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話語和權力 福柯

來自專欄玖爺的哲學筆記

我對福柯的喜愛是出自很多方面的，很大程度上因為福柯紮實的治學方法。福柯對於精神病、酷刑和性史的研究是紮根法國社會史的，比如法國的醫學史研究，一般說福柯會著重提他的創新性，但是更要看到的他的繼承性，其思想是社會史脈絡內的合理創新。在激進的政治態度下，福柯有非常嚴密的史學論證，這使得其思想說服力很足，遠非那些學術口號可比。

|在知識中發現政治

話語這個概念已經從從語言學中脫胎出來，而更加廣泛地指稱意識形態，是人們決定自己怎麼說、說什麼的潛在機制。話語強調的是那些法則和規範，這些法則和規範支配著人們的特定實踐，這構成了一般文化實踐的基礎，生產出了有關真理的知識，而這中間體現了權力機制的運行。

話語能夠對話語中的主體及其陳述活動實施支配，而這種支配包含三個方面：①話語賦予陳述的權利，也就是「誰有權利說話」，②話語限制了言說的內容，也就是「我們應當說什麼」，最後③話語把主體建構成能言說的主體，主體性是由話語所建構的，「我是誰」的問題要由話語回答。簡而言之，話語生產了立場，並且邀請人進入這些立場，關於主體的一切，其實都是在話語機制中形成的。

而話語生產出來的客體，就是知識，而現實就是由知識構成的。這並不是說現實就在話語之中，而是說，我們只能通過知識來建構我們關於現實的認識，世界不是產生於話語，但是世界觀是。話語機制將我們確認為常識的真理生產出來，主體在對知識的學習中，明確了何為真何為假，什麼可以被接受，什麼則不行，這其實就是在被話語機制所規制。

這因此引出了權力，這種權力是一種泛化的權力，對人主體性的規範被福柯理解為流淌在整個話語機制中的權力，簡而言之，個體被整體的文化體制所規制，這就是福柯的權力。而權力是生產性的，是在整個話語機制的運轉中體現出來的，也是充分融入我們日常中的。

福柯的這些論斷主要針對的是人文學科的知識，包括醫學，他試圖告訴我們這些知識的真理性起碼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它們是「被建構」出來，而非具有絕對的確定性——比如康德說的那種道德律令。福柯的這一思想具有濃厚的結構主義色彩，尤其貼近阿爾都塞那種文化—政治的理解，因而被列入結構主義。

|從政治步入歷史乃至哲學

歷史的考察需要面對的就是史料的客體，要想把上一節這種認識落到實處，那就要關注整體性的知識客體。這就是「知識型」，知識型包含兩個含義，向下能夠把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文化捏合為一個整體，向上能夠反映這個整體普遍的思維模式。

對知識型的研究也就是知識考古學，福柯會挑選歷史中一類話語實踐，然後廣泛地介紹其關涉的各個領域，然後分析其背後隱藏的話語-權力機制，最終上升到其共通的思維邏輯。

而其貫穿始終的知識型研究，就是對主體的批判。福柯認為，現代的主體性是從十九世紀誕生的，那時人開始被當成知識的認識對象，從康德開始的近一個世紀的思想家一直在著力回答「人是什麼」的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主體性終於被建立起來了。而這一過程是充分浸潤權力的，所謂人道人性，不過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產物，是加強了權力對人的統治的，這在十九世紀的種種歷史現象中都有體現。現代知識型中對人主體性的無限肯定，只是被學科構建出來的概念，活生生的人在此過程中被權力扼殺，因而福柯提出要恢復人的有限性、現實性和經驗性，也就是哲學上的人的「身體」（這個詞也被哲學濫用的厲害，當哲學家談身體的時候，只能說和日常的身體有關係，絕對不只是日常的含義，而是附著了很多其他意義），將人從自身中解放出來。

這就是福柯的主體性批判，也就是他那句「人死了」的含義，我們會發現他利用結構主義達到的，其實是對經驗個體性的回歸。

福柯的思想對日後的人文學科影響頗深，不過在接受他遺產的時候，還是要把他主要看成一個社會史學者。分辨那些話語研究的有效性不應看其口號，而是應該看其論證——史料紮實就是才是好研究，空談口號建構理論則不是，以其口號行表演性的實踐（比如激進女權的身體寫作什麼的），那就更算不得好的學術研究了。

|福柯和文學

也就是泛泛談了一下作者的身份問題，作者實際寫作的經驗性活動只能通過留下的文本來進行考察，所以作者只是一個功能體，只是批評家們在閱讀中進行操作的結果，是其在社會中流傳的方式——簡而言之，作者身份被文本建構出來的。

舉個例子，現實中的馬伯庸是無所謂存不存在的，馬伯庸只是，唔，《龍與地下鐵》《長安十二時辰》等作品本文上面署的那個名而已——這顯然是同現象學文論一致的站在評者立場反作者主體的思路。這個思路和他主要講的思想關聯不大，福柯也不是文論家，福柯只是說……更多地提供了一些精神吧

因為文論內容很少，所以塞不進圖裡，就不用圖來總結了

延伸閱讀：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886144

另外，個人對福柯的喜愛隱晦地立足於某種倫理建構主義上，這是一個整體論者常常持有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