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聯解體的15種學說

蘇東劇變以來，國內外政治界、學術界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多視角、多方法的探討和研究，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中國外交部原部長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間，曾利用各種時機向不下30位外國領導人請教過蘇聯解體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於30種，涉及上層腐敗、信仰異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經濟體制僵化、貧富懸殊、改革太急、與美爭霸失利，等等。」經筆者梳理，大體上有以下主要觀點。

「三大壟斷」說

以前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現俄羅斯共產黨第一書記久加諾夫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專家學者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是蘇共長期推行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真理。久加諾夫說：「蘇共喪失政權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長期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實行了三壟斷：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資源與經濟利益的經濟制度。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導致稍有不同於官方的意見，就會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就動用專政工具整肅、鎮壓，或投入監獄，或關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國、剝奪公民權利;壟斷了權力，使得蘇共及其領導人的權力凌駕於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現了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僚特權階級;壟斷了資源和經濟利益，使得社會經濟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資源被用於軍事工業，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蘇共的不滿日益增加。而在蘇聯那樣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往往會把對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專制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民族矛盾，一旦累積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就將導致民族動亂、國家分裂。」國內部分學者也支持這一觀點。如周淑真認為，「蘇聯共產黨垮臺的真實原因是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共產黨以為自己想說的都是對的——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以為自己的權力是神聖至上的——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為自己沒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三壟斷』從社會的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揭示了蘇聯一黨制的弊端和蘇共領導層制度性的腐敗，可以說是要言不煩，力透紙背，發人深思。」李凌認為，「蘇共『三壟斷』終於把自己葬送了」。

體制弊端說

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許多人士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蘇聯的體制性弊端。制度以及體現制度的體制，在根本上決定了一個政權的興衰成敗。如果體制本身存在問題，那麼個人因素和具體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轉不了大局。因而，蘇聯滅亡是整個體製造成的。閻明復在《蘇聯真相》一書的《序言》中指出：「本書在分析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這一重要問題時，以鄧小平『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一理論觀點為指導，明確指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體現這一模式的體制問題，並進一步指出，黨的問題也只有從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問題的本質，因為黨的問題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可以認為，以制度與體現制度的體製作為分析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這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王立新認為，蘇共「亡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諸多因素綜合起作用的結果。在眾多因素中，黨的組織制度的衰敗是帶有根本性的原因，蘇共制定的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權的執政方式，根源在於高度集權的黨內組織制度。」

改革失敗說

有許多人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敗所致。這主要有三種觀點：其一，認為蘇聯演變的決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線的錯誤和失敗，即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國家引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其二，認為是經濟體制改革失敗所致，即蘇聯劇變中首要的決定因素是現存社會主義在同西方經濟的競賽中失敗了，特別是在新技術革命期間，蘇聯的中央集權經濟不能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並駕齊驅;其三，認為是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民主改革」派，和以蘇共「二把手」利加喬夫的各層特權官僚保守派相互呼應，自始至終阻礙著蘇聯的改革進程，各項改革措施被層層「剋扣」，或者陽奉陰違，乾脆不得落實。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紀念前蘇聯「8·19」事件10週年時表示，自己在擔任前蘇聯主要領導人時未能及時進行改革，導致了政策上的失誤。蘇聯當年若能及時實行改革，那局面定會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而結果也會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週刊》援引戈爾巴喬夫的話說，前蘇聯國內和黨內改革的延誤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蛻化變質說

有的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的蛻化變質，拋棄了共產主義理想，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違背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認為，「蘇聯的問題是，從赫魯曉夫開始，提出了一系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惡性發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和路線，結果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張全景、周新城、張旭等認為，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是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李慎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黨建》和《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中剖析了蘇聯解體的深刻教訓，認為:「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於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精英叛變說

有的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真正原因是來自蘇共內部上層精英的變節，「是蘇共的上層精英在對蘇聯的發展方向進行討論所做出的決策結果」，是「一次來自上層的革命，舊統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對自己藉以統治的體制的忠貞，掉頭而去」。原蘇聯總統助理、戈爾巴喬夫辦公室主任博爾金認為，「無論是世界大戰、革命，還是兩大陣營的軍事、經濟對抗，都沒能摧毀和肢解這個偉大的國家。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大衛·科茲教授認為，「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佔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地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據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調查顯示，截至1995年，在俄羅斯總統周圍和政府部門任職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來自蘇聯時期的幹部;而那些發財致富的經濟精英，則有61%來自蘇聯時期的幹部，特別是共青團幹部和經濟領導人。

黨群疏離說

這種觀點認為，蘇共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逐漸背離了黨的性質和宗旨，拋棄了對人民的承諾和依靠，異化了黨群干群關係，「最大的政治優勢」變成最大的疏離，魚水關係變成了水火關係，最終失去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不斷喪失，以致在宣佈非黨化、黨非法化、蘇共解散、國旗降落之時群眾均無動於衷，「沒有一個人出來捍衛自己的國家」。肖德甫指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終極原因、根本原因、決定性因素，在於執政黨——執政黨的思想路線、執政黨的政治路線、執政黨的領導方式、執政黨的作風形象、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執政黨的領袖集團;在於執政黨與民眾的關係——是認同，還是拒絕;是擁護，還是反對;是得民心，還是失民心。對大多數人心靈的缺失和擁有，才是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生死存亡、興盛衰落的決定因素。」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1990年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佔個4%，代表全體人民的佔7%，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佔11%，而代表黨的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

腐敗亡黨說

有些政治家和專家學者認為，腐敗是執政黨和平時期最大的危險，搞垮蘇聯的不是分子，不是外國敵對勢力，而是蘇共的黨內腐敗。利加喬夫在《戈爾巴喬夫之謎》中指出：「一股可怕和無孔不入的營私舞弊勢力，簡直是一瞬間，大約一兩年時間，就取代了幾十年在蘇共和整個社會中滋長並氾濫的營私舞弊分子。這股勢力扼殺了1985年4月以後在黨內出現的健康發展的開端。這股寄生勢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馬鈴薯甲蟲一瞬間吃光馬鈴薯的嫩芽那樣，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結果，一個奮起實行改革的國家就這樣失去了平衡，受到動搖，現在已墜入深淵。」黃葦町認為，「在作為執政黨的蘇共內部，特別是在蘇聯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層中存在著相當普遍的腐敗現象。這種腐敗現象的基礎在造成蘇聯長期停滯的勃列日涅夫時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蘇共的主要力量並不是分子，而是蘇共黨內的腐敗分子。」

「斯大林」說

有部分學者認為，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主要源於對「斯大林模式」堅守或否定的結果。這分為兩種看法：一種認為長期堅守「斯大林模式」，導致蘇聯解體;另一種堅持「非斯大林化」的說法。「斯大林模式」說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斯大林執政時期所形成並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結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窒息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阻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最終導致了蘇共解散、蘇聯解體。與「斯大林模式」說相反， 「非斯大林化」說則認為，「蘇聯解體、蘇共滅亡是由於1953年過世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的繼承人(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為止的蘇共領導人)大反斯大林、全盤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惡果」。

和平演變說

該觀點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結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武力後盾和軍備競賽遏制蘇聯的同時，強化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價值觀、民主觀和執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和民族分立主義勢力，加速蘇聯的「多元化、民主化」進程。194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國際關係委員會的演說中，就明確提出了瓦解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從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國家管理、幹部道德基礎、作風形態、青少年培養上對蘇聯實施全面的和平演變戰略。40多年後，「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完全實現了。因而，有的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是蘇聯演變的思想淵源;「民主化、公開化、多元化」迎合了西方國家和國內反動勢力的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和平演變的政治策略。

戈氏葬送說

有些學者把蘇聯解體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歸咎於戈爾巴喬夫。美國前國務卿貝克爾曾指出：「冷戰的結束，得益於戈爾巴喬夫，如果不是他，如今所發生的轉變不會開始。」美國作家喬治·哈夫說：「所有這一切都是戈爾巴喬夫乾的。」還有的學者提出「叛徒論」，認為戈爾巴喬夫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是亡黨亡國的罪魁禍首，是葬送蘇聯社會主義大業的首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維」，是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改革的含義已經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有的提出「平庸論」，認為他缺乏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膽略和能力，在領導改革中出現種種失誤和錯誤，在複雜的政治較量中節節敗退，致使整個國家迷失方向，危機驟增，秩序失控。特別是在危急關頭，他只顧個人得失，主動放棄陣地，直至「8·19」事件發生，蘇共到了生死存亡關頭，他竟棄船而逃，自動辭職，使蘇共迅速走向衰亡。

民族矛盾說

有的認為，蘇聯解體是蘇聯長期以來實行大俄羅斯主義民族路線，對內搞霸權主義，引起非俄羅斯民族普遍不滿的結果。蘇聯本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多民族國家，俄羅斯人就佔全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複雜而尖銳;而且建國時期簽訂的聯盟條約為民族的分裂埋下了隱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新思維為民族主義的氾濫提供了契機，最終將統一的蘇聯引向了分裂。蘇聯演變的過程也是蘇聯民族關係日趨緊張、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見增長的過程。雷日科夫認為：「民族關係，成了摧毀蘇聯的攻城槌。」

軍備競賽說

有學者認為，蘇聯集中巨大的財富、科技、人力等資源，主要用於擴軍備戰，開展美蘇軍備競賽，畸形發展重工業和國防軍事工業，國家財力投入過多過大，加劇了國民經濟結構的比例失調。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窮兵黷武，與美國搞「太空」競賽，對廣大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推行「援助」式的滲透和捆綁，發動阿富汗戰爭等多次侵略，壓制東歐國家本土化的改革，擴張霸權主義，使國防軍事開支猛增，國內各類矛盾積聚，經濟衰退，民生凋敝，國力不支，最終拖垮蘇聯經濟元氣，大傷蘇聯人民元氣，導致蘇聯解體。

可以避免說

有的學者認為，蘇聯的解體並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前蘇聯部長級的高層領導人B.A.米哈伊諾夫作為蘇聯解體的親歷者，對蘇聯解體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他「堅決否認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說法。他認為，儘管存在導致解體的因素，但同樣存在能夠消除這些因素、維護國家統一的足夠有力的機制。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國內的情況很複雜，糧食供應時繼時續，經濟增長波動，對文化和科技的撥款削減。安得羅波夫已決定實行改革，他本人就親自參加了改革方案的擬定，包括在蘇聯經濟體制中引進市場機制的內容。在1970—1980年代之交，現代化的題目已經提上日程。甚至戈爾巴喬夫1987年在慶祝十月革命70週年的講話中也包含相當成熟的改革內容。如果能實行安得羅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當年能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絕對是另外一個國家，在和西方的對抗中絕不會處於弱勢。同時，他認為，「蘇聯解體是冷戰——實際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蘇聯解體的悲劇是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分化開始的」;「蘇聯解體是1991年一系列事件的邏輯結果」。

合力因素說

有的學者認為，蘇聯解體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是多種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米羅諾夫認為，「是各種因素綜合起來才導致蘇聯解體」。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侵害民族利益的一體化做得太過火，經濟一體化的危機，不合理的、錯誤的民族建設，共產黨的危機，蘇聯的政治體制立足於硬性的中央集權之上，意識形態的危機，民族精英的背叛，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全面經濟競爭失敗，精英的蛻變，西方的干涉等等。「只有把上述觀點綜合起來才能或多或少正確地解釋蘇聯解體的原因」。

輿論失控說

有學者認為，蘇聯改革過程中，新聞媒體脫離黨的領導，導致輿論失控，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他們還把新聞改革到政權喪失的過程概括為一個模式：新聞改革——媒體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眾不滿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體。趙強認為，新聞改革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使蘇聯經過幾十年努力構築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防線，短短幾年間就從內部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還有意識形態衰落說、社會主義陣營分裂說、民主缺失說、烏托邦說、病態早產說，等等，這都對我們全方位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