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立群：語言的模糊與玄機———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嵇立群：語言的模糊與玄機● 嵇立群語言是一個精妙的東西。它能跨越時空，纖毫畢現地描述事物，縝密無隙地傳達思想。但有時語言又是貧乏的，先天或無意的語言模糊性暗藏了多向的玄機，給人留下了多種理解的空間。 ( http://www.tecn.cn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陣子《人民日報》在報導參加國事活動的領導幹部時,一長串名單最後總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結尾「…還有餘秋里同志。」怎樣理解這個「還有」?為什麼每次都是這七個字?此句式事出有因:起初擬就的名單上沒有餘秋里,事無巨細的周恩來總理在審定名單時說:「還有餘秋里同志嘛!」於是有關方面添上了「還有餘秋里同志」，並且從此一字未改。當時,見報的領導幹部名單是個晴雨表,「還有」二字看似模糊卻可能負載政治定位的功能,所以在人眼中這「還有」二字的去留不是個句法問題,沒有新的指示哪個編輯敢刪一字?文字里的玄機真是妙不可言。試想,這句話到後人那裡,要搞清楚其緣由、原意,怕是需要不小的功夫和具備那一段歷史的鮮活「學問」,不真切體味當年的語境,是永遠無法說明白這「還有」二字的。 ( http://www.tecn.cn )作家王蒙在回憶錄中談及當文化部長時的一件事。他寫道：「天安門廣場其時還掛著馬恩列斯的巨照片，上面讓我們一批做意識形態工作的人員研究一下，研究的結果竟沒有一個人（包括我）敢說不掛。而是向後拖，說是等到什麼什麼節日再搞吧」。 「上面讓……研究一下」從表面上看是模糊的，而事實上意圖指向是清楚的，特別是斯大林的掛像問題不宜再拖下去，全世界幾乎沒有哪個黨哪個國家再把他視為神明掛出畫像了。可是，此事事關重大，「研究一下」的語義仍然具有文字表面的不確定性，領受了任務的人們因深感壓力而含糊應付，結果「最後只好由最高領導講了話。」王蒙後來寫道：「其實讓我們討論，就是不準備繼續掛下去了，其實是希望我們提出建議，為領導分一點憂，承擔一點分量。而我們辜負了領導的期望，就這麼點出息，硬是只能請總設計師自己出來打衝鋒。」寫出這段話，已是大約二十年之後了。 ( http://www.tecn.cn )文字的模糊與清晰，二者關係錯綜複雜。字面本身的模糊帶來理解的多向性,其實背後也常有明晰的指向。王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寫過一篇小說,題目大概是《別把我當人》。有學者甚為不滿地批評：「怎麼能不把人當人呢？」這位學者居然從字面理解，甚至不解人之常情。筆者曾聽王蒙在演講中議及此事，他少見地拍著桌子厲聲說：「世界上哪有誰說不該把人當人的？王朔的意思是千萬要把人當人啊。這點意思都看不懂，這樣的人還當什麼批評家，甭當了！」 ( http://www.tecn.cn )筆者注意到，對郭沫若、馮友蘭先生「文革」中的一些文字，輿論中多有苛責。竊以為大多是過分簡單地從字面看問題，沒有把握到文字背後的情勢。 ( http://www.tecn.cn )因為郭沫若晚年一本《李白和杜甫》，有人說他揚李貶杜是投毛澤東之喜好。這看法未免太表面太僵拙。我以為周國平分析得更客觀，他認為，文革中的動亂，特別是文革中兩個兒子的死對郭沫若打擊非常大，「我想那段他是有很多反思的，而這個反思我覺得他後來表達在他寫的那個《李白與杜甫》裡面，也包括他當時給我的一些信。」 有一封信里郭先生講得非常沉痛，大意是說，他很羨慕周那樣的年輕人，而自己已經不可能了，「成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希望我在那條真正的路上走到底，在泥巴裡面紮根，扎得越深越好。」周當時以為是鼓勵之辭，後來看了《李白與杜甫》，發現他實際上在講他自己的心情，郭沫若「分析李白晚年的一首詩，那首詩誰也沒有注意過的。但他就把這首詩說成是李白一生的總結和覺醒之作，說李白這首詩表明，他已經看透爾虞我詐的那個社會，從此以後決心走真正的路，做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這才是一條真正的路。把這個話跟給我信里的那個話聯繫起來看，其實就很清楚了，就是說他對當時的政治是非常絕望了。」對同一本書，兩種結論截然相反，可見文字的「模糊」性質能給人帶來多大麻煩。不過 ，對比那種判定《李白和杜甫》是拍馬屁之作的看法，顯然周國平因把握了文字背後的東西而看得更透徹。 ( http://www.tecn.cn )對馮友蘭，有人以他在「文革」期間的一些文字為據，認定馮精神屈膝問題不小。針鋒相對，也有人指出每個人的具體處境、性格各不相同，發出了「不要苛責古人」的呼聲。的確，馮先生許多年來一直處於來自最高處的聚光燈光的強烈照射之下，被一次次思想運動直接衝擊著緊盯著，作為知識分子是否從思想上被重塑的樣品，「想不說話都不行」，他所承受的泰山壓頂般的壓力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在此處境中，他在某一階段的言論發生一些變異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在那年代，連周恩來還說「江青是旗手」呢。晚年的馮友蘭找回自我，八十歲之後重寫七卷中國哲學史，這真是一個奇蹟。他的女兒馮宗璞先生說過一句很中肯的話：在水裡火里歷經那麼多年之後，他仍然能思想能搞哲學就很不簡單了（大意）。的確，無視特定的背景和每一個人的具體境況，孤立地著眼於文字本身，以非黑即白的簡單思維看問題，其結論必然有失公允。 ( http://www.tecn.cn )「白紙黑字」本身是簡單的，但它背後的東西縱橫疊錯，要比字面複雜許多。我想起一位報告文學作家的感慨:「憑同一資料,你可以把一個人寫成好人,也可以把他寫成壞人。」。這有點可怕，也常使人無奈。基於此，惟有全面把握表面文字背後的具體情勢，深入地體察當時當地的語境,方能正確理解和解釋。特別是做學問的人,天天和語言文字打交道，粗枝大葉主觀隨意信馬由韁，其結果往往是曲解，幼稚僵直斷章取義憑空猜測，更會將結論引向荒謬。對語言，對文字，對史料，還是小心一些為好。 ( http://www.tecn.cn )（該文發表於07年12期《雜文月刊》，作者授權天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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