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 美國兩黨政治走向及對特朗普外交的影響

作者簡介

刁大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內容提要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集中展現了當前民主、共和兩黨所面對的重大挑戰。在民意訴求焦點從「文化-族裔」轉向「經濟-階層」的背景下，兩黨在政策理念、選民分布結構、組織梯隊及動員模式上不同程度地面臨著調整與選擇。正是由於兩黨的不同變化，特朗普的「本土主義」和「反建制派」傾向暫時為共和黨贏回了藍領中下層群體的支持。這就意味著，民主黨需要尋找到奪回藍領中下層的新理念，而共和黨則需要努力維持「特朗普聯盟」。共和黨的內部調整決定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上的混合路徑，即在接受共和黨傳統對外政策傾向的同時盡量為「讓美國再強大」的「本土主義」傾向創造更多實現空間。

從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兩黨初選中的衝突到唐納德·特朗普上台後兩黨尤其是共和黨內部不斷出現的矛盾可以看出，如今美國的兩黨政治正步入一個重大調整與重新定位的階段。「由於兩黨內部分裂，可以說美國現在至少有四個黨……唯一能超越兩黨相互蔑視的，是兩黨內部派系的彼此敵視」，甚至目前的兩黨體制已被認為近乎於「空殼狀態」。那麼，民主、共和兩黨到底面對著怎樣的挑戰？其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去年大選後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兩黨政治正經歷著何種調整，未來方向又將如何？尤其是，政黨政治維度上的變動將給特朗普對外決策帶來怎樣的影響？基於對2016年大選政治的回顧以及選後美國政治現實的初步觀察，本文將嘗試就上述問題展開討論。

一、2016年大選與美國兩黨政治的挑戰

2016年美國大選因其複雜的民意氛圍、不同尋常的參選人、出乎許多人意料的結果以及在美國政治史中可能具有的節點意義等特殊性而引發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與剖析。國內學術界在選舉前後也就所謂「特朗普現象」或「桑德斯現象」及其反映出的美國困境、特朗普當選的深層次原因、特朗普所面對的限度與不確定性等重要議題進行了研判。在眾多研究中，政黨政治的變化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分析角度。從該視角出發，「特朗普現象」與「桑德斯現象」在不同程度上領導了各自黨內的「反叛」，也預示著兩黨在如何回應選民訴求上都遭遇了新挑戰，進而引爆了各自內部的重大分歧。必須承認，這些挑戰或分歧雖然在2016年大選中得到集中顯現，但遠未因為一場選舉的落幕而煙消雲散，而是還將在未來一段時間長期存在。具體而言，當今美國兩黨政治的諸多挑戰主要體現在政策理念、選民分布、組織梯隊及動員模式等方面。

（一）兩黨政策理念無法有效回應民意。貫穿整個選舉周期的各項民調顯示，經濟與就業始終是美國公眾最期待政治人物解決的核心事項，緊隨其後的是反恐與國家安全、移民事務以及奧巴馬醫改去留等議題，這種民意傾向一直延續至今。雖然美國經濟在主要指標上呈現復甦，但民眾仍不滿意於低水平的經濟提升與就業增加，為兩黨的政策理念調整提出了迫切要求。

事實上，至少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長期作為兩黨政治分野標誌的議題大多集中於「文化-族裔」維度，兩黨在競選中傳導給選民的「信息」屬於所謂「文化戰爭」範疇。但新世紀以來，「文化戰爭」遭遇解構：一方面，隨著選民代際變化特別是「千禧年一代」數量的激增，同性婚姻、墮胎等議題的爭議性下降，控槍等議題持續僵持，移民與族裔議題逐漸下沉為經濟與就業議題的子議題；另一方面，關注經濟與就業的民意訴求凸顯了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民眾的憂慮與不滿，以藍領中下層群體最為顯著。隨著民意聚焦從「文化-族裔」維度向「經濟-階層」維度的轉移，兩黨原本的「文化戰爭」也就隨之嬗變為所謂「邊境戰爭」，即「全球主義」與「本土主義」在國家發展方向、美國應對全球化、美國與世界關係再調整等議題上的激烈對抗。而這一新維度客觀上打亂了以「文化戰爭」劃界的兩黨分野，激化了黨內分歧，進而推動了黨內調整。

就民主黨而言，基於「文化戰爭」的所謂「身份政治」以及日漸形成的「全球主義」立場難以迎合關鍵民意。在去年耗時持久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中，代表著「平民主義」路線、重視藍領中下層訴求的伯尼·桑德斯異軍突起，促使「新民主黨人」（NewDemocrats）希拉里·柯林頓接納了相關政策表述。但最終的選舉結果說明，這種理念上的應急嫁接並未幫助民主黨穩住藍領中下層，究其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所謂「奧巴馬聯盟」（Obama Coalition）的徹底瓦解壓縮了民主黨的選民空間。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的勝利被認為是跨意識形態、跨年齡、跨族裔甚至跨宗教整合的結果。而其中關鍵一步即吸引了藍領中下層的選票、穩住了中西部各州，重演了「新政聯盟」（NewDealCoalition）和柯林頓「第三條道路」的成功。但不可否認，「奧巴馬聯盟」的民意基礎是金融危機大背景下民眾對變革的迫切期待。換言之，「可以相信的奧氏變革」暫時迎合了這種期待，但並不意味著民主黨徹底放棄了「身份政治」的政策理念。奧巴馬執政後的事實證明，其推進的經濟刺激計劃、全民醫改、氣候變化與能源改革、移民改革等政策議程逐漸疏遠了藍領群體。更為嚴峻的是，奧巴馬所承諾的「變革」尤其是在經濟與就業上的切實改善，始終未能令藍領中下層滿意。在這一大前提下，被普遍認為將延續奧巴馬政策的希拉里即便公開質疑「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也難以再維繫「奧巴馬聯盟」，藍領中下層期待著新一輪的變革。

其二，雖然表面上接納了桑德斯的部分主張，但希拉里的主要政策理念還是回歸到「身份政治」層面。所謂「希拉里聯盟」所聚合的群體，如女性、非洲裔美國人、城市青年人、同性戀者、環保主義者，與在選舉中至關重要的藍領中下層存在著頗多差異。其結果即固化了藍領中下層群體對希拉里的刻板印象：「她不關心我的工作」或「她不會爭取幫我留住工作，而會將工作機會給少數族裔或者外國人」。這也是將近80%的特朗普支持者抱怨「政府在扶助少數族裔群體上做得太多了」的原因所在。

其三，民主黨在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藍領利益上原本就存在兩難選擇。對於如何在「經濟-階層」維度上充分呼應，「新民主黨人」和「進步主義民主黨人」（ProgressiveDemocrats）之間存在分歧。前者強調發展經濟、擴大貿易、實現「就業福利」的「全球主義」，後者則日益傾向於以貿易保護和「大政府福利」來維護國內藍領群體利益的「本土主義」。選舉期間的民調顯示，民主黨受訪者中對自由貿易協定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分別為56%和38%，而這組數字在共和黨受訪者中為38%和53%。可見，擁抱「全球主義」的姿態在民主黨內佔上風，加之「身份政治」導致的移民政策上的寬容立場，民主黨也就逐漸失去了藍領中下層特別是白人群體的選票。

就共和黨而言，回應關鍵民意訴求的是特朗普的「本土主義」傾向，而非共和黨內部已有的其他主流理念。從去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的混戰狀況看，黨內不同的利益訴求和政策立場在各參選人中都有代表，而特朗普最終獲得提名的主要原因正是其在兼顧不同利益與理念的同時，提出了足以暫時回應選民訴求、吸引選票的「本土主義」理念。

一方面，共和黨內部的差異化利益與政策理念無法提供解決法案。與民主黨以「身份政治」形成的相對趨同的利益訴求不同，里根時代以來的共和黨逐漸形成了囊括商業精英、軍事鷹派、宗教保守派以及藍領群體的「大帳篷」。即便在20世紀90年代柯林頓再度將藍領中下層召回民主黨陣營之後，共和黨仍是「生意」「槍炮」以及「聖經」的複合體，分別顯現出重視商業與貿易、強調軍事力量與軍工利益以及頗具宗教保守色彩的社會政策傾向。作為奧巴馬「大政府」政策的回應，共和黨內部再度湧現出以所謂「茶黨」為代表的新勢力。「茶黨」勢力的主要訴求體現為尊重憲法（即強調自由權利）、懷疑政府（懷疑政治精英、減少支出和稅收、減少政府管制、強調個體自食其力）以及恐懼社會變化（對多元族裔趨勢擔憂、反對寬鬆的移民政策）。這一新趨勢進一步分化了共和黨溫和派特別是商業利益的影響力，促使共和黨在極端保守化的方向上漸行漸遠。而「茶黨」勢力自身也由於財政議題在選舉中的弱化而逐步與宗教保守派合流，形成了所謂「茶黨福音派」（Teavangelicals）。

但無論如何，共和黨內部不同利益訴求雖然不同程度地與藍領中下層群體存在關聯，但都無法全面而徹底地回應其訴求。比如，雖然共和黨的保守理念和傳統價值觀在藍領中下層特別是白人群體中具有高度認同，「茶黨」勢力的「反建制派」傾向也迎合藍領群體對政治精英的不滿與不信任，但這些理念並未直接為藍領群體提供解決經濟與就業關切的任何方案，因而也無法製造有效的民意引力。

另一方面，特朗普藉助「本土主義」形成的「聯盟」具有脆弱性。「美國優先」「讓美國再強大」等口號以及「本土主義」主張填補了共和黨在政策理念上的空缺，被認為為共和黨贏回了所謂「里根民主黨人」即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藍領中下層白人群體的支持，進而特朗普也成為了自1984年以來首位同時贏得俄亥俄、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及艾奧瓦等五個藍領群體主導州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但必須看到，如今的「特朗普聯盟」（Trump Coalition）可能與八年前「奧巴馬聯盟」同樣脆弱。雖然其商業背景、對軍事力量的重視、在移民等社會議題上的保守立場以及「反建制派」的身份定位分別滿足著共和黨內的不同利益訴求、實現了在競選政治意義上的「最大化」，但如何在執政中特別是具體政策中有效平衡這些理念與訴求，決定著「特朗普聯盟」的穩定性。同時，藍領中下層群體這次政黨「倒戈」的最大前提是對奧巴馬八年執政的不滿情緒以及對真正切實變革的急迫期待。換言之，未必是藍領中下層群體真正理解並徹底認同了特朗普的「本土主義」議程，而是他們極度失望地放棄了民主黨。這就意味著，如果特朗普在短期內無法兌現競選承諾、無法以具體政策效果回應藍領群體，「特朗普聯盟」極可能也只是曇花一現。

（二）兩黨選民分布結構正在經歷關鍵變化。民主、共和兩黨在政策理念上的不同選擇直接決定了兩黨不同的選民分布結構，進而左右著兩黨政治力量對比的未來趨勢。

就民主黨而言，雖然少數族裔人口比例持續激增，但強調「身份政治」、以少數族裔為關鍵基本盤的民主黨卻並未獲得相應提升的政治影響。其一，少數族裔激增的主動力來自於拉美裔的不斷湧入和高生育率，而與非洲裔對民主黨的絕對傾向（87%支持民主黨、7%支持共和黨）不同，拉美裔群體對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率大致為63%和27%。這就意味著，以拉美裔增長驅動的少數族裔增長並不能很快幫助民主黨擴大相對於共和黨的絕對優勢。甚至在事關重大的搖擺州佛羅里達，作為關鍵群體的古巴裔美國人反而長期保持著共和黨傾向。其二，少數族裔群體分布較為集中，並不足以在全美範圍內構築與人口比例相匹配的選舉影響。非洲裔和拉美裔在州層次分別集中於南方和西部以及西南部各州。且除非洲裔在哥倫比亞特區微弱過半之外，少數族裔尚未在任何一個州的人口及選民結構中佔據多數，因而也就無法確保民主黨的主導。同時，出於複雜的政治考慮，所謂「少數-多數選區」（Minority-MajorityDistrict）的存在雖然表面上有助於少數族裔在國會眾議院中的代表性，但卻在事實上弱化了少數族裔群體可能帶給民主黨的充分席位。其三，作為民主黨傳統「大票倉」，非洲裔群體的投票率卻出人意料地明顯下降（從2012年的66.6%降至2016年的59.6%）。該趨勢初步說明，民主黨的「身份政治」是否奏效與候選人本身的族裔身份關係密切，進而限制了「身份政治」的實際效果。

就共和黨而言，隨著「奧巴馬聯盟」的瓦解與「茶黨」勢力的崛起，共和黨在中西部和南方同步且逐漸地收穫了更多選民支持。比如，與2008年大選相比，奧巴馬在2012年輸掉了位於「鏽蝕帶」（RustBelt）的印第安納州，2016年希拉里則輸掉了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三州，從而足見共和黨在藍領中下層群體中的滲透式斬獲。再如，對比第110屆國會眾議院（2007~2008）和第114屆國會眾議院（2015~2016）中共和黨議員的各州分布可見，共和黨議員比例增長的27個州廣泛地覆蓋了中西部的絕大多數州以及較多南方州。甚至在2014年中期選舉之後，來自南方各州的所有民主黨國會 議員已再無白人。這種變化說明，共和黨一方面在「茶黨」驅動下繼續在南方地區擠出了民主黨溫和派勢力，徹底完成了南方的「共和黨化」，另一方面也正在填補「奧巴馬聯盟」瓦解後在中西部或藍領群體中留下的政治空間，而此態勢也在特朗普的競選中得以進一步鞏固。但與此同時，共和黨在這兩個區域的力量擴展也預示著其在政策理念和選民結構上所面臨的不同選擇，即繼續保守化或者著力吸引藍領中下層。特朗普的當選顯然代表後者。

（三）兩黨政治人物不同程度地存在梯隊問題。從歷史經驗看，美國總統政治往往會保持一定的代際連貫性。在2016年選舉之前的43位美國總統中，繼任者比離任者年長至少一歲的情況只有10位，其中年長10歲即所謂「代際逆調」的情形只發生過三次。而70歲首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不但打破了里根創造的最年長總統紀錄，而且其與奧巴馬15歲的差距也刷新了「代際逆調」的歷史。事實上，即便是希拉里當選，13歲的年齡差也可追平歷史水平。如此歷史性的年齡差背後揭示了當前兩黨政治人物愈發嚴重的梯隊建設問題。

就民主黨而言，梯隊難題在於奧巴馬與希拉里所代表勢力之間的矛盾。奧巴馬在2008年的當選充斥了以「圈外人」形象、承諾打破傳統「建制」的變革成分。奧巴馬執政的八年中，兩黨在招募參選人或黨內提名初選中都不同程度地青睞「反建制派」或「圈外人」，這一傾向也直接體現為桑德斯的崛起。然而，希拉里在民主黨內的強勢存在還是籠罩了2016年的民主黨初選，但其「高高在上」的「建制派」形象成為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種所謂「豪車自由派」（limousineliberal）的刻板印象進一步疏遠了藍領群體。如今，敗選之後的民主黨急需在全國政治舞台上的新面孔與新代言人，到底是繼續堅持在「身份政治」意義上刷新歷史的「圈外人」風格，還是強調政治經驗與政策專業度的「建制派」，本質上取決於民主黨在理念與路線上的選擇。

就共和黨而言，奧巴馬的當選刺激了共和黨「反建制派」的新世代政治人物的湧現，比較典型的例子即拉美裔新生代共和黨人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特德·克魯茲（Ted Cruz）等人進入國會，甚至參與了2016年大選的共和黨初選。但由於共和黨特別是「茶黨」勢力對政府角色的挑剔甚至深度懷疑，「建制派」與「反建制派」之間的界限在共和黨內部更為模糊。其結果是，共和黨內部「反建制派」浪潮在一次次選舉中被層層推高，導致毫無政治經驗的特朗普相對於已步入「建制」的盧比奧等人而言反而成為了新的「反建制派」。但必須發酵，特朗普又無法有效加以控制，他本人也極可能不得不面臨黨內新一波「反建制派」的發難。

（四）兩黨傳統動員模式遭遇社交媒體挑戰。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2016年大選標誌著美國政治正式步入依附於智能移動終端的「社交媒體時代」。有民調顯示，62%的美國成年人不同程度地憑藉社交媒體獲悉新聞，而這個數字在2012年還僅有49%。具體到2016年大選，44%的美國成年人通過社交媒體獲取選情信息；雖然民調顯示民眾仍認為通過電視（24%）了解的情況比社會媒體（14%）更可信，但社交媒體在18歲到29歲的年輕群體中贏得了更高信任度（35%）。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以來電視傳媒的廣泛使用強化了所謂「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舉生態，而可以實現「雙向交互溝通」的社交媒體不但突出了政治人物的中心地位，還極大弱化了傳統政黨機器在動員、募款等方面的固定角色。

社交媒體所實現的直接動員，為兩黨各自內部的「反建制派」政治人物提供超越傳統政黨體系崛起的捷徑。一方面，社交媒體的「口號化」「激進化」和「通俗化」傳播風格迎合了民眾對現實或「建制派」的不滿；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導致政治人物自身可以主動實現議程設置、製造「新聞點」，從而解構了由「建制派」、政黨體系或專業精英主導的傳統傳播議程。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社交媒體在選舉之後的繼續廣泛使用，即特朗普的所謂「推特治國」。這一現象事實上是將超越傳統政黨體系的「以候選人為中心」的競選模式延續放大，轉換為試圖超越傳統政治體制約束的「以總統為中心」的執政模式。通過自下而上的「永續競選」（permanent campaign）穩固支持基本盤的同時，特朗普在處理本黨內部關係以及與民主黨關係上也獲得了更為寬鬆的餘地。

二、特朗普政府與美國兩黨政治的走向

當「特朗普現象」變成「特朗普政府」之時，選舉中在本黨內部「反叛」也就上升為主導政黨政治走向的核心因素。一方面，自特朗普執政以來，民主、共和兩黨不同程度地呈現陷入內部衝突與協調狀態。對於兩黨各自調整的方向，有觀點預測認為，「桑德斯的競選迫使民主党進一步左轉，這或許代表著民主黨的未來趨向；而特朗普的競選則試圖使共和黨回歸溫和的保守意識形態，但它可能只是共和黨的異端」。但客觀而言，究竟誰會成為「未來趨向」，誰又是「異端」，都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另一方面，兩黨各自的調整會否將美國政治拖入所謂「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甚至進入「新周期」，也構成了判斷美國政治未來走向的重要指標。

就中短期發展態勢而言，兩黨政治的主題是「政黨建設」。通常，「黨爭極化」被認為是美國兩黨政治的主線。但在2016年大選之後，特別是隨著共和黨自1928年以來首次同時掌握白宮、國會兩院多數、各州州長多數以及可能決定聯邦最高法院政治生態的大權之後，除了在國會參議院憑藉「冗長發言」等方式發起立法阻攔之外，民主黨暫時失去了與共和黨展開極化對峙的大多數平台。在「黨間政治」不對等的狀況下，兩黨各自的「黨內政治」日漸上升為美國政黨政治的主題。而這裡的「黨內政治」集中表現為「政黨建設」（party building），即兩黨集中回應前文所述的政策理念、選民分布結構、組織梯隊或動員模式等方面的問題。

痛定思痛、徹底總結2016年敗選經驗，是民主黨一切調整的出發點。依據希拉里自己的反思，強化數據收集與運用、保持黨內不同理念之間的團結、完善經濟議題表述、繼續推進關於所謂「通俄門」調查等都是當前民主黨需要完成好的任務。其中，被希拉里放在首位以示重視的「強化數據建設」，無疑是民主黨面對「社交媒體時代」新挑戰而改善組織、動員模式的必要選擇。「我不是這些領域的專家，但我足夠清楚地知道，大多數人正在從屏幕上獲取信息，所以我們必須全天候地準備好」，但這顯然並不充分。

顯而易見，民主黨當前最為重要的任務還是形成新的理念和路線，即在「文化-族裔」和「經濟-階層」之間的調整。如果堅持所謂的「身份政治」，強調在性別、族裔、年齡及受教育程度上的差異性，特別是過度重視少數族裔群體和受教育程度偏高的白人群體，民主黨勢必會繼續主動失去藍領中下層，只能等待少數族裔人口規模及其相應影響力的持續增長來奪回政治主導權。但這一路線必須為塞繆爾·亨廷頓關於「我們是誰」的叩問提供妥善回答，否則將會釀成美國國民特性的深度分裂。與堅持「身份政治」相對應的，是桑德斯所倡導的「平民主義」政策，即儘力充分回應藍領中下層群體的訴求。但要穩固當前基本盤，又要實現藍領群體的迴流，事實上最為理想的方式是民主黨在「文化-族裔」和「經濟-階層」兩個維度上實現充分的平衡：即強調對藍領中下層和少數族裔群體的同等關注、客觀承認並儘可能解決少數族裔激增以及開放移民政策給美國經濟社會帶來的衝擊，在重視多元國民特性的同時強調美國社會必備的內聚力。

從近一年來多次選舉的實際情況看，民主黨仍舊處於新路線的摸索階段，並未因「新民主黨人」的失敗而快速轉向桑德斯或國會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等代表的「平民主義」與「進步主義民主黨人」路線。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民主黨候選人喬恩·奧瑟夫（Jon Ossoff）和羅布·奎斯特（RobQuist）分別在喬治亞州國會眾議院第六選區和蒙大拿州全州國會眾議院選區席位補選中的不佳表現，兩人因為所謂的「反建制派」定位而得到了桑德斯等人的支持，但最終均未獲勝，說明了民主黨新理念形成中的現實難度。同時，在2017年11月新澤西和弗吉尼亞兩州將舉行的州長選舉中，目前民調持續佔優的民主黨候選人菲爾·墨菲（Phil Murphy）和拉爾夫·諾瑟姆（RalphNortham）都充分強調了經濟與就業議題，努力回應選民訴求，但他們卻皆為黨內的「建制派」或溫和派，甚至墨菲還在黨內初選中戰勝了桑德斯支持的「反建制派」參選人。這也說明民主黨「建制派」可能正在主動接納、平衡「反建制派」的「平民主義」議程，但並未讓後者徹底主導「未來趨勢」。此外，值得強調的是，身為猶太裔的奧瑟夫在喬治亞州國會眾議院席位補選中再次遭遇了非洲裔群體投票率低的尷尬，從而重現了民主黨「身份政治」的局限性。

如果說民主黨正在經歷新選擇的話，共和黨卻正在進行新一輪的大融合。如前文所談及的那樣，決定特朗普勝出的「特朗普聯盟」能否存續，特朗普與共和黨「建制派」之間如何互相塑造，構成了當前共和黨黨內整合的關鍵看點。從其執政初期的現實情況看，特朗普在「聯盟」的維持上至少做出了三方面的努力。

其一是接受並儘可能平衡黨內已有的不同利益訴求。比如，在內閣與白宮團隊的組建中，特朗普充分任用了商業精英、軍事將領以及來自南方的保守派共和黨政治人物，顯現出對傳統共和黨不同利益的「最大化」代表。又如，在政策議程上，特朗普基本上與共和黨「建制派」保持了總體方向一致，比較重要的體現如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支持推翻並替換奧巴馬醫改的努力、推進稅收改革、減少政府監管、推翻奧巴馬的能源政策、重視軍力、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對伊朗採取強硬立場等。至少從其執政9個月以來的民調走向看，這種接受與平衡策略達到了較好效果，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群體當中的支持率為67%，雖然相比上台之初的水平（80%左右）有所下降，但其縮水比例仍小於總體民調（從45%降至32%），說明特朗普維持了較為穩定的黨內支持。

其二是堅持「本土主義」路線、穩固藍領中下層群體。白宮總戰略師史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等人的最初得勢標誌著特朗普政府在「本土主義」政策維度上的延續；但即便在班農去職之後，特朗普為了維護「聯盟」中最為重要的藍領群體仍會堅持這一政策議程。目前已有的行動包括退出TPP、「限入令」的最終實施、美墨邊境築牆、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採取各種手段促使美國企業投資迴流、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期待以稅改來提振美國經濟與就業水平，等等。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三州8月中旬進行的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別為34%、35%、32%，雖然都顯著低於將近六成的不支持率，但卻與2016年大選投票日出口民調結果即39%、42%、35%不存在本質區別。換言之，藍領中下層群體對特朗普的期待和支持尚未發生重大變化。這說明藍領群體對特朗普現行政策並不反感，或者仍處於對其可能政策議程的觀望期，至少為特朗普提供了兌現承諾的一定空間。

其三是利用「反建制派」定位遊走於兩黨政治之間。在兼顧共和黨傳統利益和藍領中下層群體訴求的同時，特朗普保持了「反建制派」的身份定位，並藉此不斷向作為「建制派」的國會共和黨施加壓力。比較典型的表現是，在與國會共和黨步調不一致時，特朗普會通過社交媒體等方式向對方喊話，甚至指名道姓地針對國會兩院共和黨領袖或主要議員進行攻擊。有60%的共和黨人認為特朗普更為有效地聯絡選民，而代表國會共和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得到的數字卻只有16%。更為嚴重的是，79%的共和黨受訪者認為特朗普代表著本黨的正確方向，而國會共和 黨卻被大多數本黨民眾認為走錯了路。由此可見，特朗普目前有效駕馭了共和黨基層民眾不信任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情緒，在與「建制派」的交鋒中佔據了上風。與此同時，特朗普在2018財年延續撥款與所謂「追夢人」移民改革等議題上與國會民主黨而非共和黨的協調，發出了其作為「反建制派」可以超越「建制派」兩黨兩極紛爭、做出務實決策的信號，也明顯迎合了民眾對兩黨政治日益加劇的不滿情緒。而如此在某種程度上遊走於傳統兩黨政治之間的做法，正在引發共和黨陣營內部關於「到底誰可以說，特朗普目前正在主導共和黨的黨內整合過程，甚至已成為共和黨乃至華盛頓政治圈中最具影響力的權力中心。這雖然有助於特朗普進一步推進「本土主義」政策，但問題的核心還是在於政策能否真正奏效，從而留住藍領中下層。比如，稅改計劃或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最終能否為藍領中下層帶來滿意的經濟提振。與此同時，特朗普陣營也存在通過其他方式嘗試留住藍領中下層特別是白人群體的可能性。目前最為典型的表現即，在2017年9月26日亞拉巴馬州國會參議院席位補選的共和黨初選第二輪投票中，極端保守且具有「白人至上主義」傾向的「反建制派」參選人羅伊·穆爾（RoyMoore）擊敗了在任者盧瑟·斯特蘭奇（Luther Strange）。雖然特朗普出於與國會共和黨的合作需要而支持了斯特蘭奇，但與其共享著「本土主義」傾向的班農卻支持了穆爾。這就意味著，「本土主義」正在迅速與「白人至上主義」「反建制派」傾向合流，將藍領中下層白人群體所關注的經濟與就業議題的矛頭指向多元族裔結構和「建制派」政治精英。進而，回應藍領中下層白人群體訴求的邏輯相應調整為：「讓美國再強大」，就要維持並強化白人群體在美國的主導地位，「讓美國再次『白』起來」，並徹底取代無法回應民意的「建制派」精英。換言之，這就導致了「經濟-階層」維度再次回歸到「文化-族裔」維度，甚至是以「文化-族裔」的方案來解決「經濟-階層」的問題。必須看到，這種議題闡述框架的「偷換」操作，雖然無助於解決當前美國的現實困境，但在未來競選周期中卻極可能收穫效果。其結果是特朗普政府在無多數民意支持情況下有可能得以繼續穩固，而美國社會與民意層面則會進一步撕裂。

就長期發展趨勢而言，關鍵的問題即兩黨政治是否將面對「新周期」。「特朗普聯盟」推開了在「政黨重組」和「區域主義」（sectionalism）意義上的「變動之門」：藍領中下層群體逐漸轉向共和黨，導致了兩黨基本選民盤的變動；隨著藍領群體的政黨轉換，所謂「鏽蝕帶」中西部也逐漸同方向調整，形成了兩黨勢力範圍在全美政治版圖上的變動。按照相關研究的觀點，這兩個層面的長期變動意味著美國政治將步入新的「政治周期」，而這個「新周期」極可能是一個以保守立場為主導的共和黨周期。

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樣，藍領中下層群體與中西部的政黨政治變動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就已經悄然開啟，而2016年大選中的變動更像是一種積蓄能量的大爆發。但鑒於民主、共和兩黨都正在經歷黨內各自的路線與理念調整，且這一調整的核心要處理如何回應藍領中下層群體利益訴求，2016年大選顯現出的暫時變動是否將被固定為一種長周期趨勢，一定需要在2018年中期選舉和2020年大選中加以驗證。如果特朗普主導下調整的共和黨得以在2018年中期選舉和2020年大選中繼續維持甚至強化對藍領中下層群體和中西部地區的控制，就有更多證據斷定這次「政黨重組」與「區域主義」變動的連貫性特質，進而指明美國政治「新周期」的方向。這也意味著，「特朗普聯盟」所開啟的其實只是一個舊周期尾聲或一個新周期序曲的漫長前奏。

三、政黨政治對特朗普外交的影響

當今民主、共和兩黨「黨內政治」的重大調整，勢必影響到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決策，牽動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走向。通常而言，政黨政治層面對外交政策的影響集中體現為「政黨偏好」和「國際安全環境」的交互作用。如表1所示，這兩個主要變數的交叉互動可以構成的四種理想情景，為評估相關影響提供了初步框架。

由於要維持「特朗普聯盟」，即在團結並平衡本黨黨內傳統利益、並繼續回應藍領中下層訴求，特朗普不但要延續共和黨的傳統外交路線，更要努力為「讓美國再強大」的「本土主義」路線創造存在與落實的充分資源。換言之，特朗普主導的「政黨偏好」同時包含了體現共和黨傳統立場的「國家安全與軍事存在」與「經濟利益與國內建設」，而後者也因為可以滿足藍領中下層關切而被格外強調。這種覆蓋並不意味著「政黨偏好」因素失效，反而意味著不同「政黨偏好」在利益相關的不同外交政策議題上將同步發揮的影響。

「政黨偏好」在傳統路線和「本土主義」路線上的全覆蓋，充分展現在特朗普當前外交實踐的多個方面。比如，特朗普白宮團隊核心成員已多次公開構建理念，努力強調「美國優先」在共和黨傳統外交思維當中的「當然存在」。2017年5月30日（即特朗普首次出訪回國之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加里·科恩（GaryCohn）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曾共同發表文章指出，「『美國優先』並不意味著美國獨行，而是美國保護並發展其關鍵利益並與盟友和夥伴形成合作與強化關係的承諾。……美國優先標誌著美國領導力和美國政府海外傳統角色的重塑，即採取外交、經濟以及軍事能力來強化美國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並擴展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7月13日（即特朗普第二次出訪之後），兩人再度聯署公開發表的文章，重申「『美國優先』植根於對我們值得捍衛並提倡的價值觀的自信，這是一個我們在全球的夥伴和盟友面對著巨大挑戰的時代，同樣也是一個具有格外機遇的時刻。我們結束這次訪問時，對於未來，特別是美國與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可以合作實現的未來，持有極大的樂觀期待」。這些將「美國優先」納入共和黨傳統外交框架的對外政策理念表達，就是在努力平衡維持傳統盟友關係和特朗普所要求的在盟友間「更為公平」的義務分擔，進而平衡由不同「政黨偏好」驅動的外交導向。再如，特朗普政府試圖在不同「政黨偏好」之間建立聯動。這種聯動體現為以「軍事存在」作為實現「經濟利益」的保障，即以「軍事存在」換取「經濟利益」，比如試圖採取所謂「大交易」方式重新調整與相關國家的經貿關係甚至已有的經貿協定，又如通過強調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威脅來推進針對相關國家的軍售，再如通過對俄制裁促進美國天然氣對中東歐國家乃至整個歐洲的出口等。

同時，由於要維持「特朗普聯盟」、實現「讓美國再強大」，特朗普將所謂「國際安全環境」的界定範圍擴展到更多層次。除了理想情境中的「國際安全環境」被細緻分解為恐怖主義現實威脅和國家潛在安全威脅之外，特朗普的「國家安全」至少還包括確保經濟與就業持續改善的安全、確保美國不被「不相稱的國際負擔」拖累等「內顧傾向」的安全。而在應對這些不同的安全威脅時，特朗普分別滿足或同時兼顧了「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兩個偏好，盡量平衡了共和黨內部的不同聲音。

事實上，如表2所歸納的那樣，「政黨偏好」的平衡和「國際安全環境」的多層次延伸共同驅動特朗普執政以來的外交政策呈現出在不同議題上的迥異路徑。具體而言，特朗普在應對不同的對外事務時接納或者改造了長期存在於共和黨內部的大多數政策傾向。其一，特朗普融合了篤信軍事力量並強調武力介入必要性的「保守鷹派」（conservativehawks）和協調使用武力、外交手段來實現明確國家利益的「保守現實主義」（conservativerealism），將存在差異性的兩者分別運用於應對現實安全威脅與潛在安全威脅這兩個層面上。其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徹底改造了維護國家主權與行動獨立、避免向潛在對手做外交妥協的「保守國家主義」（conservative nationalism)。特朗普將「保守國家主義」的重點從強調國家具體化為強調國家經濟利益的切實實現與維持，從而將「國家主義」或「本國主義」轉化為徹底與「全球主義」對立的「本土主義」，並將其實現手段軟化為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可能「交易」。其三，特朗普接受並擴展了反對海外軍事介入的「保守反介入主義」（conservative anti-interventionism）：以「應對首要威脅」原則調和了「反介入」與「鷹派」或「現實主義」之間衝突，並進一步將其擴展為強化「美國優先」的「反對全球化/ 全球治理的介入」，體現了美國在全球治理、國際合作、全球與地區安全等議題上的孤立傾向。

對於特朗普當前外交政策與共和黨傳統對外傾向之間的高度契合至少存在著兩種解釋。其一，畢竟特朗普仍處於所謂的「學習周期」或「被塑造期」，這就決定了其對外政策傾向存在借鑒甚至大量複製已有經驗的可能性。其二，所謂「保守鷹派」「保守現實主義」「保守國家主義」以及「保守反介入主義」等傾向在特朗普對外決策中的不同程度地存在，恰恰說明延續共和黨傳統外交路線與以對外政策實現國內訴求、回應藍領中下層群體的「本土主義」政策之間並不存在矛盾，而「本土主義」只是強化了共和黨傳統外交路線中的某些傾向。進而，特朗普也就在眾多對外議題上很快擁抱了共和黨傳統路線，同時也保證了藍領中下層群體在安全與經濟兩方面的訴求得到廣譜式的滿足，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助於鞏固「特朗普聯盟」。這也是原本被認為充滿不確定性的特朗普卻因其初期外交實踐而被評價為「傳統主義者」的重要原因。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由黨內新舊利益黏合而成的「傳統主義」，本質上是多元政治利益相互競爭與權衡後的妥協結果，遠非是旨在實現明確國家利益與長遠目標的戰略體現。

四、結語

「我就是你們的聲音。……我會重建這個國家 的法律與秩序。……沒人會比我更熟悉這套體制，所以只有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在接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曾如此「自我中心」地表達。與36年前里根所說的「我請求你們不要簡單地相信我……而是要相信你們自己的價值觀、我們的價值觀……並且確保我不辜負這些價值觀」相比，提名了特朗普的共和黨無疑正在「本土主義」與「反建制派」傾向的影響下經歷著一場微妙而劇烈的「黨內風暴」。而「奧巴馬聯盟」的瓦解、「身份政治」的失效、「經濟與階層」維度上的路線之爭，也令如今的民主黨不能迴避類似的挑戰。

對比而言，民主、共和兩黨各自的政黨生態本質上存在著一定差異。民主黨往往更像是具有相同政策訴求的多個不同群體的組合，而共和黨雖然以單一白人群體為主，但卻充斥著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理念。事實上，2016年大選以來，民主黨正在通過政策調整來吸收桑德斯的「反叛」，而特朗普的「反叛」則直接催生了所謂「特朗普聯盟」，並主導了共和黨內部繼「茶黨」勢力之後的新一輪理念整合。無論是政策、群體還是理念之爭，民主、共和兩黨目前的爭奪焦點已轉移為以「經濟-階層」維度為主要訴求的藍領中下層群體。民主黨需要新的理念和政策調整，而共和黨則完全可能在政策效果不彰的情況下回歸到以「文化-族裔」應對「經濟-階層」的「文化戰爭」路線。未來，爭奪藍領中下層的兩黨調整將影響美國政治的走向乃至「新周期」的開啟。

從政黨政治調整的視角觀察，「特朗普聯盟」在當前美國外交政策中映射為一種混合存在，即多個共和黨傳統傾向被部分接納、改造、擴展後組成的混合外交路徑。換言之，特朗普正努力在共和黨傳統外交理念中為「本土主義」尋找更大的空間。不過，一個無法繞開的關鍵問題是，這種多個「傳統」路徑疊加起來的外交風格，雖然能回應「特朗普聯盟」中的諸多利益，但到底將在多大程度上捍衛美國國家利益，或者只是特朗普被動且不連貫的短視決策的又一個體現？顯然，後者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最終的答案還需更多時間和事實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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