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的政治態度：儒家如何在與王權合作中實現自我

提要：如果將先秦諸子對王權的政治態度做一基本分類的話，大體上有三種類型，法家、道家、儒家分別選擇了依附王權、疏離王權、與王權合作的不同政治態度。

先秦諸子學的特點是民間士人的獨立立說，體現了士人的獨立思想。士人會因自己的價值觀念不同，故而在面對王權時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同時產生不同的政治選擇和人生選擇。

資料圖

與法家依附王權、道家疏離王權的政治態度不同，儒家追求與現實王權的一種合作態度。所以，儒家往往既會執著地向君主權力集團靠攏，希望取得君王的信任，以進入到權力體系中去，參與國家治理的政治活動；與此同時，儒家亦會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和價值理想，並不會因此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一味地取悅於君主，像法家那樣完全成為王權的依附者。

儒家本來只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民間士人，他們希望成為與王權合作的政治家，他們憑藉什麼去與君王們合作？或者說，君王如何可能與他們合作？儒家士人並沒有掌握任何硬實力，既無軍隊，又無財富。他們唯有幫助君王治國理政的一套觀念和方法，即所謂的「道術」。但是，儒家之「道」不過是一套有關政治的價值理念，儒家之「術」則不過是貫徹這一套價值理念的治國方法和手段，他們這一套「道術」既不同於法家，又不同於道家，儒家卻殷切地盼望以這一套「道術」完成與君王的政治合作。對於那些急於富國強兵、開拓霸業的諸侯君主，他們需要並且願意採用儒家這一套道術嗎？

儒家學包含理想主義的「道」和實用主義的「術」的結合。一方面，儒家是一種獨立的士人群體，他們擁有超越現實政治、超越王權治理的政治目標，他們追求的政治目標就是「天下有道」、「仁政」。所以，他們的政治思想往往是理想主義的，他們設計了一整套理想化的政治價值，並且用這一套理想化價值規範政治、約束君主，也作為衡量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依據。應該說，對於那些急於富國強兵、開拓霸業的諸侯君主來說，儒家這一套道的價值理想、道德標準既無實際用處，又太高遠而難以企及，他們不願意也不可能接受儒家所謂的「道」。所以，儒家士大夫如果堅持自己獨立的價值理想，堅持自己的政治訴求，則常常會受到君主的冷落而成為「喪家之犬」，或者是和君主權力產生衝突而「以身殉道」。

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一個參與君主政治的士大夫群體，他們必須與現實政治的王權系統密切合作，實現國家治理的政治目標。作為積极參与現實政治、與君王合作的儒家士大夫群體，他們擁有現實政治運作的政治手段，掌握、倡導一套實用理性的「治術」。儒家士大夫的「治術」不僅包括有關禮治秩序、禮樂教化，還特別提出了富國、愛民、舉賢、足兵等一系列富強之治術。後來，儒家的經世之學，發展出了包括「禮樂」、「兵刑」、「食貨」、「吏治」、「兵賦」等有關國計民生的治國之術。他們以此作為國家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完成對政治功利的現實追求。儒家學者一旦成為「大夫」，他們就會將自己掌握的政治現實主義的「治術」付諸政治實踐，這也是後世出現大量「儒臣」並受到君主歡迎的重要原因。

儒家應該是一個有共同價值信仰的士人群體，但是儒學畢竟是一套入世的思想體系和價值信仰，當儒學拓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就成為一個由眾多不同社會身份、不同政治訴求、不同思想趨向的人們組合起來的龐大社會群體時。這樣，儒家士大夫的思想角度十分多元，層面十分多樣，儒家思想的內容十分豐富並不斷演變發展。所以，考察儒家士大夫群體、儒學思想體系時，應該特別注意某一個時代的儒家政治思想與作為兩千多年的儒學整體的區別和聯繫，注意某一個儒家學者的政治思想與作為體系化的儒學思想的區別和聯繫，注意某一個儒家政治思想或命題與儒學全體政治思想的區別和聯繫。我們應該肯定：孟子是儒家，荀子也是儒家；董仲舒是儒家，王充也是儒家；王安石是儒家，邵雍也是儒家；許衡是儒家，劉因也是儒家；倭仁是儒家，康有為也是儒家。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每一個具體的儒家學者，都是儒學基本思想、信仰的追隨者，但是每一個具體的儒家學者，又只是儒家部分思想的遵循者、實踐者。儒學系統需要這些不同類型、不同旨趣、不同道路的實踐者，才能夠更好地推動儒家思想體系、儒教文明體系的建構，更加充分發揮儒家文化的功能，更加全面完成儒教文明的奠定。

*本文系嶽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教授《先秦諸子政治態度平議》第二部分，原載於《現代哲學》2017年第2期，鳳凰國學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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