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女性個人書單：我是誰？我能成為誰

去年寫過這個，今天拿了我爸六十六塊錢紅包，想到可以給這篇做一些補充。

因為一直在愛和尊重中長大，我很晚才有性別意識。爺爺奶奶都算知識分子，大家庭前面有很多個堂哥，我和堂姐反而最受寵愛，我從小成績就不錯，到了高中，已經一直是第一名，學校給幾個有希望在奧數比賽中得獎的學生突擊補習，我是唯一的女生，每周去數學老師家，做一些題目都看不懂的比賽試卷。我沒什麼特別天賦，最後好像只得了一個三等獎（一共三道題，做出一道三等獎，以此類推），化學參加全省比賽，也拿了一個忘記什麼名次，都算不得好成績，但我也從來沒有感覺到那種慣常的說法：女孩子嘛，上了高中就不行了，學不好理科。我選文科是因為我喜歡，而不是我不行。我讀書、寫小說、看足球、打仙劍奇俠傳、從小熱衷於和人討論政治，父母愛我，也給我自由，從未用「女孩」的身份來框住我的人生，在小環境中，我的性別意識非常模糊，但後來進入了大環境，一些讓人不適又不可逃避的感覺，終於漸漸出現了。

開始做記者，陪領導一起去和官員吃飯，飯桌上聽深深淺淺的黃色笑話，拿不準應不應該笑，那時候太小太軟弱，以為這就是「社會規則」。去韶關出差，一堆男人起鬨，讓我去陽元山下拍照（陽元山顧名思義），我也就拍了，照片統一洗出來，還送我一張，我笑眯眯收下來，回家路上默默撕掉了。這些人大都不壞，當中很大一部分事實上對我很好，但沒有辦法，我活在女性的整體處境當中，騷擾和玩笑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直到今天，我還是無法應付這些事情，怎麼辦呢？當場摔杯子走人嗎？這不是我的性格，我寄望於這個社會確立更明確的規則，但也很明白，這需要個體的反抗和憤怒，而對確鑿的熟人表達憤怒，比對宏大的制度表達反抗，要困難得多。

後來我辭去工作專心寫作，很長一段時間裡，每當別人問我在做什麼，我總是說「家庭主婦」，我對自己的事業作出了非常嚴肅的選擇，卻需要這樣一塊人人皆可理解的遮羞布。我幾乎每天寫作四五個小時，幾年裡出版了四本書，且還有兩本正在出版流程里，不能說沒有勤奮工作，但基於難以解釋的理由，我還是很難大大方方地對人說，「我的工作是在家寫小說」。我辭職時有一些存款，這三年更是完全可以經濟獨立，當然家人在前面兩三年，對我有很多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支持，內心深處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如果雙方對調，我也完全願意支持對方的夢想，但在一種陳詞濫調的話語體系中，我成為「被丈夫養著的人」，在其背後，這意味著社會默認「家庭主婦」是「被丈夫養著的人」。媽媽一度為此非常憂心，因為她在四十歲下崗之後，就一直是家庭主婦，她因為時代和自我的局限沒有選擇，我卻並非如此，這兩年我做一些兼職，努力讓自己的財務收支平衡，有時候我想，這說明我依然沒有逃脫既定觀念的束縛，我也不想做一個物質意義上的「家庭主婦」，從群體意義上，我認為女性應當更多介入社會公共生活，但這種氛圍給女性個體造成的焦慮，也讓我感到不安，好像自己也加入了某種壓迫。

媽媽說，既然你也不工作，那就趕緊生個孩子。但我也沒有生孩子，這並不意味著一種確鑿無疑的人生選擇，相反在所有最重大的問題上，我傾向於不那麼確鑿無疑，永遠不要對他人宣示什麼，不要輕言自己會不會離婚，也不要輕言自己會不會生育，人生變動的東西比凝固的多。但思考生育問題，讓我最清晰地感到女性身份有不可打破的天花板，有個朋友說，一個女人不成為母親，不會是一個真正的feminist。某種程度上我同意她這句話，最大的不平等是上帝設定的不平等，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於是只能在可奮鬥的地方做得更多。

最早寫這個書單，是因為去年和幾個朋友見面，有人提到他反反覆復重讀伍爾夫的兩本書，《到燈塔去》和《達洛維夫人》。我也不知道，一個在羅馬大學讀中世紀法律的男博士，反覆讀這兩本書是要幹什麼，但回家後我也又翻出來讀了兩頁，熟悉的開篇，Mrs. Dalloway said she would buy the flowers herself。

晚上失眠，半夢半醒中，我想到小時候第一次讀伍爾夫的茫然，以及稍大一點之後的震動，決定寫一寫這個，這些年以明確的女性視角讀過的作家。如果只求政治正確，我應該說，不管讀者還是作家，都不應區分男女，但女性當然會天然更關注自己的性別處境，任何一個群體的自由，都只能寄望於這個群體內部的努力，不管這個群體被劃定為所有女性，還是所有中國人。

大學畢業十二年，我明顯看到中國女性社會評價和自我認知的雙重退步。前段時間見一個編輯，跟我談書評集的出版，聊到最後，她突然感嘆說：「為什麼中國的女作者們越來越少參與嚴肅公共議題的討論和寫作，現在除了劉瑜，你還能想到誰？」

我聽了一驚，但認真想了想，的確如此。更早的一輩中，我們有劉青峰、林達、崔衛平、金燕、艾曉明、李銀河、肖雪慧、郭於華，胡舒立……但現在，除了劉瑜和柴靜，我真的想不出太多名字（微博上有一些讓人振奮的女性寫作者，但大都並未真正進入公眾視野）。如果僅僅討論個體，任何一個作者的議題選擇當然不應當受到任何指責（除了一些書評和少量散文，我自己就沒有參與過多少嚴肅的公共議題），但討論群體時，這是一個讓人沮喪的趨勢。

之前在日本住了三個月，這是一個通常被認為女性地位不高的社會。有些時候的確如此，晚上去居酒屋喝酒，很少會見到女人，有一次吃烤肉，身邊一桌只有唯一的女孩子，我觀察了四十分鐘，她全程替七八個男人烤肉，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但大概正因社會有如此慣性，我看到身處其中的人會更奮力地與之對抗，參加的任何一次公共活動，都有很大比例的女性參與，相熟的東京大學教授，想不通她是如何應付無數件必須要做的工作：上課，帶五歲的孩子（丈夫在國外工作），做田野調查（社會學家），開會（日本人酷愛開會），寫論文，寫書（她寫的學術書賣了兩萬本），各種社交（我們去三個月就和她吃了七八頓飯），總是半夜四點收到她的微信或者郵件。最後她的感慨是：東大的退休年齡太早了，早知道我就不從早稻田過來了。

而回到中國，春節前後看到前同事的一篇專欄（厭惡得簡直不想提名字），一個台灣朋友感慨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們都選出自己的女總統了，你們大陸人還在討論女人應不應該上桌吃飯。」

這是一個讓人茫然的疑問，為什麼中國女性在普遍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後，反而有更多人心甘情願退回到家庭、物質主義和純文藝？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感覺羞愧，疑心自己不過是依賴安全舒適的婚姻，以躲避社會生活的種種不如意。

書單很短，因為推薦太多其實等於不推薦。依然非常私人，並不能寄望它能改變什麼，閱讀幾本書能夠改變的東西是非常有限的，但有時候不知道從哪一本開始，你感到了內心的變化，這種變化會是某種起點，通往一條並不安全的前路，但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的永恆提問：你是要自由？還是要安全？

1 《金色筆記》 多麗絲·萊辛

大概04年到07年這三年，我過得很艱難。這本書就是那時候讀的，後來全忘了，一直到萊辛去世的時候，有雜誌約我寫稿，我就又快速翻了一點。我不大喜歡萊辛的小說，但這本書有一種讓你不能抗拒的鼓舞，從1962年出版後，它就是婦女運動的聖經，阿特伍德在萊辛去世後就寫文章說，1963年她和好友在巴黎讀兩個人的書度過精神低潮期，一本是《金色筆記》，另一本則是波伏娃的《第二性》。

因為被認為具有煽動性，《金色筆記》在德國和法國十年中都未能出版，但越來越多渴求成為「自由女性」（這是《金色筆記》的章節名）的人讀到它，並且將其視為對自己人生的鼓舞，在萊辛看來，這本冷靜構思的書被「歇斯底里」地閱讀了，總是有讀者激動地對萊辛說：「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但是萊辛說，一本書改變了一個人的人生，這隻能說明這個人已經準備改變，而這本書成為了一個開端。

萊辛總是鼓動女性開始改變，就像《金色筆記》里所寫：不管你想做什麼，現在就做吧，反正條件看起來永遠是不可能的（Whatever you"re meant to do, do it now. The conditions are always impossible）。

2 《第二性》波伏娃

和很多人一樣，我曾經被波伏娃迷住過，她和薩特的關係，她身為女性卻對自我性別的不屑一顧，都曾經被我視為自由女性的樣板。但隨著閱讀的深入（以及不再將她和很多男人同時保持關係的狀態視為「自由」），她和薩特對共產主義罪惡的緘默不語、兩人當年聯手攻擊加繆時的下作，都讓我覺得噁心（《噁心》正好是薩特的名作），後來看到米沃什對波伏娃的批評（其實就是罵她），覺得非常解氣：「在女權主義者中，波伏娃的嗓門最大，敗壞了女權主義。我尊重甚至理想化地看待那些處於對婦女命運的體認而捍衛婦女的婦女。但在波伏娃這裡，一切都是對於下一場知識時尚的拿捏。這個下流的母夜叉（a nasty hag）。」

但《第二性》依然是繞不過去的書，這套書太厚了，很難歸納（何況我上一次讀也是幾年前，剛才翻了一下目錄發現沒能力歸納），大家只能自己去讀，如果不能讀完，可以重點讀第六章到第十章，分別是「父權時代與古代社會」、「從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法國女人」、「法國大革命以後：就業與從政」、「夢想、恐怖與偶像崇拜」、「五位作家筆下的女人神話」。

蕭瀚不喜歡這套書的後半部，即強調男女兩性毫無區別的部分，我自己已經記不清了，只模糊記得的確中間有很多內容不能贊同。無論如何，波伏娃這句話應該記住：「我們並非生來就是女人,女人是慢慢成就的。」

3《神聖的歡愛》理安·艾斯勒

這本書是剛和蕭瀚認識的時候他推薦的，這是他最喜歡的女性主義學者。看到國內報道說Macro-historyand Macro-historian 評選20世紀對人類最有影響的20位思想家，艾斯勒是當中唯一的女性。我粗粗查了一下，沒能確認，如果是真的，為阿倫特不服。

《神聖的歡愛》是她的三部曲之一，寫的是「性」，另外兩本《聖杯與劍》和《國家的真正財富》分別寫「權」和「錢」，但我並沒有讀過。和波伏娃不同的是，艾斯勒並不排斥女性身份，以及由此帶來的女性特質。

我自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我喜歡希拉里1995年在第四次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上的發言所說，「女權即人權，人權即女權」，我更關注的是普遍的人權問題，而不是特意強調女性身份。我也不是很喜歡現在盛行的對男性的貶低和敵對，就像艾斯勒所強調的，兩性應當合作，成為夥伴，「在如此重負之下我們仍能掙扎著相愛，這實在是對人類的能力和耐力的禮讚，因為追求快樂而不是痛苦，追求關心而不是征服，更為重要的是，追求聯繫——相互聯繫以及全體社會成員的聯繫——是對我們自身以及世界的創造和關愛。」

兩性關係同時意味著激進與妥協，很多時候不過一團混沌，並沒有那麼清晰的對錯與倫理，過於關注自身性別，很多時候會和對方糾結於輸贏，但我永遠不想和愛人討論輸贏。加繆在《正義者》中說，「懷著溫情，熱愛正義」，公共生活中應當追求正義，私人生活卻最好懷著溫情。

4 《達洛維夫人》伍爾夫

伍爾夫有很多書可以選，前面提到的《到燈塔去》，女作家特別喜歡引用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但我個人最喜歡《達洛維夫人》。

這本書串起了電影《時時刻刻》：妮可·基德曼是正在寫《達洛維夫人》的伍爾夫，朱麗安·摩爾因閱讀《達洛維夫人》反省自己的生活，斯特里普是90年代紐約的達洛維夫人。第三部分一開頭，就是前面我引用的句子，達洛維夫人想自己去買花。

因為這本書的故事很簡單，就不劇透了。最讓我震動的一段，是知道朋友自殺後，達洛維夫人想到自己曾往湖裡扔過一枚一先令的硬幣，從來沒有扔過別的東西：「「……可是他把生命白白扔掉了……有一樣東西是重要的；在她自己的生活中這樣東西被閑談包圍，被毀損，黯然失色；每天在腐敗、謊言、閑扯中逐漸失去它。而他保存了這樣東西。死亡是種挑戰。死亡是傳遞思想的努力；人們感到無法達到那神秘地追摸不到的中心；親近的變得疏遠；狂喜消失，只有自己形影相弔。死亡中有著擁抱。」

後來的故事我們也都知道，達洛維夫人繼續活著，伍爾夫則將終將生命扔進了湖底，一個女人的自由不僅意味著她可以爭取什麼，也意味著她可以放棄什麼，包括生命。

5 《傲慢與偏見》簡·奧斯汀

我每隔兩三年就會閱讀一輪奧斯汀，文藝一點說，人世間經得起反覆閱讀的就那麼一點事：愛情和人心。

在這個題目下選這本書似乎顯得奇怪，畢竟達西先生似乎是最早的霸道總裁。但通過奧斯汀的書來觀察女性位置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繼承權的問題在英國歷史中非常重要，這也幾乎是每一本奧斯汀小說的起點。這幾年的英劇《唐頓莊園》也是如此，第一集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導致一個家庭繼承權發生改變，由此產生的種種變動，正是在這個制度的瓦解過程中，爆發戰爭，英國女人走向工作，最終走向1928年，女性獲得投票權。

如果把奧斯汀和《紅樓夢》對比（曹雪芹比奧斯汀的時代大概早五十年，但這五十年中國女性的地位並無明顯改善），會發現即使在那時，中西方的女性（其實是每一個人）所擁有的呼吸空間也是完全不同的，班納特夫人試圖安排女兒的婚姻，但她依然只能寄望於女兒們能和她相中的金龜婿相愛，愛在那時就已經是決定性的要素，但在《紅樓夢》中，寶玉只能娶寶釵，鴛鴦被大老爺看中後不想屈從，唯一辦法不過是絞了頭髮，發誓終生不嫁。

自由是現狀，也是歷史，這正是我們今天的思想和行動重要的原因，改變不了當下的，有可能改變未來。

6 《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上野千鶴子

別人推薦的書，讀了之後覺得並不那麼好，當中一些章節讓我疑心是女權主義者的過分敏感，但當中談女性厭女症的部分，就是我前面所說，女性自我認知的退步，「厭女症之於女人即為自我厭惡，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將厭女症作為自我厭惡來體驗，其方式就是把自己當做女人中的『例外』，將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

在我身邊，最直接的女性自我厭惡，就是將一些明顯隱含性別歧視的評論視為誇獎，「你寫得不像個女作家」、「你做事根本看不出來是個女人」、「你這麼愛學術，和一般女人不一樣」。

7 亦舒

亦舒是一個很奇怪的作者，她最出名的那幾篇，《喜寶》、《圓舞》、《玫瑰的故事》，似乎也就是某種「霸道總裁愛上我」的變種，但如果把她的幾十本書讀下來（據說她還在繼續寫，但新作實在沒精力再追了），她的女主角總是在對情感的不安全感中，尋找到自我帶來的安全感。亦舒的很多小說都一直等到結尾，女主角才會遇到某個人，也就三言兩語，一帶而過，而之前所有的篇幅也不是關於等待，因她的人生有更寬廣複雜的歷程。

前段時間幾個朋友在批評一個情感作家（本來從來沒看過她的東西，看了之後也是氣得不想提名字），我正好在病中重讀亦舒的《流金歲月》，忍不住在微博上感慨了一下：「一路讀著亦舒長大戀愛結婚的人，感覺還是會和一路讀XXX的，有完全不一樣的人生啊。當然有可能後者嫁得「更好」，但亦舒反反覆復講述的，就是嫁得好不好甚至嫁不嫁這件事，從來不是人生的唯一選項。我們先確認自我，再等待愛情，而愛情來自奇蹟，不是算計。」

亦舒的書太多了，除了前面幾篇名作，推薦的有《我的前半生》、《這雙手雖然小》、《小玩意》、《兩個女人》。

8 《紅與黑》、《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

三本都是一流的小說，三本都有出軌的女人。這些年最詫異的社會思潮改變是，新一代的女孩子極為強調無瑕疵愛情。我時常看網路言情小說放鬆，大部分故事中愛的產生沒有理由，愛的過程少有掙扎，愛且永遠愛變成默認設定，甚至有一個標籤，叫「雙處」，即雙方都沒有性經歷，很多讀者會表示，不看非「雙處」的作品。

但愛情和生活都不是這樣的，它走得越遠，越意味著變數，很多人喜歡引用沈從文給張兆和的信，「我這一輩子走過許多地方的路,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年齡的人。」這封信寫於1931年，但在1942年，沈從文在《水雲》中又幾乎毫無隱瞞地剖析了自己的內心，坦誠自己在張兆和之後，遇到的幾個「偶然」，幾個誘惑，而《邊城》則是把「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愛情中有其道德，卻絕對不應當由道德定義，說到底，愛是自由的產物。

德瑞納夫人，包法利夫人，安娜，她們的掙扎首先是對自由的掙扎，不管在哪個時代，也不管男女，家庭的束縛是最直接最痛楚的束縛，對書中的女性而言，這更是她們唯一能對生活下手的部分，納博科夫就認為《安娜·卡列尼娜》這個通用譯名根本錯了，應該譯為《安娜·卡列寧》，納博科夫大概想說，托爾斯泰的書名已經凝聚了女主角的所有悲劇：她想做安娜，卻已是卡列寧。

三個女人都沒有世俗意義上的好結局，於連上斷頭台後三天，德瑞納夫人死於愧疚與心碎，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殺，安娜卧軌，但我想她們對出軌這件事並不後悔，也許上帝有祂的律法和審判，我們卻也不要畏懼。

9 安·蘭德，阿倫特，桑塔格

這三個人放在一起，不是特別推薦某本書，而是從閱讀她們的過程中，也許你可以確認這篇文章的標題：我是誰？我能成為誰？

在安·蘭德的名作《源泉》的二十周年再版序言中，她提到自己和丈夫弗蘭克有一次幾個小時的長談：「他使我相信，人為什麼不能把世界讓他所鄙視的人。」

就是這樣，不能把世界讓給我們鄙視的人。

最後附上《紐約時報》推薦的十本女性主義著作，Casting a Literary Lens on Women and Power，https://www.nytimes.com/2017/03/05/books/books-power-national-womens-month.html?_r=0，我一本都沒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