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十四修正案——（三）：不被支持的目標

來自專欄正義女神瞎了眼

"國會單純想要傷害政治上不受歡迎群體的慾望，不能成其為合法的國家利益。」

"A bare congressional desire to harm a politically unpopular group cannot

--威廉·布倫南

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中明文寫道，「國家不得拒絕對其管轄範圍內的任何人給予平等的法律保護。」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提到，現實層面的區分難以避免，並不是所有的區別對待都會違反這條原則。法院在審查一種區分是否合憲時，會採取一種「理性基礎」（rational basis）分析，允許政府基於合法目標，採取合理方式，對不同人群區分對待。

但什麼才是合法目標，什麼才是合理方式呢？

美國聯邦政府對生活困難人群提供「食物券」，受助者可以在指定商店兌換食品和一些必備日用品。根據1964年的《食物權法案》，食物券是針對「家庭」（household），而不是針對個人發放的。這就給Jacinta Moreno帶來了麻煩。她和另外一名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士Ermina Sanchez同住一屋，兩人生活都很拮据，疾病纏身，Ermina 還帶著三個孩子。

這「一家人」的生活模式，在那個年代肯定不符合美國傳統價值觀裡面「家庭」的概念。當時，美國存在大量的所謂「嬉皮公社」（hippie commune），彼此沒有血緣或婚姻關係的人們像一家人一樣共同居住。

在嬉皮士橫行美國大陸的六七十年代，有些這樣的「公社」帶有離經叛道的意味。也許您看過《阿甘正傳》，裡面就有對嬉皮士生活的刻畫，年輕人脫離了傳統家庭的桎梏，自由選擇和自己投緣的人們生活在一個屋檐下，每天在吉他聲中飛行。但有的「嬉皮公社」卻是無奈之舉，像Jacinta和Ermina 這樣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為了共同分擔生活成本，為了有人照顧，而自己去選擇了自己的家人。

這樣的「家庭」並不被法律所鼓勵。Jacinta Moreno試圖為自己的「家人」申請食物券，但遭到了拒絕。食物券管理部門解釋稱，食物券只能向具有親緣關係紐帶的家庭發放，不包括嬉皮同居者們。政府也有自己的政策考量：如果隨便從街上拉來幾個人，就能組成「家庭」並獲得政府資助的話，會不會助長騙取補助的行為？同時，如果同居者能享有和傳統家庭一樣的法律地位，對社會風氣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當政府遭到起訴時，他們就是這樣回應的，這就是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v. Moreno，413 U.S. 528 (1973)一案。本案原告中包含了很多像Jacinta 和 Ermina這樣的「家庭」： 一名已婚婦女收留了一位精神存在障礙的20歲姑娘，一名聾啞兒童的母親，承擔不起聾人學校附近的房租，於是帶著孩子和他人同住......他們看起來或許像是那些遊離於傳統家庭體系之外，放浪不羈的嬉皮士，但背後卻都是肉食者無法體會的辛酸。

原告們主張道：政府在發放食物券的過程中違反了憲法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生活困難程度相同的人們，有的能獲得食物券，有的不能，這一區分違反了憲法。而聯邦最高法院面臨抉擇。一方面，國會在制定《食物權法案》時，對於食物券的發放方式考量，的確具有非常明確的目標：避免八竿子打不著的一群陌生人，只為了獲得政府補助而組成「家庭」，聯合起來享受食物券。同時，立法者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也採取了看起來相當有效的方式：為「家庭」作出狹義的定義，將其限定為有親緣關係且共同生活的人們。

如果我們套用「理性基礎」的標準，那麼乍一看，《食物權法案》的區分標準並沒毛病。但威廉·布倫南大法官說，我不同意：

"國會單純想要傷害政治上不受歡迎群體的慾望，不能成其為合法的國家利益。」

在由他主筆的判決意見中，布倫南大法官結合雙方的法庭辯論，對《食物權法案》的標準做出了定性：這一標準，其真是目的在於將「嬉皮士公社」排除在政府補助之外，藉此打擊這種生活方式。布倫南說，這樣不對，一個政府可以有其行為目標，可以為了實現該目標對人們作出區分。但這一目標必須合法，而單純為了打壓政治上的的弱勢群體，稱不上是合法的目標，從一開始就不具備理性的基礎。

因此，本案政府敗訴。這是一個7:2的判決，伯格和倫奎斯特大法官反對布倫南寫下的多數意見，他們認為政府打擊「騙補助」的目的合理合法，而我們必須適度容忍政策的副作用。

本案中，法院依然採取的是「合理基礎」分析框架，但在對政府目標的合法性方面做出了較為嚴格的解釋。同時，大法官們也關注到了區分背後的社會現實，對於某一類不討人喜歡的特殊群體格外瞪大了眼睛，看看為他們量身定做的標準背後有沒有什麼不應被容許的動機。

而當法院面對一些更加特殊的群體時，他們也可能會使用更加嚴格的分析標準。具體有哪些，我們下回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