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道】林風眠：一卷20世紀藝術百科全書

　　20世紀上半葉，以文人畫為代表的傳統筆墨藝術日漸衰頓。此時的中國畫壇，或師法外洋、「以西潤中」，如徐悲鴻、劉海粟;或堅守本源，變法突破，如潘天壽、齊白石。其中有一位大師則「以熔鑄中西，彙通文野」著稱。他「不惜如哪吒童子般破解骨肉重構金身」(謝春彥語)，自成一派，開一代畫風。西方美術史研究權威蘇利文曾專門撰文稱贊他是「中國現代繪畫的先驅者」，直言「他比同時代的任何中國藝術家都更了解西方藝術(尤其是後印象派藝術)」，「能夠把西方美學內在化並與他對中國藝術的理解相融合……以創造新的繪畫。」

　　他就是我國現代畫壇一代巨匠，中國現代藝術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林風眠。

　　林風眠(1900-1991)出生於廣東梅縣，19歲赴歐遊學，曾擔任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現中央美術學院前身)校長，也是國立藝術院(現中國美術學院)首任校長。他倡導「介紹西洋藝術，整理中國藝術，調和中西藝術，創造時代藝術」的理念，先後培養了一大批享譽世界的藝術大家，如吳冠中、李可染、趙無極、朱德群、蘇天賜、席德進等。

　　新文化運動的狂飆突進，抗戰的滔天洪流，文革的牢獄之災，遠走香江的韜光晦跡，作為二十世紀的同齡人，林風眠見證了百年來民族文化所遭受的困厄與磨難、「中西融合」所曆經的波折與流衍。他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極少數不為時局所左右、一輩子不改理想初衷的藝術大師之一。觀其一生來去浮沉，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這其中既有「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弘毅之志，更蘊含著一種「時命或大繆，仲尼將奈何?」的悲愴。

　　誠如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所言，「林風眠是一卷世紀性的藝術百科全書」。從林風眠獨特的個案身上，「能看到百年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忠誠和激情，也能從他和時代的關系中去領會藝術家的責任，重新撿回那些被忽視的價值。」

　　命運開篇處的寒涼底色

　　1900年11月22日，林風眠出生於廣東梅縣閣公嶺村一個石匠家庭。上中學時其繪畫天分已讓老師自愧弗如。傅雷曾說他對藝術的追求，正如他的祖父不論四時晴雨、赤腳鑿堅鐫石之精神。用林風眠自己的話來說，一生「從未無故放下畫筆」。

　　同鄉摯友林文錚曾用「痛苦」一詞來概括林風眠畢生創作的基調。林風眠的藝術具有一種「罕見的苦味」(許江語)，發源於命運開篇一抹寒涼的底色——幼年時，母親與人私奔未果，險被宗法私刑處死，後被賣到他鄉，再無音訊。他因此大病一場，臥床半年，變得沉默寡言。

　　1919年底，林風眠赴法勤工儉學。在歐6年，林風眠遊學於法、德，曾先後投師於法國第戎美術學院和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柯羅蒙工作室。他喜歡到戶外進行色彩寫生和人體速寫訓練，同學李金發說他下筆「信手拈來皆成妙諦」。在第戎美術學院院長楊西斯「珍視本民族藝術遺產」的提點下，他花了大量時間去東方美術館和陶瓷博物館臨摹。他與當時學院派眼中「欺世盜名」的塞尚、畢加索、馬蒂斯甚為投緣，亦從叔本華的哲學、波德萊爾的詩歌等不同藝術門類中博採廣擷，創作出了具有表現、抽象等現代藝術風格的《柏林之醉》、《暴風雨後》等作品。

　　1924年5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行的中國美術展覽會上，林風眠的作品引起轟動，尤其是高2米、長4.5米的油畫巨作《摸索》。當時中國《藝術評論》的報道稱，「全幅布滿古今偉人」，從荷馬、耶穌到托爾斯泰、歌德，「個個相貌不特畢肖而描繪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隱露於筆底」，「皆有摸索奧秘之深意。」這幅筆法粗獷、寫意，色調灰黑沉鬱的作品，據說只用一天時間一氣呵成，深得學界泰鬥蔡元培的器重。

　　在藝壇初露鋒芒之際，林風眠第一任德籍妻子羅達在分娩時染上產褥熱去世，嬰兒隨之夭折。悲慟之餘他寫下「人生有情淚沾臆」的字句，親手為羅達刻了一方墓碑，《令人贊賞的春天失去了她的香味》，被視為畫家當時「心境」的寫照——這幅畫描繪一群燕子飛過霧中開花的梨樹，恍如柔情一夢，蘊含著一種花落燕歸的迷離的惆悵。

　　50多年後，劫後餘生的林風眠於1979年赴法國舉辦畫展，期間曾到巴黎郊外弔唁羅達的墓地，奈何遍尋不得，頓時老淚縱橫。

　　萬馬齊喑時的「一聲驚雷」

　　1926年初，林風眠攜第二任法籍妻子阿麗絲回國，在蔡元培的提攜之下，未滿26歲被聘為北京藝專校長。兩年後，又赴杭州出任我國第一所綜合性國立高等藝術學府——「國立藝術院」的首任校長。執掌中國南北兩大美術陣營的十年時間裡，林風眠在中國藝壇一舉成為眾所仰望的風雲人物，一度被稱作「藝術界的胡適之」。

　　在這一時期的史料中，林風眠的形象既揮斥方遒、士氣俊發，又隱忍藏鋒、用晦而明。在主持校政上，他抱定「為中國藝術界打開一條血路」的決心，投身「改造藝術院校」的事業。在北京，他力排眾議，邀請當時被正統國畫家譏為「野狐禪」的齊白石來校講學，又大膽將裸體藝術引入教學;在杭州，他嘗試將西畫系與國畫系合並，毫不避諱地延請與己觀點針鋒相對、強調國畫獨立性的潘天壽任教，頗具蔡元培兼容並包、唯才是舉的風范。

　　在社會活動中，他更矢志以「我入地獄」之精神，將美術作為開啟民智、移風易俗的利器。他撰文、作畫怒斥政治腐敗，在白色恐怖下掩護進步學生;他發起、組織了以「藝術社會化」為宗旨的北京藝術大會，主辦西湖博覽會藝術館;1928年，他在杭州牽頭組建了「藝術運動社」，發出了「集中全國藝術界之新力量」、「促成新時代藝術之實現」的豪邁新聲。

　　著名美術評論家郎紹君將其十年創作曆程總結為「救世」與「避世」兩個階段：從1926年到30年代初，以油畫居多，取材於軍閥連年混戰、政變屠殺、民不聊生等黑暗現實，呼喚人道主義，抗爭意味濃烈。畫風傾向於表現主義，構圖簡約，筆法淩厲，用色強烈而凝重，如《人道》、《人類的痛苦》、《悲哀》等。這些作品「直接描寫人類自相殘殺的惡性」(林文錚語)，畫面遍布絞架、鎖鏈以及扭曲的、受難的人體，充滿無言的斷喊淒嘶，「在萬馬齊喑的時刻……彷彿從沉悶的雲縫裏響出一聲驚雷」(蔡若虹語)。林風眠多次觸怒當局，在北京差點招來殺身之禍，辭職南下之後，又惹惱戴季陶，被指「在人的心靈方面殺人放火」，險些令杭州藝專關門。

　　1931年，蔣介石到藝專參觀，看到《痛苦》時，放話稱：「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麼多痛苦的人?」迫於政治高壓，林風眠遂轉攻國畫花鳥、風景和人物，在造型、設色、空間處理等各個方面進行融彙中西的嘗試，運筆簡潔、迅疾，色彩斑斕，畫面蘊藉、靈動，已具有了「風眠體」的雛形。

　　在王朝聞等學生眼中，這位年輕的校長總是輕言細語，微笑可親，有如「恬淡和澹蕩的惠風」，有時上台講話還會臉紅。周末，他時常與弟子們歡聚於西湖邊上親手設計、建造的寓所「玉泉居」，他鼓勵學生縱筆隨心，摒除拘謹，甚至勸他們作畫前喝點酒，釋放天性。待到夜深人散，他棲身於二樓畫室，一邊聽著古典音樂，一邊鋪紙開筆，通宵跋涉，直至精疲力竭。

　　於人，他是盜天火的普羅米修斯;於己，則是滾石頭的西西弗斯，筆下可撼搖星河，亦可靜影沉璧，林風眠為布豐所言「風格即人」留下了一個精妙的詮釋。

　　「沉默洞窟」中的驚世蛻變

　　抗戰爆發後，經曆遷徙、並校、學潮和辭職等一系列風波，林風眠將妻兒安置於上海，輾轉浙、贛、湘、雲、貴及香港、越南，避居重慶，從少年得志、才彥環繞的藝專校長猝然跌入殘山剩水、鄉野民叢，由此迎來了一生由顯轉隱的分水嶺。

　　在沅陵辭職之際，林風眠對追隨多年的師生「無不念念」，留下信件叮囑校方「加意維護，勿使流離」，令聞者痛哭。他料想不到的是，此時杭州舊居已被日軍佔用為傷兵醫院，《人道》、《痛苦》等昔日巨作，被扯碎當成了馬廄的遮雨篷……

　　在重慶，林風眠沒有開過畫展，他託人謀了一個負責宣傳抗日的「設計委員」的虛職，靠微薄的薪水維生，在長江南岸大佛段一座土牆泥地的倉庫裏，一住就是將近七年。據李可染等人的記述，林風眠當時過著遺世獨立、「苦行僧一般的清淨生活」，自己操持家務、置辦三餐。他經常就著一點水煮豬肉、蔬菜，足不出戶地畫上一天，一次可畫幾十、上百張，大部分付之一炬，剩下的直摞到屋頂。

　　事後，林風眠談起這段往事卻說：「在北京和杭州當了十幾年校長，住洋房，乘私人轎車，身上一點人氣幾乎耗光了。你必須真正生活著……身上才有真正人味，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即便在抗戰期間，林風眠仍堅持藝術的非功利主義態度，拒絕轉投寫實主義，不喜歡「照相式刻板與平俗」，理由是「在藝術的價值上是微細的。」他將精力集中於宣紙彩墨創作，偏愛風景、花鳥、仕女、苗疆與戲曲人物等「小眾」題材;在技法與材質上，他打破油畫、水粉、國畫等邊界，探索方形構圖、瓷繪筆線、空間糅合、光線透視、色墨層疊等形式構成，將西方的寫實與東方的寫意進行挪移、錯置、嫁接和重組。

　　謝春彥、郎紹君等評論家指出，這種「調合中西」的嘗試，絕非患得患失、流於皮相的「修補」或「妝點」，而真正是由內及外、由個性語言到氣質內涵的涅槃。無論是《拾玉鐲》中煙視媚行中的玉姣斜坐，背簍擺攤的苗族女子，乃至蒼莽遠山與曠野泊船，「無一筆傳統程式」，卻又是十足詩化的東方意蘊。即使是在最清寂、蕭瑟的空山鳥語、風吟漁唱之中，也滲透著一股熱辣、渾厚的自由創造之精神，大有「元氣淋漓嶂猶濕」之勢。

　　正如他本人對弟子所言，林風眠很清楚「我走的路，正是你們沒走過的」，他更明白，藝術家之修煉譬如織繭化蝶，除了沉潛蛻變，還要有能力掙脫過往經驗的牢籠，破繭而出，「許多人走不出來就死在那裏了!」他以大破大立之勢促成了「風眠體」的出世，但這種與當時的「主流」格格不入的自我苦鬥，卻註定了餘生無盡的孤獨。

　　抗戰勝利後，林風眠拋棄了所有行李，只帶了幾十公斤未托裱的彩墨畫登上回滬的飛機。此時，作家無名氏卻預言，他的命運是「殘酷定了」的，「過去他奮鬥了20年，被誤解了20年，在『沉默洞窟』裏隱藏了10年。今後他還得被誤解20年，沉默20年。」

　　寂寞蟄伏裏的精神遠征

　　1945年之後，林風眠被杭州藝專聘為教授，主持林風眠畫室，與家人團聚，此時距其初下杭州一晃已近20年。「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他溫文隨和，深受愛戴，一如往常;他又像過去一樣辦畫展、作報告，課餘與學生縱論古今，聽貝多芬和花腔女高音，與傅雷、關良等名流交往，只是「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

　　1951年杭州藝專改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轟轟烈烈的「徹底改造」中，原有教學體系被一概推翻：油畫先驅吳大羽遭到解職，退隱上海;潘天壽、黃賓虹等丹青巨擘，被勒令從石膏素描重頭學起;林風眠、關良被當成「新派畫小集團頭頭」，和學生一起下鄉「改造思想」。

　　林風眠「識趣」地辭職離開，攜眷寓居於上海南昌路一棟法式二層小樓，又一次開始了漫長的蟄伏和寂寞的精神遠征。他依靠賣畫和一點補貼為生，經濟拮據，不得不出售畫冊和唱片，裁下宣紙邊條作畫，以求物盡其用。1956年妻女遠赴巴西投奔親戚，孑然一身的林風眠退居二樓，深居簡出，常以面條、稀飯果腹，作畫之餘，飲茶、養花、看戲。

　　在這種「野鶴無糧天地寬」的氛圍中，沒有附庸迎合的累贅，只有以心飼藝的純正。林風眠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自稱畫風「改變得很厲害」：在戲曲人物題材上，他借鑒立體主義畫派，將分場的故事人物折疊在同一畫面上，以尋求一種時空上「綜合的連續感」;他又將敦煌壁畫、皮影等作為「形式的來源」，想從「民族形式」中尋求一條比馬蒂斯、畢加索更具進化意義的「出路」。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林風眠完成了一系列以鶩鳥和秋景為母題的彩墨畫。無論背景是晨光或暮雲，布局是群飛或獨宿，色調採花青或赭墨，如其自述，這些鶩鳥圖都給人「渚清沙白鳥飛回」之感，有杜詩蒼涼沉鬱之況味。而在西湖秋景系列中，林風眠頓悟自己是「一個從記憶中汲取靈感的畫家」。畫中的湖、橋、屋、柳，既非西畫的對景寫生、摹仿自然，更非因襲傳統筆墨範式，而是畫家在追思、神遊中「飽遊飫看」，由此提煉出白牆黑瓦配金紅樹葉的刺激、極致的對照。畫中秋色的剛烈與濃釅，沒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自憐做派，而是呈現出一種「君子固窮」、怡然自處的氣品。

　　林風眠在繪畫上正值盛年，靜物畫之考究多變，花鳥畫之特立獨行，仕女畫之疏離如詩，均標志著「風眠體」的成熟，即便是表現山河新貌、漁村豐收等「應命之作」，也絕不流俗，沒有染上「浮誇病」。

　　上世紀60年代初，林風眠的作品成了「黑畫」，1966年傅雷夫婦含恨自盡，林風眠震驚之餘，為免留下「罪證」，趕在紅衛兵抄家前閉門燒畫。由於擔心煙囪冒煙被人發現，遂改將上千幅畫作撕碎、沉入浴缸溶成紙漿，再倒入馬桶沖走，與平生心血慘烈揮別。義女馮葉回憶說，在陰沉的氣氛中，他「光著頭，一言不發」，臉上一反常態地「堅毅、決絕」。

　　遠走香江後的滄桑詩意

　　文革之中，林風眠遭到批鬥和抄家，一度因「間諜罪」蒙冤入獄。1972年底，林風眠被釋放，收藏家柳和清稱，4年多不見天日的牢獄生活，使得他的胃病和心髒病更為加重，「臉上一無血色」。因顧慮「時局難料」，他不敢再提筆作畫。果不其然，1974年，水墨畫《山村》又一次受到批判。

　　1977年，林風眠在葉劍英家族幫助下被批准出國探親，赴巴西探望闊別20年的妻女，此後移居香港。臨行前，好友巴金收到的告別留念是他的一幅《鷺鷥圖》，學生吳冠中收到的是青藍色調的葦塘孤雁，他為此賦詩一首，遙祝恩師「浮萍葦葉經霜打，失途孤雁去複還。」

　　客居香港的10多年間，林風眠先後在日本、法國、香港、台灣成功舉辦個展，在80高齡憑記憶重畫在「文革」中毀掉的作品，「將生命留在尺牘間奔騰、呼號、哭之笑之」(吳冠中語)。《人生百態》、《噩夢》系列等作品，不複精緻的含蓄，而是回歸青年時代蓬勃的浪漫與表現主義格調，既老辣又天真，彷彿讓人看到「尖峰突兀，山林深杳，殘陽如火，雪域荒莽」，「筆觸之粗獷、色彩之強烈、風格之縱放，前所未有。」(郎紹君語)

　　林風眠大半生都在孤獨和艱辛中度過，在獄中他曾作詩自嘲：「我獨無才作畫師，燈殘黑盡夜眠遲。青山霧裏花迷徑，秋樹紅染水一池。」更於「沉沉夢裏鍾聲」，發出「問蒼天所為何來!」的不平之聲。然而，其暮年所繪秋景，卻始終湧動、彌散著一股哀而不傷、純淨雋永的滄桑詩意，如天風嵐靄，徐徐拂面。

　　在香港，林風眠聽聞有愛國華僑願意捐款在其杭州故居建紀念館，他婉言謝絕，表示願將資助之經費，用於培養青年深造。有人建議將款項命名為「林風眠獎學金」，他說：「那就應該從我自己的口袋裏拿出錢來，不能占個空名。」

　　1986年，華君武、黃苗子等人代表全國美術家協會，邀請林風眠在「合適的時候」回來看看，林風眠微笑著點點頭。他還曾誠摯地期盼：「如果再多給我50年，能夠再多畫一點……」

　　1991年7月，林風眠突發心髒病入院，絕筆之作是應邀為「傅雷紀念音樂會」題字。一個月之後，一代宗師長眠香江。

　　許江用細膩的文字為林風眠描繪了一幅「永恆的肖像」：「鼻樑之上立著圓拱頂一般的隆光引著你潛入他的內心」，「這眼中有火，而雙唇卻又似冰一樣的沉默。」林風眠彷彿知道「那悲慘而恢弘的命運的意義」，「他從孤寂中產生對孤寂的愛，並把這種愛化作藝術的烈焰，溫暖著他的時代和人間」。

　　專題撰文

　　南方日報記者郭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