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全東亞的「心學」是什麼？

近日，日本政治學家福山和比較經濟學家青木昌彥應邀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外國專家局改革建言座談會，期間還在清華大學、比較雜誌社等機構圍繞「依法治國」改革與中國學者進行了交流。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及其「心學」，隨之也突然成為了輿論談論的一個焦點。…[詳細]那麼，王陽明的「心學」，究竟是什麼呢？為何明代之「心學」，仍會在當代的改革語境中成為話題？

簡單說來，王陽明在中國儒學體系里，是作為程朱理學的批判面而存在的。其「心學」關注的焦點，是「知」與「行」——也就是「認知」和「實踐」的關係。按朱熹的觀點，儒家士子的行為，須以孔孟聖賢的認知為理論指導。王陽明則認為，在未親身「實踐」之前，不會存在這樣一種完美「知」，作為「行」的指導。王陽明認為，「知」要靠自己的「行」去獲得。否則，即便那「知」是孔子所留下的，對自己也未必對；相反，如果是自己在「行」中體會出來的，即便那「知」再怎麼顯得稀鬆平庸，也不能說它是錯的。①

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儒學始終是政治性的。所以，王陽明的這種理論，實際上是否定了在政治生活中，有任何不容置疑的理論指導的存在；更否定了任何用既定的、先驗的政治理論來指導現實政治活動的方式。

此外，在「知」和「行」誰先誰後這個問題上，朱熹認為「知」在先，「行」在後，必須先學習貫通孔孟先賢的教導，才能保證行動的正確性。但在王陽明看來，人必然先有想吃東西的心，才會去吃東西，所以，想吃東西的心，就是「行」的開始，在「行」的過程中，會遇到種種障礙，這時候，就需要動用「學、問、思、辨」的能力，去一一克服，換句話說，王陽明反對「學問思辨」好了後再去行動，而是認為，只有在具體的行動中，才會產生真正有效的「學問思辨」，進而獲得真正的「知」。②

略而言之，王陽明的「心學」，其在政治層面所提供的思想資源，一是打破「理論指導實踐」的牢籠，不承認有絕對正確的理論指導的存在，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實踐去尋求具體的解決方案,「人人皆可為聖人」。二是倡導「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完備的、萬無一失的理論指導，沒有關係，按照「致良知」這個方向去做就對了，在做的過程中，再靠「學問思辨」逐一獲得認知，反饋並指導修正行動，如此循環往複，「知行合一」，終能有成。

王陽明「心學」既然提供了這樣的思想資源，也就意味著它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必然是「改革」的、「革新」的。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整個東亞近代史的變革中，「心學」就始終起著相當重要的思想催化作用。

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陽明學在日本維新志士中極為盛行。被梁啟超譽為「日本維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陰，精通陽明學。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維新功臣，皆出自其門下。在他們看來，王陽明說「心外無理」，「雖其一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乃是教導人們不要盲從正統，從而抱定反抗舊有秩序的信念。曾留日的章太炎，對此也有體會：「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③

什麼叫「自尊無畏」呢？其實，「自尊」，就是王陽明心學所講的「人人皆可為聖人」，只要是自己實踐得出的認知，就不必妄自菲薄；「無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沒有完備的理論指導而慌張無措，要知道真正的做事的方式，是「知行合一」，先去做，然後在做的過程中，體察並獲得「知」，「知」與「行」再循環往複，互相促進，事情終能成功。

明治維新時代，日本面臨的是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如何自強，如何處理與列強的關係，如何改革政體……等等，在東亞，均無可供參考的成熟案例。一切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但茲事體大，自不免使許多人產生畏事情緒。王陽明的心學，恰恰從理論上，為這些維新志士們提供了做事的信心。

日本維新功臣，依次為木戸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孫中山對「心學」先倡導後否定，玄機很奧妙，但讓蔣介石很困擾

「心學」與日本明治維新之間的關係，對晚清的中國革命黨人也有著很深的影響。陳天華、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人，都曾研習過王陽明的學說。如1906年，宋教仁購買《王陽明集》、《王陽明全書》、《王陽明學提要》之餘，還訂購了《王學雜誌》。宋教仁以陽明學修身、立志，在日記中說，「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矣。」④

作為革命黨領袖的孫中山，也曾尊奉陽明學。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稱「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中之大功。」⑤充分肯定明治維新是在「知行合一」思想指導下成功的。

到了1919年，孫中山發表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哲學著作《孫文學說》，也就是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在這本書中，孫中山闡釋了「行易知難」論，否定陽明學在明治維新中的作用，說「日本之維新，……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不相及也……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孫中山還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不符合「實踐之科學」。⑥

那麼，孫中山為何會對陽明學與明治維新的關係，發表前後矛盾的觀點呢？是因為他晚年對王陽明的學說有了新的認知了嗎？

其實不是的。根源在於：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後，孫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需要在行動中摸索，故而肯定「知行合一」。及至1919年，三民主義已逐漸自成一家，孫自認為其堪為中國革命的指導。這時，為了讓自己的理論成為所有革命黨人的指導思想，王陽明的學說，就不符合他的需要了，因為王陽明是否定這種絕對正確的指導理論的存在的，主張每個人從自己的行動中去尋找自己的「知」。

對孫中山的這種隱秘的心思，胡適洞若觀火，曾評論道：「行易知難的真意義只是要我們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卻是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的責任。大多數的人應該崇拜知識學問，服從領袖，奉行計劃。」直指孫中山改倡「行易知難」，拋棄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其目的，是想讓黨人與國人服從自己，奉自己為精神領袖、理論圭臬。⑦

孫中山「繼承者」蔣介石，也深受陽明學的影響。據他自述，從18歲開始接觸王陽明，「以後五十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使我百讀不厭。」⑧然而，孫中山對陽明學的實用主義態度，卻給蔣介石造成了不小的困擾。蔣面臨的處境，尤其是在抗戰14年期間，至為艱險，無疑王陽明心學正可以為其提供精神資源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否定「國父」的言論。所以，蔣最後，發明了一種「力行哲學」，在其中頗為牽強地進行調和，大略意思就是：王陽明也對，「國父」也對，衝突源自某些概念的誤解。⑨

至於「力行哲學」的核心，就是將「行」強調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不要在「指導理論」這個問題上做過多糾纏，朝著好的目標方向，趕緊努力去做，才是正途，「力行」，就是「努力去干」的意思。作為最高領袖，蔣沒有辦法像孫中山那般自信地給出一種解決國家危難、實現民族復興的「絕對正確的指導理論」，但王陽明「心學」里的「知行合一」，可以為他消除精神上的惶惑與行動上的不自信，也使他在缺乏「指導理論」的情況下仍能擁有引導黨內幹部去「力行」的思想資源。蔣後來自己曾這樣回顧道：

「我在二十年前，提出「力行」兩個字的時候，是因為看到我們的幹部『沉滯不進，畏難卻顧』，所以要提倡『力行哲學』大家一起來力行。」

陽明祠，位於貴陽城東扶風山麓

注釋：

①②王陽明，《答顧東橋書》。其原文如下：「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③魏常海：《王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先導作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④遲雲飛：《宋教仁的陽明學及倫理學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11第4期；⑤⑥李吉奎：《孫中山論明治維新》，《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4年第1期；⑦胡適：《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說」述評》；⑧《蔣介石日記》1946年12月11日；⑨陳鐵健、黃道炫：《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自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26、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