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在1918—他改變了俄國【5】為什麼說他拯救了俄國（連載完）

06-05

來自專欄她改變了蘇聯桜鈴莉：列寧在1918——他改變了俄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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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劊子手，而是大救星：主要證據

葉塞寧在列寧死後寫道：「拯救了我們的人已不復存在」。

列寧主要做了些什麼？才能使得懷著一顆農民和詩人之心的人寫出這樣的文字？

當人們閱讀那個時候的文獻資料日記和觀察筆記（這些文獻的作者主要是列寧的反對派和死敵，他的戰友們從來不寫日記）的時候常會遇到一幅起初難以置信的的畫面。

原來，蘇維埃國家的主要功績（也就是列寧的主要功績）竟是制止了革命，並恢復了俄羅斯國家。這一點同蘇聯和俄聯邦的官方歷史是那樣的不同，乃至結論令人難以置信。

В·В·科日諾夫有一段精彩的論述，說布爾什維克掌握了俄國的暴動，領導了它，並平息了它。與此同時，他把暴動同革命分開，將它們列入不同的範疇。這種直觀明了的劃分有利於分析。不過我個人覺得實際情況要複雜的多。

俄國革命不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農民革命，它同暴動緊緊相連，密不可分。資產階級革命清除了沙皇制度和帝國。它之所以看上去如此強大，是因為它炸毀了一道堤壩。

是「它」造成的結果令人吃驚，但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及其革命的本身卻只是暴亂大潮中的小小漣漪。

對於列寧來說，掌握這股大潮，掌握這股革命的主流，是一個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任務——儘管從1918年中起，來自白黨的尖銳而直接的危險已逐漸消退。

在十月革命之後，列寧幾乎立即轉向「約束革命」，當時革命大潮還在不斷高漲。這種轉變需要巨大的勇氣，而且恰恰需要對於人民願望而不是「流行看法」的了解。不僅需要勇氣，還要能做到恰到好處。這就需要深入群眾——那此正在犯錯誤的群眾。

從1918年冬起，土地國有化之後，緊接著工人們也開始要求將工廠國有化。歷史留下了好多意義和風格都無與倫比的文獻，工人大會來信要求將他們的工廠礦山收歸國有，列寧則制止這種衝動，一方面要避免衝突，另一方面又不能使人們喪失信心和熱情。

列寧於1918年4月發表演說：

「我與之打過交道的每一個工人代表團，都來找我告狀說，工廠的工作停滯不前。我總是對他們說，你們難道願意看到你們的工廠收歸國有嗎？那好，我們的法令早就草擬好了，一分鐘之內就可以簽字。可是你們倒說說看，你們學會了管理生產嗎？你們會計算你們的產值嗎？你們了解你們的生產同俄國和國際市場的聯繫嗎？這時才發現這些他們都還沒學會，而布爾什維克的小冊子里沒有講過這些，孟什維克的小冊子里也沒有講過這些。」

列寧竭力試圖避免「破壞性的國有化」，試圖保持國家資本主義的框架不變，以避免生產崩潰。這樣的國有化資本家不同意，工人也不同意。

工廠主不再採購原材料，工人認為他們是打算關閉工廠。此外，把股票廉價出售給德國人，將造成俄國失去最重要企業的危險。而且，即使在國有化之後，工廠主依然要求擔任生產領導，並獲取全部利潤——就跟私有制時代一樣。

當時指責列寧缺乏革命性（開除列寧左籍）的不僅有托洛茨基（原孟什維克區聯派），還有孟什維克。我們習慣於把後者稱為溫和的改革派。

列寧要求蘇維埃國家安排好生產，創造正常的生活條件。這也就意味著要恢復監督和秩序，要要求工人在技術上服從「資產階級專家」。1918年4月孟什維克在《前進報》上宣布同左翼社會革命黨人聯合反對列寧：

「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從最初起就同真正的無產階級性質格格不入，近來更日益公然走上同資產階級聯合的道路，具有了明顯的反工人性質……這樣的政策有可能剝奪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成果，並有使其淪為資產階級無節制剝削的犧牲品的危險！」

孟什維克指責列寧跟資產階級妥協！這件事應該牢記。

要知道從來都是這樣指責蘇維埃制度的：在這個制度下要老老實實地勞動，要負責地勞動。

普里什文曾經回憶（1919年1月22日）說，他當著一個農夫的面，跟一個布爾什維克談論過共產主義：
這個一臉陰霾的農民乾的是在官家的樹林里偷木柴的勾當。他聽了我們好一陣子，然後說「我反對共產，我喜歡活得自由自在。我可不喜歡睡覺的時候有人叫我：同志，起來！上工去！」。

也許，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朦朦朧朧地隱藏著一個「匈奴人」（野蠻人）。俄國所有的革命潮流恰恰都在姑息遷就這個「匈奴人」，姑息他的那股破壞和分裂的邪勁。它似乎要把文明積累起來的一切都吞噬掉。知識分子之所以要討好「匈奴人」，是因為他有種對農民的恐懼。

（這一點在普里什文的日記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他是個小地主，自由主義者，被迫生活在他所痛恨的農民中間。）

列寧的黨卻完全不同，它公開地，甚至殘酷地鎮壓了這個「匈奴人」。

用普里什文的話來說，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是惟一的一個「非此岸世界的政權」。為什麼列寧決定要反對「匈奴人」，而且也的確能夠直截了當地、一點不打折扣地反對「匈奴人」呢？他的這種韌性從何而來呢？這隻能解釋為他把握了那種深刻的希冀，不怕同那些「流行的意見」發生衝突。

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立刻出來反對「暴亂」，反對革命的野性力量（它被稱為「小資產階級狂熱」，不過問題不在於叫法）。今天不少人花費了大量筆墨，指責列寧提出「要把搶去的再搶回來」的口號。

實際上那是被布爾什維克「鎮壓」、疏導和掌握的一次「暴亂」的口號。

當時列寧就已經提出：

「在說出了『把搶去的再搶回來』這句話之後，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就產生了分歧。無產階級革命說：要把搶來的東西數數清楚，不能讓人把它再搶跑了。假如有人截了當或轉彎抹角地把東西往自己腰包里放，那就該把破壞紀律的傢伙——統統槍斃……」

自由主義分子和社會革命黨對「匈奴人」的姑息遷就產生了什麼結果呢?其結果就是國家崩潰之後，俄國開始了「分子」規模的破壞活動和所有生活保障系統的垮台。於是，「它陷入了黑暗」：

那毒害我們的自由
態肆橫行，無忌無憚……

這也正是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流行看法同人民的意願發生了衝突。列寧巧妙靈活地同這種現象展開了鬥爭，所以才成了公認的救星。葉塞寧是這樣來看他的事業的：

拯救我們的人已不復存在。
他去了。那些在他身後
留存下來的人們
應該把奔涌如潮的國家
打造得鐵桶一般……

遷就自發勢力，姑息人們心中的「匈奴人」，對於政治家來說這就是劊子手的政策——國家的劊子手，人民的劊子手。

問題不僅僅在於那些直接損失，儘管它們也很嚴重。在思維類型、判斷習慣、對待教育和創造秩序的態度等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回潮。而這是一個民族走向湮滅的重要前提，甚至用不著直接動手殺人。1918年7月2日普里什文寫道：「我感到很壓抑，因為老百姓的愚昧竟如此嚴重。」

現在我們有些民主改革派人士千方百計鼓勵墮落的人們轉變成積極的「匈奴人」，實施各種犯罪，於是整片地區斷了電，因為有人把電線偷下來賣掉了。而他們自己則開設了好多私家店鋪，收購這些贓物，將電纜中的銅線倒賣至愛沙尼亞。

為了一點可憐的利潤，生產和文明尚存的生活，卻受到了可怕的打擊。

不錯，愚昧無知過去也很嚴重，不過二月革命前國家不允許它發展，所以它的影響不大。現在國家被君主立憲派和社會革命黨的臨時政府解放了，所以它變得很活躍，甚至很有攻擊性。十月革命後，蘇維埃國家立即開始對它加以管束。

斯大林時期在管束「匈奴人」方面的確採用了一些殘酷的手段。不過戰爭表明這種殘酷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德國人在1941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由成百萬農村青年組成的軍隊，他們機智勇敢，有紀律。並且爭分奪秒掌握了複雜的現代技術裝備。

列寧盡了一切努力，力爭儘快地、乾淨利落地、不留尾巴地結束國內戰爭。為此制訂了戰略，發動了一系列戰役，實行和解政策、大赦等等。許多國家的經驗說明，內戰常常會變成以陰燃的形式進行，而這種形式往往又會同「分子形式」的暴力行為結合，給人民帶來非常嚴重的創傷。

總體來說，列寧時期的內戰有「兩個結局」：

紅黨對白黨在克里米亞地區取得了決定性的乾淨利落的軍事勝利。

通過向新經濟政策過渡，制止了農民暴動的苗頭。

這些我們記得相當清楚，只不過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下面這個事實：兩場戰爭結束得都乾淨利落。在世界幾千年歷史大大小小的諸多內戰當中，這可不是一種普通常見的現象。

恰恰相反，一般的規律總是在正常結束戰爭之後還會存在長期的、令人痛苦的對立。

而在我們這兒，所有的人都成了蘇聯人，曾經在白軍中打過仗的幾百萬人彷彿全消失了。

在西班牙內戰後，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對共和派的清算和鎮壓在人民中造成了幾乎同戰爭行動一樣的犧牲。
村村都有法西斯士兵埋伏在共和派士兵家的屋頂上，等待他們秘密歸來。

埋伏的時間長達數年，甚至值班的已換成了「第一班人員」的孩子。這些青年人幾乎不了解當年的那場內戰，但他們還是在監視那些應該返回家園的「共和軍」，他們已經成了老人。
在西班牙，村子裡的人至今還分成「紅黨」和「佛朗哥分子」。他們的子女和家庭之間很少通婚。

官方的神話把那場戰爭英雄化，因而有些重要的現象被掩蓋起來了。其中就有：有些紅軍在白軍已經想要放下武器的時候，仍不肯結束戰鬥，於是蘇維埃政權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懲罰。這種現象被稱作「紅色土匪主義」。

戰爭結束後，曾對這些破壞政治總路線的人進行審判（有時受到審判的有整個城市的黨組織）。閱讀有關審判的卷宗會使你感到驚訝。

改革時期和目前這次糾纏不休的反對列寧的運動非常惡劣，為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運動中沒有批評意見，所有真正複雜的問題都被貶低了其中的意義，弄得我們已經再也不習慣甚至給自己提幾個問題了。

許多人，從沙俄帝國的遺老遺少，再到官方史學家乃至總統普京、梅德韋傑夫，甚至包括「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陣營的人，指責列寧給蘇聯提出了一個「不正確的」國家民族結構。按照他們的意見，不應該成立那些民族加盟共和國，而應該是行省——把俄羅斯帝國一恢復，不是蠻好！？

這些話要麼是違心之言，要麼不負責任。二月革命把帝國「弄散了」，所以內戰不僅具有社會層面的意義，而且具有民族層面的意義。在往日帝國的不同部分出現了一支支不同色彩的民族軍或者土匪隊伍。所有這些力量都反對恢復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白黨企圖同他們做鬥爭，正如有位愛沙尼亞歷史學家所說：

「白軍碰上了民族主義，撞得頭破血流。」

列寧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上從未有過先例的新型國家體制——通過「蘇維埃共和國」，自下而上，組成一個個過渡性的民族自治共和國。而這些共和國再非常柔和地、幾乎難以察覺地覆蓋到以蘇維埃聯盟構成的骨架上。

這樣的建議對勞動人民提了出來，因為他們受到自己的領主、地頭蛇壓迫最甚，對重建統一的國家最感興趣。與此同時，成立民族共和國，再組成共和國聯盟，而不是直轄行省、中央集權色彩濃厚的舊式帝國，可以使「取得獨立」時出現的民族主義者保持中立。

在原沙俄疆域的大部分地區，民族主義者的軍隊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他們淪落到為各國列強充當炮灰或「代理人」。以及為直接介入俄國內戰的外國軍隊充當「皇協軍」（例如輔助德國軍隊的曼納海姆白軍）的地步。

而紅軍則在俄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被看成是外國部隊。它成了一支「國際」的，勞動人民共有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軍隊。這樣一來，從蘇維埃國家這方面來看，民族意義的內戰在一開始就被制止了。這使俄國少流了不少血。

列寧反反覆復地解釋，一個統一而團結的大國對勞動人民有什麼價值，他善於發現有分量的證據，並用它們取代了那個白軍常掛在嘴邊，老生常談的口號——「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羅斯」。

總之，在二月和十月之間，布爾什維克是惟一一個用實際行動處處維護國家完整的政黨（例如，當西伯利亞出現了分裂主義——「分省主張」時，這一點也顯現出來）。

B.B.科日諾夫援引白軍首腦，海軍上將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大公回憶錄中的話說：「保衛俄羅斯民族利益的不是別人，而是國際主義者列寧。他每一次發表演說，都要不遺餘力地反對分割原來的俄羅斯帝國。」

以蘇聯為形式的新型國家不僅做到了立即「縮小」1918～1921年的內戰，而且在1941～1945年的那場規模巨大的戰爭中也表現出極高的效率。這也讓俄國百姓「節約了」大量鮮血（如果說得準確些，就是挽救了俄國人民）。請大家想想，如果投到德國人那邊去的不是部分車臣人和克里米亞韃靼人，而是所有的非羅斯民族，那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列寧的方案」同當時所有的其他方案究竟有什麼不同，才能使得俄國「免於滅頂之災」——把革命的火焰平息下去？這裡須要好好思考一番，官方的歷史對此沒有做出什麼解釋。

我們已經指出了一個明顯之處：「列寧的方案」沒有同俄國的那股主要的、不可戰勝的力量發生衝突。而且，實際上甚至連他的敵人也承認他是正確的（有些早就承認，還有一些則晚些）。

不過我們要研究的是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列寧能找到這條路?

我想談談自己的看法。今天我們來讀列寧的著作，已經對當時連他本人也無法了解的歷史狀況有了了解，因此我可以看出他同其他政治力量的領袖有一個根本不同，即列寧一下子就把握住了人民中間主流部分的理想意願，以及他們「外在」的利益。

他以這種理想和意願為引導，為前進的方向，從一系列迫切的要求出發，走出了一條路。但他又沒有屈從於這些要求！沒有姑息縱容。他甚至沒有遷就自己理論上的結論和信仰（例如那些從馬克思主義中汲取的結論和信仰）。

他從不脫離「自己人」，引導他們走向目標——即使這有損於一時的利益，違背了人們當時的情緒和衝動。他能夠領導他們，是因為這些人即使詛咒布爾什維克，內心也感到走這條路是正確的。沒有第二個人能把這二者融為一體。

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人在白黨中和知識分子中很多）由於理想和表面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仇視「賤民」，他們為了這個矛盾，打算消滅那些「痞子無賴」。

還有一些人則有的由於怯儒，有的由於「對人民犯過許多罪」而討好百姓，屈從於他們的流行看法。

上述列寧的這種能力，顯然來自他善於抓住革命主流。這個主流（用普里什文的話來說，叫做「泥腿子革命」，或者「大猩猩起來討還公道」）的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句話我們聽得耳朵都磨出了繭子，以致對它的意義根本不去考慮了。不過咱們還是來思考一下吧——這可是一句很可怕的話。

當列寧在1917年4月宣布支持這句話的時候，有教養的社會民主黨以為他簡直瘋了。因為這本是一條無政府主義的口號，它意味著完全消滅國家，建立一個叫做「土地與自由」的農民烏托邦。

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把一個簡單的問題說清楚：在1917年底，蘇維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現在人們想到的是大家見慣了的村蘇維埃、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可當時這些還根本不存在！直到1924年的選舉之前，蘇維埃還不是國家政權，而是「直接民主」。

（「蘇維埃」這個詞在俄語里就是「大家一起開大會」的意思）

在工廠所有的工人組成蘇維埃，在農村則是村民大會。他們派代表參加更大的蘇維埃（當時把這樣的蘇維埃叫做「蘇維埃局」，以示與基層蘇維埃相區別）。蘇維埃的行動是獨立的，不受法律制約，擁有全權。從正常的國家管理角度來看，這是極大的混亂，簡直荒誕無比。

國外的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甚至到了30年代還不得不承認，他們不僅無法解釋蘇維埃政權的結構，就連描述它也有困難。

不妨指出一條就夠了：好多地方蘇維埃當時硬是不承認布列斯特和約，認為自己仍然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

與此同時，正是蘇維埃孕育了農民和工人朦朦朧朧所追求的那種政權的胚胎。正是列寧在自己的「方案」中設計了新國家建構的面貌。而且還要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一方面是反對蘇維埃中的無政府主義（暴亂）；另一方面則是反對「真正的左翼」政黨從「少要些國家！」的原則出發，在所有主要問題上都姑息遷就「暴亂」的做法。

今天，我們的某些坐井觀天的演說家們張嘴罵罵當年的幹部如何如何，是再容易不過了。

可是當年制定出挑選蘇維埃幹部的原則，並把他們融入統一的國家系統，則是把所有的蘇維埃整合為統一系統的最重要的步驟。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才是最關鍵的。

列寧領導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運動，整個過程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沒有去阻礙運動的前進。在掌握進程的同時，他「馴服了蘇維埃」，把它那股巨大的力量引向了強大國家的自我建設。

（就像中國那個「大禹治水」的故事一樣，「堵不如疏」）

再看看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腐化和墮落，人們就會清楚，為什麼葉塞寧會說列寧是「我們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