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歌的普適性問題
來自專欄普通人也能看懂的詩學筆記
在這裡，首先要明確的一點，在較長的時間段上看，普適性對於現代詩歌的創作當時，是非必要條件，或者說，加分項。但是歷經時間淘洗而留存下來的優秀作品，無疑都在一定群體範圍內具有最佳普適性的。天才之於時代，總是要領先幾步，雖然在當時代或許不為專業讀者及普通大眾所廣泛接受，但隨著群體的思想進化和現代觀念的普及，這都不成其為問題。
普適性，即「普遍適用性」。有人問，詩歌藝術在創作過程中應該是具有鮮明個人特徵的東西，為什麼要考慮普適性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對現代詩歌的普適性進行一個劃分，從範疇上，可以簡單地劃分為文本的普適性、情緒的普適性和思想的普適性。
文本的普適性，即詩歌創作所採用的語言文本，包括創作技巧和修辭藝術對於讀者的普適效果。筆者認為，從宏觀角度上看，三種普適性當中，它具有必要性，但優先順序應當是最低的——並沒有永恆固定於時間之外的修辭文本創作，再精美的語言藝術都無法僅憑文本而跨越時間的門檻並永葆生命力，更遑論語言藝術在不同語言體系間的傳播具有天然的隔離門檻。
但這並不是說文本的普適性就不重要，在較短的時間線上，甚至於在詩歌創作的當時，文本的普適性至少能夠保證在傳播效率上的優勢，然而這種保鮮度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說，伴隨著讀者思想和藝術修養的整體提升，越是滿足於文本普適性的追求而俯身向當時代讀者的詩歌，失去生命力的速度就越快。舉個例子，在我國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未迎合當時主旋律聲音而創作的共鳴式的詩歌，乃至其他文學體裁的作品，在那些歷史時期結束之後，在讀者群更新換代之後，還能葆有生命力的寥寥無幾，反之，那些在文本上跳出當時歷史桎梏，超前於一到兩個時代的作品，直到今天依舊能被人時時提起。當然，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並不僅僅局限於近現代，最遠甚至可以上溯至齊梁五代甚至於兩漢，若干工於文本的作品，到如今僅僅作為史料中的一個名詞而存在。
情緒的普適性，即詩歌作品所表達情緒對於讀者的普適效果，實際上它與思想的普適性也同時可以歸於詩歌內核的普適性範圍，然而將這二者區分開來，是因為同為詩歌內核，情緒和思想是可以獨立並存而互不干擾於一部作品中的東西，甚至在很多情況下，詩歌中的情緒內容是低于思想一個層級的部分。
情緒的普適性很好理解，如果詩歌表達出來的情緒是基於基本人性的，是符合社會主流道德觀的，是無悖於邏輯的，那麼它就是具有一定普適性的。具有這種普適性的詩歌往往很容易獲得讀者的認同，甚至於能夠引領一時社會情緒乃至社會風氣。因為人類的道德觀和社會屬性從整體層面上看，基本上是趨於一致且在較長時間範圍內，能夠保持穩定並進行互相的影響，因此具有相比於文本的普適性，情緒的普適效果更加強烈且容易，更容易在廣泛群體內引發共鳴，在較長時間維度上，也能夠獲得長期甚至永久的生命力的。在情緒的普適性，或者說，在以情緒普適性為代表的內核普適性面前，詩歌是可以跨越不同語言體系之間的障礙，在全人類範圍內取得共同認可的。簡單舉個例子：聶魯達《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裴多菲《我願意是激流》、勃朗寧夫人的十四行情詩等等。
在詩歌創作中，要達成這種情緒的普適性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它要求作者起碼應該是一個真實的人，不擅於做偽，或者說能剋制自己在詩歌創作中做偽的衝動，因為不真誠的情緒本身是會令讀者產生抗拒力的，偽裝出來的情緒無法在廣大範圍內引發讀者的共鳴，即便是強行放大的情緒也無法達成預想的效果。而但凡是真實並強烈的情緒，即便在文本技巧上不那麼盡如人意，依舊是存在升華為佳作的可能。
三種普適性當中，筆者將思想的普適性置於金字塔的頂層。
筆者始終認為，文本是一種工具，一切的技巧都只是為了內核服務，為了將內核傳遞效果最大化而存在的，是技術性的東西。但這並不是說筆者就對學院派持抵觸態度，神化語言的作用和地位，追求語言崇拜，其實本身已經是脫離了文本追求的層面，而踏入思想內核的領域了。語言脫離了文本工具的定義，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或者說人類思想之道的象徵。學院派本身，就是將思想的普適性，或者說思想的追求置於金字塔頂層的創作。
思想的普適性，直接決定了詩歌價值的高低，注意，這裡說的，並非是藝術價值，而是整體價值。雖然側重於思想普適性的作品未必見得就能成為佳作，但可以這麼說，歷經了時間淘洗而留存下來，作為全人類文學藝術瑰寶的作品，必然是在思想普適性上有所體現的。
思想具體是什麼呢？
如果說上一個層級中，情緒的普適性包括了人類社會中一切的感性思維，那麼相對的，一切的理性思維就是思想的內容，其範疇具體包括且不局限於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宗教等等方面的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抽象的來說，就是提問、思考和解答。
當然，詩歌作為一種文體，並不適宜用來完成一整個理性分析流程，但若僅僅將其應用於感性情緒的抒發就未免太過簡陋和暴殄。相比於其他文體而言，詩歌無疑是最接近人性內部的文學形式，因為對於空間和篇幅的追求，多餘的干擾和分析過程自然而然會被刪削，留存下來的，是高密度的內核，或者說人類文明的精華部分。這其中至少或多或少地包括了某種個體性和社會性思考，即便是在作品基數最廣的經典浪漫主義詩歌（直到今天，大部分詩歌作者創作的依舊是這類經典浪漫主義抒情詩）當中，作者依舊會或多或少地暴露自己對於個體性與社會性的下意識思考，即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我是誰、我與他人的關係、我與群體的關係、我在差異性群體間的感受、社會群體間差異雙方或多方的狀態等等。當然，絕大部分作者在整個創作過程中並沒有進行這樣的理性分析，這些問題和答案的形成完全基於作者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的體驗。
那麼，是不是說，追求思想的普適性，就是緊貼當下的主流聲音、主流價值觀、迎合普羅大眾的思考呢？
是，也不是。
與文本普適性面臨的問題一樣，在宏觀的時間維度上看，當下是一個很短暫的時間截面，當下的思想都是具有流動性的，是主觀的，是受到群體心理、話語權、諸方利益干擾、甚至普羅大眾生存狀態和思想修養所相互左右的。而在這水草般隨波逐流、充滿了迷惑的表象下面，才是具有恆久性的、處於人類文明基石地位的一些原則，比如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數千年積累進化著的正面的道德觀念、民族文化與精神等等等等一系列可以稱之為人類思想文明的東西。它們雖然基礎，雖然長期被浮躁的洋流所遮掩，但無疑，人類社會一切積極正面的觀點都是基於其上的，思想的普適性也應該落在它們的身上。逐波弄潮的作者未必能承受時間的淘洗，而真正的詩人，顯然應當於其中摸索跋涉，直到最後，將作品和自己也化為這人類文明基石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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