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媛：我只尊重導演和劇本，無法滿足每一個張愛玲的讀者

　　羊城晚報記者何晶

　　今年是張愛玲離世20周年，根據張愛玲同名小說改編，由許鞍華導演、王安憶編劇、焦媛主演的粵語版話劇《金鎖記》，將於12月11日至12日在廣州黃花崗劇院上演。

　　2009年，焦媛實驗劇團的《金鎖記》問世，這是它的第四次全國巡演，廣州站結束後，累計演出場次將達70場。六年時間過去，焦媛對曹七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說：「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曹七巧」。

　　如果沒有看過焦媛的演出，常人很難將眼前這個瘦小的女生和舞台上極具爆發力的演員聯繫起來。和她合作過的演員說，她在舞台上像團火，「太烈，一般人消受不起。」

　　她像是專為舞台而生。「我很幸運，很年輕時就找到了自己的最愛。我不會結婚，我已經嫁給了舞台」。

　　焦媛出生在演藝世家，父親是國家京劇院的演員，母親是舞者。在她4歲那年，父親辭了職，帶著全家人從北京移居香港。「到香港才發現，這邊沒有京劇，父親只能轉行。他心情好的時候還會唱幾段，我很心疼他不能再做這一行，因為能感受到他對藝術的酷愛。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希望自己能繼續完成爸爸對藝術的追求。」後來，焦媛先斬後奏地報了香港演藝學院。「在學校演了一兩個戲之後，我知道已經不再是因為爸爸的關係，是我自己愛上了舞台。」

　　畢業前，焦媛被香港老牌劇團「春天實驗劇團」的導演李銘森看中，出演《少女夢》女一號杜麗娘。也是在這裡，她結識了日後的戀人高志森導演。1999年，舞台劇《蝴蝶是自由的》將焦媛捧紅，劇中有一段她在床上以裸背示人，在當時卻引發了驚濤駭浪。這場戲演出了百餘場，甚至受到文化部邀請演出，也為她拿下了「最具專業精神舞台劇演員」大獎。

　　2003年，儘管舞台事業蒸蒸日上，焦媛卻打算離開「春天」，她認為「春天」的劇目太過保守，即使《蝴蝶是自由的》這樣引發爭議的劇目，探討的仍然是家庭倫理，內容非常傳統。2005年，在30歲到來之前，焦媛擁有了自己的劇團——「焦媛實驗劇團」。

　　劇團的首次演出是《蜘蛛女之吻》，其後還推出過《誘心人》、《印象·蘇絲黃》、《白毛女》、《野玫瑰之戀》、《容易受傷的女人》等等。劇目都和女性息息相關，外界開始稱其為女性劇團。

　　不過，焦媛說，她並沒有刻意地選擇所謂「女性主義」的劇本。「只是因為我關注女性，這個階段喜歡這些女性題材的劇目。也許五年後，我們演的不是話劇，可能會有很多舞蹈成分，或者和不同領域的人合作，碰撞火花。為什麼要叫實驗劇團，就是有著無限的可能，今後劇團會往哪個方向發展，現在我也還不知道。舞台就是有太多可能性的所在。」

　　訪談

　　四個女人一台《金鎖記》

　　羊城晚報：你是怎麼和王安憶結緣的？

　　焦媛：2004年我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看了《金鎖記》普通話版，非常喜歡，就問王安憶可不可以給劇本讓我們排粵語版？她說沒問題。其實在這之前，我沒怎麼看過張愛玲的小說。王安憶的劇本刪減了長白的一段戲，她認為這樣母女之間的矛盾更集中，更能展現七巧那種扭曲的人性。

　　羊城晚報：為什麼會找到許鞍華導演合作呢？

　　焦媛：緣分真的很奇怪，這是張愛玲、王安憶、許鞍華和我四個女人的一台戲。找王安憶老師拿到劇本後，我想到的第一個導演就是許鞍華，沒有其他人，直覺就是她。我知道她是張迷，把《半生緣》、《傾城之戀》改成過電影，然後她很爽快地答應，把第一次導演舞台劇的經歷給了我。

　　許導說，你一定是七巧，如果不是你演七巧，那我就不導了。排戲時，我和許鞍華相處了兩個月，雖沒吃過一頓飯，可在排練過程中非常有默契。我們的默契不是一起吃飯聊天建立的，可能是大家都很愛這個劇本，很愛這個人物，默契就從張愛玲這裡來的。為了讓我能理解七巧的內心，她讓我穿小鞋、裹腳來排練，走路搖搖晃晃，腳底鑽心的痛，這也才有了第二幕中瘋狂的七巧。

　　羊城晚報：由電影導演來導舞台劇，有沒有一些獨特的地方？

　　焦媛：粵語版《金鎖記》很有特色的一個地方是有很多美麗的畫面，這是舞台劇導演未必能夠導出來的。比如我很喜歡的一場，哥哥不辭而別，七巧很傷心，一個人對著四面牆，起來，轉身，燈光轉變，從白天到黃昏再到夜幕降臨。沒有任何舞台布景變化，僅僅是燈光轉變，你就可以想像這個女人，一天到晚過著同樣的生活，一個人對著四面牆，每天如此度過，你說她有多壓抑得慌——味道完全都出來了。布景簡單，留給觀眾的想像空間也更大。她是電影導演，才會這樣處理。

　　你看到自己身上的曹七巧才恐怖

　　羊城晚報：你怎麼看曹七巧這個人物？

　　焦媛：雖然我沒結婚，沒有女兒，但我可以體會她所有的情感，非常理解她的心態。我總覺得《金鎖記》是上天送我的禮物，難得的是，觀眾還都這麼喜歡。

　　我們覺得七巧可悲，但她自己未必這樣認為，她一路在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要不到，壓抑，所以才會有報復的行為。

　　做母親的最後連女兒都不放過，一個出發點可以理解為愛。因為曹七巧對愛情沒有信心，她曾經被三爺欺騙過，或許她是不希望女兒受到類似的傷害。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她自己不快樂，便也不希望其他人快樂。她嫉妒、壓抑，她要報復，不管是對別人還是對女兒。這其實是很符合人性的，每個人都會有嫉妒、自私的心理。

　　羊城晚報：你覺得七巧身上是變態的人性嗎？

　　焦媛：其實七巧把每個人內心最黑暗的部分用肢體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只是我們一直不願意相信自己有那樣一面。為什麼大家看了會那麼有共鳴，因為每個人心底都有一個七巧，只是我們掩飾得很好，不敢面對。我把她赤裸裸地演出來，大家覺得恐怖，並不是因為七巧恐怖，而是你看到自己身上也有那一部分才恐怖。

　　羊城晚報：你在舞台上很有爆發力，有人很喜歡，也有人認為你演得有點過了，你會綜合不同的意見調整演出狀態嗎？

　　焦媛：不會。這是當初導演的設定，導演和編劇都覺得OK，那我就不改。有的觀眾喜歡這種撕裂感、扭曲感；有的觀眾覺得不夠凄涼，不夠有張愛玲的味道……每個觀眾都會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都去改，那是很不專業的。我只尊重導演和劇本，張愛玲的讀者很多，演出沒有辦法滿足每一個觀眾的要求。

　　比較自私所以嫁給舞台

　　羊城晚報：從《蝴蝶是自由的》開始至今，多年表演下來，自我感覺有什麼變化？

　　焦媛：其實我自己很難說這種變化，必須是觀眾給我打分，或者告訴我。變化一定是有的，應該是越來越成熟吧，生命在經歷不同的事，人長大了，演戲肯定有不同。六年前的《金鎖記》和和現在肯定不一樣，但我很難說清是什麼。演員年紀越大，演戲可能會更仔細，更透徹。其實你根據演員的表現，大體也能夠感覺得到她處於怎樣的階段。

　　羊城晚報：你也拍過影視劇，為什麼最終還是選擇舞台？

　　焦媛：那種感覺和舞台很不一樣，你先要化妝幾個小時，然後坐在旁邊等，一場戲可能拍個十分鐘就拍完了，大部分時間在等待。有時候男主角沒來，你還要對著機位講台詞，我沒法忍受這種感覺，我必須要人和人的交流，我要看著人的眼睛說話。到現在我都還不怎麼接受鏡頭，比如接受採訪讓我對著鏡頭說話而不是採訪者說話，我都很不習慣。

　　但舞台不一樣，有很多挑戰在，每一次演出都像一次生命，你會面對很多困難，經歷很多事情。我拍了兩部電視劇一部電影，馬上知道我要的是舞台不是影視。

　　羊城晚報：你覺得舞台最挑戰的地方在哪裡？

　　焦媛：舞台是活生生的liveshow，沒有NG。有位導演老師曾經跟我說，上舞台就是上戰場，要把舞台視作生死之地，你一定要把這場戰打贏，要不然你就沒命了。舞台不僅是藝術，也是訓練你的毅力、生命力的地方。我把每一場演出都當成是最重要的一場，這也是對觀眾的尊重。

　　羊城晚報：為什麼會說自己嫁給舞台了？

　　焦媛：我不會走進婚姻，不是因為看透，也不是因為太明白，而是我很早就很幸運地知道自己愛舞台。我也比較自私，其他東西和舞台相比，我一定把舞台放在第一位。既然我找到了自己的最愛，那就嫁給它。如果結婚，作為太太，我要花很多時間去照顧家庭。結婚不只是名分，結婚是要照顧好老公，生兒育女，教育孩子，而我更希望能把自己的時間貢獻給舞台。

　　在舞台上經歷一段生命，就感覺自己活了一次，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可以談很多次戀愛，對手也都不一樣。當然，我現實中的愛情生活也還是很好的，我們會給對方空間，我也很享受這樣自由的狀態。現在可以拍拖，又有熱愛的事業，這樣的自由很難得。別人說「剩女」，我覺得自己是「盛放的女人」，爸爸過世了，現在家裡是我和媽媽、姐姐三個女人，媽媽很明白我，從來不問我什麼時候結婚。

　　羊城晚報：焦媛實驗劇團有香港政府的資助嗎？

　　焦媛：沒有，一直是自負盈虧。從2003年我開始自己做，12年了，雖然辛苦，但挺幸運的，沒有虧本。香港的舞台劇市場也很艱難，劇團很多，怎樣讓觀眾喜歡你，一推出作品就有觀眾買票支持你，一定要自己做到很好才行。現在看戲的人、尤其是大陸的觀眾越來越多，一直在進步。

　　羊城晚報：接下來有什麼新的作品？

　　焦媛：我在爭取曾拍成電影的那部《時時刻刻》的美國小說版權，每年都寫電郵聯繫作者，希望他能把版權給我，但一直沒迴音，直到我死那天我都會繼續聯繫的。三個女人，不同年代，因為一本書發生關聯，我很想把這個故事搬上舞台。另外，計劃明年做改編自王安憶的小說《我愛比爾》，我覺得比《長恨歌》更好，我很喜歡這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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