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80年（上）
紅山文化得名於1935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濱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對赤峰紅山後遺址的考古發掘。1954年，中國學者尹達先生根據梁思永先生的意見，正式提出了紅山文化的命名。如果從1935年紅山後遺址正式發掘算起，到2015年，紅山文化的發現和研究已經走過了80年的歷史。80年來，紅山文化遺存的不斷發現和研究，大體上經歷了３個階段。
一、紅山文化發現探索期
第一階段約始於清末，終於1949年。這個階段為紅山文化的發現探索期。1908年，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在西拉木倫河、英金河、老哈河等地進行系統考古調查，在赤峰紅山後等地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60餘處。1914年，鳥居龍藏發表《東蒙的原始居民》一文，正式向世界介紹中國長城以北遠古文明信息，最早注意到了紅山一帶古文化遺存在史前時代的重要意義。
鳥居龍藏
從1919年起，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法國傳教士桑志華進進入赤峰地區，對紅山前一帶的古代遺迹進行調查，發現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由於諸多因素的制約，他們對紅山前後各個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址尚沒形成準確的認識。
桑志華
1921年6月，瑞典學者安特生與加拿大學者步達生髮掘了錦縣砂鍋屯洞穴遺址，在這裡發現了史前彩陶和玉器遺存。1923年，當安特生髮表錦縣砂鍋屯的發掘材料時，遂把其性質和年代視為與仰韶文化相當的古文化遺存。事實上，錦縣沙鍋屯洞穴遺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物兼有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兩種內涵因素，所以，沙鍋屯遺址應該是先於赤峰紅山後發現的一處紅山文化遺址。砂鍋屯洞穴遺址的發掘，是中國政府的外國僱員在遼海地區進行的第一次史前考古的正式發掘，在中國田野考古史上應該具有重要地位。
1930年，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從黑龍江一路南下經通遼、開魯、天山、林西、經棚至赤峰，在英金河流域及紅山前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了一批新石器時代及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採集到了一些陶片、細石器、打制石器、骨器及青銅器等遺物。1934年梁思永先生髮表了仰韶式彩陶的調查報告，該文分析了西拉沐淪河南北兩岸古代文化遺存的差異，同時論證了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作為中國南北文化結合部的重要歷史地位與文化特徵。
１９３３年秋季，以德永重康為首的「滿蒙調查團」在紅山前後採集了一批遺物並發掘了幾座石棺墓葬。１９３５年５月，濱田耕作、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對赤峰紅山後遺址的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實施了發掘。在發掘報告中，把第二住地址發掘和採集到的彩陶遺存命名為赤峰第一期文化（彩陶文化）；把在墓地和第一住地址發現的遺存命名為赤峰第二期文化（紅陶文化）。後來的研究結果表明，這裡的 「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紅山文化。關於赤峰紅山後發現的赤峰第一期文化的性質及其與相鄰地區史前遺存的關係，水野清一認為赤峰紅山後發現的彩陶與砂鍋屯彩陶的特徵不同。而濱田耕作則認為兩者是文化面貌最為接近的史前遺存。中國學者裴文中先生則指出，赤峰一期文化與沙鍋屯遺存同為彩陶與細石器的混合文化。
１９４２年，佟柱臣先生曾對遼西凌源牛河梁一帶的古代文化遺存進行調查，發現了屬於紅山文化的彩陶和一些新石器時代的石器。這種工作，對於後來牛河梁壇廟冢遺址的正式發現，應有一定的前期奠基作用。
毋庸諱言，如果從單純的考古學角度觀察，這一階段中外學者關於紅山文化的總體認識還十分有限。人們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材料，把紅山文化的發展面貌和內涵特徵概括為「三石」和「三陶」，即細石器、打制石器和磨製石器共生，彩陶、之字紋陶與泥質紅陶並存。嚴文明先生曾經指出，人們還沒有把紅山文化當做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對待，所以把這一階段叫做紅山文化的探索期。
二、紅山文化初步確立期
第二階段始於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約終於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此間是紅山文化作為獨立的考古學文化獲得正式命名及其文化譜系編年得以初步確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新中國的考古學家們繼續對紅山後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進行不懈的探索。１９５４年，尹達先生正式提出紅山文化命名，並指出：「如果將紅山文化的特徵作進一步的研究，根據這一線索，沿著長城附近的南北地區作系統的調查和重點發掘，將給研究遠古中國長城南北文化生活交互作用問題，及研究遠古中國的歷史以極其重要而豐富的史料。這是中國考古工作者應當密切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紅山文化命名的正式提出，意味著這種獨立考古學文化面貌被正式確立。
1956年夏，北京大學考古專業部分師生在裴文中教授帶領下到赤峰紅山後遺址和林西縣沙窩子鍋撐子山遺址進行調查和發掘。期間對紅山前的3個地點和紅山後的一個地點進行了詳細考察，並對第Ⅱ地點和北大溝住地遺址進行了試掘，同時還在當年日本人編號為C區和B區之間的弔死鬼溝山坡上清理了6座應屬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石棺墓葬，獲得了一批新的實物標本。在呂遵諤先生執筆的調查報告中，根據遺址中除了出土有鹿、牛、狗等骨骼殘骸外，還含有豬骨，同時還出土有大量的陶器、石刀和紡輪，指出當年日本學者關於「赤峰第二期文化」遺存的經濟形態主要是牧業的說法並不確切，而是農耕。而過去所謂「赤峰第二期文化」，實際上還包含幾個性質面貌不同的階段。新中國考古學者對於日本學者當初一些不甚準確的看法的糾正，對於後來本區史前考古學文化編年序列的正式建立，有著實質性的奠基作用。
1957-1959年間，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文物工作組的汪宇平、鄭隆、李逸友等先生也曾先後對林西沙窩子鍋撐子山、克什克騰旗瓦盆窯、富順永、巴林左旗福山地、南楊家營子等處史前遺址進行調查。
20世紀50年代末期以來，遼西區的考古學文化研究開始從以地面調查為主轉入以考古發掘為主的階段。60年代初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開始對赤峰藥王廟、王家店、西水泉、蜘蛛山、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金龜山、南楊家營子等地點進行有計劃地系統發掘。結果發現南楊家營子遺址的富河文化地層疊壓在紅山文化房址之上，蜘蛛山遺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地層疊壓在紅山文化地層之上，王家店遺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地層疊壓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之上，於是區分出了赤峰境內以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為代表的兩種新石器考古學文化和以夏家店下層、夏家店上層為代表的兩種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從而對遼西區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輪廓。西遼河地區兩種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和兩種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識別與正式提出，標誌著遼海史前考古學文化編年序列的初步建立，因此在本區史前史研究發展過程中應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1971年春，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民挖出了通高0.26m、完整無缺的大型「C」字形碧玉雕龍。1975年夏，遼寧省博物館曾對其性質進行鑒別併到出土地點現場調查，確認玉龍出土地點屬於一處紅山文化遺址。儘管當時並未能對這件玉龍做到準確識別，但其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學術意義卻不容忽視。
1973-1975年，調查並發掘了敖漢旗境內的三道灣子、四棱山和南台地遺址。結果在三道灣子遺址發現了一批製作較為精細的紅山文化彩陶，在四棱山遺址發現了結構複雜的紅山文化連室陶窯，在南台地遺址通過發掘獲得了一批房址、灰坑和祭祀坑遺迹，出土了一批造型和紋飾明顯有別於紅山文化的陶器，從而識別出了小河沿文化。發掘者根據器物類型分析和夏家店下層文化房址疊壓在小河沿文化地層之上的層位關係，進一步明確提出遼西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是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分期意見，從而進一步深化了關於紅山文化譜系研究的認識。
1973年夏季，遼寧省阜新市胡頭溝村西南牤牛河東岸斷崖上暴露出一座被河水沖蝕的石棺墓，當地村民從中取出玉器多件。同年7月，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與阜新市文化局實施了搶救性清理髮掘，同時還在南側清理了另一座隨葬玉器的多室石棺墓。結果發現這是一處墓上建有石圓圈、周圍置以排列有序的彩陶無底筒形器群、且以勾雲紋玉佩、玉龜、玉鴞等玉器隨葬的紅山文化積石冢。遼寧阜新胡頭溝墓地的清理髮掘，是紅山文化積石冢的首次發現與科學發掘。
1974年6月，原屬遼寧省昭烏達盟的克什克騰旗好魯庫種羊場放牧員在石板山一處花崗岩巨石下發現一批玉器，種類有玉棒、玉斧、玉環、玉錐狀器和綠松石串珠等。當時正在赤峰地區作綜合考察的賈蘭坡先生聞訊即刻協同李恭篤先生等趕赴現場進行調查清理，確認出土地點為一座紅山文化墓葬。
1979年４月，蘇秉琦先生正式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這一影響深遠的理論，將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概括為六大區系，把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分布重心、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北方文化區列為六大考古學文化區之首，稱為遼西古文化區，也有學者稱這一區域為「燕遼文化區」。
1979年夏季，遼寧省文物普查在進行試點工作過程中分別在凌源縣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境內發現了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即後來的牛河梁第十六地點）和東山嘴遺址。同年秋季，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別對這兩處重要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結果在東山嘴發現了紅山文化大型石構禮儀中心遺址，出土了一批包括雙龍首玉璜、玉鳥和各種坐姿人形神像在內的重要文物標本；在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正式發掘了３座地層關係明確的紅山文化玉斂石棺墓葬，出土了包括大型勾雲紋玉佩、馬蹄筒形玉箍、雙豬首三孔玉飾、玉鉞、玉環在內的一批重要紅山文化玉器，並且第一次發現了先後疊壓的紅山文化地層關係。
在紅山文化作為獨立的考古學文化被正式確立基礎上，伴隨著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提出和紅山文化玉器群以及大型禮儀建築群的發現，使得這一階段學術界對於紅山文化的內涵、譜系等問題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折性改觀。
未完待續
文字摘編自《遼寧師範大學學報
文字摘編自《遼寧師範大學學報》，作者：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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