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政：湘西行記
?水流經新晃一段，繞成一個大大的「幾」字，新晃縣城則位於這個彎道內，三面環水。從波州鎮順著320國道繼續西行，必經新晃大橋才能進入縣城。民國十八年(1929年)，晃縣縣政府由老晃城遷至太陽坪，又在龍溪口大碼頭架設浮橋，太陽坪才日漸繁盛，至今還是新晃城的中心地段。民國二十七年，為修建湘黔公路，始有一座石墩木面大橋橫跨?水。可到1949年底，為阻止解放軍進城，該橋又被炸毀，直至1953年3月才修復通車。1972年9月13日，正是林彪的第一個周年祭，與公路橋平行的鐵路橋也告竣工，當日，由懷化開出的火車首次進入侗鄉。
新晃大橋所處位置本為晃州渡，在老晃城「廳署南門外」，時有渡船兩隻，設渡夫四名。據《晃州廳志》所載，「晃州渡口為滇黔孔道，舟子榜人迎接不暇」，可渡夫看人擺渡，「有苦行旅」。清乾隆六年（1741年），有僧人名悟透者，倡議鄉人出資，買下二十六畝七分地，充作「渡田」，以保證渡夫的生活。「知縣（芷江）袁守定聞而善之，乃屬董事者，別召農民俾充渡夫」，也就是換一幫人來擺渡，同時擬定規條，刻於碑上，聲稱「現在渡夫乃積年地棍，勒索行商已經手滑，決不可留，亦決不能望其後改，應即扣除。」此後的渡夫，「有田可耕有粟足食」，往來客商才方便許多。
新晃古時稱晃州，民國二年改為晃縣。中共建政後的1956年，國務院批准撤銷晃縣，成立新晃侗族自治縣，同時將原屬芷江縣的一些地區，主要是侗族聚居區，劃歸新晃管轄。按照《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貞觀十五年（641年），依羈縻制度在該地置晃州，隸屬江南道，「晃州」才進入歷史。所謂羈縻，就是籠絡加控制，以當地部族頭人為最高長官，中央政府不再派駐行政官員。所以「港人治港」在中國也是古已有之，不算什麼創新。但羈縻總有盡頭，在集權體制下，隨著中央權力的不斷滲透，土司必然會被流官所取代。宋元時期，土司制度達到頂峰，明代算是土流共治。到乾隆皇帝當政時，土司制度基本廢除，侗族地區也徹底實現了改土歸流。
從新晃大橋沿河北上，不遠處就是?水索橋。新晃橋多，道光年間即有大小橋樑22座，故有「橋城」之譽。索橋連接?水兩岸，主索及穩定索均採用鍍鋅鋼絲繩合成受力系統，全長149.1米。臨岸各有一鼓樓，重檐六角攢尖頂。與中原普通亭閣相比，更顯古樸與粗獷。較之侗族地區常見的鼓樓，又似乎過分隨意了些，至少不算精心之作。橫樑上有匾，書「民怡橋」三字。橋上有人釣魚，還自帶馬扎；也有如我一般的遊客，拿著手機或相機，四處拍照。警示牌固然提醒行人，不得在橋上奔跑、跳舞或故意搖擺，可到底攔不住一些熊孩子歡呼雀躍，橋上行人倒也見怪不怪。
?水東岸有一線紫紅色砂礫岩，也就是俗稱的丹霞地貌。清時曾有名張希元者來此悠遊，留下「赤岩峭峙楚江邊，秋水澄空影帶鮮」的詩句。只可惜我到新晃時尚處汛期，?水實在難說澄澈，也就只能想像一下張詩的意境，默默地附庸一下風雅便罷。行過索橋，就是夜郎古樂城。如今的新晃為發展大眾旅遊，正竭力打造「夜郎古都」。《晃州廳志》固然有言，「在漢為夜郎國」；但關於這個問題，史家並無定論，考古學也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充其量，能夠確定的也只是唐貞觀八年（634年）析龍標縣置夜郎縣，但此夜郎非彼夜郎也，為商業目的過分宣傳，倒真有「夜郎自大」之嫌了。
唐王朝崩潰後，晃州故地為「蠻酋」田氏盤踞。北宋淳化二年（991年），酋長田漢權向朝廷進獻晃州古印一枚，被封作晃州刺史，其實還是羈縻的延續。熙寧七年（1074年），章惇平蠻獲勝，在芷江地置沅州，晃州城則被摧毀，「其址無有存者」。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開通了京都至滇黔的驛道，在晃州堡置驛站，又設巡檢司。吳三桂反清時，曾佔據晃州達五年之久。清乾隆三年（1738年），設晃州營，派駐兵士、守備，又整修城牆，「洞其四門」，但也只是土堡，「高不盈丈，無所謂雉堞譙樓也」。直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成立晃州直隸廳，該地才有了臨河的城牆。
1970年代，為鋪設湘黔鐵路，晃州直隸廳廳署舊址終於不復存在，「晃州」也徹底成為歷史。如今即使是當地的年輕人，也早已習慣了「新晃」這個稱謂。直到「晃州風雨橋」落成通車，「晃州」這兩個字才重新從故紙堆中被翻了出來，以表明當地人對於自身歷史的尊重。2014年1月26日，當地政府在橋上舉行踩橋儀式。按照侗鄉的習俗，踩橋需設祭壇，並由當地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敬拜神靈後，換上新鞋才能上橋。老人每走一步，必念一句吉語，同時拋撒錢幣及糖果。當然，無神論的政府沒有那麼複雜，但侗族人喜愛的蘆笙必不可少。儀式過後，數人齊奏，激蕩?水，響徹雲霄。
索橋以北的?水拐彎處，就是晃州風雨橋。大橋全長220米，引橋兩邊有石欄，刻著打糍粑、演儺戲等生活、娛樂場景，盡顯侗鄉風情，橋廊則為全木結構。橋頭有門樓，完全是侗寨寨門的式樣。四柱三門，將橋面分成三個部分，中間行車，兩邊走人。與眾多風雨橋不同的是，晃州風雨橋其實是兩條獨立的橋廊通過門樓與橋亭合為一體，所以行車道上方沒有廊架及屋頂，而一般風雨橋的頂部都是封閉式的。如此設計既方便行車，也更顯美觀、通透，難怪當地人誇口說，晃州風雨橋是最好的。相比之下，無論芷江龍津橋，抑或林溪程陽橋，都不過爾爾了。
從側面看，晃州風雨橋除兩端門樓外，其實是五座密檐式鼓樓通過橋廊相接，正中最高的鼓樓為六角攢尖頂，左右分別為四角攢尖及歇山頂，頂部俱為葫蘆造型。在中國傳統建築的裝飾美學當中，葫蘆意味著福祿；就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而言，葫蘆又具有生殖崇拜的象徵意義。侗鄉新婚夫婦回門，娘家人往往會贈送一個用花布紮成嬰兒摸樣的葫蘆，就類似於漢人的「早生貴子」，又蘊含多子多孫的祝福。另外，在侗族有關人類起源的神話傳說當中，他們的始祖姜良、姜妹正是依靠葫蘆，才沒能在大洪水中喪命，就像《聖經》里的諾亞方舟，成為人類新生的起點。
橋廊及橋亭都有青瓦覆面，檐部則塗成白色，這樣就顯得層次分明異常醒目。又以畫眉鳥作飛檐翹腳。侗族延續了古越人對於鳥圖騰的崇拜，姜良、姜妹在洪水過後，正是大鳥銜來稻穀才能播種，人類方得以繼續繁衍生息。畫眉善鳴，嗓音洪亮。清人查慎行有詩曰：「溪女不畫眉，愛聽畫眉鳥。夾岸一聲啼，曉山青未了。」侗民又愛唱歌，其「侗族大歌」早已走向世界。忙裡偷閒，他們多愛養畫眉，至今還有「斗鳥」的習俗。只是養鳥用來打鬥，就像鬥雞一樣，想來實在沒啥意思。歐陽修被貶後，曾作《畫眉鳥》一詩----「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對自由的嚮往和熱愛，任何生命都是一致的。
自秦漢以降，中央政權雖然也在侗族地區設置郡縣，將其納入王朝的版圖，但實際上多為「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①。至少到中共建政時止，侗族先民與中央政權或外來勢力的鬥爭從未平息過。但落後民族的悲哀就在於，他們可以跟一個強勢政權相抗，但面對強勢文化卻幾無還手之力。如鼓樓、風雨橋等散發著民族特色的建築，本身就是漢文化入侵的結果。至於那些「九宮十八廟」供奉的各路神仙，最終也統統地湧入侗鄉，被他們安放在風雨橋中，接受全族的祭拜。如今又在無神論政府的掌控下，將其逐一清退，任風雨橋淪為一個單純的景觀，不再承載侗民們的希望，並無奈地接受一個強勢文化打造的政治秩序。惟其如此，他們才能延續這個置身於其中的、略顯尷尬的族群。
當然，他們可以拒絕，但拒絕的結果，一定是滅亡。時至今日，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即使是在維也納金色大廳出演過的「侗族大歌」，都只能依靠口耳相傳，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記錄和整理，自然也就無法積極有效地傳承了，而無法傳承的東西是沒有生命力的。如鼓樓、風雨橋之類的建築技藝，至今還被侗族「掌墨師」所壟斷，無法通過正規的教育來擴大影響，甚至無法與正規的建築單位合作。因為建築是有行業標準的，誰能給「掌墨師」制定標準呢？所以，正經的建築就只能淪為尷尬的景觀，非如此不能進入市場。但市場的標準擺在那裡，不接受的結果會如何呢？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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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宋史·西南溪峒諸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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