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革遺事

郭沫若在「文革」後期

馮錫剛 在經歷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動蕩和中期的波譎雲詭之後，郭沫若迭遭喪子巨痛，仍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協助周恩來總理分擔相當一部分外事活動，從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為一個老而彌堅、精力飽滿的國務活動家。然而「文革」不止，動亂不絕，郭沫若還將經受更大的磨難，在帶有悲劇色彩的晚境中書寫更為厚重的一頁…… 　　 1971年的秋天，詩人郭沫若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陪同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首相賓努親王訪問新疆。藍天寥廓，晴空澄澈，一望無垠的草原上，牧民們為遠道而來的貴賓表演賽馬。駿馬的所向披靡，牧民的矯健身手激起賓努一行的陣陣喝彩和掌聲，也觸發了詩人的興會。賽畢，郭沫若即席朗誦《浣溪沙·訪東風公社》： 　　 戰友高棉遠道來，天山山麓盛筵開，東風牧社巧安排。 　　 駿馬奔騰撼大地，晴空澄澈絕纖埃，歡呼陣陣走驚雷。 　　 以口占的形式，吟哦出聲情並茂的舊體詩詞，比較那些歌頌「文革」的作品，這一篇沒有標語口號，沒有枯澀、生硬的時髦名詞，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個生動的場景。 　　 這一天恰好是9月13日。 　　 就在郭沫若大發詩興的一刻，蒙古溫都爾汗上空一聲爆響，林彪及其死黨折戟沉沙，葬身於異國荒漠。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成為十年動亂的一個重要分界。在經歷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動蕩和中期的波譎雲詭之後，郭沫若迭遭喪子巨痛，仍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協助周恩來總理分擔相當一部分外事活動，從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為一個老而彌堅、精力飽滿的國務活動家。然而「文革」不止，動亂不絕，郭沫若還將經受更大的磨難，在帶有悲劇色彩的晚境中書寫更為厚重的一頁。 　　 　　一 　　 　　 1971年10月，郭沫若建國後惟一的一部關於文學的學術專著《李白與杜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既無前言又無後記，寫作起訖時期無由斷定。據郭沫若「文革」前專事歷史的秘書推測，大約是開筆於1969年5月之後，但如果我們不過分拘泥於開筆時日的話，考慮到1972年第二次印刷本出版時作者作過一次修訂，似乎也可以視此為詩人在「文革」後期的一項重要的學術活動。 　　 《李白與杜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作者力圖「以今天的標準」來揚李抑杜。看看該書部分章節的標題即可感受這種強烈的傾向：論李白則「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一次大失敗」、「第二次大失敗」、「道教迷信及其覺醒」；論杜甫則「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終身」。關於李杜優劣高下的爭執，古來即有。新中國成立，此種學術爭鳴仍然存在。但是對李杜的抑揚多半是在肯定李杜同為一代大詩人的前提下來互爭高下的。郭沫若則不然。在拔高李白的同時，對杜甫的人格和作品作了苛求於前人的貶損。這種全新的觀點確實驚世駭俗，反映出了「文革」以來的「新氣象」。 　　 「文革」之前郭沫若對杜甫有過相當崇高的評價。1953年4月，詩人為成都杜甫草堂書一聯語： 　　 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這副聯語與朱德當年撰寫的「草堂留後世 詩聖著千秋」一聯均系流傳廣泛的佳作。 　　 當然，作為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在藝術欣賞上確實更喜歡李白，1962年3月，他在廣州放言談詩，直言不諱地說：「對杜甫我就不大喜歡，特別討厭韓愈；喜歡李白、王維。」沒有疑問，這裡所謂的喜歡與否，大體是從藝術欣賞上著眼的。 　　 應當注意到，毛澤東早在1957年與臧克家、袁水拍等詩人的談話中已表示過對李白的欣賞；1958年游成都草堂時流露過不甚喜歡杜詩的意思。郭沫若如同毛澤東一樣喜歡李白。這純然是藝術欣賞上的共鳴，不能說是個人崇拜的趨時。但是，對毛澤東的心悅誠服有時與個人崇拜兩者間頗難界定。此後數年間，個人崇拜之風日烈，郭沫若在文學創作和評論中，這類「端倪」日見明顯。例如1965年2月，郭沫若為《光明日報》刊登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一詞的墨跡而寫了一篇詮釋文章《「紅旗躍過汀江」》。其中有一段文字說，「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須知，郭沫若自己就是一位精通舊體詩詞的詩人和獨樹一幟的書法家呵。還有一段更加別出心裁的文字： 　　 「例如以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龍岩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洒，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著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文革」決非突發的人間奇禍，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郭沫若的這些文字提供了一份有意味的材料。智者如郭沫若尚且如此，更何況芸芸眾生乎。「文革」的意義在於將以往的一切謬誤推到極端。在「文革」的大氣候下，郭沫若寫出揚李抑杜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的《李白與杜甫》來，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他要以「今天的標準」來評論李、杜，所謂「今天的標準」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毛澤東的標準。他將毛澤東的藝術欣賞上的個人口味的好惡提高到作為文學史上的全面評判的準繩的高度，不正可以追溯到幾年前透過毛澤東墨跡而發見「四個第一」原則的穿鑿附會上去嗎？！ 　　 動亂剛剛結束，有人致函郭沫若，對該書的失誤提出委婉的批評。郭沫若於1977的1月複信表示：「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們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圖騰），神聖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不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這段話雖與該書的實際有較大的出入而難免飾非之嫌，但多少從另一個角度透露出作者向來喜作翻案文章的反潮流精神。作為一個有獨創性的學者，郭沫若寫過不少漂亮的翻案文章。對這些翻案文章，雖也不無爭議，但很少有從寫作動機上去非難的。但是這一次（也是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卻成了問題。一個真正有創見的學者，不可能沒有反潮流的精神，問題的實質在於：郭沫若恰恰在個人崇拜這個時代的潮流面前缺乏抗衡。作者似乎以反潮流的精神翻了歷史上「千家注杜」和「一家注李」的案，但那種帶有鮮明的「文革」印記的任意拔高和苛求歷史人物的思維方式卻在實際上迎合了一股與個人崇拜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時代潮流。這也許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 　　 《李白與杜甫》這部近20萬字的學術專著，是郭沫若晚年費了大心血的一項重要研究成果。但是一切尊重歷史的人深感痛切的是：這是一枚苦澀的成果，它留給後人的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二 　　 　　 1973年，一場新的磨難開始降臨到這位詩人的頭上。 　　 這就是至今令人不無困惑的「批林批孔」。 　　 「批林批孔」作為一場政治運動，肇發於1974年春，但是由對林彪的批判而牽扯到孔子則更要早些。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澤東住處，看到桌上放著郭沫若《十批判書》的大字本。顯然，這是專為毛澤東而排印的。毛澤東給了江青一本，並說：我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用的。順口念了一首詩。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毛澤東高度評價柳宗元的《封建論》，對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評峻切。「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這樣的措詞令人不禁聯想到毛澤東1963年12月關於文藝的一個指示中的用語：「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不過毛澤東對郭沫若仍然是尊重的，稱之為「郭老」，這倒並非詩句字數限制所致。郭沫若並非黨內的當權派，毛澤東無意從政治上來批判郭沫若。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轉江青主持選編《林彪與孔孟之道》。1月25日，江青一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對周恩來搞突然襲擊，並點名批判郭沫若，兩次讓這位82歲的老人站起來蒙受羞辱。江青的用心十分險惡，拉大旗作虎皮，憑藉毛澤東提出「批林批孔」的意向，進而「批周公」。 　　 周恩來處於「文革」以來繼1967年春夏之後最兇險的境地，他對江青的居心洞若觀火，依然採取以柔克剛的策略，等待時機以取得毛澤東的支持。他很清楚，江青一夥羞辱郭沫若是沖著自己來的。還在「一·二五」大會之前，周恩來就去探望過郭沫若。對毛澤東半年多來的屢次批評，周恩來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但是他意味深長地寬慰郭沫若，要他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說自己沒有發言權，因為沒有讀書（《十批判書》），讀了書才有發言權。周、郭之間有著半個世紀的戰友情誼，即便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也是知音和益友。郭沫若一直珍藏著周恩來1942年3月7日與自己切磋《屈原思想》的書信。周恩來不同意郭沫若「拿『德政』『刑政』來作當時社會變革的兩大思潮」的觀點。認為：「中國封建制的最後完成，還在西漢，而陳勝、吳廣乃至項羽、劉邦的革命方始完成這一改革，故『德政』也好，『刑政』也好，都還是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一種過渡時代的改革想法和做法，也正是當時時代的產物。」據此，涉及到對屈原的評價：「拿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而兼藝術家，我同意。說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餘地。質之你以為如何？」周恩來雖不是專門的歷史學家，但他的罕見才識令郭沫若折服。共同的戰鬥經歷也使周恩來充分理解郭沫若在重慶時期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的現實戰鬥意義。十分熟悉郭沫若著作的周恩來，是否通讀過《十批判書》固然難以斷言，但是不會不清楚寫作的動因。郭沫若在該書的後記中明白無誤地抨擊當時一位學人所作《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頌嬴政，有意阿世」。他在《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篇中，對秦王嬴政作了特別峻切的抨擊，這固然基於學術上的見地，但多少含有「反其道而行之」的現實指向。這種比附現實的做法於純正的學術研究不免帶來某種折扣。「古為今用」和「影射」之間往往是失之毫釐而謬以千里。作為一個身兼戰士和詩人的學者，郭沫若學術研究（主要是史學）中的得失很值得後人研究。歷史彷彿在同郭沫若開玩笑。30年後若抨擊秦始皇則頗有「有意謗上」之嫌。郭沫若的摯友和知己田漢以一出《謝瑤環》而獲罪於世，早在1966年的早春時節就受到撻伐，並與吳晗的《海瑞罷官》和孟超的《李慧娘》並列為「影射現實」的大毒草。田漢和吳晗、孟超都在這場浩劫中喪命。要不是毛澤東的真心實意的保護，郭沫若的下場是可以想見的。說實在的，自從讀到毛澤東《沁園春·雪》之後，郭沫若對秦始皇的評價就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了（毛澤東在詞中將秦始皇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因此，他早在「批林批孔」之前就修正了自己對秦始皇的評價，如果是作為純粹的學術研究，事情當然好辦得多。但目下的政治色彩較之當年是有過之無不及，這不能不使郭沫若苦惱和躊躇。 　　 「一·二五」大會後，周恩來又一次顯示出「參天大樹護英華」的本色。當晚，他派專人去郭沫若寓所，向其親屬傳達保護措施： 　　 「郭老已經是80多歲的高齡了，要保護好郭老，保證他的安全。要做到以下四條：第一，郭老身邊24小時不能離人，要配備專人晝夜值班；第二，要郭老從十多平方米的小卧室中搬到大房間里去住，卧室小，氧氣少，對老年人健康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動的地方，要鋪上地毯或膠墊，避免滑倒跌傷；第四，具體工作，由王廷芳（郭老的女婿）組織執行，出了問題，由王負責。」 　　 得到周恩來的深切關懷，郭沫若的情緒大為好轉。他完全能體察周恩來處境的艱難，因而格外感戴這種寶貴的關懷。他也始終信仰毛澤東的決策，包括屢屢涉及自身的「批林批孔」。這境況與「文革」前夕頗為相似：一方面，他對批判田漢、翦伯贊這些文藝與學術界的代表人物懷著惺惺相惜、物傷其類的感情，力阻自己最心愛的弟子寫反駁文章，看出「那不是什麼『學術討論』」，告誡這位20來歲的年輕人「千萬不要上當」；另一方面，真心實意擁護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決策，不但在1966年4月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給世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樣一段話），而且在1967年6月詩頌江青（顯然，這是視江青為毛澤東的政治代表）。儘管處在一種難堪的境地，但是對毛澤東的知遇之感從未稍減過，對毛澤東的崇拜心理也未動搖過，正是因為涉及到自身，郭沫若感到需要對這場由毛澤東發動的運動表態。 　　 　　 2月7日，郭沫若以《春雷》為題，賦七律兩首呈毛澤東：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窮隅。 　　 豈甘樗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 　　 最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識歸途。 　　 這兩首詩均未正式公開發表。「其二」在一些出版物中引用過，個別字句稍有出入。「其一」則尚未在出版物中出現過，筆者所錄系當年的傳抄稿。從整體風格上把握，《春雷》可以斷為郭沫若的作品。「其一」是對毛澤東《讀〈封建論〉》一詩的頌揚：「肯定」、「判宣」均由毛詩中「百代多行秦政制」、「孔學名高實秕糠」而來；而「十批大錯」、「柳論高瞻」更是就「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所作的自責和推崇。「其二」更具表態的性質。以「讀書卅載」起篇，是對自己寫作《十批判書》以來30年間思想演進的剖白。「知有」，「難排」可謂曲盡心跡，既是追隨毛澤東的真誠表示，又是知識分子「原罪感」的自然流露。與「其一」的尾聯一樣，頸尾兩聯則是訣別舊我，再造新我的誓詞，算是對毛澤東發動的「批林批孔」的竭誠擁戴。 　　 詩人晚年校閱出版的《沫若詩詞選》，包括建國初期至1977年的各個時期的作品，以紀年編排。耐人尋味的是1974年為空白，以技術而言，《春雷》（尤其是「其二」）遠較入選的「文革」時期的諸多篇章高明。作者寧缺勿選，只能說明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此詩的內容已為作者所不取。個中原委，可能與「批林批孔」更多地帶有江青的印記有關。 　　 江青對郭沫若這樣的表態，既得意又不滿意。詩畢竟只是詩，既不是政治宣言，更非批判文章，她需要郭沫若作進一步的表白。在「一·二五」大會前後，張春橋去郭沫若寓所，鸚鵡學舌地指責郭在《十批判書》中罵了秦始皇。郭沫若頂了一下這位「文革」新貴：我當時罵秦始皇，是針對國民黨蔣介石的。談話不了了之。江青自恃毛澤東夫人，且半年多來毛澤東召見她又是談話又是記詩，更有圈發《林彪與孔孟之道》的非常之舉，尚方寶劍在手，真是「炙手可熱勢絕倫」。2月10日下午親自出馬，登門威逼郭沫若寫檢查，承認歷史劇《屈原》和《十批判書》等作品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所謂「王明路線」自然是指抗戰初期王明主持長江局時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王明路線」與「批林批孔」有何干係？這時冒出一個「批王明路線」用意何在？原來周恩來曾與王明在長江局共過事。了解這段歷史的郭沫若焉得不察其「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居心，面臨如此重大的政治抉擇，面對不可一世的江青（毛澤東的夫人呵！），郭沫若既不能屈從，也無法辯正，於是只有報以沉默。江青視沉默為怯懦，步步進逼，要郭沫若寫文章批秦始皇的「那個宰相」。半年前，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直言不諱地稱自己是當今中國的秦始皇。然則「宰相」所指是不言而喻的了。郭沫若不能出賣自己的良知，面對這咄咄逼人的脅迫，保持了莊嚴的沉默。喋喋不休的江青還嫌不解氣，不再滿足於影射，乾脆直指現實，大批經周恩來親自批准來華拍攝《中國》的義大利著名電影藝術家安東尼奧尼。面對這種指桑罵槐的伎倆，郭沫若決不隨聲附和，「惟沉默是最高的蔑視」。郭沫若此時所奉行的正是魯迅的處世之道。 　　 就這樣，淺薄而惡毒的江青居然糾纏了整整兩個小時。郭沫若懷著難以抑制的憤怒和殷憂，對夫人於立群說：歷史自有公論，他們的矛頭是對著總理的。當晚，憂憤交加的郭沫若體溫驟然上升，肺炎突發，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殆的地步。 　　 周恩來聞訊深為震驚。他曾對於立群說過，郭老身體好，可以活到100歲。這並非應酬的戲言，醫生也對年逾八旬而心臟還像年輕人一樣的郭沫若表示讚歎。重病在身的周恩來一天數次過問，不時派出自己的保健醫生去醫院探望，對搶救工作相機作出指示。 　　 毛澤東雖幾次批評郭沫若「尊孔反法」，但似無從政治上批判他的意向，毛澤東也從未對這位詩人和學者有過猜疑。他一樣關注郭沫若的病情，並派專人前去探視。 　　 得到領袖們的關懷，郭沫若終於從死亡線上掙脫出來，但一向健康的身體從此垮了下來，再未能完全康復。4月30日，王廷芳向他轉達組織上的意見：明天有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活動，能否參加由郭老自己決定。大夫建議不去為好，王廷芳則考慮到郭沫若久未公開露面，為杜絕流言，還是參加上午的活動，晚上的活動就不參加了。院方同意這樣安排，但郭沫若情緒不好，不想看到江青一夥的嘴臉，結果，「五一」節白天和晚上的活動未參加，果不其然，很快謠言四起：郭沫若有問題…… 　　 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批林批孔」中，與某些學者相比，郭沫若雖也有過誤傳春訊的一刻，但終究窺破了江青一夥的心機，為維護周恩來的英名而保持了莊嚴的沉默。 　　 漫漫10年長夜，這一刻是郭沫若最有光彩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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