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為何做不成華盛頓：中美社會環境不同

（鳳凰網歷史頻道專欄作者王龍供稿）

喬治·華盛頓，美國的開國總統，他半生戎馬倥傯，贏得美國獨立，首創民主共和，是全世界民主的典範，成為各國人民千秋仰慕的理想人物。孫中山對華盛頓感佩良深，早年投身革命時，就對華盛頓景仰之至。誓言在中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

然而，孫中山與華盛頓最終的革命結果，卻殊途異運：華盛頓二任隱退，孫中山三月任終；華盛頓為美國創建的成熟的憲政體系被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爭相仿效；孫中山創建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體制卻如曇花一現，很快夭折，革命成果被袁世凱所竊奪。華盛頓的政治神話，難道真的像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言那樣，「好像能工巧匠創造的一件只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

一 西風東來驚神州

千百年來，中華大地內憂外患，戰亂頻仍，疾掠飛馳的馬蹄踏碎了多少帝幟王旗？那數不盡的兵火紛亂、興衰榮辱，機鋒權謀、宮廷血斗，誰不是為了一襲龍袍加身、萬世江山獨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罷，都是有秦皇之威，而無堯舜之德。雖然統一江山，畢竟封建帝王。打天下只為子子孫孫坐天下，建國家實則世世代代成家國。兔死狗烹，你死我活，乃帝制特色，王朝規律，試問誰曾逃脫過？

所以，當華盛頓這樣一位橫空出世的「異國堯舜」遠涉重洋，在近代時期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時，國人依據固有的歷史經驗，對他「舉賢禪讓」的行為讚嘆不已！在中國推翻封建專制的鬥爭過程中，華盛頓成為一面最好的旗幟，一個最吸引人的口號和標語。1922年，《申報》創刊50年慶時，報紙撰文說，回想近50年來，中國若有華盛頓這樣的人，人民哪裡還會遭受到那麼多痛苦！鄒容在《革命軍》中更是激情澎湃地號召「使中國大陸成凈土地，黃帝子孫皆華盛頓！」

身受美國教育的孫中山，比普通中國人站得更高，認識更理智清醒。他認為，華盛頓是一個「公民」而不是「神仙」，從「同心一致，以赴公義」的「國民革命」立場來看，那種對華盛頓頂禮膜拜、無限神化的論說，其實是「及中帶有專制國虛偽之遺傳，而自行杜撰」的結果。他把華盛頓請下「神壇」，認為華盛頓統兵出戰，「是各盡所能，以行義務，雖職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無所謂歸心於誰也」。革命中，他苦口婆心地對軍隊將領們說：「我們革命軍人，如果能夠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國的華盛頓，否則便是滇軍的某師長（軍閥）……」從此，孫中山為了實現「開通民智、改造中國」的革命理想，九死無悔，屢敗屢戰。他四方奔走，出生入死，挺身舉義，鞠躬盡瘁。一直到臨死之前還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文化土壤決定文化傳統。由於中美兩國所處環境、時局的不同，註定了孫中山那種「華盛頓理想」在中國一波三折的命運。

二次討袁失敗以後，國民黨在東京召開了一次會議，準備通過新的黨章，孫中山痛感自民國成立以後，國民黨鬆鬆垮垮，黨員目無紀律。他要恢復高度集中統一的鐵血專制，重塑領袖權威。他規定黨員入黨不僅要寫誓詞，按手印，還要宣誓服從孫中山，頗有封建幫會的人身依附味道。

早年效法華盛頓「雖職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決心，此時蕩然無存。一生忠實追隨孫中山的黃興憤怒了！這還是那個以平等、博愛、自由為旗幟的共和革命黨嗎？他嚴厲地質問道：這樣一個讓全黨效忠一個人的黨，把黨員分成三六九等的黨，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黨？是古羅馬的貴族院嗎？這是專制主義！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我們和袁世凱還有什麼區別呢？！黃興這一「攻擊」黨的領袖的行為，立即遭到一致譴責和孤立，黨內民意完全倒向孫中山一邊。

為什麼這種逆民主潮流的舉措，竟然能夠得到大多數革命黨人認同乃至擁護？也許，當革命屢屢失敗，存亡危急之時，孫中山感覺到，民主不能成為一盤散沙，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而在黃興的眼中，這與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民主與共和，是任何時候任何人都必須堅守的底線。這一點無存，不管他們兩人的感情有多深，他黃興都不答應！他們產生了嚴重分歧。會議之後，他與李烈鈞竟自出走美國去考察民主了。

臨行之前，孫中山無奈而傷感地贈聯挽留黃興：「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

黃興毅然掉頭而去。他深知擁護一個偉大的領導不如擁護一個偉大的制度。一旦「領導地位」被無限「強化」，以後要返歸正常，難而又難。孫中山本人不會過於獨權，但是誰能保證其繼任者也有這種道德覺悟？後來的事實果然被黃興不幸猜中。誠如毛澤東說過，中國「百代皆行秦政制」。我們一次次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總是跳蚤。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戰國時期莊子就說：「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權謀文化盛行了幾千年，為一已之私，軍閥政客們可以為所欲為。「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表演，就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民國肇始，孫中山也曾寄厚望於袁世凱成為「再造共和」的「中國華盛頓」。儘管袁世凱上台後，信誓旦旦地表示：「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但其骨子裡卻沒有一點點民主細胞。他橫下一條心，把皇冠從歷史的垃圾堆中撿了出來，最終死在了國民的反抗與唾罵聲中，皇帝夢只做了83天。

由此，當我們再反觀孫中山與黃興之爭，方知黃興堅持原則的難能可貴。非常時期與偉大領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敵，如果非常時期出現偉大領袖，那更是大敵的大敵。斯時斯際，民主價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權力輸誠，權力最會乘機把民主收編。美國之所以沒有產生獨裁者，是因為美國人對權力始終保持著警惕，獨裁者在他們的國土上沒有立錐之地。華盛頓儘管居功至偉，但美國人一直致力於破除對他的個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約翰「亞當斯促成華盛頓當選大陸軍總司令，可歷史的經驗使亞當斯深感擔憂：「凡強者無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們可能獲得的權力。」華盛頓聲望高漲，如日中天時，1785年，亞當斯清醒地忠告美國人民：「我為華盛頓的性格感到光榮，因為我知道他不過是美國性格的典型例證而已。」而當財政部長漢密爾頓1792年建議把華盛頓的頭像鑄造在美國硬幣上時，遭到了共和黨人的強烈反對，主要理由就是他在製造對華盛頓的個人崇拜。

華盛頓本人心地光明而又謙遜質樸，行事為人處處讓人體會到他的謙卑、真誠。在他的第二任總統任內，黨派鬥爭激烈，批判他的言論甚囂塵上，甚至到他已卸任時，仍然有不絕於耳的批評聲音。但他作風平和，踏實認真，總能虛心聆聽。他喜歡精神上的淡泊，從不願沽名釣譽，炫耀自己，他甚至謝絕了終生摯友克雷克醫生代表一位作者為他立傳的請求。他說「我希望能悄然無聲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斷與塵世的一切糾葛。」

華盛頓為自由留下的是路標，而不是墓碑，是激勵，而不是沮喪；袁世凱給中國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國富民強，而是「僭竊繼起，叛變屢作」的亂象。華盛頓早生於袁世凱137年，在民主與進步的意識上，袁世凱與華盛頓相差何止千萬里之遙。

孫中山要想在這樣一片皇權思想根深蒂固的國土上，實現他的「華盛頓理想」，何其難也！

二 西邊日出東邊雨

孫中山為何當不成「華盛頓」？仔細咀嚼，其中又有至味。

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年輕國家。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登上北美大陸以前，其中的41位男人就在船上籤署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我們這些簽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這就是美國精神的先軀，它否定了由來已久的君權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公意實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這個無比神聖的概念，從此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美國人的頭腦中。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國人可以義無反顧地犧牲一切直到生命。正如弗吉尼亞州行政長官亨利號召人民反抗英國暴政時慷慨激昂的演講：「難道生命如此珍貴？難道和平如此甜蜜？以至於非要用鐐銬和奴役去換取它們？我不知道別人何去何從，我的抉擇是：不自由，毋寧死！」獨立戰爭爆發之前，當英國統治者私自頒布「印花稅法」、強行解散紐約議會，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時，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華盛頓，他挺身而出：「當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顛老爺們必欲將我們的自由剝奪凈盡而後快的時候……為了保衛我們生命的一切息息相關的無限寶貴的天賦自由，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義無反顧地拿起武器！」

而在中國，實際情形卻遠非如此。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已進入「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末世，風雨飄搖的中華帝國，是被資本主義的炮艦強行轟開國門，被迫開始變革。從維新派、洋務派，直至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他們對近代中國種種現實困境的探索與分析，更多體現的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境和理想，即「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辛亥革命不久，孫中山應邀回國，組織臨時政府，途經巴黎時他滿懷希望地告訴記者：「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除此之外，無論何項政體都皆不宜於中國。」他忽視了幾千年傳承的政治結構對於器物更新、制度創新支配的頑強和有力。孫中山革命的結果，雖然顛覆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出台了一些革故鼎新、移風易俗的舉措，但從中央到地方的整個社會，卻仍舊籠罩掌控封建主義的大網之下。革命黨人背離了中國的現實生活，不管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均沒有對廣大群眾進行過刻意的宣傳、發動和組織。忽視民眾的力量，如何能夠得到廣泛支持？

對此，魯迅先生洞若觀火。在他筆下，民主共和觀念沒有觸及到地主趙七爺身上，他將長辮盤於頭頂，期待著皇帝再坐龍廷。革命的觀念甚至也沒有深入貧苦群眾的心中，例如阿Q、閏土、華老栓等，以致於阿Q認為革命不過和歷朝歷代一樣，就是打打殺殺，分錢搶女人而已。正如陳獨秀所言，「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社會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也沒有。所以口一張，手一伸，不知不覺都帶出君主專制臭味」。在此種情勢下，期冀通過一夜之間的革命來徹底改變中國的社會，無異於天方夜譚。

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華盛頓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高風亮節，使得自由民主的思想成為美國不可抗拒的潮流。那個時代正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時代，在法國有國王，在俄國有沙皇，在英國有君主，在土耳其有蘇丹。隨著獨立戰爭的勝利，有人擔心華盛頓很快就會成為美國的愷撒。約克鎮大捷後，一些有影響的人物也公開倡導起君主制來了。1782年5月，以大陸軍上校尼古拉為首的一批軍官秘密集合，積極籌劃擁戴華盛頓為國王。在那一刻，美國是否成為共和國，華盛頓稍一猶豫，歷史有可能就是兩樣。而華盛頓的抉擇是立即痛斥上書的尼古拉上校：「如果我還有一點自知之明的話，可以說你不可能找到一位比我更討厭你的計劃的人了。……因此，我懇求你，從你頭腦里清除這些思想……如果你重視你的國家，關心你自己或子孫後代，或者尊重我的話」。

華盛頓放棄王權的舉動一時驚世駭俗。當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得知華盛頓拒絕稱帝時，他說：「他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人們這樣評價他：「他是克倫威爾，但沒有野心；他是蘇拉，但沒有惡行」。美國人民因此擺脫了歷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劇：以爭自由始，以行專制終。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取得了勝利。中國雖然經歷了千年未有之巨變，但「三個月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觀念依然如舊，「天無二日，地無二主」的說法依然主導各種政治野心。袁世凱在帝國主義的刺刀支持下，成為最適於接替變種「皇帝」的唯一人選。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民國建立了，還會出現張勳復辟、洪憲帝制等事件的發生？為什麼專制獨裁已為世人所不齒，軍閥割據還在猖狂盛行？

三 大道行思音未絕

如果單純把一種制度的創建歸功於一個人的道德自覺，未免主觀武斷。華盛頓的偉大，是建築在一種優質文化和先進位度的基礎之上的。

華盛頓任職期間，在內政外交上經常成為報界攻擊的目標。在他62歲生日時國會部分議員建議休會半小時去給他祝壽，不僅遭到了另一些議員的強烈反對，而且也遭到了《國民公報》的猛烈抨擊，指責這種做法是「臣民對君主的一種效忠儀式———是要樹立一種有害於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

美國是在英國的憲政思想影響下建立的。當時的北美大陸既沒有西方式的封建傳統，也沒有東方式的專制傳統，美國共和制度的確立有著得天獨厚的社會歷史土壤。當年在獨立大廳參與制憲的55位代表，大多數人是博覽政治理論經典著作的理論家，他們對孟德斯鳩、盧梭等先賢的思想駕輕就熟，傑出的經驗和才能使他們成功起草出一部指導政府實踐的憲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華盛頓身邊還有一批堅定維護共和政體的精英。他們奮鬥的目標不是爭取個人富貴尊嚴，而是要建成一個理想社會。他們認為，為了把持最高權力而處心積慮是可恥下流的。華盛頓的得力助手國務卿傑弗遜就是一個共和政體的堅定維護者，他似乎對君主制度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憎惡。他對華盛頓的另一個有君主政體思想傾向的得力助手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始終充滿戒心，深怕漢密爾頓對華盛頓「施加」影響；他還敢於當面批評華盛頓，說他的第一次就職儀式「同共和政體的樸素作風不相符合，彷彿是有意要向歐洲宮廷的儀式看齊」。在如此「嚴厲」的執政環境和現實政治背景下，華盛頓能選擇獨裁嗎？

而民主憲政這樣的「華盛頓神話」，對於古老的中國則是從頭到腳都是嶄新的「新生兒」。孫中山雖然在名義上是革命的領導者，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不僅中央政府政令難出京門，獨立各省各行其是，更為重要的是他不能掌握和控制軍隊，反而時時受到軍隊的影響和拘束。

孫中山此時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了解認識還是很模糊膚淺的。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國的旗幟雖在中國上空升起，但先進的憲政文化並未能生根開花。由於缺乏經驗和組織準備，孫中山複製的「華盛頓神話」只能模仿和照搬西方政治體制，帶有明顯的「拿來主義」色彩，很少考慮中國是否適合美國的國家模式。革命黨人以為只要推翻專制政府，制定臨時約法，就能確保共和制度的存在。殊不知交出政權之日，就已經宣告了革命的破產。試想連政權都保不住，又如何能保住那一紙「憲法」？魯迅先生曾有過深刻的議論：「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

嗚呼，即使中國有華盛頓者之風範，也絕無美利堅之土壤！由於貧窮和落後，中國成了貪官污吏、權門弄臣和軍人政客登台亮相的舞台。他們的存在，又形成中國更加貧窮的惡性循環。我們在艷羨美國只用了200多年的時間就成為世界頭號強國時，是否想過美國的強大，是一種制度上的強大，並非來自於哪個英雄，而是來自於民主制度下全體國民的參予與創造？「華盛頓神話」並非水土不服，探尋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成敗得失，究竟是醫生一時失手的醫療事故，還是病人體質變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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