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建立：從立法者到闡釋者：知識分子角色的後現代轉換

知識分子的角色是什麼？他們如何與世界發生聯繫？這不僅是知識分子十分關心的問題，也是知識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鮑曼(Z. bauman)作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研究的思想大師，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出版了其現代性三部曲，即《立法者與闡釋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Polity Press, 1987）、《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Polity Press, 1989）和《現代性與二難》（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Polity Press , 1991）。鮑曼的名字往往會在某種程度上和《立法者與闡釋者》聯繫在一起，不僅僅是因為該書是其現代性三部曲的第一部，更為重要的是，該書對知識分子的角色和地位變遷問題作出了卓越的探討。

鮑曼於1968年因「毒害青年罪」被驅逐出其祖國——波蘭；作為一個被放逐者，他在幾個城市作了短暫的逗留之後，最終在英國的利茲市定居下來，自1972-1990年，他一直擔任利茲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就在他退休前夕在紐芬蘭進行學術休假時，他出版了其傳世之作《立法者與闡釋者》（1987），這是在其《階級的記憶》（Memories of Clas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之後自身轉變的另一部著作。

在《立法者與闡釋者》這本書中，鮑曼把知識分子的角色和地位變遷問題放在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文化背景下進行了探討，作出了知識分子正日益由現代的「立法者」轉變為後現代的「闡釋者」這一論斷。該書潛在的假設是，權力來源於對不確定性資源的控制，誰控制了不確定性資源，誰就擁有權力。無疑，這與克羅齊耶（M. Crozier）所創建的法國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的研究結論有驚人的相似。

一

「知識分子」一詞是在什麼時候才出現的？鮑曼在考察了知識分子的歷史之後指出，「知識分子」一詞的誕生離我們並不久遠，它的出現決不會早於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知識分子」一詞是一個由不同職業的人所組成的集體名詞，其中包括小說家、詩人、藝術家、新聞記者、科學家和其他公眾人物，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通過影響民族心靈與塑造政治領導的行動來直接干預政治的進程，並將此視為他們的道德責任與集體權利。在鮑曼看來，是為了重申並復興知識分之在啟蒙時期的社會核心地位，重申並復興知識分子在啟蒙時期與知識的生產與傳播相聯繫全球性關注（global concerns），「知識分子」才得以誕生的。

然而，「知識分子」只是在表面上試圖成為一個描述性的範疇，其實對它的外延，並沒有劃定一個客觀的邊界，也沒有預設界線的存在，所以，問「誰是知識分子」或「哪一些人是知識分子」， 是沒有意義的；列一張清單，指出哪些行業的成員屬於知識分子，或者在某一行業的等級體系中，在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線，同樣是沒有意義的。因而，鮑曼指出，「知識分子」始終意味著一種廣泛而開放的邀請——邀請人們參加到特定的實踐模式中去；能否參與到某種特定的實踐模式中，永遠是「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分水嶺」。在此，成為一個知識分子意味著超越對自身所屬的專業或所屬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注，參與到對真理、道德價值和藝術判斷等這樣一些全球性問題的探討中去。

「知識分子」往往在某種程度上與「啟蒙」聯繫在一起。當「知識分子」這一概念進入西歐辭彙時，它從對啟蒙年代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中獲得了自身的意義。鮑曼認為，就是在啟蒙年代，知識與權力的共存——現代性最顯著的一個特徵，得以形成。而且，這一併存現象的發生是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一是具有資源與意志的新型國家權力的出現，它必然會根據預想的秩序模型來形塑和管理整個社會體系；其二是相對自治、自我管理話語的確立，它導致了上述那種秩序模型的產生，同時，這一模型所需的實踐的實現，又形成了這一話語。在《立法者與闡釋者》一書中，鮑曼討論了兩種假設：其一是國家與知識分子話語的結合導致了這一經歷：它在特定的世界觀得以解釋，並與被稱作「現代性」的知識分子的策略相聯繫；國家與知識分子話語日後的分離，伴隨著兩個領域的內在轉型，導致了另一經歷：它在當今的新世界觀內得以解釋，並與「後現代性」的知識分子的策略相聯繫。

二

至此，我們可隱約看出，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是知識分子實踐的兩種策略。鮑曼認為，在提及知識分子實踐時，現代與後現代的對立代表了對世界（特別是社會世界）性質理解的差異，也代表了對知識分子工作有關的性質與目的理解的差異。

在現代社會，知識分子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而在後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則扮演了「闡釋者」的角色。鮑曼是怎樣得出這一結論的呢？換言之，知識分子的兩種角色與現代性、後現代性的內在邏輯是什麼？答案可能是這樣的：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必須與特定的社會特徵相聯繫。進一步說，知識分子的角色必須隨社會特徵的變化而變化。當然，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與其對世界的整體判斷/認知密不可分；不同的判斷導致了不同的角色定位。

典型的現代世界觀認為，世界是一種有序的整體。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只要人們擁有充足的知識，就能對事件作出解釋，而且，這種解釋可以同時作為對事件預測和控制的手段，如果解釋是正確的話，如果所需的資源可以得到的話。控制的有效性與知識的正確性緊密相關，不管是在實驗重還是在社會實踐中，都是這樣。所以，權力需要知識，知識賦予權力以合法性。在現代世界觀看來，實踐的優劣是可以客觀檢驗的，可以證明是合理的；不能客觀地被證明具有合理性的實踐（如只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才具有合法性的實踐）是低劣的，因為它們曲解了知識，並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實踐等級的提升意味著使實踐邁向普遍性，遠離「狹隘性」、「特殊性」和「地方性」。

基於這一世界觀，鮑曼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工作的典型現代策略具有「立法者」角色的特徵。它由作出的權威陳述（authoritative statements）而構成，而這些陳述對意見爭端進行裁決，並最終決定哪些意見是正確的和應該被遵守的。在此，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道德哲學家和美學家）成為知識的集體擁有者，他們的知識對社會秩序的維持和完善有直接的和決定性的意義，猶如花園裡的園丁，要想使花園變得美麗，園丁必須根除花園裡的「野草」（這對其後《現代性與大屠殺》的寫作埋下了伏筆，揭露了納粹理論與實踐在反猶主義中把猶太人視為了「雜種」事實）。在一個普遍主義的世界裡，知識分子和他們所產生的知識一樣，不受地域和共同體傳統的束縛。這使得他們擁有了對社會各界所持信念的有效性進行判斷的權力和責任。

三

典型的後現代世界觀是這樣的世界觀：它在原則上由大量無限的秩序模型所構成，而且，每一個模型都是由一套相對自治的實踐所產生的。秩序並沒有先於實踐，所以秩序並不能作為其有效性的標準。在每一種情況下，有效性的標準是在特定傳統內發展起來的；每一個秩序模型都被「意義共同體」（community of meaning）的習慣與信念所支持，不容許有其他合法性檢驗。鮑曼總結說，如果說從現代世界觀看，知識相對論是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中要反對並最終要克服的難題，那麼，從後現代世界觀來看，知識的相對性（即知識只能根植於自身的傳統之中）是世界的一個永恆特徵。

基於這一世界觀，鮑曼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工作的典型的後現代策略具有「闡釋者」角色的特徵。它由解釋性陳述所構成，這些陳述的作出是以某種共同體傳統為基礎的，其目的是讓這些陳述能夠在以另一傳統為基礎的知識體系內得以理解。這一策略不是定位於挑選出最好的社會秩序，而是為了促進自治的（獨立自主的）參與者之間的溝通，其關注點是，在溝通過程中如何防止意義的曲解。

不過，鮑曼特別指出，後現代策略並不意味著對現代策略的排除；相反，如果沒有後者的持續，前者則不可能被想像出來。當後現代策略使知識分子有必要放棄自身傳統的普遍主義雄心時，它並沒有放棄知識分子對於自身傳統的普遍主義雄心；在此，他們仍具有元-職業權威（meta-professional authority），通過制定程序規則，對爭論不休的意見進行裁決，作出令人信服的陳述。然而，新的困難是，如何劃定知識分子共同體的邊界，以確定他們立法活動的範圍。

四

在當代/後現代社會中，伴隨著普遍主義（鮑曼稱之為絕對主義）受到懷疑，伴隨著多元主義的不可逆轉，知識分子對自己「立法者」的角色失去了信心，他們要想生存下去，必須扮演一種符合時代特徵的角色，以重新擁有失去的權威。在此，知識分子選擇了「闡釋者」的角色。

鮑曼認為，有兩種因素導致了知識分子自信的喪失：一是位所（sites）的缺失。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人們不再相信權威，權威成了多餘之物，從而導致維持權威的這類群體——知識分子也成了多餘之物。由於現代權力的例行公事化，訓練有素的專家被官僚主義政治所取代，這樣，知識分子被剝奪了屬於他們自己的職能和資格。總之，知識分子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他們依然想為他人「立法」的話。二是沒有一種社會模式有利於傳統知識分子角色的實現。事實上，不管是蘇聯類型的「建立在短缺之上的專政國家」，還是西方的消費者社會，都沒有對傳統知識分子作用的發揮留有太大的空間。裁決權從知識分子手中失落之後，他們只能把世界體驗為沒有價值觀的世界。鮑曼相信，知識分子在總體上同意齊美爾(G. Simmel)在一戰前草草寫下的憂鬱的預言：「不像先前的人類，我們現在過著沒有共同理想的生活，甚至是過著沒有任何理想的生活。」所以，在這樣的心情下，如果堅持把自己選擇的價值觀當作具有絕對約束力的，這是需要極大勇氣的。

在鮑曼看來，由於多元主義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不可能出現全球普遍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由於現存的各種世界觀都根植於各自的文化傳統之中，所以各種傳統之間的溝通成為我們時代的核心問題。鮑曼指出，知識分子必須扮演一種新的角色，如果他們準備認真對待多元主義的話。這種新的角色就是「闡釋者」的角色。鮑曼認為，知識分子要想扮演好「闡釋者」的角色，他們必須發展一種能夠影響不同傳統與文化之間實際溝通的特殊主義。這樣的特殊主義包括：（1）採用一種肯定的意識形態觀，該觀念承認，所有的知識都使建立在非理性之上的，因此，所有的知識都是專斷的。（2）重新發現解釋學。以伽達默爾（H. Gadamer）為代表的新解釋學，反對那種體系化的真理及其探求方法，並試圖把哲學或社會科學工作重新界定為一種解釋活動，即一種對意義的探索。（3）採納美國哲學家羅蒂（R. Rorty）的新實用主義，並因而放棄洛克-康德傳統。羅蒂認為，對於普遍性和真理基礎的哲學探索，從一開始便走錯了方向；他主張，哲學家應把注意力集中於發揚西方的文明的溝通活動。

五

在鮑曼看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代表了「知識分子角色」得以扮演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與此相對應的兩種策略。因此，現代性/後現代性的概念並不是作為 「工業」/「後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等同物而使用的，也不是作為「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同義詞而被使用的。從知識分子實踐的視角來看，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對立是在把近3世紀的西歐歷史理論化的進程中而被使用的。恰恰是這一實踐，它可以是現代的，也可以是後現代的；作為劃分知識分子實踐歷史時期的現代與後現代，僅僅表了在某一歷史時期中，某一種模式佔主導地位，而決不意味著另一種實踐模式完全不存在。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並不是一種進步；後現代模式也不一定優於現代模式。

有許多跡象表明，知識分子的傳統角色——「立法者」角色，正逐漸被「闡釋者」角色所替代。隨著確定性的終結和不確定性的來臨，立法者日益沒落，闡釋者日益興起。然而，我們卻不能肯定地說，「闡釋者」將最終取代「立法者」。鮑曼從歐洲哲學史的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論證：大約在現代性出現的前一個世紀，歐洲曾經歷了一個相似的不確定性時期。但那一時期並沒有持續太長，哲學家很快便聯合起來驅逐了實用主義試圖接納的相對主義的鬼魂。在一個確定性的世界中，知識分子有可能實現其「立法者」的雄心，而在一個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知識分子所能夠實現的只是「闡釋者」的雄心。

（原載《讀書》2001年第9期）

(責任編輯：brave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