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佩特：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

06-06

蘇格拉底是哲學史上「獨一無二的轉折點和漩渦」——對於政治哲學史也同樣如此，而政治哲學是哲學由以庇護並發展哲學的准哲學式的手段。柏拉圖對蘇格拉底成為其自身的歷時性記載具有一種重要意義，這種意義遠遠逾越了哲學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時代的存在，因為它是對哲學轉變為蘇格拉底式哲學的持續記載，而這種記載採取的形式最終主宰了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

——朗佩特

作為由尼采開創的新哲學史的一個部分，《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旨在表明，柏拉圖印證了尼采關於哲人與社會生活的關係的觀點。尼采說，最偉大的思想就是最偉大的事件——而柏拉圖的思想就屬於我們的歷史中最偉大的事件。正如柏拉圖所表明的那樣，蘇格拉底正開始成為一個革命性的人物，而事實證明，他的蘇格拉底的確是革命性的。柏拉圖將蘇格拉底呈現為「所謂的世界史的唯一轉折點和漩渦」，在蘇格拉底之後，「所有的神學家和哲學家都走在同一條軌道上」。尼采也說過，真正的哲人是發號施令者和立法者——而柏拉圖則展現了，蘇格拉底如何逐漸成為一個為哲人統治確立原則和必要性的哲人，而且他本身就體現著那些原則，蘇格拉底本人就是關於諸神本性的立法者和通過觀念進行哲學統治的創建者。尼采還說過，啟蒙運動之前的所有哲人，都清楚顯白與隱微的區分——而柏拉圖表明，蘇格拉底由於普羅塔戈拉不充分的隱微術而批評過他，並恢復了希臘智慧者們自從荷馬開始就已經在實踐的隱微術，而且創建了顯白的柏拉圖主義，以庇護和促進他真正持有的隱微哲學。沒有哪位哲人比柏拉圖更好地體現了尼采就哲人講述的真理，即便培根、笛卡爾這樣的隱微術大師也有所不及，這兩位哲人的命令和立法是現代世界創建過程中最偉大的事件，而他們——正如我在《尼采和現時代》中分析他們的隱微寫作時儘力要表明的——是柏拉圖的學生，無論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時代的強迫，以致他們創建的宏偉計劃成為一種反柏拉圖主義。

一部尼采式的哲學史有能力揭示一種被分享的視角，這種視角潛在於明顯由彼此交戰的陣營所充滿的哲學傳統之內：蘇格拉底認為，哲人之間的戰爭是家族內部的衝突，是在同類人中間的論辯和討論，這些人彼此分有的相似性要遠遠大於他們與非哲人的相似性。作為愛真理者，他們面對著哲學總在面臨的共同敵人，蘇格拉底將其界定為對屬己之物的愛，並通過讓哲學成為看起來最首要的屬己之物——美、正義和好——的守衛者來抵禦這種哲學的共同敵人。蘇格拉底使美、正義和好的東西顯得是確定的普遍概念，因此當時當地的哲學家也能通曉：讓哲學看起來成為非哲人最珍愛之物的守護者。而且，作為愛真理者，哲人們擁有共同的目標，這是一個愛人類的（philanthropic）目標，在一個熱愛非理性的世界中，為理性保全一席之地。柏拉圖表明，蘇格拉底一直在追尋這個目標——從第一次在《普羅塔戈拉》中登上政治舞台以來，到他從波提岱亞返回雅典後，在《王制》中提出的改變世界的策略，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那一天，他在雅典監獄的一間小囚室里提醒說，必須要以哲人的人世之愛（philanthropy）反對厭辯者的厭惡人世的傾向（misanthropy），厭辯者憎惡理性，他們如此憎惡理性的部分根源在於，他們所恐懼的是理性不能證明他們需要是真實的東西，即不能證明他們是不朽的。

柏拉圖作品的「尼采式」特徵在20世紀變得更易於理解，這是由於哲學隱微術歷史中的一個偉大事件：施特勞斯在1938年和1939年重新發現了古希臘作家們的隱微教誨的完整範圍和特徵；他之後的作品——這些作品本身就是隱微的——描述了隱微教誨的基本原則和必要性，並詳述了從柏拉圖到尼採的傳統中那些最偉大的思想者們的隱微術實踐。參朗佩特，《施特勞斯對隱微教誨的恢復》（「Strauss』s Recovery of Esotericism」）。（我要藉此機會說明，本文的第一版在介紹隱微教誨的產生階段時，有嚴重的錯誤，尤其是頁79，82-83；關於此文請參見第二版。）施特勞斯的目標是，證明哲學是可能的：那些偉大的哲人不是簡單地屈服於他們的時代，成為他們所在的時代之子，正如占統治地位的歷史主義所論證的那樣；相反，按照尼採的論證，他們是其時代的繼子，他們在思想上超越了自己的時代，同時卻用當時的語言傳播他們的思想。為了證明哲學的可能性，施特勞斯不得不揭露隱微教誨的真理。他因此在隱微術歷史上導致了一場革命：多虧了他，像筆者這樣的哲學勞作者才能寫下例如眼前剛剛完成的註疏，這部註疏借鑒了施特勞斯的洞見，因而進入了哲人大廈的某些密室之中，倘非如此，這些密室就會是關閉的。在這些私密的房間中，藏有他們最極端、最有活力的思想。施特勞斯創立的學派——起初只專註於政治，只有其最偉大的榜樣伯納德特除外——有可能在未來成為一個新的學問傳統，因而能夠為未來哲學的緣故復原古老的大師們的教誨，而尼采已為未來哲學寫下了序言。未來哲學是一種忠於大地的哲學，以這種原初的忠誠，它既反對那籠罩了我們的過去的柏拉圖主義，又忠於哲人們自身所奉持的內容。

一部得到施特勞斯扶助的尼采式的哲學史，在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身上發現了一種服務於哲學的政治，即一種「大政治」（great politics）。它在其最深層的政治方面是一種神學，一種關於最高存在者的神學—政治教誨，它教導並標示出我們最值得效仿的那些對象是什麼。正是在柏拉圖的神學政治之上，一部尼采式的政治哲學史停留地最為長久。什麼是神？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讓一位神看起來是一個超越於流變的存在者，一位道德法官，他對我們的行為充滿了強烈興趣，渴望施予獎勵與懲罰，同時配備有一種被轉化了的冥府，在那裡，對蘇格拉底使之不朽的那些靈魂的獎賞更為甜蜜、懲罰更為殘酷。從幾乎二千五百年後的具有後見之明的位置回望，一部尼采式的哲學史能夠追蹤阿德拉斯忒婭為一種教誨所安排的未來：這種教誨將關於「神與人將在來世獲得永恆」的謊言提升為最高的理想。因為，柏拉圖主義——一種由一位哲人創立的神學政治教誨——遭受了可怕的命運，它被一種宗教捕獲，這種宗教是一種遠比它自身更為生動和真實的「大眾柏拉圖主義」。柏拉圖，歐洲第一位提到波斯神瑣羅亞斯德（Zoroaster）的人，失去了對他的教誨的控制，使之最終從屬於源於瑣羅亞斯德/扎拉圖斯特拉的千年一神論之中的一種；柏拉圖主義最終受到了由柏拉圖引入的宗教創新的一種近親的統治，而柏拉圖當時大膽地在哲學中引入這種宗教創新，是為了將其作為一種對哲學的政治保護。當尼採選擇扎拉圖斯特拉來表達一種反柏拉圖主義的教誨時——這一教誨肯定了萬物的永恆復返，他知道，他正在回到那位創立了對宇宙的道德觀點的人那裡，而柏拉圖則敢於把這一觀點放進哲學中去。通過一位從對大地的復仇中——這種仇恨燃燒著道德的觀點——康復過來的扎拉圖斯特拉，尼采開創了一種哲學的政治，他與柏拉圖懷著同樣的文化目的：建立一個對哲學寬容的社會秩序；但是現在，這個社會植根於相反的激情——愛，而不是植根於伴隨著復仇的怨恨。與柏拉圖類似，尼采超越了他的時代，因為他知道宗教有何益處——宗教因何而不可或缺，因為宗教是構造日常生活的詩，是每一個人類共同體自動生活於其中，並作為共同體的有益、善和神聖之物的信仰和價值之網。但柏拉圖的命運——柏拉圖主義的歷史，讓尼采也許更為清晰地看到「至高無上的宗教」的「可怕危險」，即宗教不受至高無上的哲學的統治。

尼采說，難以看到曠日持久之物的全貌。這個已經看到從荷馬到現在的歐洲精神生活的整個軌跡的哲人說：「我們是極北之人。我們知道道路。我們已經發現了千年迷宮的出口。」至於尼采哲學的未來，沒有人比Peter Sloterdijk更清晰地表明，那些未來如何依然植根於我們的未來之中。那些未來可說是文藝復興的一種推進，關於其中一種未來的簡要陳述，柏拉圖在荷馬的傳統之內為哲學開闢了他的政治事業，但至高無上的一神論憑藉他那非荷馬式的創新篡改了他的哲學，這種一神論試圖聲稱自己保留了希臘最優異的東西，但事實上，它卻抹去了真正的希臘性並用柏拉圖主義重寫之。「古代世界的全部勞作都是徒勞無功的：我無法用任何語言表達我關於這一巨大災難的感受」——在那場統治西方歷史的精神戰爭中，耶路撒冷戰勝了雅典，對此甚至尼采都發現自己因為這種震驚而感到無言以對。但是，他關於那一重大事件的思考，他為那場偉大的戰爭的原因和策略找到的言辭，指出了將哲學史與宗教史分離開來的道路——而柏拉圖曾經讓哲學史適應於宗教史。

《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旨在揭示，柏拉圖主義在何種程度上是一種政治——它成功地刻畫了內在於人類思考之中的自然而然的柏拉圖化（natural platonizing）傾向，同時也暗示了什麼是真正的哲學。對於一部尼采式的哲學史來說，揭示柏拉圖主義的政治性質因此只是復原柏拉圖的使命的一半，因為，什麼是隱藏於政治中的真正的哲學呢？顯而易見的是，真正的哲學不可能是那種印在護衛新城邦的哲人-狗的心目中的哲學，真正的哲學也不可能依賴於由一種「好」（Good）——這種「好」可以輕易地變成神——所監管的理式帶來的安穩。遵照柏拉圖為其對話設置的時序安排，一部尼采式的哲學史以解經的方式追求著真正的哲學，其途徑在於，抓住柏拉圖對蘇格拉底式政治哲學之產生的展示，以之作為進入柏拉圖對蘇格拉底式哲學之產生的展示的門徑。在《蘇格拉底如何成為蘇格拉底》中——筆者探討柏拉圖的尼采式計劃的第二部分，我將追蹤柏拉圖在《斐多》《帕默尼德》和《會飲》中展示青年蘇格拉底的道路。柏拉圖表明，這條道路引導蘇格拉底進入了哲學真正的秘儀，即關於愛若斯神的秘儀。我自願地揭露那些秘密，褻瀆那些秘儀，因為尼采業已褻瀆了那些秘儀——在命名那一根本性的事實之時，他用的不是神的名字，而是「一種無力的衰弱的比喻」：權力意志。柏拉圖和尼采共同分有著一種大政治，因為他們都明白宗教有何益處。但他們也共同分有所有哲學那種本質的異教主義，即對大地的愛欲，而這才是最深刻的分有，因為他們二人都發現：作為對存在之物的愛欲，哲學就是對愛欲的愛欲；哲學所追求的是作為多產的生成過程（becoming）的存在（being），這種存在允許我們就其所是地（in what it is）瞥見它自身：愛欲，或權力意志。

而且，生活在柏拉圖式文明的精神廢墟中間，如果我們不希望，也缺乏意願來憑藉柏拉圖的方式——即他關於神和靈魂的政治學——復原精神生活的活力，我們就仍然有可能看到，通過在政治哲學中包裹真正的哲學，柏拉圖做了尼采後來知道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尼采知道，他不得不將他關於宗教有何益處的知識傳遞給我們，傳給我們這些仍然被千年之久的宗教體驗灼傷的現代自由心靈；尼采知道，在被迫將他的哲學呈現為大地神靈狄奧尼修斯和阿里阿德涅的回歸時，他被迫用一種不受歡迎的形式向唯一可能的聽眾呈現他的哲學。但他盡一切努力教導這位聽眾一種關於神和靈魂的新政治學。「哦，那些希臘人！」——尼採在那本結束了他那一系列論述現代自由心靈的科學和文明的著作中，在這部著作第二版前言的結尾說——「哦，那些希臘人，他們理解了——如何去生活：因為必須要依然勇敢地站在表面、站在褶皺上、站在皮膚上，必須去敬拜表象，信仰形式、音調和言辭，信仰充斥表象的整個奧林波斯山！那些希臘人是膚淺的——出於極度的深刻！」像奧德修斯一樣，尼采開始懂得「他的命運就是確立信仰，而不是知識」，因為他像荷馬和柏拉圖一樣開始懂得，只有通過信仰，他才能建立不斷接近知識的入口。

摘自《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

柏拉圖對話的戲劇時間安排描繪了蘇格拉底思想的時間進展。《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討論了三篇柏拉圖對話——《普羅塔戈拉》《卡爾米德》和《王制》。在《普羅塔戈拉》中，蘇格拉底初登公共舞台，他在此前後的哲學政治有一種更加公開的政治意圖。在《卡爾米德》和《王制》中，蘇格拉底經歷了長期的在外征戰，重返已然改變的雅典城邦，學會了某種重要的東西，思想上發生了轉變，他認識到自己要採取全新的方式來傳達哲學、徹底保護哲學。

《哲學如何成為蘇格拉底式的》

[美]朗佩特著

戴曉光彭磊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