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很容易，制定戰略卻很難」——西方的困惑和極其黯淡的前程

［摘要］許多「精英」把現在西方民眾的憤怒簡單稱為民粹主義，這值得商榷。西方民眾的憤怒從本質上來講，源於現在西方社會經濟衰落、生活下降，議會不靈、政府無能，人口失衡、白人失勢，信仰危機、上帝死了的現實。西方政治家也在不斷尋找復興資本主義的辦法，試圖改變一些政策。但是，在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具有內在否定性」規律的支配下，資本主義進入後期危機，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上述問題不能根本改變。

［關鍵詞］民粹主義 福利制度 議會民主

本文的題目引自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3月3日發表在《紐約時報》網站上的一篇文章。這句話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精英目前的困惑心理。他說：「憤怒很容易，制定戰略卻很難。憤怒會提供必要的動力，但只有戰略能帶來勝利。」

精英把民眾的憤怒稱為民粹主義。重要的是要知道民眾為什麼憤怒？新戰略有個大概的輪廓了嗎？我們不妨先從憤怒談起。

一、西方百姓怒從何來

100多年來，西方一直是很傲慢的。他們的歷史觀是「西方中心論」。他們的心態是「我們很富有，我們很高尚」。他們堅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領導下，世界最後會被他們的信仰普世化。與此同時，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和多黨議會民主也會普世化。他們堅信這是上帝給他們指出的一條救贖之路，不容置疑。

1989年後，東歐劇變、蘇聯瓦解，他們更是興高采烈、信心滿滿，認為「歷史終結了」。可是經過了僅僅27年，他們看到的現實世界與他們想像的大相徑庭，沒想到把最大的敵人蘇聯整垮之後，接下來走下坡路的竟是他們自己。轉眼間，「政治正確」變得不正確了，炫目的精英變得討厭了，推廣民主卻帶來國內外的混亂。而他們十分看不起的、就等著崩潰的中國卻飛速發展了起來。所以他們覺得當今世界是「陌生的世界」「失序的世界」「令人生畏的世界」。更令精英階層頭疼的是國內氣勢洶洶、怒氣沖沖的老百姓。精英們稱他們的怒氣是「民粹主義」，是當前亂象的禍根。但政客再想拿慣用的競選語言來哄哄選民已辦不到了，而「不入流」的特朗普卻硬是憑藉民眾愛聽的粗口大實話吸引群眾，乘勢當上了總統。西方確實遇到了幾百年未遇之大變局，面臨經濟危機、制度危機和價值觀危機。自古以來老百姓憤怒都是天大的事，一定會推動變革。

概括起來，西方百姓的憤怒大致由於以下四個原因。

1.經濟衰落生活下降

英國《衛報》網站2017年3月26日的署名文章說：「領袖們絞盡腦汁試圖弄清為什麼大批選民如此憤怒，答案其實很簡單，是經濟失敗的結果。金融危機以後的10年顯示，40多年來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治理體系已經崩潰。」

這種治理體系「把職場的力量平衡向資方傾斜，把人當成工資的奴隸，確保增長果實為少數人而非多數人佔有。」政府對金融危機的處理結果是，「對全球金融危機負有責任的人逃脫了處罰，而無辜者卻首當其衝地承受緊縮的痛苦」，有的人失去了終身的積蓄，有的人因交不起房貸被趕出家門。這就是促成「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真正原因。1%與99%之間尖銳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會思潮和選舉運動中來。

關於貧富懸殊有許多統計數字，《衛報》報道，1961年到1969年，美國底層90%的人口收入占收入增長的67%。而到了2001年至2007年，國民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底層90%的人口只得到兩美分，其餘98美分都被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囊中。

在這一個歷史階段中，美國經濟的三大特點是金融化、虛擬化和全球化，大資本家賺得盆滿缽滿，而包括白領在內的普通百姓的工資停滯，生活下降。美國白人藍領工人體會更深，原來的小康生活沒有了，許多人失業等待救濟。他們的憤怒成了把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的一支重要力量。

2.議會不靈政府無能

在當前的體制下，老百姓有了難，眼睛當然要盯著議會和政府，然而，他們看到的議會只是在無休無止地爭吵，而政府則被捆住手腳，渴望的事情很難辦成，有時還要關門。這樣的狀況怎不叫人憤怒？

議會和政府專為華爾街辦事已是公開的秘密。日本《金融財政商貿》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學者依藤貫的話說：「美國政治是被華爾街的金融家所操縱的。」柯林頓政府在魯賓、薩默斯等人的領導下，「對華爾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單全收」。

議會內外充斥著代理人，他們的爭吵聽起來義正詞嚴，實際上是各利益集團的爭奪，老百姓能指望他們為自己仗義執言嗎？金權操縱、黨派惡鬥、否決政治、遷就眼前，已成了這種民主的代名詞。難怪「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訪談中說：「我的確認為，美國政治體系出現了故障，兩極分化、癱瘓、由特殊利益主導。」

福山一貫認為西方民主體制是最好的，然而，最好的體制卻難辦事，這是他無法回答的一個悖論。他對記者說：「美國在依法治國問題上做得完全過火了。比如要在加利福尼亞修建一條公路，那麼理論上講，4000多萬公民對此都擁有否決權。那可能最快需要15年時間才能動工。」這種聽起來很美、說起來很高尚的民主，老百姓受得了嗎？

最糟糕的是這麼多年來美國一直要把這樣的民主「普世化」，或動刀動槍，或顏色革命，鬧得所在國戰火紛飛，難民如潮，天怒人怨。

3.人口失衡白人失勢

美國是移民國家，最早的移民都是白人。三個世紀以來，盎格羅—新教文化對於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來說一直居於中心地位。但是，這種中心地位隨著新移民及其子孫的繁衍，美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引起了白人學者的極大憂慮。塞繆爾·亨廷頓2004年為此寫了《我們是誰》的專著，著重研討人口結構失衡後美國的走向，如果美國的白人不佔優勢，「我們」的美國會變成什麼樣呢？

13年過去了，人口結構越來越將白人擠到邊上去。1965年美國修改了移民法，在此之前，80%的移民來自歐洲，但1965年之後，80%的移民來自發展中國家。1960年，美國人口比例是：白人85%，黑人10%，拉美裔2.6%。但到了2017年，白人60%，黑人13%，拉美裔18%（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則為20%）。

最近7年里，美國新生兒超過半數都不是白人，預計到2024年，20歲以下人口的一半都非白人。這次美國大選，60%的白人投特朗普的票，反映的是白人對非白人移民的恐懼和歧視。

還有一個新現象，到本世紀20年代，美國新增勞動力的一半以上是非白人，他們的收入比白人低，但他們今後「將供養過著退休生活的富裕的白人老年群體」，他們之間能否心平氣和則是一個未知數。

在「銹帶」生產線上被迫下崗的白人藍領工人，明顯有一種失勢和屈辱感，但在人口比例已有了重大改變的今天，他們只能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的遊行隊伍中去體會一下白人團體當年的威風。

4.信仰危機上帝死了

美國是歐洲的衍生物，但獨立後一直想保持自己的特性。托馬斯·傑斐遜總結提煉了「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即17、18世紀美利堅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產物，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基督教、英語、宗教使命、英式法治理念、統治者的契約精神、個人主義、工作道德、相信人的能力、有義務創建塵世天堂即「山巔之國」等。這些東西就是他們的精神支柱。用亨廷頓的話來說，這些「成為他們自由、團結、實力、繁榮以及作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義領導者的地位的源泉」。因此，19世紀到訪美國的歐洲政治家都恰如其分地稱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然而，今天的美國已遠離了當年的「美國信念」，這不但反映在上教堂的人越來越少了，而且，更可怕的是先民的子孫們早已不把這種「信念」（其中包括原始基督教的普愛、勤儉與向善）當回事了，華爾街代替梵蒂岡和耶路撒冷成了新的聖地。他們信仰的是「商品拜物教」，一夜暴富是他們祈盼的新的「顯靈」。

特朗普的重要顧問之一史蒂夫·班農2014年在一次演講中說：「我相信自蘇聯倒塌之後的幾年，我們走得有點脫軌了。我強烈相信，這是一場我們教會的危機，我們的信仰的危機，西方的危機，資本主義的危機。」他還說：「我相信世界，特別是猶太—基督教的西方，正處於危機之中……這既是一場資本主義危機，本質上更是我們所信仰的猶太—基督教西方的基礎的危機。」

「山巔之國」本應該是人們仰望的榜樣，是人們的精神可以嚮往的地方。然而，以「我們富有，我們高尚」自豪的西方人，除了極少數大富翁外，現在都變得不那麼富有或變窮了，也不高尚了，變得赤裸裸地利潤第一、唯利是圖了。這樣的「人間天國」如何維持下去呢？今天連教皇也在批判資本主義，講得很深刻，很動情，但他能改變西方的現實嗎？尼采早就說「上帝死了」。上帝本來就沒有，但人們內心期盼有一個凌駕於人間之上的「最高正義」，如果連這一點精神安慰也被金錢粗暴地凌辱了，心將何以安放？靈魂將何以安穩？所以布萊爾說當前的西方危機既「在經濟的意義上發生，也在文化的意義上發生」。

二、新領導人難以應對三大挑戰

綜上所述，現在西方不管誰上台，都得應對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挑戰。特朗普說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用美國人，買美國貨」。馬克龍在當選前夕的訪談中說：「我會考慮法國人的憤怒」，自比「『衝破制度』的聖女貞德」，準備走不左不右的路線。他們都贏得了掌聲，但前面的三大挑戰十分嚴峻，從目前的言行看，他們在試圖改變一些政策，但拿不出切中時弊的治本之策。

1.資本主義已陷入後期危機

近期西方經濟似乎有復甦的跡象，但更多的人認為世界正在或已經進入「停滯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門是資本要贏利，如果贏利較大，分配相對合理，那麼社會就會呈現令發展中國家羨慕的景象。要命的是，現在在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具有內在否定性」規律的支配下，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贏利微薄，甚至虧本，而已經構建起的福利制度在西方議會民主的推動下，已經不堪重負，許多國家只得借債度日。

德國《商報》2017年4月13日文章介紹了「資本具有內在否定性」的理論，作者寫道：「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從他的勞動價值理論推導出一種對《資本論》全集具有重要意義的認識——『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鑒於勞動生產率通過技術進步得到提高，同時降低了僅僅創造價值的人力資源的相對重要性，因此也減少了資本家的利潤。再加上資本家之間的相互競爭，不斷壓低報價，以便能經受市場的考驗。因此，馬克思寫道，資本收益的下降雖然能暫時停止，但據他估計，隨時會達到因為創業者可期待的回報率太低而不再投資的某個點。結果是：最終將所有經濟領域推向危機的投資大罷工。」

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美國搞金融化、產業空心化，結果導致金融危機和工人失業。由於新興國家的崛起，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率還在下降。2008年危機後，為了救急，各國都是以「量化寬鬆」的名義大印鈔票，結果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已由危機的拯救者，變成新的危機的製造者。專家學者們認為，僅僅政府累積的債務，就足以單獨引發一場巨量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先看看全球的情況。國際金融協會最新公布的數據表明，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債務高達217萬億美元，佔GDP的325%。進入21世紀以來，債務一直在快速上升，卻並未帶來經濟的較快增長。這意味著債務越來越重，而償還能力越來越弱。

再看看美國的情況。美國的公共債務2006年為8.68萬億美元，2016年為19.97萬億美元，佔GDP的106%。政府借的錢是機器印出來的，不是根據實際商品和勞務的產出「生產」出來的，所以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斥之為「從直升機上撒錢」。

專家們認為，當利率水平降低到零甚至負數時，就說明資本不贏利了，貨幣供應就無效了。現在美聯儲要加息，並不是經濟復甦，而是鈔票的遊戲已經走到盡頭了，再濫發下去，水就要溢出堤壩。如果有新危機發生，再印更多的鈔票也沒有用了。

特朗普上檯面臨的就是這麼一個爛攤子。他現在正在賭一把：大幅減稅，盡量降低政府開支，讓企業興旺起來。他的如意算盤是，一旦經濟好了，償債能力就強了，債務負擔就會減輕。可是，如果減了稅，政府收入下降，開支卻降不下來，而企業贏利能力沒有上升，怎麼辦？這就是包括特朗普在內的一些新領導人必須回答的問題。前景很不樂觀。

對於人們擔心的「停滯時代」和新的危機會帶來什麼後果，有些經濟學家坦言「不敢想」。也許那時不得不學冰島，銀行統統倒閉，存款和證券泡湯，一切歸零，金融家也得穿起工裝褲去幹活。冰島只有30多萬人口，有10萬人要移民。冰島是幸運的，生存下來了，要是發生在別處，會不會引發一場動亂席捲大地呢？

2.「民主制度」能容得下強人領導嗎？

現在世界上有一股所謂「反民主」的潮流，準確地說，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推廣民主」幾十年後，老百姓終於看清了這種「民主」到底是什麼貨色，已經相當厭煩。老百姓是實實在在的，如果民主不能帶來社會安定、政界清明和生活改善，這種民主又有何用處？社會亂了，老百姓反而歡迎一些強人來展示雷厲風行的能力，為老百姓真正辦成幾件好事，這比口吐蓮花的演講和高尚的口號實用得多。

據法國民調機構益普索最新公布的調查，受訪者對強人寄予希望的比例是：英國（67%）、法國（70%）、義大利（67%）和西班牙（72%）。其中80%的法國受訪者表示支持勇於重塑遊戲規則的領導者。一位德國學者最近嘆息說「宣布事情很複雜，建議用溫和的解決方案」的改良者，總是不大受歡迎，群眾往往是性急的。

特朗普正是以強人的形象上台的。他說：「我不是普京的朋友，但我尊重他。因為他是一位強人……比我們的（奧巴馬總統）強得多」。他一進白宮就拿起筆來簽署了一些法令，例如TPP協議說廢就廢，雷厲風行。5月10日，特朗普突然解除了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科米的職務。有媒體分析，是因為科米沒有處理好希拉里「郵件門」事件。像這樣明目張胆挑戰制度的報復行為，實屬罕見。

特朗普的「胡作非為」令建制派十分擔心，他們認為他是一隻老虎，要麼關在制度的籠子里，要麼把籠子沖壞。經過100多天的觀察，大家似乎放心了一點，說他正在被「馴服」，但他的特點是隨意、不可知和憑直感行事，這樣的領導會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什麼，大家都在觀察。這也引起人們思考：現有精英極力維護的制度難道不應該改良，甚至打破嗎？不過，倘真地打破了，又會是一種什麼局面呢？強人會不會變成希特勒呢？這些都是未知數。

3.「讓思想衝破牢籠」更難

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基礎是個人主義，而它又被「自由、平等、博愛」等美好的辭彙和宗教外衣包裹著。這種個人主義驅動人們去追逐利潤，幾百年里創造了人間巨量的財富，卻也帶來了無法彌合的貧富差距。當今西方社會的種種社會問題都由此而來。社會越不平等，希望衝破個人主義的思想牢籠，創建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新社會的人就越來越多。

如前文所述，布萊爾也認識到西方的思想文化出了問題，但他不知道如何改變。近年來的選舉中，美國的桑德斯，法國的娜塔利·阿爾托等都大力宣揚社會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阿爾托成功地拿到了法國的500張市長支持票，成為今年競選法國總統的11名候選人之一，頗不平常。她公開說：「我參選不是為了當總統，而是為了讓資本主義制度分崩離析！……總統大選是一種被操縱的遊戲，選舉不會改變法國人民被剝削的事實，也不會改變被金錢和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秩序。我們想做的是推翻它。」按「政治正確」的西方標準來衡量這些言論真是太出格了，但她畢竟還是成了總統候選人之一，說明她身後確有一股不容忽視的人心的力量在支持她、推動她。社會越糟，這股力量就會越大。

她知道自己當不上總統。她的競選主張：禁止企業解僱工人、把最低月工資從1150歐元提高到1800歐元、把大企業國有化……，在現有體制下斷難實行。她的出現說明了西方的焦慮：不改不行，但改成什麼樣，怎樣改？大家不清楚。所以才有「制定戰略則很難」的感慨。

馬克思說：「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地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他還指出，在從資本主義到實現理想的共產主義之間，有漫長的過渡階段，現在正處於這個歷史階段。這是要許多代人才能走完的路。如何走好，現在很難回答。

在這個階段，有一個問題必須回答：如何既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同時又使大家和衷共濟、互為一體？可以相信，用合作共贏的思想來代替個人主義的唯利是圖，一定是歷史必由之路。當然，具體怎麼走，還得走起來看。

三、對中國的啟示

100年前，十月革命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嘗試建立一種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這種探索一直被西方妖魔化，馬克思主義也無數次被宣布過時了。歷史證明：只要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平等的，貧富差距太大，憧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就會源源不斷，越來越多。

現在西方有一個現象，即沒有經歷過冷戰的一代人已經長大成人了，他們驚訝地問：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呢？實現社會主義不是挺好嗎？

最近有兩個在中國學習、工作的外國年輕人成為中國的網紅，他們的「童言無忌」頗具深意，值得一讀。

法國小夥子「鋼蛋」（Quentin）說：「在我眼中，中國的政治是全世界最優秀的。說實話這也是很多國家害怕中國的原因。就好像人們經常對厲害的人感到吃驚或害怕。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想要做什麼可以很快做到，效率很高。你們也許不知道在法國光做一個計劃就要五到十年。所以，你們現在擔心的東西一定會好起來。」他又說：「中國真的進步很快，說實話我挺羨慕你們的，有時候覺得我們國家要是也有這樣的政治說不定會更好。」

在中國學習的伊朗小姑娘蘭蘭(Negar Kordi)說：「很多中國人總是一直批評中國，我開始是覺得他們不愛中國，或者太愛西方，後來我發現其實是他們給中國定了很高的標準。即使世界第一都不夠。要比所有國家好出很多很多很多才行。有時候我覺得這才是最值得中國人驕傲的。」她的這條帖子得到三萬多個贊。

用他們的話來對照國內外的輿情，值得深思。中國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西方總說要把中國「融入世界主流」，實際上是要融入西方的資本主義潮流。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他們是真心要把中國引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來同他們競爭嗎？其實，他們期望的中國是在他們的主導下乖乖地當個打工仔。第二，社會主義代表著人類的希望，這才是主流，憑什麼要我們隨波逐流地追隨他們呢？

我們要自信。我們正走在一條希望的大道上，雖有坎坷和曲折，我們也應風雨兼程，一往無前，堅信道路會越走越寬廣，越走同行者會越多。

（作者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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