千年，之所以能夠有這樣成果，全靠教育）。所謂京師就是說皇帝所住的地方，是德行與文化的榜樣，因此吸引著不同文化的人民前來效法、學習。由於前來參加祭祀的人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方言不同、風俗有異，為了互相交流、共同學習，必須要有一種標準的行文方式，可以不受說話方式、風俗特點的影響。漢字和文言文，從一開始就是幫助多元文化交流而產生的智慧的載體、教化的媒介。文言文的產生，說明它不僅值得現代中國人學習，更值得全球各個文化的人們都來學習。

　　正因如此，從春秋戰國至近代，中國周邊諸國皆自然而然以漢字和文言文進行國際交流。公元八三八年，日本天台宗祖師慈覺大師圓仁跟著藤原常嗣大使來到中國求法。大使的商船有兩艘，同行的都是商人，可以想見，圓仁大師一定是用日文與商隊溝通的。每天晚上大師都會用文言文寫日記，將行程記錄下來，計畫學成回國之後呈給天皇、傳給弟子。這就是當年在華學習的留學生共同的生活方式，言語溝通用母語，文字溝通用漢語，重要的資料、著述一定要用文言文寫就，用宣紙製成手寫本、刻本，以期傳世千年。（見圖五，日人所繪製的慈覺大師圓仁法相（上），圓仁大師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下），手抄本書影及內頁，一千多年後的人，依然可以讀得懂。當代著名日本學者小野勝年，以研究這本珍貴的記錄而名聞學界。這是用文言文記錄本民族的文化以傳世的一個例子。）這個歷史的經驗，對今天中外大眾認識漢字與文言文的價值有很大的幫助。

　　最早的文言文—指示天下大同之道

　　漢語最早的文章恐怕要算是倉頡留下的二十八個字，史稱《倉頡書》。據今天學者研究，這二十八個字是講述祭祀的情況，內容可能是「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見圖六），與距倉頡時代四千年的《禮記．大同篇》遙相呼應。由此可見，文言文是為聖人廣宣大教、團結族群、彼此互助合作、實現和諧大同的神聖的文字，其行文方式必然標準化、規律化，令其超越時空，流布四方，傳世千年。總之，漢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許慎語）；文言文是經書之所由生者，王政賴之以成，和諧因其教化而至。漢字與文言文是前人垂賜給所有後世子孫的寶貴文化遺產，令「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許慎語）。有了漢字與文言文，五千年來的經驗、教化，縱然歷經焚書坑儒、異族入侵、天災人禍，依然保存下來流傳至今。每個人，無論文化背景如何，只要肯學，都能看得懂、看得明白，都能與他本人的生活經驗產生共鳴；只要肯力行，還能將古人的真實智慧用在現代生活之中。這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奇妙、不可思議的文化遺產！

　　結語

　　如今西學東漸日久，國人視上古為蠻荒，聖王為傳說，渺茫不可信，遂令國學隱而不彰，古聖先賢的聖教遂無法利益當今社會，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損失，更是全人類的損失。祖宗真實的智慧，對後世子孫深深的愛護，是禁得起一切歷史考驗的。真理之光芒，共三光而常曜；孝敬之教化，歷萬古而常新。今天的炎黃子孫，若棄此珍貴的文化遺產而不顧，心逐外馳，就對不起祖宗、對不起世界了。

　　細讀歷代傳世之作，其結構自然嚴整有序、說理入木三分。佛經如此，儒、道傳世的經典，如《說文解字》、《弟子規》、《太上感應篇》皆如此，它們都是自性的流現，自自然然莊嚴整齊。是故我中華文明每每遇到災難，必然更加認真整理國故，向老祖宗學習，以期大化愾於天下！文章千古事，善用漢字與文言文，將各民族傳世之教記錄下來，便於全球各個民族的子孫後代都能夠學習聖賢教育，過上幸福生活，實現國家昌盛，就能挽救人類文明於存亡繼絕之危急時刻，給全球帶來永世的太平、安寧！

　　以上是慚愧不肖弟子學習文言文的一點粗淺的心得。弟子口業深重，喜歡自讚毀他，曾經在做記者的時候寫下許多批評文章，現世報就是口氣薰蒸。寫這篇文章，痛切懺悔！恭請尊敬的師父上人慈悲教導。慚愧弟子越溪頂禮敬呈。

　　老法師：好，只要妳努力，將來身體會健康，這些毛病自然就消除了，真有感應。好，時間已經超過了。這兩篇東西很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