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場噓國歌,先別急著罵「港獨」

　　在11月17日晚間的世界盃預選賽中，國足客場對陣中國香港隊。比賽前奏放國歌時，場內香港球迷再次以噓聲壓制國歌。

　　在中國香港隊前幾場比賽中，都出現了主場球迷噓國歌的惡劣現象，即便在遭國際足聯處罰後，部分香港球迷仍我行我素。除了噓國歌外，部分球迷也選擇了「曲線鬥爭」，以標語的形式示威，甚至在對陣國足的賽場外舉出「外敵當前」的條幅。無論是香港球迷的噓聲、標語，還是香港球場對主客場球迷採取的隔離措施，無疑都凸顯出了當下的香港對內地的疏離。

　　香港雖已回歸18年，但是人心對祖國的認同卻並未真正建立起來。特別是近年來，伴隨著「雙非嬰兒」、「搶購奶粉」、遊客素質等問題，以及去年的「佔中」事件等，陸港矛盾在不斷積累、升級，兩地間築起「新的長城」已是不爭的事實。更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衝突，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浪潮也逐漸興起，「香港民族主義」、「香港城邦論」等不斷湧現，一些激進人士甚至拋出「香港歸英」的主張……如今的香港社會，對中國的認同感相比回歸初的十年的確有一些衰退。

　　與此同時，內地對香港的不滿情緒也大幅上升，許多人痛斥現在的香港是「洋奴」、是「數典忘祖」的「港獨」分子。然而，在批判之餘，我們也應反思，是什麼原因使得曾經的「東方之珠」，變得如此叛逆與躁動。

　　內地與香港，受歷史與現實諸多因素的影響，在看待許多問題上的思維方式並不相同。比如「一國兩制」，北京強調的是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一切工作以國家的統一為出發點;而香港則看重「兩制」，認為兩地本應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關係，中央不應對香港有太多干涉;再比如港英當局，北京認為是殖民主義，許多香港人則認為是「民主先驅」、現代化功臣。至於對「普選」的認知，兩地更是爭得不可開交。不同的思維、不同的語境與不同的解讀下，又缺乏有效的溝通，自然導致兩地的誤解不斷加深。香港質疑北京「背信棄義」「漠視香港民意」等無端指責、給中國扣上「天朝主義」的帽子也就不難理解了。

　　除了思維的不同外，香港民眾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也是導致今日對內地疏離的原因之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最為繁榮的時期，當時香港的GDP相當於全中國GDP的四分之一。然而，隨著內地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經濟騰飛，香港的經濟龍頭地位在不斷動搖。如今的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經濟總量都已先後超越香港，使後者的光環黯然失色。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大批香港企業進軍內地，老闆們賺了個盆缽滿盈，而本港較低階層的工人則面臨著失業的窘境;歷經幾次經濟危機的衝擊，香港可以提供的就業機會比以往更少，加之越來越多的內地資金和人才湧入香港，使得本地民眾的生活受到很大影響。物價上漲導致負擔增加，失去升遷機會導致階層固化，加之當權者重視與大財團的聯繫，壯大了富豪，卻沒有使本地民眾獲得真正利益，種種失落與焦慮相彙集，演化成了現在對內地的不滿。

　　香港的經歷並非個案。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資金、技術、人才得以整合，形成了新的社會分工，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首當其衝，他們也自然成為了反對全球化、捍衛本土利益的急先鋒。因此可以說，香港的本土價值觀的形成，也是當代世界的本土化運動的一部分。香港是個典型的工商業城市，人們在乎的始終是自己的利益。港英當局治下的香港恰逢經濟黃金期，在「努力即可發財」的期望下，哪怕當時的港人的政治參與受到了港英當局的限制，他們也不會在意;然而回歸後的香港經濟不景氣，人們在閑暇之餘便開始更關注政治訴求的表達。不巧的是，這種全球化浪潮恰好與內地經濟的騰飛合拍。奪走香港機遇的內地，自然成為了香港遷怒的對象。於是很多人開始懷念八十年代，拾起「殖民美夢」。也有一部分人為香港夾在中英兩大國間的身份感到迷茫與不適，因此希望立足於本土，發出香港自己的聲音。

　　然而，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因移民而誕生的都市，歷史難說悠久，文化亦為融合。本土人士所謂的「香港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台灣的本土化理論而產生的。然而與台灣相比，香港能夠支撐起這套理論的歷史基礎顯然更單薄。如今能形成漸趨強大的本土力量，與其說是依靠內在的凝聚力，倒不如說是利用了外在的「威脅感」。內地水貨客掃貨對本地民眾生活的干擾、「雙非兒童」對本地資源的擠占、內地遊客的不文明行為等等都給港人留下了負面的印象，也讓港人感到了內地對自身生活的威脅。這也給一些別有用心之人採取激進行為提供了借口。於是他們將這些現象升格概括為「中國的威脅」，將內地作為一個靶子進行攻擊。從去年的「佔中」到今年的噓國歌，無疑例外是圖謀通過攻擊中國建構起香港本土的「民族認同」。

　　總結來看，聒噪的香港本土化雜音的背後，蘊含的是太多港人對現實的不滿。香港的人心回歸工作，註定還要有很長的路要走。而現在首先要做的，應該是以溝通消化誤解，防止將現在的不滿情緒升級為對立。因此，片面地將香港社會存在的反對的聲音「一刀切」式批判、歸為「港獨」、「受外部勢力蠱惑」並非明智之舉。解決這種分離傾向，關鍵還是要回歸到問題的根本。所以我們雖抨擊一些反對派、本土派的行為，指責其綁架大多數沉默者的民意，但也應注意到，在今後的對港政策中理應更好地照顧到這「沉默的大多數」的利益，這樣才能有效地爭取香港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